順乎天應乎人之革命——論馮自由的《革命逸史》 （北京）劉自立 一 馮自由是辛亥革命主要革命家之一，所謂「四大寇」（孫文，陳少白，尤列，楊鶴齡） 之一員。他和自立（鄭貫一），自強（馮斯孿）加自由（馮懋龍即馮自由））成三自一體， 載譽史冊。其實，馮自由與其說是「自由」之喚，不如叫（馮）「革命」更切。從他之大書 《革命逸史》（新近再版）整局看來，他最為崇拜之改造中國的辦法就是革命。此海內外一 再面世之大書，極盡呼喚「湯武革命」——辛亥革命——謂其「順乎天應乎人」（《易 經》），是比較當時的君主立憲和自由之道更加切實迫切之第一位的歷史選擇。所以，馮之 革命論，成為此書貫串整局之紅線——另外，復合這條紅線的史料，一個是革命人物，一個 是革命事件——而對於孫文幾無保留支持，是馮大員不可褫奪的原則；亦稱革命原則。但是 他並不滿意孫文革命後期之聯俄容共之見解，並且上書以呈異見。孫文死後，他被制裁；後 被蔣公「平反」。這個異見書中，由革命大元老尤列、章絳等人簽署發表，其所述所吁謂共 產黨「禍國殃民」，「立心不軌」。 馮說：「民十三，國民黨改組容共，舊同盟會員某等以共黨首領陳獨秀、李大釗。譚平 山等立心不軌，於民黨根本及國家前途將有不利，嘗屢列舉共黨禍國殃民種種事實，請求孫 總理設法取締，希圖挽救。及民十四三月總理在北平逝世，共黨篡竊民黨之陰謀，益復暴露 無遺。章太炎。田桐、居正、周震鱗、馬君武、管鵬、但燾、焦子敬、謝良牧、茅祖權、劉 成禺及余等事先已 ？然憂之，乃於民十三冬假上海南洋橋裕福裡二號章寓開會討論挽救之 策，鹹主張非號召同盟舊人，重新集合團體，不足以匡濟危局。群推太炎撰稿領銜，該函敘 述民黨源流及失敗原因頗詳。」 尤列說：「豈知忽忽十年，我之老友孫中山邃魂歸天國；國民黨不幸有人竟受共產黨之 誘惑，四分五裂，赤化毒焰蔓延四方。列（尤列）觸目傷心，不忍其以孫中山艱難締造之革 命根據地廣州，敗於垂成，復始神明華胄之淪陷於赤禍。……去年四月通電海內外同志，集 中實力，為討赤之進行。」今國民黨諸君自起清黨，姑無論純粹的覺悟，抑一時衝動的覺悟， 但能自知討赤，則中國尚有生機。「近北京使館事件發生，得悉彼之宣傳，遍我全國。只就 本月五日北京警廳公佈蘇俄用於京，津，粵，汴及口外之宣傳費共十七萬美金。」（援引皆 屬《革命逸史》，下同；殊外必注） 尤列卻認為，共產黨肅也肅不清，應該任其擇一島嶼，實行烏托邦而無干於他，云云— —實則一個幻想。 章太炎也說：「民十三年，國民黨改組容共，舊同盟會員某以共黨領袖陳獨秀、李大釗。 譚平山等立心不軌，請求孫總理設法取締，希圖挽救。及民十四三月總理在北平逝世，共黨 篡竊民黨之陰謀，益復暴露無遺。」遂由章起草函敘，以證之。 諸如此類者尚有很多，如主張清共之章太炎，吳稚輝，蔡元培，皆如是。於是，革命論 在此生發一個嚴重的後續之問！當孫文一次革命、二次革命乃至辛亥革命後，其國民黨取得 政治之正統地位，含後來蕩平中原，取法統一，奪取南北之蔣介石政權，何以又成為革命對 象——中共革命之對象；是革命發生了所謂異化——革命者之桂冠被戴在了共產黨和毛氏頭 上，蔣介石成為反革命。這是一種很難釐清、卻必須釐清的革命悖論。惜馮自由並未趕上對 此情景做出判斷和發言。諸如章太炎等先生等，也是趕上一輛末班車。但是，他們看到了共 產黨革命和辛亥革命基本反向和迥然不同的層次和本質，成為共產黨早期投靠蘇俄，擾國犯 民，背叛革命之激烈反對派。他們在一系列問題上，對於共產黨加入革命，生發很嚴重很焦 慮很絕望之思考。但是，國人履行之革命軌跡，並未遵照馮先生之革命論，而是基本上直接 擁抱了共產黨之革命、之反革命，實行打倒蔣介石奴役全中國之路線。於是，反思馮自由前 輩做出的革命選擇，比照他們的自由如何接續到毛之革命，孫文社會主義之民主運動何以成 為蘇俄民權屠戮之結果——水果之邏輯發展成為惡果，毒果和爛果，究為何故？——這是我 們拜讀馮自由之書的第一思索內涵。 二 第二內涵是，馮自由之革命，究竟包涵哪些基本要素。我們也實行掛一漏萬之補思，且 從所謂逸史和舊人之行為軌跡，探索其革命，其團體，其思維，其風采。首先要提到的是， 孫文革命原則的緣起，究為何物？這個革命的法統和正統來源之問，須以簡單一釋。我們看 到，孫文革命除去其探明民主自由和憲政之美歐原則，批判資本論原則和節制資本原則以外， 其實，他最為重要的革命發起原則，就是「反清復明」「驅除韃虜」之民族主義原則——而 反清復明原則乃至革命人脈展開之組織辦法，就是接續太平天國殘餘人物的反清思維，實行 涵蓋毛，拈殘餘暨洪門社團（含天地會，哥老會，三合會）中人，實行一攬子漢人復興之革 命——也就是說，他們將此反對清廷統治，看成反對異族統治之民族戰爭。即所謂「非我同 類，其心必異 」，勢成為一種歷史邏輯而不可改。（清朝究為異族還是外國，則是一個很 大歷史疑問。至少不擬與英國之與印度和法國之與非洲類比；但是，漢人所謂亡國之恨，遠 如洪武之視元為異類，可能是等而次之之國家、民族課題。這個課題，又延續到今日之新疆 和西藏課題而不能贅說於此了。） 據「洪門秘冊所載，洪門真主為朱洪竺，軍師為陳近南，大將為萬雲龍諸人。最初發起 於福建，以少林寺為主動機關。」後康熙兵焚少林。200年來，抗清運動「淺滋暗長，長江 沿岸及西南各省星羅棋布，異常發達」——這其實也是中國專制主義不可議不能夠剿滅一切 之遊民社會常狀——如「水泊梁山」，則是這個民間社會之象徵符號——而在專制主義和革 命之間，這個遊民社會和待招安社會，是革命、造反一直以來之不滅源泉。洪門之「致公堂 之政治思想」亦如是；其倡反清復明（請注意：「明」之所謂，其實就是民間之「明」—— 漢之朝——和「朱明」之明——二者並不區分於遺民思維中——所以，在此層面，有君、民 一家之念乎？）；且創立基地於舊金山。參與者華僑居多數。「及太平天國失敗，洪秀全、 陳金剛（在粵太平軍首領）諸部將亦多亡命美洲，參加致公堂，為之提攜指導，因之旗幟鮮 明，勢力日望。」孫文廣州起義失敗，遂赴美。「孫總理以洪門與興中會宗旨略同，……」； 但是，孫文起初並未說服洪門，倒是康有為偽詐「勤王衣帶詔，」說項極效。可是其《大同 報》亦復鼓吹湯武革命，康大憤。1904年孫文二次赴美，「由洪門叔父鍾水養介紹，毅然加 入檀島致公堂，是日拜盟者六十餘人，由主盟員封總理洪棍之職。」洪門元帥曰洪棍，軍師 曰紙扇，將官曰草鞋。孫隨機改革洪門，另辟章程，籌募金錢，教誨革命，舉辦報紙。後廣 州起義發動，「孫總理及余在加拿大發起籌餉，域埠致公堂率先變產救國，以為眾倡。」但 是彼時同盟會和致公堂尚有罅隙，雙方共謀提攜，「共圖進取」。 又，洪秀全之侄全福，謀在廣州發難，也和興中會人謝纘泰之父日昌過從。日昌為三合 會之前輩；而全福轉戰湘，鄂，皖，浙諸省，奉左天將瑛王。「紀堂（李紀堂）自惠州失敗， 乃雄心勃勃，相見後，全福提議籌餉五十萬元，召集洪門兄弟剋期大舉。」想命容閎為臨時 大總統，成立新政。為此，紀堂餉資過百萬，「商業拂逆，喪資巨甚」。惠州落敗也。此義， 孫文在河內，不知道。洪門思路和長毛合作，則同。可見，「毛」（長毛和毛主席）勢力， 也是無獨有偶，出現兩次；好像深入孫文、革命，而外形內制；甚為可懼也！ 民族主義生發的理論探討，是一個十分艱巨的課題。但是，由馮自由和章太炎等人明確 說項的、清朝狹隘民族主義統治之不合法性和阻撓革命之現實，卻是明明白白擺在那裡，無 可否認和無法辯解的——由此，出現本著紹述之孫，康、孫之間引發的人際大關係，革命和 反革命大關係乃至革命、憲政（扶清，勤王）大關係性間繁複，悉數展開，遺議後人。所謂 聖教書樓和萬葉草堂之間，孫文和康、梁之間，出現了上述政治選擇中，幽妙之人倫風度和 人品格調之不同；體現了孫文之比較大度和南海之狹隘個澀之證；所謂咫尺天涯，正可說出 孫，康之溝壑難填和天地之仄；二人當時居所之實際距離，也是一線之隔（「相距甚邇」）。 但是，君主立憲和革命造反之間的不可調和，使得孫文未得機會謀面於康有為。亦說，「總 理以康妄自尊大，卒不往見」——又說，「康自稱身奉清帝衣帶詔，不便與革命黨往還，竟 托故不見（孫文）。」日犬養毅約雙方見面早稻田，未成。特派陳少白見之。但是，康還是 堅持「勤王復辟」。（後因為康有為和王照不合——王舉揭康衣帶詔為偽；二人齟齬——日 本怕生事端，康故被日人驅逐赴加拿大。這是本著闡發的第二個說項。 三 第三個說項是，在民族主義和政治改革（也就是實行三權分立——即孫文之最後憲政） 方面，馮自由告知國人和讀者的，多是來自傳統之氣節，之人格，之道德方面的肯定和唱和， 而關於孫文革命如何實行類似日本明治維新同等的、上下赴憲，期成國會，普選民主，人際 自由，則好像貌似而神非，並不相及也。因為，整部馮自由之大書，很少能和大隈重信之 《日本開國五十年史》橫於比對——如考察其《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於後——就說明， 何以日本阻斷了馬克思主義而中國反而與之。這是因為孫文革命多軌跡，多原則，多岔路引 發的歸途與前景之朦朧導致也。然而，馮自由之敘述，不是沒有任何革命可能性作為參考數 據的。比如，他寫道，孫文勢力的世界漫布，北到美洲，南到南非，東到南洋，西到歐洲， 孫文黨徒無處不在，革命活動無處不靈。二是，孫文革命，屢挫屢奮，堅毅不拔，給清廷一 次次致命打擊。所謂人不是吃最後一塊麵包即飽者，說明了這種偉大的打擊精神。三是，馮 書紹述了各種自由團體之組建，從興中會，同盟會，復興會，不一而足，是大家知道的。四 是，日本朝野互動以責，大隈等起落數次，在野在朝，不韙法治；而張之洞鎮壓萍鄉醴陵起 義；岑春渲強收粵漢路權；黎元洪解散議會；都是上下不得通融之日本無革命，中國必革命 之分歧所在。最後，就是馮書塑寫的革命者之大節和細部，活生生一部革命終生像，英雄全 員譜。這是我們中國人之「人，歲月，生活（革命）」；且記述中，詩文並茂，文采斐然， 既是史，也是文，是詩歌，是氣度。這樣敘述人物的大書，後來並不多見了。 四 馮自由看到和引述了清廷人物在革命和改革可能性上的搖擺。他舉例說出李鴻章、甚至 有跡象其預謀廣東獨立，而不成——使人思考，何以曾，胡，李，左之沒有造反和不可能造 反之桎梏。（李鴻章獨立事項，馮書記錄之——「至庚子夏，總理在日本忽接到劉（學詢— —欲圖帝王革命者，他預讓孫文做楊秀清，他做洪，武）自粵來書，謂粵督李鴻章因北方拳 亂，欲於粵省獨立，思得足下為助。」「李幕府中有劉學詢。曾廣銓二人亦極力從旁慫恿」； 後知道李「尚無決心」。）雖然曾國藩在支持清廷，發宏國學，堅持道德上，立維范典，但 是，其正統之偽詐和其做人之詭異，成為國人至今說也說不清楚的一個對象。道理何在？就 是因為曾國藩的價值論，是袒護一個行將就木的垂死政權，而他的反對派洪秀全，卻是這個 垂死力量的徹底打擊者——而洪秀全之革命論和目的論，是不是和孫文並世一同，而要代上 帝而行道？事情卻恰好相反。 洪秀全，實際上以上帝之死，「封建」之復活，來行統治。有學者說，如果太平天國成 事，文革，要提前100多年就會發生。此言甚確。因為洪秀全之極權主義萌芽，業已發展到 天國之人人反對人人的內訌；且天國之人實在生活在一個大地獄裡，男不男，女不女，成為 洪秀全奴役女性，打壓反對派之淫場和屠場。所以，曾國藩消滅之，是歷史必然——但是， 曾國藩維護清朝狹隘民族政權，其政治正確是否存在？也並不存在。所以，這裡又出現革命 造反之悖論課題。如果一定要行比較，還是那句老話，清廷，無論如何還是專制主義政權， 如果洪秀全當政，則為極權主義。 大陸現在爛出曾著，其實是從維護政權原則出發，變曾氏維護專制，轉化成維護極權。 曾氏大文化之傳統和洪秀全之基督耶穌，尚有得一比一博。曾氏從精神到物質，可以說，實 在完成了一種絕學接續。就是將清朝異族文化融入漢文化大勢，且以個人四維，天地綱常， 為其立命之道，就和所有之專制主義君相符節、對峙和制衡一樣。曾之對於滿族的制衡，不 能說沒有，不能說無用——只是勢強於人，儒學之道，那時，業已到了人亡政息的垂死地步， 再大的儒，再大的國學正統，早已面臨載體不再，學術式微的末日之界。這當然是一個歷史 發展的必然。不像洪秀全之「天國」，實際上，恐怕一天也沒有出現過——這個問題之所以 不無今日價值，就是因為今天國人傳統，精神四維與基督文化之間存在的某種隔閡和疏遠， 是否可以以極軸文化的良性傾斜而得以匡正。筆者不甚了了。於是，全局考量革命與傳統之 關係，成為馮自由考慮大局之一個視角。 五 最後，從中國國門被炮轟開，國人，尤其是留學生一類人，成為接受日本、歐美價值之 革命主要發動者。那麼，主張實行歐化之人們，遭遇了歐、日統治者，如何一種對待呢？他 們的價值和他們的外交，安全和利益與此價值之間，或又產生如何一個關係呢？這個課題， 嚴格講也是一個悖論。日本、歐美統治者，其主要立場（如當時駐日使官蔡鈞就是受到日本 幫兇與之，而鎮壓留學生的：如取締組建抗俄義勇隊），還是協助清廷，鎮壓革命和革命學 生，甚至驅趕保皇黨。但是，俱體說到日本政界，是不是一點也不支持革命者和留學生，那 也另當別論。如馮書就有說，大隈重信就是支持革命者之一類人。戊戌失敗，康有為借英國 軍艦護航避地香港，王照，梁啟超匿居日本公使館。「孫總理在日聞此消息，乃商諸日本志 士宮崎寅藏、平山周等。請其到中國救助康等出險。」「時進步黨領袖大隈重信任總理大臣， 犬養毅任文部大臣，均主中日親善政策，對於中國維新黨異常優待。康，王，梁三人起居費 用由日政府供給。大隈內閣倒台後，則由進步黨供給。」這也是一二而二而一之政治——大 隈本是《二十一條》日本簽署國之權員。 又如，法國武官歐極樂（Captain Ogal）甚至參與到直接呼籲革命之國人行列之中，實 行如此叫囂和實踐，該員「巡遊長江沿岸各省調查革命實力。是歲五月初八日，歐極樂抵武 昌，敬安預得電訊，乃率會員多人渡江之漢口迎之，既蒞會所。軍學兩界到場歡迎者千數百 人，極形擁擠。」「歐演講法國革命之往史及中國不得不革命之理由，聽者莫不感動。」— —所以，革命時期，是不是革命成功，是不是取得政權，推翻老舊，成為歐美治界看不看得 起你，與不與你打交道之前提。此叫做實用主義原則也好，叫做強權（壓制）、公理也罷， 總之，你一日無權，他們就會（實質上）站在對面——抑或，他們發現舊老欲倒，你，也會 變得腰桿稍微直立一點點—— 這絕對不是你一旦政治正確，就可以打得包票，受到支持的！ 過去如是，今也未變。為此，馮自由給我們很多具體逸事，以做說明。 六 我們現在常常討論一個極其粗鄙化之課題，就是革命是不是為了發財？用文革時期語言 解釋之，就是造反派，是不是只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見文革清華四一四領袖周泉櫻說法） ——換言之，就是毛革命，並未完成權貴私有化；到了鄧改革，這個坐天下，擁權聚財之實 際才算完成。文革前一部戲辭說，「蔣總裁就是總發財！」（《抓壯丁》）其實，這是過去， 現在，革命和反革命現實中最為擊中要害的說明。其他都是空話。可是，我們閱讀馮自由， 卻可以看見於此軌道相反而持之人，如李紀堂等。「清季革命黨員捐助歷次起義軍餉最巨者， 以李紀堂為第一。」其遺資百萬，（革命後）「月租三十餘元之九龍塘何文田之一層樓耳。」 「開國元勳，幾於身無立錐，求一飯而不得者，比比皆是，紀堂其一也。」（其實，馮自由 後來還是補充了一點。紀堂民後還是受到某公司僱用和蔣介石資助的。） 二為余育之。港愉園主。「育獨慨助軍餉萬數千元。」後與紀堂營業失敗，家道中落。 民後，「育之乃至上海冠生園酒家（任）招待員。」他們對革命實行慷慨解囊，「揮金如 土」，到革命後，卻無立錐之地之「雅典的泰門」。於是，從中我們至少可以看見，辛亥革 命不是馬上打天下，馬下治天下之一幫主義＋錢孔中人得道。 七 經濟問題之闡述關係到民生主義。今觀其《中國日報》文（《民報》轉載），連載十天， 既宏大細膩，有文才斐然；對我們百年後人，還是有參照價值——雖然，很多看法不見得可 用。一開始，該社論就明確指出，當時，社會主義思潮勃興，三民主義應力倡與之。他（作 者未俱名）說，世界上因為有抨擊社會主義者，如，蔡元培，如，劉逛漢，如，梁啟超，謂 「社會主義若行立亡中國」——而大加反對——說，實際上，全世界都「社」了。說，德國 之社會主義，乃社會黨魁抨擊德皇（關於中國義和團事件）而無以還證：「其工商業膨脹之 速率，大有駕英凌美之勢，」「與談政治，甚贊柏林」：「久有左右議會之勢力」。法國之 「社會急進派」勢力亦「蓬勃郁蔥」。英國之「社會公黨驟然膨脹」，「以組成國會之第四 團體。」日本之片山淺，幸德秋水（皆社會主義者），也是促成社會主義因素。「煙草也， 鐵路也，火柴也，酒糖也，日本政府逐漸收回國有。」 其實，其論有偏。社民主義和社會主義有大別。社民不是「民社」（謝韜主義）。就是 說，列寧主義起到德國採納社民不是民社之外打正著作用。 而民生主義誤會了「社民主義」，以為資本主義未採納之，其實，是採納之了。 故此，民生主義發揮的資本主義批判，只見其一，未見其二。在此一中，他們批判了資 本壟斷和托拉斯（托辣斯）——且譏笑梁啟超之言：「吾愛中國吾尤愛托辣斯」。批判的原 因就是資本慾壑難填，呈巨富巨貧——悉美國八千萬人中富者二萬；壟斷財富佔四分之三。 云云；所以，美國立法，行政，普選，皆為金錢操縱，比君主專政和貴族專政「尤烈」。民 生主義，就是要反對這個趨勢，避國道於此途。 而實行要務，生產資料共有制加上土地公有制。人民共享之，如，古代均田，如，「具 有釋奴之偉識」之王莽同志。「其（王莽）賢」遠林肯，但是，「直平均地權之要旨。」且 提及王安石（荊公）之改革。這是老一種話題；請可勿贅。但是，當時新人似乎感慨系之， 東西皆歎。所以，一句話，就是要實行國有化，土地和森林礦產等等社會主義化。於是，這 個社會主義和德國英國法國美國日本之私有原則，相形牴觸，自不待言。（其大論，甚至牽 涉到原來印地安人用五鎊購得之紐約，「價值奚止數萬萬鎊」） 這樣看來，直到四十年到，中國知識分子之自由主義，還是主張國家實行蘇聯計劃經濟 說加歐美自由體制，該論原來起源於此。 一句話，歷史證明，社會主義變成了一個資本家的（或者一個特權利益「公司」）的資 本主義後，不管是「八千萬之二萬」，還是0點4人群、太子黨，佔有百分之九十財富，卻都 並不關乎公有制、還是私有制——換言之，私有制，也可以是希特勒極權；公有制，也可以 是毛，斯大林極權——只是，公有制之「共有」，從來就是幻覺；法治私有，還是有些民主！ （我們對於經濟金融干預政界之話題，會在將來展開。） 八 為此，接續之課題就是，革命者很多學界大師——此事，比對人民國之所以無大師甚至 無師之現實——就可以衡量極權主義之中斷學統和絕決歷史的現實——即便馮自由代表的此 儕學人和志士主張革命，但是，他們對於中國文化傳統的接續，是勿庸置疑的。以下，我們 從這些革命者的文采和人格做一個枉勢從道的概括，說明於茲——尤列。興中會建立以前於 橫濱與孫文游。中和堂創建者。「五歲即從師讀，能過目強記，迥異兒童。凡口所曾讀，至 垂老尚能默記其半。……（孫）嘗面笑其『石龜肚』，即以其記憶力特強也。」後尊教陸南 朗「我要爾畢生記此一句」，「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民建後少紈不務仕進，著書 教讀為務。 楊衢雲。興中會第一任會長。布會所於越南，新加坡，印度，南非，俄國。長英文。 陳少白。廣州起義失敗，少白在港主持《中國日報》。為南洋革命報紙先河。後「獨鶴 齡蜷伏澳門，無所表現。」民十，孫建修廣州觀英山文瀾閣，請少紈，少白，鶴齡三人居住， 以念四寇之誼。 謝纘泰。興中會早期會員。曾與其父與洪秀全侄謀廣州起義，失敗。纘泰與英人同辦 《南華早報》；後著述《中華民國革命秘史》。 章太炎。關於此公坊間多文。不滿意總理讓位於袁。「是年三月同盟會員在南京大開死 難同志追悼會，章作輓聯曰：」群盜鼠竊狗偷，死者不瞑目；此地龍蟠虎居，古人之虛言。 「 沈雲翔。自立軍失敗。張之洞勸降。雲翔答之，「既欲避亡國大夫之誚，而又蒙羞殺士 之名。」張無法回應，窘不可支。 鄭慣公。著《摩西傳》。作為該報編輯卻反對康梁之《清議報》觀點，欲開《開智錄》。 還組建《有所謂》報等。後染其妻病，死時二十六歲。 秦力山。原為保皇派，後，勸拳匪扶清滅洋不成，參加自立軍大通，漢口發難，亦敗。 渡獅城見康。見「康擁資自肥」「遂對康宣佈絕交」。東渡後發起支那亡國紀念會。被日人 和蔡鈞彈壓解散。後奔上海舉報《少年中國》等。終赴緬甸商雲南起義。其詩風采卓著。錄 二 ——「半生猿鶴又蟲沙，缺恨彌天待女媧。食到蓴鱸魂一斷，終身無刻暇思家。」 「三字微名五尺身，亦儒亦墨亦新民。年年蠻煙觸天地，野馬塵埃了一生。」 王寵惠。民十七，任海牙國際法庭法官。「寵惠少聰穎，而思想日新，嘗余乃父駁論宗 教倫理，乃父怒極，欲施於夏楚」。（夏楚：體罰）善英文，責梁啟超英語法不對。梁後不 再使用英文「漢讀法」。孫英文章皆王潤筆，如，《革命潮》，《中國問題之真解決》。 秦毓鎏。肄業江南水師學堂。又入日本早稻田政治科。與吳敬恆參加反對蔡鈞事。謂革 命三法：鼓吹，暗殺，起義。與黃克強等創立華興會。欲義長沙，被告秘，不成。編《中國 歷代興亡史略》。無錫起義被捕。籍沒全家，蕩析離居，夢家憐母，痛不欲生也。民十三， 秦任省部。民十七，任無錫縣長。「是時四鄉共匪滋擾愈甚，民不聊生……縱火焚其廬舍」。 蘇曼殊。少拙，後大慧，善詩畫。著《陳元效提壁》，《石翼王飲馬》，「此才謂出自 天授不可也。」 胡漢民。略紀。「余（作者）嘲之曰，『糊糊圖圖。』彼答余曰，『馮馮翼翼』。」 馮書記載，一九0八年光緒逝世；0九年，《中國日報》征聯。上聯——「未離乳臭先排 漢」（朱執信撰）。下聯應徵者十萬以上。 僅貼其一 ——「將到毛長又剪清」（首名） 其精對者，不下幾百、幾千也。 所以，革命不能革掉文化，是因為這個革命不是「文革」或者「革文」。這就是孫文容 納康梁，洪門和共產黨之文化觀或言政治觀。雖然，為此革命，孫文的革命原則或可變通和 倒退，但是，他的界限，還是存在的，不想洪秀全，毛澤東，無法無天，無文無化；就是說， 革命文化，革命道德，革命目的、手段問題，如果沒有適當把握，那麼，當革命一旦觸及， 危害，毀滅文化，毀滅道德時，你選擇革命，還是不選擇——這是一個問題，一個要則！我 們說過，德國社民黨人女傑羅莎。盧森堡就說，革命不道德，就放棄革命——而列寧，不但 選擇而且把革命和賣國兼併，一舉而得之；道德塗炭，人格盡滅——他從德國威廉二世那裡 拿到萬千馬克，以摧毀英國同盟之舊俄政府、克倫斯基也，是為不擇手段。 九 孫文是不是不擇手段，史界多有批露，而馮不看，不舉，不論，他是「四大寇」，他做 不到，不能做，不願做。所以，馮自由之「信史」，其實可疑。他的逸事，也是選擇性舉事， 並非示丑。 如孫文對日借款賣國。此引楊天石所獲史料。武昌義後，孫中山曾提出租讓東三省給日 本換取日援：「日本為防止革命軍瓦解，如能在漢冶萍公司五百萬元借款之外再借與一千萬 元，則孫（孫中山）等與袁世凱之和議即可中止。 「1912年月1月上旬，黃興致電日本政界元老井上馨，要求日方提供援助。另一元老山 縣有朋從並上處得知消息後，立即批示益田孝，乘此機會，與革命黨人訂立密約，使東二省 為日本所有。…… 「森恪表示，這是桂太郎透露給益田孝的秘密意旨。倘孫中山有意實行，則可由孫中山 或黃興中的一人秘密赴日，日本將派軍艦迎接，然後轉去京都，和從東京來的桂太郎會談， 締結關於滿洲的密約。 「聽了森恪的陳述後，孫中山表示：何曾料到，桂公已有此決心？長久以來，自身為中 國苦慮，為黃種人心憂。為東洋和平計，滿洲無論如何亦須保留於東洋人手中。因此，當此 次舉事之初，余等即擬將滿洲委之於日本，以此希求日本援助中國革命。」（楊天石《從帝 制走向共和——辛亥前後史事發微》） 如殺復興會陶成章。也就是，斥責任者陳其美，用殺人者蔣介石。蔣日記錄：「我把陶 成章殺掉，這件事我沒有向孫先生匯報過，孫先生也沒有和我談起過，但是，我想這件事符 合孫先生的願望。這是他後來信任我的重要原因。」 十 此皆瑕不掩玉。不管如何，馮自由大書出版，是我們「戴盆」之人之幸。畢竟，我們看 到了那個天良未變，道德猶存之時代，是「少」民主，不是「無」民主之國與家。在此國家 裡，專制和革命雙向影響，互為誘因，成為幾千年中國社會生生不息又停滯僵死之二元論。 說古人皆罪，一無是處者，恰好不知道革命，深層原因，就是專制並未根絕革命資源，留有 造反餘地，容納遊民社會，招安水泊梁山，千年循環往復，得以文化保留而傳統式微；唯獨 缺少日人之朝野上層互動於近代，允諾反對黨執掌政權；邃成革命和（日本）無革命之大不 同。這是第一。 第二，孫文革命造就原來普世價值和歐美價值之濫觴，卻因為俄國插手，孫文經濟政治 窘迫，又復建立蘇俄價值觀，於國民黨；使得共產黨及其價值觀，亦此濫觴。這是所有革命 發展成為悲哀的邏輯。致無民主時代來臨。革命，成為最終反革命之歷史——前此如孫文革 命—— 一朝變成俄國支那支部之革命，變成共黨革命，變成毛革命和痞子運動，一切文化 定義和革命定義，即呈敗莠殘緒，不值一提了。 第三，現在當局之所以不願意提及革命——反對派中人也熱衷於拋擲N種宣言、憲章公 開信或者主義談，就是因為革命現代觀，桎梏於革命資源之一窮二白。極權主義體制裡既無 遺民，更無水泊梁山（今上井岡山，20分鐘即到；邊區者，不邊也）——甚至就連孫文美洲、 歐洲、南非、印度之大運動，亦復不存，何談如何革命呢！所有體制，民間和護法之今日運 動，皆處於前提闕如，綱領不存，策略皆失的窘迫之境域，不得突破。一位學人說，在本國， 如是偽NGO，則必為官方所納，如是真NGO，則必被取締；納之為偽，真之不納；也許過於絕 對——卻是一個準確的判斷——說，現在一面極權，一面NGO、公民社會了，無異想起「皇 族內閣」了，「憲政」了，是謂「馮馮翼翼」（瘋瘋臆臆），糊糊圖圖。 最後，如果孫文革命和日本聯手，以出賣國家為手段，為目的，則現在全球化「智慧」， 卻是指向極權主義和美國利益之「同舟共濟」——這恐怕也是革命者或者反革命者，出乎所 料的吧。 哀，莫大於心死。難道不是嗎？故莫悲傷，再求索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