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否在「逐漸民主」 （福建）林原 2008年11月28日中國官方報紙《參考消息》，在《外國人看中國》欄目中譯載了西班牙 前駐華使館商務參贊恩裡克。凡胡爾發表在《國家報》上的文章「中國，一個逐漸民主的國 家」。發表時此文題目被改成：西班牙前駐華商務參贊撰文認為 西方應務實看待中國「漸 進民主」。 外國人對中國的看法，往往有一些錯誤或片面的成份，凡胡爾先生的文章同樣如此。由 於這位前駐華商務參贊對中國「逐漸民主」的觀點可以代表其他一些與之類似的意見或評論， 因此對它的批駁就顯得較為必要。 凡胡爾先生在其大作中首先就給出一個似是而非的斷語：中國已經開始了民主過渡進程 ——然而相當多中國人對此會持反對意見。至於他所說的「與蘇聯和其他東歐共產主義國家 不同，中國的民主之路並不帶有特別鮮明的斷裂時期」，其根本原因在於中國的民主化並沒 有出現任何顯著的進展，除了統治者借鑒外國「經驗」向專制主義「軀殼」上塗抹些許民主 「油彩」之外。 中國人民在自由狀況上有何變化 這位前商務參贊在文中對目前一種較普遍的觀點——中國進行了深入的經濟改革，但政 冶體制並沒有改變——提出質疑：「這種觀點忽視了中國人民在自由狀況方面經歷的巨大變 化。今天中國人享受的自由程度與二三十年前相比不可同日而語。他們可以自由旅行、改變 住處、換工作，這是改革開始之前無法想像的一種生活方式。」從這種論調可以看出，作者 對中國的歷史缺乏完整的瞭解。當前中國人「享受」的自由程度比二、三十年前是有一定程 度的擴大，但還比不上1949年前的北洋軍閥執政時期或南京國民政府統治時期。可以這樣說， 這種「進步」其實是在1949年大退步之後的些許進步，因此其意義不應該誇大。更何況這種 進步並不是中共主觀上、有計劃的「賜予」，而是由經濟社會變革的客觀進程所推動的。 作者還認為，言論自由、批評的權利在中國也得到了「擴展」。他並引用《紐約時報》 駐華記者尼古拉斯。克裡斯多夫的說法——5年前他在聊天室和博客中寫的批評中國政府的 評論從不能在網上公佈，但近來類似評論不僅能夠被公佈，還得以在網上保留。這種變化出 現的原因較為複雜，其中部分原因是：隨著近些年來中國大陸網民人數不斷增加並達到相當 大的規模，並且隨著大陸的黑暗面被暴露得越來越多，網絡上批評政府的聲音也越來越多， 在這種背景下，某些不太「敏感」的批評言論因為網絡「警力」不足而被忽略了。但是涉及 敏感問題的批評性言論——無論是關於西藏衝突事件還是上海楊佳事件的仍較難在網絡上保 留。其實我們祇要考慮到中國大陸當前日益龐大的「網絡評論員」隊伍就能知道凡胡爾先生 這種看法是多麼片面了。而從今年3月的西藏衝突事件以及4月的巴黎奧運火炬傳遞事件發生 後國內相當部分網民的偏激反應也可以看出，中國官方對網絡輿論的引導與控制還是較有成 效的。 討論中國言論自由問題，除關注網絡外，還應涉及公開出版的報紙與雜誌。在大陸報刊 上，批評性言論仍較為少見——如果有也不過是「打蒼蠅不打老虎」的批評或隔靴搔癢的評 論。然而，某些「打蒼蠅」的言論也可能給報刊帶來災難——最近的一個例證就是《財經時 報》對中國農業銀行常德分行的批評性報道使該報受到停刊整頓3個月的處罰——不過並沒 有被永久停刊，不知凡胡爾先生會否認為這是中國「逐漸民主」的另一證據？ 凡胡爾先生還寫道：「與在經濟改革上逐步前進一樣，中國在公民人身自由、言論自由 以及社會參與度方面也將向前發展。」正如前面指出的，中國在這些方面即便以後有所發展， 仍屬於在1949年大倒退之後的「向前爬行」，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種「向前爬行」好比是由 「現代奴隸制」向「現代半農奴制」的發展。而作者就此預言「也許在不遠的將來，中國已 然符合了民主社會的標準」是相當荒謬的——他沒有認識到在後極權社會與民主社會之間仍 橫亙著一條難以逾越的鴻溝。在此還要指出的是，中國公民在人身自由方面狀況固然有一定 改善，但在言論自由方面狀況的改善則很有限，在政治參與方面狀況的改善更是微乎其微。 而且在中國這樣的國家，經濟改革上的推進很難帶來公民政治參與上的進展——即便有所進 展，也是相當微小、緩慢且缺乏穩固基礎的，並有可能遭受某些官員的打壓。 共產黨在中國有沒有廣泛的合法基礎 作者尤其讓人感到可笑的是聲稱共產黨在中國民眾中擁有「廣泛的合法基礎」。其實， 中共政權在中國大陸的統治從未獲得過充分的合法性，祇能說是一種弱合法性的政權。它的 統治在相當大程度上還是依靠赤裸裸的暴力，儘管表面上的經濟繁榮似乎為這種赤裸裸的暴 力穿上了「新衣」。 這位前商務參贊還能為中共的這種「合法性」找到「兩大因素」：「一個是歷史因素， 因為共產黨統一了中國、結束了外來侵略，並將一個弱國變為受世界尊敬的強國；二是改革 政策帶來的經濟因素，共產黨領導的這場改革使得中國經濟得到了巨大發展，至今一個如此 龐大群體的物質生活條件，從來沒有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得到過這麼大的改善。」作者的這種 「歷史因素」觀合乎中共的歷史觀，不過真實的歷史究竟如何呢？1945年中國抗日戰爭的勝 利（而非1949年中共掌握全國政權）基本上結束了近代外來侵略的歷史，但這一勝利就國內 方面而言主要應歸功於國民黨。至於中共在抗戰期間的所作所為，這位領事如果願意深入研 究中國的抗日戰爭史，是能找到八路軍、新四軍消極抗日但與國軍積極搞「摩擦」的歷史資 料的——不過中共的宣傳是說國民黨方面消極抗日、積極反共。此外，這位作者的「經濟因 素」觀也是有偏頗的。在中共的經濟改革中，普通百姓所獲益處遠遠少於官員們，而且他們 的合法權益不時受到腐敗官員打著各種旗號包括經濟改革旗號的侵犯。在此尤其要指出的是， 這些年來中國人民從以往過多的經濟束縛中得到部分解放，並用不斷的辛勤工作使自己的生 活條件得到一定改善，但這並不是中共的「恩惠」。凡胡爾先生沒有認識到，是中國人民養 活了這個人類有史以來最龐大的政黨，而不是這個人類有史以來最龐大的政黨養活了中國人 民。如果在其他政黨領導下，中國人民的生活並非沒有可能得到更大的改善。 這位作者的錯誤還在於他沒有認識到，近些年來中國民眾自由的「擴展」在相當程度上 是因為政府管制的弱化，而這種弱化與民主化並沒有多大關係，而與黨政腐敗化有一定的關 系。這樣，從中國人在社會經濟生活中外在束縛一定程度的弱化不能得出中國已走上政治民 主化之路的結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腐敗化的日益嚴重使中國民主化面臨的阻力也越來越 大——畢竟對數目不斷增多的腐敗官僚來說，如果中國成為真正的民主國家，他們面對的不 僅是失去特權的問題，還有為其不法行為接受審判的問題。很顯然，他們會勾結起來阻撓中 國走上真正民主化之路。 國際社會應該對中國採取什麼態度 不管怎麼說，這位前商務參贊還是得出了下面這種似是而非的結論：「有利於中國經濟 發展和融入國際的行為將推動中國走向自由和民主，而經濟制裁、抵制行為將產生相反的效 果。」有利於中國經濟發展的行為未必能推動中國走向自由與民主，這不但因為政治改革與 經濟改革脫節的現象可以較長時期內在中國存在，而且因為中國經濟的發展已淪為一種畸形 的發展——是一種貧富差距日益加大、社會財富向官員（尤其高層官員）及其親屬手中不斷 集中的發展。這種經濟發展難以伴隨任何真正的民主進步（事實上，即便中國民眾在推動經 濟發展方面的努力得到政府的默許乃至鼓勵，但這絕不等於他們爭取政治權利的鬥爭會被政 府接受）。而中國經濟的「融入國際」，同樣難以促使中國腐敗官員們推動真正的民主化變 革。至於經濟制裁等是否有效的問題，在此必須指出的是：有限的、三心二意的經濟制裁確 實沒有效果，但這並不說明更全面而嚴格的經濟制裁沒有效果。 最終這位外國人提出「國際社會應該採取務實主義態度」，而這其實是向一個非民主政 權靠攏的態度，也是一種短視而缺乏遠見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