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思維與六四鎮壓 （北京）劉自立 一、冷戰思維有沒有是非 冷戰思維中東、西方意識形態的戰鬥有無是非可言？這是冷戰過去幾十年來一個普遍的 提問。它關係到所謂後冷戰時期國家意識形態的定位。美國等國家中消解冷戰思維派和堅持 保守價值派，尖銳對立，呈現出對於中國問題的不同看法。蘇聯解體以後，俄國人大步後退 的趨勢，使人想起赫魯曉夫主義：解構斯大林與殺死納吉，鎮壓匈牙利起義的雙面價值論。 美國和英國在對待以色列建國和埃及蘇伊士運河主權歸屬問題上，也勢同水火，互不讓步。 到了古巴豬灣事件，則呈現美國中央情報局和肯尼迪政府之間的齟齬和矛盾——這個情形和 56年自由歐洲之聲和艾克（艾森豪維爾）政府之間的對立，形成參照——而六四時期，美國 政府和後來的對華政策，正好在上演美國人價值分立的現狀。於是，冷戰時期的是非價值觀， 呈現一種戰後特有的細膩狀態，比阿拉伯細密畫還要精緻和詭秘。其間，所有的東、西對峙 和資，社對峙，開始於二戰柏林佔領時期的東、西兩區之建制。這個建制，從意識形態裡抽 象出現實政治的兩個層面——這個實用主義政治，開始於國際條約體系的逐漸形成；換言之， 美、蘇戰後瓜分世界的現實，在某種層面上凌駕於兩個體系的意識形態之爭。 匈牙利起義時期的殘酷現狀，正好是美國一方面由歐洲自由電台鼓吹推翻蘇聯暴政，另 一方面在事發之後，艾克除去說些「我們心連心」一類空話，聽任由蘇聯坦克鎮壓了這次事 變。我們在眾多的關於冷戰時期的事件與是非的提問中，可以提出關於以色列復國主義之是 非，蘇伊士運河主權歸屬之是非，乃至古巴危機，肯尼迪綏靖蘇聯，保留卡斯特羅之是非， 美國侵略越南，蘇聯侵略阿富汗之是非等等；但是我們不能保留美國政府縱容赫魯曉夫鎮壓 匈牙利起義之悖論，之後美國政府縱容鄧小平政權繼續在六四以後以其「合法性」統治中國 之悖論。這兩件事情表達了冷戰前後美國價值觀的兩張皮狀態——也就是基辛格所謂老羅斯 福主義和威爾遜主義之間的意識形態之異。這個東西，現在主要表現在他們的資本無主義— —這個有待探索的課題之上——這個課題，遮蔽意識形態的堅持，使其淪落為十分虛偽的說 教和姿態。當六四以後美國人斯考克羅夫特忙不迭朝見鄧氏時，他們心中那種對於失掉中國 市場的急切與惶惑心理，確實壓倒了正義和同情，變成中國改革死亡和六四後局面的主要責 任國家。 接下來的推導就是，他們都在認可一種所謂拋棄意識形態說的虛偽之談。 這種拋棄意識形態說的主要提倡者，應該是鄧氏。他所謂「貓論」和「不爭論原則」， 是其表面上拋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轉而進入類似納粹極權主義和納粹國家主義（加其特殊 私有制）的一個變形記。而美國人裡根對此觀點有所回應。他們說鄧式思維恰好是美國思維 的一個表達。因為美國人在汲取麥卡錫主義的所謂慘痛教訓以後，對於自由是不是應該制止 對自由之破壞——這樣一個胡克式定義上——和鄧有所苟同。於是，他們的鴿派人物和匈牙 利事變時期的杜勒斯和艾克一樣，把國際關係和戰略考量，搬動到中國政權的屁股底下，說， 如果出現了對於匈牙利起義者或者現在中國反對派的「實際支持」，蘇（中）美之間的平衡， 就會破壞，國際戰略關係，就會顛覆，經貿大好處，就會流失，美國人的生活方式，就要遭 殃……他們的VOA和自由亞洲電台，於是分別充當兩種不同的角色—— 一個類似前自由歐洲 電台幾乎是不負責任的叫囂，然後在匈牙利人被鎮壓後幾無作為；一個是在叫囂中國民主的 同時，和VOA兩相呼應，呈現出一種幾乎是互補狀態的高論：一個要中國走向民主；一個要 中國政府主導民主進程；美國人說他們祇能和掌權者打交道。 美國前國務卿奧布萊特就說過，僅僅因為中國是一個大國，所以，對此祇能用和平的方 式演變，絕對不可以像對待不民主獨裁小國那樣待。可是對待小國，肯尼迪也諱認古巴可以 「侵佔」——古巴不是伊拉克（加越南，朝鮮）。艾克本來就違背丘吉爾要其佔領柏林之態 度，秉承其縱容古巴，妥協赫魯曉夫的立場；理由是不能觸發核戰爭——但是人家毛澤東就 雄赳赳氣昂昂地跨過鴨綠江——毛就不怕觸發核戰爭；而麥克阿瑟剛剛要打過鴨綠江，丘吉 爾就發話要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了，一切暫停。現在美國人可以打薩達姆，卻不打金正日， 說是怕中國參與其間，要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於是他們讚揚裡根的星球大戰計劃，說是以 此打垮了蘇聯。那麼現在對於中國的態度，是不是繼續這個星球大戰計劃呢？於是我們看到， 就像匈牙利人被犧牲了一樣，美國人說六四問題是整個戰略格局中一個「超越部分」。現在 我們要回到中、美格局的健康狀況中來，不能有任何超越雷池之為。於是開始上演布什小丑 戲碼：一方面見見魏先生；另一方面急匆匆跑到北京參加奧運。這些政客就是這樣解構意識 形態主義的；一方面充當自由，基督和平等的傳教士，另一方面則和中國權貴沆瀣一氣。這 就是世界政治看似奧秘，其實膚淺的核心。 問題究竟出在哪裡？就出在美國也好，歐洲人也罷，他們的國家利益至上，錢串子腦袋 的亙古不變——這個不變，成為他們犯下殖民主義原罪的全部根據——而美國人，也許恰巧 是反對老殖民主義做法的新潮派系（他們反對英國繼續霸佔蘇伊士運河）；但是他們的總根 源，來自那個祇有全球化或者叫擴張化才能帶來財富增值的原始殖民主義正統。全部辯護理 由正是這個殖民主義者本身，發明了民主主義自由主義加上市場經濟——他們的殖民主義早 就是和民主相系。希臘之西方，一早就有民主，也有侵略。現在，這個原始觀念祇是作為一 種現代化模型重新打造亮相而已。所以美國人可以以民主的民意打擊越南，朝鮮，古巴和伊 拉克，也可以以民主的民意不打擊匈牙利、波蘭和東德政府，也可以和中國政府勾結，把民 主無限推遲，卻一日不停地往來於中國的所謂官場經濟。這就是所謂帝國主義的本質；這個 本質如何作用於正面價值論，現在和張伯倫時期，甚至希特勒早期經濟創造奇跡時期，幾乎 沒有不同；人們正在面臨匈牙利起義時期的種種難題。就像近期美國電影《合夥人》 （《The Company》）中匈牙利起義者和一個中情局人員的對話那樣——「起義者：請問您 從美國帶來什麼信息？ 中情局人員：我的上級希望您推遲起義。 多久？ 一年到一年半。美國人不能捲入對蘇戰爭。我們需要更多時間。 歐洲自由廣播在節目中無休止地宣傳要打倒共產主義啊，我們一直在收聽。 歐洲自由廣播不是美國政府的部門。 那麼請問，是誰付錢給歐洲自由電台。…… 你的人民會聽你的話。你有影響力。 該發生的事情不是我說推遲就可以推遲的。 布達佩斯40公里外發現了兩個蘇聯坦克部隊。他們兩個小時就可以到達布達佩斯；如果 俄國想用導彈威脅北約南部，必須控制你們的國家。 修昔底斯說過，有三樣東西會使人們發動戰爭，榮譽，恐懼和利益。如果我們發動起義， 對匈牙利人而言是出於榮譽和恐懼；而對美國來講是出於利益。「 而美國會出於利益為匈牙利而戰嗎？歷史回答不是——美國正是出於利益不為匈牙利而 戰——這就是納吉被拋棄的原因。 於是，六四修好中共，是要繼續打開中國市場。所以，匈牙利人、波蘭人和捷克人祇好 在無限期「推遲」中等到那一天——而中國人已經等了20年——從1949年杜魯門放棄中國內 戰以來，已經等了60年。為了防止世界大戰，為了蘇美緩和和中美關係，中國人要繼續容忍 包括鄧氏坦克的一切恐懼和無人權。 死在坦克的輪子下面以前是東歐人，現在輪到中國人。 二、對於意識形態的虛偽態度 那麼，美國人究竟是不是拋棄了意識形態旗幟，或者說中國人是不是拋棄之？ 其實他們根本就沒有拋棄。美國人認可中國鄧式政權在屠城後的「合法性」，正好是秉 承老羅斯福主義的利益原則；中國人拋棄意識形態卻祇是拋棄了毛式文革一窮二白的意志， 變成權貴和黨閥，他們要坐天下，賺大錢的極權私有制；他們對於美國人不動真格，而VOA 對他們也保持一派溫情——美國人就像匈牙利事件時選擇背叛起義者一樣背叛了六四。在什 麼意義上他們要這樣做，是一種主導觀念使然，還是一種不自覺的慣性？我們覺得二者得兼。 歷史上的事情總會發生兩遍。在這個層面探問，美國人背叛六四出於什麼考量呢？溫故知新， 就像他們考量匈牙利事件甚至朝鮮停戰一樣，波茨坦公告或者其他國際協約，使得世界劃分 為東、西兩個陣營。當年丘吉爾和斯大林談妥的世界瓜分——他們簡直就是在談笑風生中瓜 分了這苦難的「蛋糕」。他們認為一切人權原則，都要讓位於這個國際格局的形成，並且不 惜一切犧牲來維繫之！所以，在什麼時候可以，或者不可以打破這種格局，幾乎成為高於真 理和意識形態的國際準則。所以當美國《時代週刊》刊出鄧像於80年代的時候，美國人以為 一種真理和市場兼得的美好局面已經出現。但是這個局面其實是其幻覺——就像張伯倫以為 華盛頓會議以來，世界裁軍計劃讓英國成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時期已經來臨——但是希特 勒沒有給他這樣的「中心」。 美國人看到赫魯曉夫的改革，已經在蘇聯出現瞭解凍的局面。赫魯曉夫主義似乎正在改 變這個極權主義的國家——南斯拉夫和丘吉爾的歷史淵源，是不是正出現在美、蘇關係之上 ——鐵托的改革，是不是蘇聯的前途？如何估計鐵托的工人委員會？這些課題，使得本來就 對蘇聯盲然的美國人和西歐人不知所措。其實赫魯曉夫祇是加劇了冷戰，而非相反。柏林牆 建成了。古巴成了現實存在。布拉格和布達佩斯被鎮壓了。空際大戰不分勝負。於是，美國 人祇能在此前提下，實行所謂冷戰。而冷戰的藉口，也就是意識形態之爭，成為雙標準議題： 蘇聯說，你攻擊豬灣；美國說，你支持越南——至於其後的價值變得含糊不清；冷戰思維的 要點就是默認雙方的潛規則。 那麼，雙方的意識形態究竟有無是非可言呢？祇能說，在支持自由民主上，美國價值觀 是正確的，蘇聯價值觀是錯誤和罪惡的。柏林牆這個屠殺人民的牆體，無論如何是蘇聯政權 的一種罪惡象徵。反對這堵牆的美國意識形態當然是正確的。於是雖然裹在綏靖主義大潮裡， 蘇、美意識形態還是可以鑒別善惡是非的。如果連這一點是非也不區分，就幾乎喪失了西方 價值論的底線。 這樣的價值論在出現戈爾巴喬夫現象以後是否繼續存在？我們說，戈爾巴喬夫主義正好 是認同了拆毀柏林牆的意志，而非相反。所以祇是在這個意義上，西方價值論合理的因素才 可以存在——而不是西方對東方綏靖主義價值論可以存在。所以，當中國官方和御用文痞奢 談「去意識形態化」的時候，他們恰好是要去掉拆毀柏林牆的簡單真理。這個觀念的變種就 是，橫亙在中國的大小虛擬和實體之「柏林牆」，都是合法、合理的存在；一概不可拆除。 他們在公開場合上不便這樣堅持，於是他們說，中國現在的「柏林牆」還是為安定團結所必 要的，是暫時的，是會轉變的——至於何時轉變？對不起了！要幾代人，幾十代人…… 所以，中國柏林牆的存在成為考量現實美國對華政策和價值估量的關鍵。六四以後，蘇 聯解體，東歐垮台——這究竟和六四有如何一種聯繫？有人說，革命結束了，歷史結束了— —試問，中國代替蘇聯，成為世界極權主義與民主陣營對峙的歷史難道結束了嗎？全部答案 應該是完全否定的。不是這樣。中國現在代替蘇聯，成為兩極世界中一個新的單元——一切 和蘇聯時期幾乎沒有不同——祇是中國融入西方和西方融入中國的經濟關係，不可比之於蘇 聯甚至南斯拉夫。所以，蘇聯人走了，中國人來了。 故此，黑格爾主義的可知論和客觀唯心論並不能代替西方政治平台上的不可知論。西方 休謨以來的不可知論，成全了他們民主爭論的傳統，也就是自由主義的傳統——這正好是極 權主義全知全能認識論和統治的反對異見。正是在這個哲學不可知論的所謂相對真理之意義 上，民主陣營從蘇格拉底開闢的爭論和無結局歷史格式，才會產生。而自由，正好是現代派， 後現代派應和西方古典自由派的哲學基礎。 三、蘇東解體變天和六四鎮壓 蘇東解體和六四運動沒有內在關係嗎？當然有關係。 歷史的偶然是，六四鎮壓導致了中國政權的繼續存在；歷史的必然是，蘇聯體系的崩潰。 這個課題非常繁複，關鍵是美國人對於東歐發生的事情不起主導作用。這個本質變化是戈爾 巴喬夫的政策使然——而戈爾巴喬夫改革的因素來源於間接的星球大戰對於美國的失敗。那 麼，美國人是不是推倒柏林牆的根本動力呢？這個問題有兩種答案；一種答案是肯定的。裡 根成為蘇聯解體的第一和直接推手。第二種答案則非常模糊；因為蘇東解體是六四運動幾乎 直接的影響使然——美國人在當時並無這樣的直接啟示——他們還在繼續維持東、西平衡的 老思維中。於是，出現了中國六四因子說的奇特效應。中國六四事件，可以讓鄧氏鎮壓得手 ——而昂納克等人卻無法直接再向群眾開槍——因為蘇聯本身再次出動坦克的可能性消失了 ——為什麼消失？因為產生了戈爾巴喬夫這個偶然因素。為什麼產生這個偶然因素？因為蘇 聯本身的危機（含切爾諾貝利事件等），迫使戈氏改變。為什麼改變？因為蘇聯內部結構出 現了問題。這個改變，其實間接呼應了美國價值中絕對自由和絕對民主的因素——而不是其 國際戰略之均衡原則使然。美國人不知道蘇聯會發生什麼？為什麼會發生？根本沒有預見。 但是，所謂冷戰格局的結束，確實在戈爾巴喬夫釋放了三千政治犯以後成為事實。 蘇聯崩潰既然不是美國人的作用——或者說，不是其國家意志使然，而是其價值觀念使 然——那麼，中國政權六四得手是不是美國政府的作用呢？回答應該既是也非。美國人（含 歐洲政府）對於六四的鎮壓、直到現在還是持有官方的批評態度；但是美國人並沒有切斷和 鄧政權的國家關係——就像即便在豬灣犧牲了僱傭軍的生命，但是肯尼迪依然認可了古巴政 權——加上他們所謂的經濟利益即其國家利益所致，美國人很快和中共政權繼續往來，直到 今天。（奧巴馬的對華政策，與其說「改變」了什麼，不如說根本就是布什的對華政策的繼 續。他的基本提法就是，認可這個極權主義國家的崛起；希望這個政權在國際爭端中發揮正 面作用；同時鼓吹對於中國的人權。這個邏輯其實就是美國歷屆總統的邏輯：一言蔽之，就 是希望這個極權主義政權和美國協同作戰。這是非常可笑的理想主義和實用主義的結合。） 於是，美國對華政策在六四問題上和中共政權繼續保持微妙的潛在的一致。這個一致性內涵 表達是，美國國家利益的需要和中共權貴階級的政權利益（也是國家利益）的經濟需求的結 合。所以，美國人可以在恍惚中接納戈爾巴喬夫和解體的蘇東，也可以繼續接納中國政權。 於是一個國際新格局出現了：蘇聯消失以後，由中國繼續代替之，與美國形成戰略關係和新 冷戰關係——這個新冷戰表現在美國鷹派堅持的、對於中共的意識形態之爭上。歷史不是結 束而是重新開始了。 六四的發生與結束，正如匈牙利事件的發生與結束一樣，其主導價值來源於美國和歐洲； 其制度預設來源於民主和憲政；其輿論影響來源於自由主義。70年代的民主牆的潛在構成， 不是中國政治文化傳統的繼續——人們早就忘記了中國政治文化的內部結構及其存在的相對 合理性，全然導向美國價值論。而這個美國價值論則是由官方鄧某登上《時代週刊》做為一 個標誌；以後，黨內改革派才以此基準，出台「真理討論」，把美國哲學和官方改革言論一 鍋燴。而美國價值觀在六四時期的影響，和自由歐洲電台對於東歐的影響如出一轍。在美國 價值觀裡，正面的自由民主論遮蔽了國家利益論——人們不知道美國人可以鼓動匈牙利起義， 也可以一夜背叛和拋棄之——對於六四他們也如法炮製。中國人期待屠殺帶來的中美斷交， 政權崩潰，李鵬審判等等，一夜之間化為泡影。為什麼？他們不知道美國價值觀是雙料貨色。 如果美國人看見趙紫陽成為葉利欽，他們也會同樣支持中國的新政權。這就是所謂中國人祇 能自救，而不能他救的道理。重複而言，蘇、東可以解體，而中共可以繼續存在——這就是 冷戰結束和六四以來，對於美國價值觀的一種準確而全面的描述。 從另一個角度思考問題，就是何以蘇聯會出現從赫魯曉夫到葉利欽這樣一批改革者？ 第一，他們批判了斯大林；第二，完成了對於蘇聯的解構——中國人，是不是可以同樣 懷抱這樣一種希望：希望中共改革派出來，做一點美國佬不能和不願意做的事情呢？ 這個提問一直存在，而對其的回答也是似是而非。如胡溫新政，「黨內民主」；民主社 會主義；否定毛，肯定黨；和解共生，妥協為要等等。這些名堂其實在六四時期已經出現。 於是在經過20年時間後，美國價值觀始終和黨內改革派遙相呼應，形成「社會主義民主」才 是中國前途的論調——這個論調的變種，就是美國人所謂中國要擔當崛起之國負責任之角色 說。要害就是認可中共政權，並以此作為人權呼籲的前提，這就是所謂「狼變羊主義」的全 部奧秘。這個邏輯的合理部分就是，普世價值最終會因為中共和美國價值的桎梏而告失敗— —一如蘇東解體，中共政權最終會因為自身的結構發生崩塌而告結束；而這個時間的到來不 是因為美國政府的現實政策，美國人會因為現實利益勾結中共；但是，其雙料貨色中始終存 在的反對意識，會鬼使神差地起到「最後解決」的效應——這是六四發生論的辯證法。所以， 明確的判斷應該是拒絕美國人的現實主義政策，迫使他們恢復自由民主價值觀，並且盡可能 使之導向這個路徑，而非相反。這是中國民主派批判美國民主的要義。這是一道不好解釋的 難題。但是，就像人們最終認可地心說的謬誤一樣，美國人背叛六四的謬誤，最終應該受到 質疑。 世界是現實的，逆向的選擇尚未出現，還是被政治地心說統治。人們其實已經意識到這 一點，卻缺乏震撼性的解釋——我們祇好等待新思維的普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