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程海果

（新西蘭）周素子


    海果去世了，雖然近年以來她的身體已逐漸衰敗，但對她的去世還是覺得突然。我一直
沒有覺得她已步入老年，她是不會老的。在《北京之春》今年9月號的封三上，有她與方勵
之夫婦的合影，還是充滿活力，沒有病容。可是她去世的消息是真實的。

    2007年暑期，她參加了洛杉磯舉行的「反右運動五十週年紀念會」後，逗留美國期間，
由胡平來電相約，我和海果通了電話。我們在電話中作了長談，回顧了上世紀80年代的會面，
過去將近30年了，都老了，她說她身體不好，獨自在巴黎居住，深感孤獨寂寞，我勸她爭取
時間寫下自傳，紀錄她坎坷不平凡的一生，是給後世的財富，這一代知識份子的遭遇，是對
專政的控訴，一定要寫下來。她又提到前些年曾在澳洲居住過四個月，但那時她不知道我和
陳朗在奧克蘭，否則紐澳相近，可以順道來訪。我們邀請她，條件許可時，一定來奧克蘭小
住。但是她去世了，不可能如願了。

    1980年暑期，海果從金華市來杭州訪問過我倆，在我們武林村的閣樓裡，住過多天。那
時國內正是「落實政策」的時期，倖存的右派們紛紛回城參加工作，我也從鄉村回城工作，
在一所中專教書，正是40多歲的壯年。海果雖然不讓「摘帽」，但她也被落實在金華市文聯
工作。一經安排，就有許多人找她辦事，大多是法律方面的事，人們信任她，覺得她有能力
判斷、找門路，她原先是學法律的。人們明白，在中國這個權大於法的國家裡，一個曾經坐
牢，今日又並非身為律師的人，能有多少能量？但是人們還是以為通過她的能力、關係可能
解決問題，甚至連出版書籍也托她找門路，那次她來我家，即帶了曹天風的詩集〈水平集〉，
來找尋出版機會，尋求門路。她的熱情奔放、助人為樂、天真爛漫，給人印象至深。她的個
性並不因為磨難而變成冷酷！

    在我閣樓的某個深夜，我倆曾經深談，她責備自己不是好妻子好母親，她覺得自己不應
該結婚，不應該為人母，她的兩個兒子都是她母親帶大的。她是思想家、革新者，她是社會
的，不屬於個人的。這個世界未能提供她施展的機會，是社會的過錯，社會的不公。

    我和程海果有太多的共同處，我們同是上世紀50年代的大學女生，年齡相仿，我們是小
同鄉。她和陳朗同是浙江溫蛉人，我的樂清縣與她是相鄰而居，說著同樣的方言，且同時被
淪為右派，得到同是下鄉勞動的處分，只是她比我更慘烈，陷身囹圄多年，後期關在浙江永
康的一個勞改農場裡。

    但是她與我又是不同的，她觀點鮮明、有思想、有抱負，她的右派當得轟轟烈烈，全國
聲討。在反右初期，我欽佩她，我在報章上識得她，她當然不認識我。她在廿多歲的即是文
章高手，洋洋數萬言，言之有物，有改革綱領，這才是右派。而我算什麼？我糊里糊塗當了
右派，戴了帽子，還問別人「右派隱藏在哪裡，什麼是右派」？還期盼黨國有一天會告訴我，
給我平反，說他們反我反錯了，幼稚可笑，有負於這頂大帽子。在反右前，我不過問政治，
平日不看報紙，頭腦裡沒有一顆政治細胞，成天努力學習鑽研業務，期待今後當個教授。我
和海果又是相去太遠，那個時候我倆互不相識，可我知道她，她不知道我。

    1980年以後約81年，82年，海果到北京尋找胡耀邦等老關係，想通過他們達到摘帽、創
造前程，她逗留北京較長時間，並數次到北京。因為與陳朗老友陸陽春也是老師，由陸陽春
介紹給陳朗，嘗借榻在陳朗和平裡的寓所，那時陳朗從流放地甘肅返回北京不久，先住和平
裡，後住團結湖，算是我們在北京的家。二幼、三幼也在北京求學，週末都在家。海果到北
京活動不止一次，大都住我們北京的家中，與二幼、三幼結下很好的友誼，在給我杭州的家
信中常常道及海果種種。

    我在上世紀70年代已被趕出蘭州，曾流落在陝西富平一帶，後直接回到杭州，得以落實
在杭郊謀生，故在一九七八年「落實右派政策」能回杭城工作，我們有南北兩個家。孩子們
小時住杭州，長大後到北京上大學，故海果在北京活動期間，在家庭成員中獨獨沒有見過我。
孩子們在寒暑假回杭度假，不但帶來海果的種種訊息，還帶回她遺留我北京家中大袋小袋的
東西。

    我在杭州見到的海果，雖在中年，仍然朝氣蓬勃，仍然信心滿滿，似肩負千斤重擔，仍
然敢說敢為，不畏強暴。15年的勞改生涯，並未擊垮她，還是有理想有抱負的人，也是一個
可愛的人。

    可惜的是黨國沒有肚量容她，不能利用她的智慧，她在國中不能容身，即使她不出國也
不會得到施展，因為她鋒芒畢露。

    我和海果僅在杭州一面之交，今後天南海北再無會期，海果先我而去世了，她的未竟的
理想、抱負，要在中國實行民主，這有待我們的努力。我相信世界潮流如此，民主是人類共
同的願望與目標，這遲早也會在中國大地上實現，那時後人千萬別忘了祭告海果在天之靈！

    有關程海果（林希翎）的文字，我在拙著《右派情蹤》一書中有較祥細的記錄。《右派
情蹤》2008年由香港「田園書屋」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