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政黨必須還政於民 （北京）張耀傑 《官場黑社會——安徽阜陽黑惡傳奇》是我剛剛完成的一部紀實著作，而且是注定不能 在大陸中國正式出版的一本著作。我的父親是在45歲時遭遇車禍死掉的，我自己也已經度過 45歲生日，頭髮已經花白，精神也開始頹廢，近來一直在思考如何息事寧人、得過且過。在 這種心境之下，有一句話不得不抓緊時間率性說出：「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執政黨，必須 通過和平演變的方式歸還政權於本國人民，同時也必須像台灣的蔣經國及國民黨那樣，變地 下黨加黑社會的傳統會黨，為憲政民主框架下的現代政黨。 「尊王攘夷」的農耕文明 相對而言，農耕文明原本應該比狩獵文明更加先進；然而，中國特色的農耕文明在人身 奴役方面卻比狩獵時代更加邪惡。專制皇權所歌頌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 非王臣」（語出《詩經。小雅。北山》）的共產專制，加上「存天理，滅人欲」的孔門儒教， 不僅繼承延續了狩獵時代的人身奴役，而且通過三綱五常、三從四德之類的精神枷鎖，捆綁 奴役著包括儒教忠臣在內的幾乎所有臣民的靈魂世界，以至於連以孤家寡人的「天子」自居 的專制皇帝也不能倖免。 安徽省的阜陽地區，位於淮河北側，與河南省的駐馬店、信陽、商丘、周口地區的社會 文化生態極其近似，是中國幾千年不變的農耕文明的垓心地帶，歷史上各種天災人禍頻發， 民眾生存艱難。 地處淮河岸邊、隋朝時已經設縣的穎上縣，歷史上以兩個典故而著名。其一是「管鮑之 交」；其二是秦上卿甘羅「12歲為相」。 管仲，生年不詳，卒年為公元前645年，名夷吾，又名敬仲。他少時喪父，老母在堂， 生活貧苦，不得不過早地挑起家庭重擔。為維持生計，他與鮑叔牙合夥經商而後從軍，並且 經鮑叔牙推薦出任齊國上卿，因採用「尊王攘夷」的權術謀略輔佐齊桓公成為春秋時期第一 霸主，而獲得「春秋第一相」的聲譽。管仲之所以能相齊成霸，與鮑叔牙的知才善薦密不可 分。管仲晚年回憶說：「我與鮑叔牙經商而多取財利，他不認為我貪心；同鮑叔牙謀事，我 把事情辦糟了，他不認為我愚蠢；我三次從陣地上逃跑，他不認為我膽小怕死；我做官被驅 逐，他不認為我不肖；我輔佐公子糾敗而被囚忍辱，他不認為我不知羞恥。生我者父母，知 我者鮑子也！」 管仲所謂的「尊王攘夷」，說穿了就是把諸多的國家或地區凝聚成為拉一派打一派的政 治絞肉機。國家強盛的時候，本國人民必須從自己身上割肉以貢獻給帝王及其嬪妃閹黨。在 國家衰敗的時候，本國人民除了繼續從身上割肉供奉本國帝王之外，還要割地賠款以奉獻犧 牲於外來夷敵。個人在尊王攘夷的剪刀差與絞肉機裡，祇是微不足道的籌碼與工具。無論是 「王」勝利了還是「夷」勝利了，普通的民眾都逃不脫「興，百姓苦；亡，百姓苦」的悲慘 命運。 一個現代化的文明政府祇需要做兩件事情。第一是保障個人權利與私有財產；第二是限 制公共權力和政府官員。中國傳統的孔門儒教反其道而行之，總是站在「家天下」的專制帝 王一邊「勞心者治人」。孔門儒教所謂的「仁義道德」，並不是要保障每一位個人公平正義 的個體人權，而是要千方百計維護專制皇帝的「家天下」穩定傳承以至於萬歲無疆。對於管 仲所謂的「尊王攘夷」，被孔門儒教奉為經典的《詩經。小雅。常棣》，另有更加古老的一 種表述，即「兄弟鬩於牆，外御其侮」。意思是同胞兄弟們雖然在家裡爭吵，但是仍然能夠 一致抵禦外人的欺侮。把這句反過來推想一下：既然連親兄弟都要關起門來窩裡鬥，還有什 麼必要去「尊王」，還有什麼資格去「攘夷」呢？像這樣抵禦外族人或者外國人的欺侮，又 有什麼價值和意義呢？！ 大陸中國這種「兄弟鬩於牆」以至於「尊王攘夷」的農耕文明，是祇講官本位的身份派 系而不講相互平等的契約規則的，經過數千年的積累沉澱，直接造就了淮河兩岸窮山惡水的 環境生態與政治生態。每當淮河上游的洪水來臨，穎上縣丘家湖、姜家湖行洪區的農民，都 會成為「棄卒保車」的犧牲品。正是在這樣的惡劣環境中，才會產生肖作新、張華琪、徐波 三任縣委書記的「前腐後繼」，以及穎上張家順、張家旺、張治安、張治剛家族根深葉茂的 黑惡傳奇。 由於農耕時代「尊王攘夷」的帝王之術，根本不承認帝王之外的任何個人的主體人權和 私有產權，「存天理，滅人欲」的帝王天理又不足以徹底閹割每一位個人的本能情慾；那些 自尊心和權力慾特別發達的野心家，就祇有基於「寧可我負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負我」的極 端心理，通過權力擴張和財產掠奪來鞏固並且保障自己的身份地位。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 的「寧可我負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負我」，其實就是管仲的「尊王攘夷」登峰造極的一個變 種。當曹操把原本應該尊重崇拜的帝王挾持捆綁起來充當政治人質的時候，大陸中國的農耕 文明就徹底喪失了人人遵守的價值坐標。而一度歸屬於阜陽地區的毫州，恰恰是曹操與「現 代曹操」王懷忠生於斯、長於斯的故土家鄉。 登峰造極的毛澤東共產 中國的農地制度，自有歷史記錄以來直到20世紀40年代，基本上呈現出以聚族而居的自 耕農經營為主，以地主佔有、佃農經營為輔的私有形態。祇是這樣的私有產權祇是在民間對 民間的層面上才能夠成立，在皇帝與民間或者說是官家與民間之間，是根本不存在私有產權 的。專制皇權所歌頌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語出《詩經。小雅。 北山》）的共產專制，儘管沒有完全徹底地落實到草根民間的每家每戶；但是，某個區域的 某些居民一旦面臨官家的徵用與罰沒，無論是他們的土地房屋還是他們的人身自由，都必須 絕對服從於官家的強制剝奪。岳飛所謂的精忠報國，說穿了就是以犧牲自己連同別人的身家 生命為代價，無條件地效忠於「家天下」的專制皇帝。專制皇帝一方面「天下為公」一方面 又以孤家寡人的「天子」自居的金口玉言及私人慾望，就是傳統中國的農耕文明的最高法律。 1911年之前的中華帝國，要求於藩屬國的首先不在於物質利益，而在於對帝王朝廷的精 神臣服。當以強凌弱的歐美列強為了市場經濟的物質利益來到大陸中國的時候，大清帝國的 專制皇帝及其朝廷大臣，首先想到的既不是提升自己的實力以公平競爭，也不是武裝軍隊以 捍衛國土，而是讓歐美列強的使節商人們像藩屬國的臣民一樣，表現出肉體上的跪拜與精神 上的臣服。 號稱是「天下為公」的宗族公有制及國家公有制的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歷來都是中國 特色的儒家農耕文明的核心價值。蘇聯人送給中國共產黨的並不是所謂共產主義的神聖理想， 而是讓中國人打中國人甚至於幫中國人打中國人的「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相對先進的戰爭 武器與政黨組織。作為回報，蘇聯人從大陸中國割走了包括外蒙古在內的大片領土。 到了1949年前後，號召農民「打土豪，分田地」的毛澤東及其共產黨，通過「槍桿子裡 面出政權」的暴力革命奪取政權之後，隨即在全國範圍內強制推行土地改革，短短三年內就 把歷朝歷代自然形成的私人土地差別擁有，變而為地權平分的私有格局。這種人為的地權平 分，是以針對地主、富農及其私有財產的共產剝奪為慘痛代價的。等到政權穩固之後，同樣 的共產剝奪很快便推廣普及到全體人民的頭上。 從1952年開始，中共當局在全國範圍內強制性地開展農業互助和初級合作化運動，逐步 將農民的私有土地轉換成為「被集體化」的「集體土地」。1958年前後強力推行的號稱「共 產風」的人民公社運動，借助於執政黨全面滲透的專政強權，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完全徹底 地實現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共產專制。在這種情況下，中國 共產黨的最高領袖毛澤東，事實上就成了大陸中國集人事權與財產權於一身的登峰造極的奴 隸主，甚至於連國家主席劉少奇和開國元老張聞天、高崗、饒漱石、彭德懷、賀龍、林彪等 人，也都淪落為「君讓臣死，臣不得不死」的犧牲品。在此之前的1956年，毛澤東已經把知 識分子和各民主黨派與中共政權之間，形象地比喻為「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寄生關係。 把這個比喻推而廣之，包括劉少奇、彭德懷、賀龍、林彪在內的所有中國人，與掌握政權的 大奴隸主毛澤東之間，其實全部是「皮」與「毛」的人身依附關係。 即使沒有外來的夷敵，從來沒有公平公正的平等觀念、契約意識和制度程序的中國人， 依然不會和諧相處。祇要對於自己的身份地位不夠滿意，不僅國家之間、民族之間、君臣之 間、階級之間、宗族之間、村落之間，而且在家庭內部的父子之間、兄弟之間、夫妻之間、 妻妾之間，也永遠要進行窩裡鬥。毛澤東的「槍桿子裡面出政權」、「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 爭」的鬥爭哲學，就是農耕文明中最為極端的政治哲學。 政治社會學範疇內的所謂專制，就是把多元化的社會力量統一為一元化的絕對統治，進 而在社會生活的所有領域都採取以強權一方絕對壓倒弱勢一方的單向思維及單向操作。中國 傳統「家天下」的「君讓臣死，臣不得不死」：「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存天理，滅人 欲」；以及大陸中國「黨天下」的「坦白從寬，抗拒從嚴」；自己「革命」卻不允許對方 「反革命」、自己主動卻不允許對方「反動」的「無產階級專政」，都是自以為掌握唯一正 確的絕對真理或天理天命的政教合一的極端專制。 在堅持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即一黨專政的前提下，毛澤東及其共產黨所宣傳的社會主 義，不過是關起門來私分全體國民的私有財產及公共資源，並且像專制皇帝那樣最終由某一 個人或某幾個人主宰所有個人的前途命運的分贓騙局和極權圈套。人人平等的普世公理和普 世價值，已經在大陸中國吶喊了一百多年。但是，在一黨專政、等級森嚴的大陸中國，從來 就沒有人人平等，有的祇是官大一級壓死人的奴才等級和奴才官場。執政黨內部見不得陽光 的下級服從上級的「民主集中制」，說穿了就是沒有同志、祇有奴才的黨奴制。所謂的「黨 內監督」，本身就是自欺欺人的黨內腐敗，也就是共了全國人民的產，搶了全國人民的錢， 代表了全國最廣大人民的利益，卻偏偏要關起門來，由執政黨內的一小撮當權者偷偷地數錢， 秘密地分髒。 工商時代的契約文明 農耕文明是一種把個人價值歸屬和服從於家庭、宗族、鄉黨、會黨以及皇帝之國家、皇 權之民族之類的大小集體的身份文明；或者說是上了賊船就不允許自由退出的人身依附式的 專制文明。在農耕文明的共產專制社會裡，官員的權力就是法律，專制皇帝口含天憲的金口 玉言就是最高法律。這種共產專制的登峰造極，必然是每一位不甘心服從於別人的人，都想 充當「寧可我負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負我」的極端自私者與極權專制者。 歐美現代工商文明是從古希臘的人道傳統和基督教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普世原則 裡面衍生出來的一種尊重個人價值和私人產權的契約文明。在工商文明時代，個人與僱主、 弱者與強者之間的關係，不再是奴役與被奴役、服從與被服從的人身依附關係，而是雙向選 擇、來去自由的契約關係，最低限度也應該是可以祇賣藝而不賣身的有限服從與有限忠誠的 契約關係。契約雙方既可以在雙贏多贏的情況下自願合作，也可以自主選擇不合作或退出合 作。個人作為雙向契約中的甲方或乙方，沒有義務為國家、民族、黨派、教會完全徹底地奉 獻犧牲；國家、民族、黨派、教會也沒有權力包辦個人的人格尊嚴、私有財產、婚姻家庭、 衣食住行、興趣愛好等私人權利。無論是國家、民族、黨派、教會；還是企業僱主、父母兄 妹；與個人之間的世俗關係都是遵守契約的有限責任關係，也就是甲、乙雙方按照契約面前 人人平等的普世原則各司其職、各盡其責、互利共贏的良性關係。 在工商時代的契約文明中，契約條款及其仲裁者實際上充當了作為中立第三方的「人神 和好之中保」或者說是耶穌式的「人間上帝」的角色，這樣一來就使不穩定、不平衡的二人 關係，演變成了和諧穩定的三角關係。在甲、乙雙方涉及公共利益的契約關係中，經過公民 選舉和議會立法等制度程序確立下來的憲政法律和憲政制度，就相當於普世性的人人平等的 「上帝」福音。公共法庭上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或者說是法律之下人人平等，就是公訴人或 原告人與被告人之間可以相互質證、相互反駁的雙向互動關係，而不再是農耕專制時代臣民 必須在帝王將相面前低頭認罪的單向服從關係。公共法庭上祇對法律正義負責的法官，所扮 演的就是臨時性的「人神和好之中保」的「人間上帝」的角色。而在司法機關根本不可能獨 立操作的大陸中國，法庭上的公訴人與法官都是執政黨鎮壓懲罰本國人民的專政工具，真正 意義上的公平公正是完全不存在的。在大陸中國的專製法庭上，公訴人以被告人的認罪態度 的好壞來要求法官從嚴從重判決被告人，本身就是嚴重違背現代法理的邪惡表現。 農耕時代的身份文明其實就是搶地盤、爭領土的拉一派打一派的「槍桿子裡面出政權」 的強盜共產文明和野蠻專制文明；工商時代的契約文明，是要在市場平台面前遵守規則進而 公平競爭的文明。農耕時代維持自給自足的小農生產和小農經濟的第一要素是閉關鎖國的宗 族領地；工商時代從事社會化擴大再生產的第一要素是全面開放的公共市場乃至於國際市場。 工商文明的民主國家祇對民主國家完全開放，而不可能對專制國家完全開放。農耕文明的共 產專制得以建立的根本前提，卻是對於本國人民的共產掠奪和殘酷鎮壓。連同胞兄弟都要關 起門來窩裡鬥的共產專制國家，在國際關係中要麼是閉關鎖國，要麼就是刀兵相見的以強凌 弱，所謂禮儀之幫的和平共存、和諧發展，完全是言不由衷、自欺欺人的話語圈套。 禮尚往來的陋規制度 1923年11月17日，胡適為留美政治學博士張慰慈即將出版的《政治概論》寫作序言，其 中有這麼一段話：「民治制度的最先進的國家也不是生來就有良好公民的；英國今日的民治 也是制度慢慢地訓練出來的。至於那些採用現成民治制度的國家，他們若等到『人民程度夠 得上』的時候才採用民治制度，那麼，他們就永沒有民治的希望了。民治制度所以有被他國 採用的可能，全靠制度有教育的功用。……民治的制度是一種最普遍的教育制度。……凡經 過長期民治制度訓練的國家，公民的知識和道德總比別國要高的多。」 與胡適最為息息相通的留美同學蔣夢麟，在《西潮》中用雄辯的事實反思批判了中國傳 統農耕社會共產專制的陋規制度：「所謂陋規制度究竟是怎麼一種辦法呢？中國當時分為二 十二行省，大約包括兩千個縣。縣的行政首長是知縣，他不但掌管一縣的財政，同時還是一 縣的司法官，他的薪水每月不過數兩銀子，簡直微不足道。因此他的一切費用都祇能在陋規 金上開支。如果上級官員經過他那一縣，他除了負責招待之外，還得供應旅途一切需要財物。 對於上級官員的隨員也得送『禮』，所謂『禮』通常都是送的錢。我的故鄉余姚城外的姚江 岸上有一座接官亭，這是各縣都有的。……連平定太平天國之亂的學者政治家曾國藩也贊成 陋規制度。他曾在一封信裡為陋規制度辯護，認為要順利推行政務，就不得不如此；他說一 個官吏的必要開支太大，而且還得贍養一家和親戚。咸豐同治年間住在北京的名士李蓴客曾 在日記裡抱怨總督張之洞送他的『禮』太輕。過了幾天日記裡又有一段記載，為：」午後至 陶然亭，張之洞來，我避之。『可見張之洞從陋規金中提出來贈與李蓴客的禮太輕，結果就 得罪了這位名士了。「 作為對比，蔣夢麟痛心疾首地展示了絕大多數國人拒絕接受的另一種歷史事實：「實際 的例子已經指出，補救之道在於建設良好的制度，來接替腐敗的制度。單單廢止壞制度，還 是不夠的。英國人為中國建立的關稅制度，一開始就擺脫了陋規的惡劣影響。海關僱員都經 過良好的訓練，薪俸也相當優厚，退休之後還有充裕的養老金。徇情偏私的情形很少發生。 中國為了保證償付外債而把國家重要收入的控制權交付給外國政府，這原是國家的奇恥大辱， 而且嚴重威脅到主權的完整，但是因此而建立關稅制度卻是中國的意外收穫。郵政也是根據 西方制度建立的。創辦迄今，行政效率始終很高。就是在漫長的內戰時期，郵遞工作也從未 中斷。抗戰期間，日軍佔領區與中國大後方之間，郵遞一直暢通無阻，郵差們常常穿越火線 把郵件送達收件人手裡。鹽務機構是另一實例。八年抗戰期間，人民的這種日用必需品始終 供應無缺。治黃河的河督從前一向以陋規制度聞名於世；事實上著名的山東菜和河南菜就是 這些食厭珍饈、腰纏萬貫的治黃老爺們光顧的結果。同樣的，揚州菜之所以出名，就是因為 貪圖口福的揚州鹽商而來。黃河水利委員會成立以後，改由受過現代訓練的工程師主持疏浚 工作，陋規制度也就隨著滾滾河水沖入黃海去了。老饕已隨陋規制度消失，祇有烹飪藝術依 舊存在。美食家至今對揚州菜讚不絕口，但是自從組織完善的現代鹽務制度建立以後，倡導 揚州菜的鹽商已無法立足了。這些成就可以說是依賴外國協助而來的。但是我要請問：這些 成就究竟由於外國人的良好道德，還是由於他們介紹到中國來的良好制度呢？沒有健全的品 德，這些制度固然無法實行，但是單憑外國人的道德難道就能收到預期的效果嗎？單憑少數 高居要津的外國專家就能夠制止千千萬萬中國職員的不法行為嗎？海關、鹽務、郵政之所以 成功，還是靠良好制度下的基層中國職員的通力合作。這就是孟子所謂：」徒善不足以為政， 徒法不足以自行。『「 從工商憲政文明的眼光來看，文明人的道德，應該是遵守人人平等、博愛自由、民主自 治的契約精神與制度規則的道德，而不是中國傳統的等級森嚴、逼人和諧、擅自代表的仁義 道德；更不是專制皇帝口含天憲、言出法隨以及造反革命者奉天承運、替天行道、天下為公 的共產專制道德。農耕文明注重於身份等級的綱常倫理與禮尚往來，本身就是反人類和反人 道的不道德。「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中國共產黨，自從1949年建政以來，並沒有沿著國民 黨時代已經開闢的憲政民主的工商契約文明的道路走下去，反而變本加厲地走上了「秦始皇 加馬克思」的共產專制之路。在這樣的政治生態中，根本不存在人人平等的普世人道，而祇 有等級森嚴的身份秩序和禮尚往來的黨派親疏。在禮儀之幫的神聖幌子之下，每一個官員與 非官員都恪守著逢年過節、婚喪嫁娶的送禮與收禮的風俗習慣，包括胡錦濤、溫家寶在內的 執政黨官員，無一不是靠著這種請客送禮的禮尚往來，一步步攀爬到最高權力階層的。阜陽 官場的王懷忠、肖作新、王昭耀、尚軍等人貪污受賄的最為重要的罪證，其實都是無官不貪、 禮尚往來的陋規禮金，假如非要把禮尚往來的收入定性為貪污受賄，那麼，幾乎每一名執政 黨官員都是貪官污吏和腐敗分子。不按照歐美社會憲政民主的工商契約文明的普世規則改變 大陸中國共產專制的一黨專政，而僅僅把個別運氣不好的貪官污吏繩之以法，實際上是極不 人道地把這些人充當了所有貪官污吏和腐敗分子的替罪羊。 大陸中國的政治怪胎 工商契約文明的憲政民主制度，是以個體人權與私有財產為根本前提的，同時也是以限 制約束掌握公共權力的政府及其官員為第一目標的。借用美國《獨立宣言》中的經典話語： 「我們認為下面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賦予他們若幹不可剝奪的權 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為了保障這些權利，人類才在他們之間建 立政府，而政府之正當權力，是經被治理者的同意而產生的。當任何形式的政府對這些目標 具破壞作用時，人民便有權力改變或廢除它，以建立一個新的政府；其賴以奠基的原則，其 組織權力的方式，務使人民認為唯有這樣才最可能獲得他們的安全和幸福。」 自1966年起，美國所有的警察在抓捕和審訊嫌疑犯之前，無論自己多麼忙亂，多麼匆忙， 心情多麼不好，形勢多麼緊張，都必須鄭重其事地告訴對方：「你有權保持沉默。如果你不 保持沉默，那麼你所說的一切都能夠用來在法庭作為控告你的證據。你有權在受審時請律師 在一旁咨詢。如果你付不起律師費的話，法庭會為你免費提供律師。你是否完全瞭解你的上 述權利？」是為米蘭達警告。這一警告所要限制和約束的並不是罪犯，反而是以壓倒性的強 勢力量抓捕罪犯的執法者。 與歐美現代國家憲政民主的工商契約文明相比較，大陸中國的執政當局祇是一個空前絕 後的政治怪胎，其最主要的特徵就是使用已經實現憲政民主的歐美先進國家的科學技術，來 頑固堅持農耕時代共產專制的落後思維和野蠻暴行。 在一個無官不貪的社會裡，倒台入獄的貪官污吏並不是最貪最壞的人，反而可能是良心 未泯或者是官權不大的人。真正禍國殃民的貪官污吏，是那些公然凌駕於法律之上而不受法 律追究的最高權力者；譬如說自稱是「偉大領袖」或者是第幾代核心的人，至少也應該是當 上中央常委的那些人。 在大陸中國的貪官大案中，最為虛假邪惡的並不民間流傳的情色傳奇，反而是秘密調查 加私設刑堂的執政黨紀委監察部門。道理很簡單，犯罪官員的官位是從執政黨內部的上級組 織那裡一步一步花錢買來的，而是憑空從天上掉下來的。包括中央常委在內的大陸高官，大 都是通過貪污受賄、買官賣官的禮尚往來甚至於針對本國本地人民的血腥鎮壓而攀爬上去的。 但是，大陸中國的每一位貪污受賄、買官賣官的倒台官員的起訴狀與判決書中，祇有這名犯 罪官員與下級官員之間貪污受賄、買官賣官的禮尚往來；而很難看到這名犯罪官員與上級高 官之間貪污受賄、買官賣官的禮尚往來。 依靠執政內部見不得陽光的各級紀委以及由執政黨嚴格審查的所謂「人民代表」來實施 所謂的「民主監督」，而不允許本國人民正大光明的民主選舉、依法授權和言論自由的輿論 監督以及司法獨立的公正執法，大陸中國的貪官污吏是永遠得不到公平對待的，到頭來祇能 是由權力最大的貪官以「一百步笑五十步」的方式鎮壓審判權力較小的貪官。執政黨內部現 行的中央常委不受法律追究的潛規則，就是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的最佳證明。 就當下的大陸中國而言，祇有逐步建立起一整套足以把「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執政黨 的政治權力，限定在憲政民主的制度框架之內的現代工商文明的契約力量與制度力量，也就 是足以迫使以本國人民為敵的執政黨當局還政於民的社會合力，中國社會和中華民族才會真 正走上人人平等、公平公正、長期穩定、和諧發展的現代文明軌道。換言之，中國社會的根 本問題並不是本國的傳統文化不夠文明、本國的人民素質愚昧落後、本國的國土面積不夠龐 大和自然資源不夠充足；而是共產專制的政治制度問題，也就是一黨獨大的執政黨不允許本 國人民公開選舉並且依法授權和依法監管的問題。大陸中國最為腐敗墮落的並不是地方政權 及其官員，而是高度集權的中央政權特別是執政黨中極端自私到「祇可我負天下人，不可天 下人負我」的中央常委。 任何社會的和諧穩定都是需要多種力量的對比抗衡。任何「正動」都離開不「反動」， 任何「革命」都離不開「反革命」，任何一種公共權力和國家政權都必須面臨被反對、被顛 覆的考驗。所謂祇允許我「堅持」不允許「反堅持」、祇允許我「代表」不允許「反代表」 的幾個堅持與幾個代表，依然是「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共產專制或者說是強盜掠奪理論的 換湯不換藥的變種！ 由於執政黨對於大陸中國的信息封鎖，在新聞報道和學術研究中，能夠看到和聽到的， 祇是以正面信息為主旋律的黨化宣傳和喉舌話語。負面報道與負面信息幾乎完全被共產專制 的國家機器閹割屏蔽，祇有在貪官大案與突發事件中，才會爆炸性地稍有洩露並且是一閃而 過。至於貪官背後的貪官與負面背後的負面，不經過長期的跟蹤與縝密的調研，局外人是永 遠看不到也想不到的。執政黨的地下黨加黑社會的會黨組織及其恐怖高壓，更使國人養成了 對於事實真相不敢看、不敢說甚至於不敢想的人性萎縮與靈魂閹割。 大陸中國的整個社會本身就是一個全民共謀犯罪的共同體，祇有敢於血腥鎮壓本國人民 的人，才能夠當上最高統治者。而那些被鎮壓、被剝奪、被壓迫、被姦污的上訪人和舉報人， 也不完全是遵守法律、敢說真話並且敢於自始至終地捍衛自己及別人的正當人權特別是私有 產權的文明人。在這種情況下，無論是難能可貴的大陸赤子，還是想到大陸中國大顯身手的 外籍人士，要想在大陸中國盡可能地立於不敗之地，第一件事並不是壓低自己的人格去結交 中央委員以上的執政高官，而是要打開思路明白做人。用胡適的話說，就是「學一點防身的 本領，努力做一個不受人惑的人」。 大陸中國的整個官場，早已經成為無官不貪的官場黑社會，這其中以農耕歷史最為漫長 悠久，同時又最為貧窮落後的安徽阜陽、毫州與河南開封、周口、商丘、許昌、信陽、駐馬 店等地，最為黑惡。由於執政黨對於大陸中國的信息封鎖，在新聞報道和學術研究中，人們 能夠看到和聽到的，祇是以正面信息為主旋律的黨化宣傳和喉舌話語。負面報道與負面信息 幾乎完全被共產專制的國家機器閹割屏蔽，祇有在貪官大案與突發事件中，才會爆炸性地洩 露出一點一滴的片面真實，這些片面的真實也往往是一閃而過。至於貪官背後的貪官與負面 背後的負面，不經過長期的跟蹤與縝密的調研，局外人是永遠看不到也想不到的。這裡面不 僅有大陸官場所通行的地下黨加黑社會性質的權權交易、權錢交易和權色交易，更有傳統中 國禮尚往來加共產專制的家族政治與裙帶官場。雷打不動的穎上張氏家族，可以說是把中國 特色的禮尚往來加共產專制，發揮到了登峰造極的最高境界。讀懂了穎上張家，也就讀懂了 大陸中國的黑惡官場。本書不可替代的價值所在，就在於全面深入地展示了大陸中國的官場 現形記和安徽阜陽的官場黑社會。 （本文為作者新著《官場黑社會——安徽阜陽黑惡傳奇》之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