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懷敵人的寫作——讀《中國地圖》，兼及《有沒有》 （成都）李文倩 除了穿越黑暗之路，人不可能通向黎明。 ——（黎巴嫩）紀伯倫：《沙與沫》 敵人 寫作是一種行動。它與勞動不同。勞動是為滿足人基本的生物性需求而進行的一種活動， 儘管它無比重要，但不是人的全部。寫作也與工作有別，這種區別就是行動與工作的區別： 行動更具獨立性和公共性，是一種更積極的公民行為。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徐賁才說： 「作家選擇了文學這種與他人交往的方式，不只是出於審美或藝術的理由，而且也是因為， 文學創作本身體現了人的公共生活和行動特徵。文學創作本身就是一種積極生活、介入與他 人共同生活世界的方式。」從這個意義出發，作家汪建輝為自己制定了這樣的行動指南：心 懷敵人的寫作，像一個執行任務的特務樣。他反問：「一個寫作者內心沒有敵人如何寫作— —尤其是在一個獨裁的國家？」作家的行動指向是明確的，即通過寫作這一公共行動，反抗 一黨專制的政治體制及其所製造的一系列罪惡。 敵人的存在由此變得十分重要。從某種意義上說，它成了作家創作動力的主要來源，成 了作家心中的一個陰影。如果不能對作家這一基本的寫作傾向有所把握，《有沒有》一書的 前半部分即是一個巨大的迷宮：千百種意象扭結纏繞於其中，意義的迷蹤恍惚游移。這是一 種獨語式的反抗，寫作者在囚禁自身的同時拒絕了大部分讀者；但其價值指向是統一的，即 對專制制度摧殘人性的持續反抗。然而我們應該看到：敵人的存在在成全作者的同時，也扭 住了寫作者的手腳。它取消了這一看似蕪雜的文本的多義性，使其呈現出一種單一的面相。 《被禁錮的頭腦》一書的作者，波蘭詩人米沃什在《米沃什詞典》一書中說：「最重要的一 點是，我沒有讓自己政治化。」「如果我變成了一個政治作家，我就會使自己的可能性變窄， 變枯竭。」對《有沒有》一書的閱讀，讓我對作者這種觀念上日益明晰的寫作多了一層憂慮。 政府 20世紀後半葉的中國，政府是一個巨大的存在，整個社會在這一「利維坦」的濃重陰影 下喘息。它的存在構築了我們基本的生存環境。在這樣環境裡，投靠政府是唯一明智的選擇。 一般情況下，投靠政府是聰明人的選擇。他們像一個碩大的嬰兒，咬住政府這個奶娘的豐乳， 把自己養得白白胖胖。然而在小說《中國地圖》中，主人公J卻選擇了另一種方式來「投靠」 它：「J說，『政府，你們抓我吧，我真的是特務。」 在小說中間，J是一個國民黨留在大陸、潛藏多年卻從未接到任務的「特務」。他是一 個懷揣「理想」的幽靈，穿越在歷史的罅隙裡。作者正是通過具有這一「特殊身份」者的眼 光，檢審六十年來的中國歷史。我們知道，卡夫卡的小說具有極為荒誕的精神氣質，他小說 中的主人公莫名其妙地被某個「機構」帶走，接受遙遙無期的漫長「審判」。但即使在他那 裡，「機構」抓人也得派人來動手。而在《中國地圖》中，「政府」具備一種特殊的魅力， 它有能力吸引一個罪犯來投入它的懷抱，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 而且在這樣的語境之間，政府這一公共機構的名稱充分實現了人格化。一個個政府辦事 員成了政府的代表，從而具有無上的權威性。政府職員作為神聖政府的代表，自然是通體透 亮不容批評的。這就為更為廣泛的作惡行為提供了便利。沒有任何有效監督的政府，走向腐 敗是其必然的命運。在這一腐敗化的過程中，政府職員們一個個變成了石頭。 石頭 小說中有這樣一句話：「因為多年以來的階級鬥爭已經使人們變得心如鐵石。」這是對 歷史事實的真實概括。階級鬥爭即是在權力的魔杖之下，切斷社會共同體成員之間的自然聯 系和感情依賴，以一種極端的方式煽動起人們之間的彼此仇恨，從而使人徹底淪為權棒下的 狗：時刻按照主人的意思去咬別的狗。 如果說這是一種極端歷史條件下的特殊體驗，那麼另一種更為日常的方式，同樣使人成 批量地變為石頭。漢娜。阿倫特說：「極權主義政府的本質是，也許每一個官僚政治的性質 都是，使人成為行政機器中的一員，只是一顆螺絲釘，從而使其喪失人性。」（《耶路撒冷 的艾希曼》）「螺絲釘」，即是在今天被稱之為「公務員」的人。昆德拉在《小說的藝術》 中說：「在公務員的官僚世界中，首先，沒有主動性，沒有創造，沒有行動自由；只有命令 與規矩：這是一個服從的世界。第二，公務員從事的只是龐大行政工作中的一小部分，而這 一工作的目的與前景都是他所不清楚的；這是一個動作手勢變得機械化的世界，人們在其中 不知道他們所作所為的意義。第三，公務員只跟匿名的東西和卷宗打交道，這是一個抽像的 世界。」在這樣的世界裡，公務員淪為日常事務的「清掃者」和「搬運工」；在長年累月的 「清掃」、「搬運」過程中，使自己成為一個沉默寡言的石頭，失去正常的人性是常有的事。 捷克作家哈謝克在《好兵帥克》中發出這樣的嘲笑聲：「肉越煮跟骨頭貼得越緊，成為硬邦 邦的一塊，淡然無味得像一個半生都啃著公文程式，一肚子卷宗檔案的官吏。」 人民 作為一個政治學詞彙的「人民」，多年來遭到了瘋狂的濫用。在一個充滿著政治謊言的 語境中，「人民」一詞被「史無前例」地抬到了神聖不可侵犯的崇高地位，並為這一詞彙本 身注入了諸多價值內涵：勤勞，勇敢，歷史的真正創造者等等。詭異之處在於，「人民」一 詞是無指稱的，但權勢者們又可以隨時帶上這頂華麗的帽子。公民個體的意義被這種空洞的 政治詞彙所遮蔽。在長篇小說《中國地圖》中，作者寫下了這樣一段話：「人真的不能完全 成為石頭，E心頭一驚，差一點就暴露了自己的身份，為了掩飾，E走過去對著掃地的人的屁 股就是一腳：」老實點，這是人民對你的懲罰。『「 我們首先可以讀到的，是E內心深處的恐懼。對自己內心深處的一絲微微的人性掙扎， 他都極端地感到恐懼。因此他通過對掃地人的施暴，恰當地將「人民」這頂帽子暫時戴在自 己頭上，從而獲得一種安全感。這種恐懼存在於每個人的心靈深處，我們每個人都害怕自己 在某一天被排除在「人民」的行列之外，成為「不齒於人類的臭狗屎」。正如李南央在卡瑪 拍攝的紀錄片《早上八九點鐘的太陽》中所提到的，她的一個同學曾說，在周圍的紅衛兵都 在打人的時刻，你只有比周圍人有更「勇敢」的表現，你才感覺是安全的，是這個組織、這 個隊伍中的當然一員。在《有沒有》一書中，作者汪建輝對此寫道：「將人的害怕轉化為恐 懼是對人的最大的迫害和摧殘；是對人類最大的威脅。通過一種高壓的手段使人害怕並讓人 因此而恐懼是專制制度的特徵及功能。」在很多時候，這一切都是以人民的名義來進行的。 陰影 小說《中國地圖》一開始，有一個充滿象徵意義的句子：「（J）將他小小的身軀投入 到了門內的巨大的陰影裡去了。」這一濃重的陰影籠罩著整部小說，營造出一個灰色的敘述 氛圍和空間。作者告知我們，這是一部與燦爛的陽光和美麗的鮮花無關的小說；它講述陰影 裡的歷史，敘述人在陰影裡的所作所為，以及其中所折射出的扭曲、荒誕和虛無。 我相信，直面陰影，直面黑暗是一切偉大的藝術作品所應具有的基本品質。正如批評家 李建軍在《時代及其文學的敵人》一書中說：「直面黑暗，敘寫黑暗是文學的具有宿命性質 的使命。文學乃是一種對抗黑暗的精神努力。但是，有必要強調的是，寫黑暗本身並不是目 的；偉大的作家是為了追求光明才敘寫黑暗的，正像他們為了追求善而寫惡，為了追求美而 寫丑一樣。他們寫黑暗，就是為了顯示光明的價值和意義，就是為了表達人們對於光明的渴 望與追求，就是為了表現人性的高貴和偉大。」黎巴嫩詩人紀伯倫也說：「除了穿越黑暗之 路，人不可能通向黎明」。 無論從哪個方面講，寫作陽光燦爛式的作品，不僅有助於獲得社會意義上的名聲，更能 為寫作者提供一種舒適安穩的生活。而面對陰影與黑暗的寫作，首先就對寫作者提出了較高 的要求。寫作者必須具備絕對誠實的優良素質，他要能為自己寫下的所有文字負責，包括錯 亂與疏漏。一絲一毫的偽飾、做作和投機取巧，都要承受內心的巨大壓力和煎熬。只有一顆 強大寬厚的心，才能承受這份十字架般的沉重，在黑暗中穿透黑暗。毫無疑問，汪建輝多年 的寫作實踐，表明他具備這樣的誠實和勇氣。 旁觀 在《中國地圖》中，作者寫道：「F雖然在這個社會中，但由於特務的角色，他自認為 自己並未進入這個制度，一直都是一個旁觀者。」這是F「自以為」式的表達，因此並不代 表事實真相。正如我認為奧威爾在寫到《動物莊園》裡的驢子本傑明時，帶有明顯的不切實 際的幻想特徵。在一個被全面控制的社會中，不可能存在真正意義上的價值中立的旁觀者。 「旁觀者」的話語，只是一個並不存在的幻象。 但這樣說，並不排斥類似的情況存在：一個人在被侮辱和被損害的同時，因為具有某種 價值觀念的支撐，在某些時刻能用一種有限的旁觀視角打量周圍的世界，從而獲得一份有別 於常人的「深刻」認識。長篇小說《中國地圖》中的「特務」，正是這一類人的代表。他因 自己的「特務」身份和為親人報仇的強烈信念，使其在眾人「狂歡」的時刻一次次選擇「出 走」。對於那個世界而言，他似乎永遠都是一個匆匆的「過客」。正如歷史上的遊民不同於 農民一樣，「過客」不同於「定居者」。小說中的「特務」永遠不可能是主流。但他同樣是 一個被侮辱和損害的人。小說中有一個細節，即「特務」一次次被迫將「中國地圖」塞進自 己肛門之後，他反而能從中得到了極大的快感。也就是說，一個被權力強姦了的人，他對這 個權力產生了一種深深的依賴感，幾乎就要愛上它了。這樣一個人，他永遠都不可能再像處 女一樣矜持、等待和旁觀了，他已經捲進了事件的漩渦。 乾淨 王小波曾多次引述羅素的話：「參差多態乃幸福之本源」。一切專制統治的國家，都有 一個類似與「極權主義潔癖」的東西，即對一切多元樣態的「深刻」敵視。而在這種「潔癖」 的背後，是對公民權利的侵害和剝奪。作者說：「『節外生枝』對一個專制的只講主流意識 的社會形態來說，顯然是不合時宜的徵象。」在日常性的事務中，專制政府對「節外生枝」 的仇恨，正是其無能和弱智的具體表現。在專制政府的運作機制中，絕對服從是當然的要求。 公務員的工作沒有絲毫的創造性，這造成他們的辦公效率極端低下，對各種突發性事件缺乏 必要的應變能力；當然他們也並不會因為自己的無能而受罰，再大的損失都有政府來埋單。 在極權主義國家中，因為極端地強調效忠於領袖的個人權威，一切創造性的活動都被取 消了「合法性」。正如漢娜。阿倫特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一書中所說：「絕對的統治並不 容許任何一個生活領域中的自由創造力，不容許任何一種無法完全預見的活動。執政的極權 主義無一例外地排斥一切第一流的天才，無論他們是否同情極權主義，使取而代之的是一些 騙子和傻瓜，因為他們缺少智慧和創造力，而這正是他們的忠誠的最好保障。」一切專制國 家也都具有相似的特徵，只是程度有所不同而已。在這樣的制度文化中間，產生了一種怪異 的「極權主義美學」，它否定一切個體的，帶有明顯個性差異的美學符號。在這樣的環境中， 多數社會成員「心中對美充滿了恐懼。」婦女們穿上統一肥大的男人制服，成為一個「偉大 時代」的美學時尚。正是按照這種統一的美學要求，政府認為城市的街道應該乾淨整潔，一 切違反標準的人或事都是「影響市容」的可恥行為。作者在小說中寫道：「雖然I的衣服是 乾淨的，但彎曲的樣子已經污染了城市的市容。」小說中還寫到了這樣一個故事：山西芮城 的某女教師，文化革命中跳忠字舞時掉出了月經帶——這自然是對神聖革命的玷污，女教師 在巨大的壓力下自殺而亡。我們由此可以看出，極權主義國家對「乾淨」、「整潔」和「有 序」的強調會達到怎樣的地步：為了維護一種表面的冠冕堂皇，它甚至不惜付出流血（人民 的血）的代價。 姓名 小說中寫到一個叫「新國」的人。有一次他差點被人割掉了雞巴，但因為有個好名字， 總算保住了。村長是這樣說的：「你真糊塗，怎麼能夠把新國的命根子割掉呢？新國沒了命 根子那意味著什麼？是不是不想讓我們的社會主義新中國一代一代的傳遞下去？」小說中還 寫到的人物有「革」，「命」等，如果我們細讀這其中蘊含的意味，應該是十分悠長的。實 際上，從這種命名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宏大敘述」對個體差異性的遮蔽。在這種環境 中成長起來的人，具有十分明顯的「忘我」特徵。小說中的新國曾發出這樣的疑問：「是的， 我是誰呀？我誰也不是，我連我自己都不能算是。」 小說的主人公「特務」更是幾易其「名」（從A到J）。作者採用英文字母來代替「特務」 的姓名，無疑是想表明這樣的觀點：這是一個符號性的存在，而且這種存在飄移不定。你無 法將符號與一具具體的肉身聯繫起來。他有可能是我，也有可能是你。他曾這樣反問自己： 「我是否被遺忘了？這個世界每天都有數不清的東西被遺忘，每一個小時，每一分鐘，甚至 每一秒鐘都會有東西被忘卻，而我的特務身份是否也在這其中的某一個時間裡被遺忘了。」 而說到底，這個人的存在正如他所想的，的確被遺忘了。他最終成為了一個孤獨的「自己」。 按照胡平先生的說法，這是一個遺忘了「真我」的人。作者說：「我們所處的世界，是被神 和人遺忘的。我們被夾在中間——上，不能進入天堂；下，不能步入人間。事實上，我們除 了是自己之外，什麼也不是。」（《有沒有》）也就是說，人在這樣的環境中，是被取消了 一切公共身份的。每個人都以孤立個體的樣態存在著，而這樣的存在，是非人的存在方式。 意義 人生中存在的最大問題，即人生的意義問題。通俗的說法是，我為什麼要活下去？我活 著是為了什麼，意義何在？每個時代的哲學家對此有不同的解答，但從總體上來看，前現代 社會有著較為穩定的價值世界，多數人能從中獲得一種意義的「證明」。「證明」的方式是 多種多樣的，比如有宗教的安慰，世俗社會的榮譽，傳統社會中的傳宗接代等。現代社會陷 入了徹底的意義危機之中，人們帶著一種悲憫的心態，為意義世界的陷落而殫精竭慮。而到 了所謂的後現代社會，意義問題似乎成為了一個應該被懸置的對象。 在中國，一種「什麼都行」的雜耍式哲學，在犬儒主義盛行的環境中找到了大量熱情的 聽眾。然而，這種哲學的信奉者們，並不如他們所標榜的那麼「瀟灑」。 「權錢色」這一「三位一體」式的利益結構，是他們永遠都無法「解構」的。然而小說 中的人物，尚沒有如此「通脫」的胸懷。這個一輩子懷揣著「特務」夢想的人，最後以這樣 的方式將自己交了出去，他在「自首」時說：「政府，判我是特務吧……判我是特務吧…… 判我是特務吧……否則我這一生就白白的浪費掉了。是一個虛無、黑洞、白紙、玩笑……政 府，判我是特務吧……判我是特務吧……」最後的結局是悲慘的。這個被屈辱和憤怒攫住了 的人，瘋狂衝了出去，用刀捅死了自己早年的戀人蘭花花（他自己並不知情）。直到作為一 名殺人犯被槍斃，他最終也未能成為一名「特務」。因此說他的一生，最終成了一個巨大的 虛無。 歷史 歷史的存在應該是意義價值的重要來源。然而，出於對真實歷史的失望，作者在《十四 年——那些我認識的人》（載《有沒有》）一文中寫道：「歷史是由扼殺英雄於搖籃之中的 人製造並延續下去的。」如果是那樣的話，整個歷史就變成了一部小丑史。而這樣血腥的歷 史，又能為我們提供什麼樣的意義資源？寄托於歷史的書寫者嗎？也似乎太過一廂情願。作 者說：「在故事中，人人都在努力爭取成為故事的敘述者。」我認為這是作者所寫的句子中 最深刻的一句。英雄還沒有成長起來，就已經被扼殺。而書寫歷史的人，恰恰是扼殺英雄的 劊子手。劊子手能寫出什麼樣的英雄來？而如果沒有真實的歷史書寫，我們又怎能知道：被 屠殺者是英雄還是膿包？我們又怎麼能不相信：劊子手正是時代最大的英雄？ 我們和小說中的人物一樣充滿困惑。小說中寫道：「可以看出這是一張泛黃的紙，一篇 蒼黃，其他沒有任何的痕跡。上面的字呢？委任狀呢？難道歷史就這樣消失了？J吃了一驚， 將眼睛湊近地圖仔細地辨認，確實，除了一片泛黃之外什麼也沒有看到。『上面的字呢？地 圖呢？祖國呢？難道它們就這樣在歷史中消失了？』」而當這一切都消失之後，除了一片荒 漠之外，還能有什麼呢？ 小結 文章的結尾，對作品本身的得失，試做一小小的評析。作家在長篇小說《中國地圖》的 寫作中，嘗試插入了多量的社會性文本。不僅擴大了小說的容量，使其更具深度以外，更從 歷史這一深層次的角度介入現實，使文學寫作成為一種公共行動，表達了作者作為一個公共 知識分子的良知。從某種意義上說，在專制體制內，這種寫作行為本身就具有「見證」的意 義。但在小說最後的寫作部分，作家似乎失去了敘述上的耐心：主人公從南到北，抄錄有關 計劃生育的政治標語；小說人物在作家觀念驅使下的怪誕行為，對作品本身是一種傷害。 （2009-8-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