一部對勞改制度的起訴書 於大海 喬治。奧威爾在1946年的《政治和英語》一文中說：「在我們的時代，政治演說和寫作 多是在辯護不可辯護的東西……政治語言基本是委婉、令人起疑之語和含混其辭」。用奧威 爾的話來描寫今日中國，倒是滿合適的。和其他獨裁者一樣，中共領導人也是用公允甚至褒 揚的標籤掩蓋其惡行的高手。一個普通民眾沒有政治發言權的政權，被稱為「人民共和國」。 一個用於奴役、恐嚇人民的軍隊，被稱為「人民解放軍」。近年對國有企業的全面掠奪，是 在「市場化」的幌子下實現的。生活在中共政權淫威之下的人，從來只有重複官方說法、必 要時與當局配合的命份。儘管如此，好聽的標籤仍有助於當局徵召打手，也有助於愚弄民眾， 使他們更甘願放棄與生俱來的基本權利，屈從於當局的意志。「勞改」就是這樣一個好聽的 標籤。乍看上去，通過勞動得到改造像是好事。改造或者自新難道不是刑事制度的目標嗎？ 勞動難道不是高尚的活動嗎？既然如此，勞改又有什麼不好呢？由肯普曼和理查森編的新書 《勞改：中國的鎮壓機器》（Laogai： The Machinery of Repression in China）對這個 問題給出了令人信服的答案。 《勞改》一書引用大量資料說明，勞改制度的問題是如此之多，勞改這個名詞本身已經 失去了字面上的意思。勞改不是通過勞動得到改造，而是鎮壓的機器。首先，勞改是藏在帷 幕後面的秘密運作。勞改營一共有多少囚徒？《勞改》一書根據勞改基金會的研究結果，估 計囚徒總數為300到500萬。這個數字這樣不確定，是因為中共當局常常拒絕提供有關其統治 的基本資訊。勞改營的個數和所在地，中國一年裡執行死刑的人數，以及「六四」死傷人數 等等，也和囚徒人數一樣，被當作國家機密。誰想將這些情況搞清楚，誰就可能被冠以「洩 漏國家機密」的罪名，送進勞改囚徒的行列。中共領導人顯然認為，對資訊的壟斷是他們維 持政治權力壟斷的一個重要手段。陽光照不到的地方，毒蟲怪獸正好橫行。如果社會上連囚 徒的數目及他們被關在哪裡都不知道，這些囚徒又能有什麼權利呢？實際上，正如《勞改》 所生動描寫的那樣，面臨關押的人常常在走進勞改營之前便受到了不公平的對待。在民主社 會裡，被告有諸多基本權利，如聘任律師、與證人對質、公開審判、拒絕招供等。在中國， 這些權利均得不到保障。在處理任何較大案子時，法官都得遵照中共黨組織的決定。在這種 情況下，上訴幾乎從來都是白搭。勞教是中國刑事制度特別落後的一部分。作為廣義的勞改 制度的一部分，勞教允許長達三年的行政拘留。送人去勞教，不需要經過任何類似法院審訊 的程式。如果說中國刑事制度在其他方面落後於啟蒙運動所揭示的觀念的話，勞教則只有中 世紀的水平。在勞改營裡，囚徒完全受制於獄吏。由於雙方的權力相差太懸殊，囚徒只有逆 來順受。如《勞改》所述，人身虐待貫穿於整個勞改系統。毆打、長時間的單獨囚禁、不給 飯吃以及打擾睡眠，都是屢見不鮮的。這些手段，決不是為了普通意義上的改造，而是為了 將人馴化成溫順的動物。《勞改》對奴工問題有詳盡介紹。中國經濟走向市場化後，全社會 瘋迷於追求利潤。一些幹部很快意識到，勞改囚徒是一種難得的資源。一個奴工經濟在勞改 營裡崛起了。古人靠對外戰爭掠取奴隸，而今日中國則從自身內部找到了奴工的來源。勞改 營成了獲利機器，獄吏成了企業家，相關的刺激機制也變得更為畸形了。關押更多的囚犯不 再是負擔，反而可以增加贏利。勞改系統由此變得更為殘忍。許多奴工產品，包括玩具、衣 物和文具，還得以非法出口。我們在西方購買中國產品，說不定會不經意地促進中國的奴工 經濟。勞改的這些野蠻特徵已足以讓人發指。更無法容忍的是，中共不僅用勞改對付一般意 義上的罪犯，還用它對付政治、宗教犯。中國有多少政治、宗教犯？這方面的數字當然也屬 於國家機密。但這個數字顯然是相當大的。中共當局刻意將政治、宗教犯與一般罪犯給予相 同對待。這使得同一架鎮壓機器可以多用，也有助於將政治、宗教犯魔鬼化。當然，這種做 法違背良知，也違反中共所簽署的諸多國際公約。 與毛澤東時代相比，今天的中國是有進步的。《勞改》對鄧小平的包括司法方面的改革 給予充分肯定。與此同時，《勞改》以充分的證據說明，今天的勞改和40年前的勞改，在本 質上並無區別。鎮壓機器也許運轉得更平穩了，但它畢竟還在運轉。許多人有個模糊的概念， 就是極權主義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他們天真地歡迎中國國力的增強。這些人有必要讀一讀 《勞改》，因為此書可以提醒人們，早已不合時宜的極權主義仍存在於中國。一個對本國人 凶狠的政權是不會對別國以禮相待的。 中國如果不實行民主改革，其國力的增強將成為對世界文明的威脅。《勞改》是一座活 的紀念碑，也是一部對一架吞噬了數百萬人、至今仍不肯善罷甘休的鎮壓機器的起訴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