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模式是對改革的背叛 ——後改革派看普世價值與中國模式的政治爭論 （北京）陳永苗 當下為改革而改革有兩種面相，一種是經濟自由主義，另外一種就是中國模式。中國模 式是文化政治加上利用官場經濟，呈現虛無主義氣象。它的位置處在經濟改革完畢，即將啟 動政治改革的中間，是在政改或者「經改走向政改」上聚焦與掰手腕。 建國經驗和權力意志 建國經驗離不開學習模仿先進政制，但是一個成功的建國經驗必須暗中學習模仿，把別 人冒險和從事偉大政治創新的結果掠奪為自己所有，並且發揚光大之。建國經驗就是一個創 新和重生的決斷，把古老的來自祖宗的習俗，抑或來自外來先進文明的政制都當作材料。當 不是作為材料，而是作為啟示的時候，就展開精神或政治領導權的搏鬥。 創建國家的立法者享有至高無上的權威地位，接近神聖，與人民同一，是人民的化身。 神的聲音也就是人民的聲音。他發佈的命令，採取的行動，無不是人民的渴望，享有絕對權 威，會獲得絕對服從。 當建國經驗被遺忘，原初意義與人民同一的絕對權威就喪失，人民分裂成各種群眾，任 何一個試圖獲得精神或政治領導權的魔鬼，就要說服啟蒙群眾。這時候暗中學習和模仿外來 先進文明的政制就變為不可能，除非通過啟蒙說法，推銷好處，否則就沒有政治正當性，不 會獲得群體的最大支持。同樣來自祖宗的習俗，要重新再次獲得精神領導權，單純暗示來自 祖宗的已經不頂用，還必須證明自己是有好處的。二者都吹噓自己妖魔化對方，在辯論的過 程中，都把自己說成是絕對的，是人民的化身，也是民族國家的神聖淵源。 或中或西，都是表面的直白的名義，關鍵在於如何找到當下合適的政治形式。宗「中」 的文化政治潮流，百年來對政治形式沒有貢獻，沒有成為民族共識。普世價值或宗「西」， 則是可以，是因為它能提供當下合適的政治形式。 固然普世價值的宗「西」有可能變成了忘記「師夷長技以制夷」，民族生存的權力意志 被否定，可是能夠造成這樣的人，也不過是一些「罵完克林頓又嫁給美國人」的資產階級欲 望暴徒。對這一些人談宗「中」的文化政治，都是道德啟蒙運動的毛病。文化政治潮流把這 些慾望暴徒的偽主義等同於普世價值和自由主義，然後否定普世價值和自由主義，不過是一 種伎倆。 假主義真問題：要不要政改 這就是當代中國「普世價值」與「中國模式」政治爭論的歷史大背景。如果不訴諸於道 德啟蒙，就不會變為意識形態鬥爭。普世價值或者學習和模仿外來先進文明的政制，是理所 當然的出路。普世價值本來就高於文化政治，當被文化政治無理糾纏，被迫與其應戰，就把 自己下降到那個層次，讓自己看起來也是意識形態，也必須通過啟蒙說服的方式，就得下降 到他們那種層次，和他們辯論，好像就變成他們的對立面。 其實不然。普世價值從習俗和歷史當中發現「自然人性」，那麼，就將現代中國的政體 革命，定性為追求自由、平等，符合人性的政治制度。外來先進文明的政制，當然比中國古 代的習俗政制，更接近自由、平等，符合人性的要求。但是師夷長技以制夷，學習和模仿外 來先進文明的政制，並不是為了服從別人，而是為了自身的更好，這裡不可讓自身主體性消 失在學習和模仿中，應該把權力意志凸現出來。 主體性喪失這種印象來自普世價值批判者的妖魔化，而且也只有把經濟自由主義當作普 世價值這個誤解基礎之上，迷信經濟可以決定政治的這一些人，以自己的有色眼睛來看待普 世價值的鼓吹，才會得出這個結論。 在普世價值批判者的有色眼鏡裡面，中國從經濟自由主義出發，加入全球化，變為全球 殖民經濟秩序體系的犧牲者，這一點確實是實實在在的。可是普世價值的鼓吹著力點在於政 改，而非要變為全球殖民經濟秩序體系的犧牲者。即使普世價值的鼓吹者有一種經濟可以決 定政治的幻覺，也是相信從經濟自由主義出發加入全球化，可以幫助推動政改。 「普世價值」提倡與否，內核就是還要不要專政，要不要政改，要不要急迫的實現憲政。 普世價值的辨難，去掉意識形態的紛爭，就是一個單純的問題：當下要不要廢除黨國體制， 要不要政治體制改革，要不要立即民主化。所謂的學習不學習，模仿不模仿，都是藉口。這 裡有明暗兩層，一層是學習不學習模仿不模仿，一層是政治鬥爭。兩層都指向了一個關鍵： 要不要政改。 普世價值的批判者卻與經濟自由主義共享同一套經濟決定政治的錯誤邏輯，在他們的錯 誤基礎之上，錯上加錯。經濟自由主義是改革中形成的惡性腫瘤，而普世價值批判者是惡性 腫瘤進一步癌變。對錯誤的批判，並不能一定導致正確。能指出經濟自由主義的錯誤，錯誤 越重，指出和譴責越強烈，普世價值的批判者越發相信自己就是可以的，就是對的。經過批 判，他們把普世價值等同於經濟自由主義。 普世價值批判者批判已經很熟透而且衰敗的經濟自由主義，而不是憲政的現代性方案， 然後暗示自己批判超越憲政。他們批判美國還不夠直接民主，就從中暗示和相信在直接民主 這一層面，中國就超越了美國，實際上中國還處於「封建專制」呢。這是一個精神病或瘋子 的行徑。他們越指責美國，就越強烈相信中國的優越性。 普世價值批判者推崇中國模式和北京共識，對中國市場經濟有一種曖昧不明、稀里古怪、 糊里糊塗的態度。中國的市場經濟，是官場經濟，是虛氣和肥大，對官場經濟的批判，他們 曾是不遺餘力。可是他們又轉過來，活生生的美化官場經濟，說成中國模式和北京共識。用 官場經濟瀰漫天下的臭味，用來為專制殭屍的延續背書，真是到了極致。普世價值鼓吹者並 不要經濟全球化，而是把經濟全球化當作手段和橋樑。 普世價值批判這也有幫助當局轉移政改注意力的作用。在經濟改革已經歇菜，政治要提 上議事日常的當前情形之下，反對普世價值倡言，提倡中國模式，北京共識，就是要阻礙政 改。 他們阻礙政改的政治意圖是清晰的，明白的，故意而為之。他們堅持專制權威主義，沒 有黨的領導，改革更不可能，他們卡著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的關口，把注意力和焦點，引向 文化政治和帝國衝動，以此拒絕政改。 拒絕了政改，普世價值批判者必須找到一個替代物，用於安慰渴望政改的心理，轉移關 注，他們找到的就是孔子、傳統文化與隱藏在這一些下面的帝國擴張衝動。 中國模式 在經濟決定論的支配之下，政改必須順服於經濟邏輯，也就是把政治正當性建立在經濟 發展之上。而不是憲政自己本來就是目的。 「中國模式」學說拒絕其他文明國家的先進政制，並且使用經濟決定論，把其他文明國 家的先進政制扭曲在經濟之上。當否定了經濟自由主義，就順手把其他文明國家的先進政制 也撂倒了，吹噓地「肯定」了自己的經濟發展高度，也把自己的落後專制，抬到別人的頭上。 談中國模式或者北京共識，就是試圖將權威主義固定下來。 中國模式之所以可以一時間內騙人，是因為民族國家之間的競爭，主要表現為經濟競爭， 那麼經濟方面吹噓上去，也就把自己的政體也吹噓上去。從80年代因為落後政體，有被開除 出「球籍」的危機感，到今天股市散大戶（頂多是眾多莊家之一）處在股票處在高位的牛氣， 就叫做中國模式，也變得太快了，也太容易了。有了錢，就開始自大，這就是暴發戶。中國 模式與文化政治的結盟，就是暴發戶一有錢，就開始給自己修墓，以抬高自己的鄉下地位。 中國模式的提倡是對改革的背叛，是對改革時代背後捅一刀，內在得掏空了改革的實質 性內容，延長專制。把經濟改革到政治改革的這一關口或瓶頸，拉長，成為走不出去的陷阱。 中國模式是改革瓶頸處的癌變，橫生出一種枝節，然後意圖反過來吞併整個改革，就像癌症 要佔領整個身體。中國模式一方面構成對改革共識的顛覆和架空，去掉實質性內容，而僅僅 保留形式和口頭上的路徑，並且強化之，這本質上是對後改革、反改革以及改革反思的排斥 和阻擋。 力倡「中國模式」，並且排除普世價值，體現出來一種把自己特殊性，專橫地當作普遍 性的資產階級暴徒慾望傾向。「中國模式」不僅僅是諸神中的一神，多元中的一元，而且要 成主神，甚至是唯一絕對主宰。 「中國模式」批判和藐視普世價值，並不能一定幫助中國模式走向政治成熟，所呈現出 來的，不過是在普世價值話語優勢下面的劣勢感。 經濟自由主義的烏龜爬行 支持改革與市場經濟的思潮力量，本來有兩種，一種是基於政治自由而去支持獲取經濟 自由的，一種是迷信經濟決定政治的經濟自由主義。這兩種，在改革死刑判決之後，已經發 生裂變，第一種回歸到政治自由，第二種走向了法西斯主義（權威資本主義，例如張五常就 公開宣佈現在的政治制度是最好的），並且提出文化政治與中國模式。 目前有一個很清楚的潮流，那就是與98年新左派辯論10年之後，經濟自由主義者一個接 一個接受了新左派的道德政治主張，雖然遮遮掩掩地，不肯自己來批判市場經濟。這二者才 是難兄難弟，才是結成一對。 經濟自由主義走向法西斯主義，法西斯就是把社會經濟問題，扭曲為心理情感問題，把 複雜的政治問題，簡化扭曲為道德倫理問題。昔日的經濟自由者和開明改革派，很快就要變 成中國模式。例如俞可平就談起中國模式。中國模式，可以說成經濟自由主義及其妒忌批判 者的「東北二人轉」。 固然經濟自由主義本著保守主義和受到現實強烈約束的審慎原則，推動改革進程，在理 想和實際政治潛質之間，找出一個平衡點。但是改革可以展開，是有一定歷史條件和時間限 制的，過了這個村，就沒這個店。穩妥的、也就是有限推動，也就是落後於改革本身的歷史 進程，是趕不及的。 經濟自由主義在強調自己開明，強調穩妥，並且讓大多數人模仿他們，塑造了一種保守 主義的道德立場，那麼在早期推動改革進程的同時，在中後期需要加速度的時候，必然是烏 龜爬行，拖改革進程的後腿。改革開明派對改革進程，有一種造成嚴重縮水的負面作用。 經濟自由主義的改革呼籲，已經成為不改革，尤其是不政治改革的助手，已經變為籠中 鳴，作為裝飾和花瓶。當局不斷釋放改革信號，但是只說不做，也允許經濟自由主義的改革 呼籲，如此迷糊民眾，實行緩兵之計。 經濟自由主義根本不注意的一點是，2003年胡溫新政以來，當局不斷述說和暗示政改， 把這個旗幟和口號搶到自己手裡，對改革時代的符號資源和道義資源，實行全面攫取。而實 際上，在奧運會開幕式和胡錦濤紀念改革30週年的講話裡面，都沒有毛澤東時代或改革前的 30年。今年兩會，溫家寶說改革是唯一的出路。在新聞發佈會上，李肇星提出關於中國政治 體制改革取得明顯成效的說法。中央黨校前副校長李君如提出，實際上中國政治改革已搞了 30年了，取得了巨大成就。 08憲章運動受打擊，很大程度就是在試圖分享或者主導。經濟自由主義把胡溫新政的民 生轉向，歪曲成回歸前30年計劃經濟或者文革做法。 （本文發表時有刪節——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