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國共內戰的新省思 （湖北）陳智勝 每看國共內戰史，國民黨政權因戰敗播遷台灣一隅，江山易色，人事不再，沉痛的心情 總是無法釋懷，那種旁觀者清的痛楚更是無以復加。看了很多國內外及台灣方面有關這場內 戰分析的著作文章，所提出的觀點和結論都無法令我信服。 國內正統的什麼"「民心論」、「正義論」等自然不用談，海外以及台灣的一些著作和 文章，雖然對國共內戰的分析客觀一些，但讀來也讓我迷惑。因為其所列舉的各種導致國府 敗退的原因，幾乎都可以在歷史上找到反例。例如說國民黨腐敗導致它在軍事上失利，那麼 歷史上有比它更腐敗的政權卻並沒有因之而跨台。中國的各個封建王朝哪個不腐敗甚於當時 的國民政府，畢竟當時的國民政府比起那些封建王朝來說還是有一定的民主和進步，尤其不 可否認的是，那時期的國民政府雖然限制言論出版方面的自由，但畢竟是自由的多與少的問 題，而不是現在中共治下的有與無的問題。國民政府可能相較於西方自由國家要腐敗，但不 會太腐敗。當然有人會說，國民黨腐敗再加上有中共這樣的一樣異己強大的反政府武裝來挑 戰，跨台就是必然的。這有一定的道理，但歷史不是這麼簡單。晚清同樣腐敗，也面臨比當 時的中共反政府武裝力量強大得不相上下的太平天國的挑戰，為什麼沒有倒掉？國民黨在3 年多時間敗得如此快如此徹底，在我心中成了一個歷史之謎。 國民黨敗得如此之快，超過毛澤東的估計 國民黨敗得如此之快，甚至超過了毛澤東的估計。在國軍全面進攻階段，看到華東蘇北 戰場上中共粟裕部對國軍連戰皆捷，尤其是蘇中七戰七捷，讓毛樂觀估計，如果每月消滅國 軍5、6個旅，那麼大概需要5年時間中共就會贏得全國政權。在重點進攻階段，兩大戰略目 標，政治中心延安和關內後方的戰略補給中心煙台和威海衛被國軍攻克，可以說國民黨達到 其內戰軍事勝利的頂點，那個時候毛澤東被胡宗南追擊得在陝北的山溝溝裡十分狼狽，劉鄧 為了讓在陝北的中共高層擺脫胡宗南的軍事壓力，終於在毛的再三催促下挺進大別山，進入 與華中白崇禧軍事集團的外線作點，但卻遭受連連挫折，中野12萬多人到出大別山時，幾乎 損失過半。那個時候，毛估計勝利可能需要10多年的時間，甚至有了再不濟就上山打游擊的 念頭。而到了內戰晚期，遼沈戰役一結束，毛就估計推翻國民黨政權大概祇需要1年的時間 了。經過多年的思考，我有了對這場內戰與一般公論不同的看法，首先要糾正幾點國共內戰 認識的誤區。 第一個誤區：共產黨打敗了國民黨800萬軍隊 其實內戰中國共對峙的兵力並非那麼懸殊。在國民黨軍簡史中，說明從1946年6月國軍 有正規軍（師）86個軍，248個師，約200萬人，再加上後勤，交警，機關，學校，海空軍等 等還有156萬人。正規軍是74萬，一共是430萬人。45年國民黨停止徵兵一年，47年1月到8月 徵兵68萬人，同年還計劃徵兵100萬，但目前沒有確切資料說明該徵兵情況，因為那時候局 勢已經惡化了，國統區在縮小而且有些與中共交戰的地區，民政已經被打亂。人民離亂，就 算徵兵達到一半50萬，然後是49年再徵兵20萬，這麼加起來一算總共就是570萬，另外再減 去撤守台灣的58萬軍隊，那就實際是510萬左右，這可是3年內戰之國軍的總和。這裡面的兵 員很大部分是是代替損失掉的國軍，是起到對沖作用的，這是統計學上的問題。中共軍自抗 戰結束後，公認的保守數字是100萬正規軍，260多萬民兵武裝。而國民黨與共產黨不同，他 的部隊很大的一部分要用來保障戰時戰區上的後勤，而那些國統區的治安所需要的部隊還不 算在內，不像中共武裝，它的後勤可全部交由地方來辦，正規部隊祇管作戰即可。 美國的一份白皮統計書說，1946年國軍是300萬。46年底是260萬國軍，47年初是250萬 國軍，150萬戰鬥部隊，100萬後勤部隊。47年末是270萬國軍。這些國軍部隊，作一個最樂 觀的估計，就是四分之三都能立即投入到對中共作戰的戰場，那麼在戰場上真正與共軍對峙 的兵力對比，大約是一點五比一左右的這樣一個狀態，稍微熟悉一下內戰史的人應該對這個 比例不會有多大疑義。這還是在內戰初期的兵力對比，國軍有優勢，但形成了不了絕對優勢， 到中期，大概就是1點3到1比1的比例，到後期，基本上就是倒過來了。 一句話，內戰中國軍與共軍的兵力對比遠非宣傳的那樣，在兵力上國軍處於絕對的優勢， 中共處於絕對的少勢。 第二個誤區：國民黨獲得大量美援，國軍大部分為美式裝備，比共軍處於絕對優勢地位 請看看下面一組資料。1946年6月14日，美國國務卿貝爾納斯向國會提出《軍事援華法 案》。同一天簽訂《長期償付租借物資協定》，國民黨獲得5170萬美元的裝備和物資。 6月 27日，美國國會批准為國民黨建立8又3分之1大隊空軍計劃的裝備及費用。 7月29日，美國 宣佈對華武器禁運。6月14日向國會提出的《軍事援華法案》和8又3分之1大隊空軍計劃被中 止。 同時英國對南京國民政府實施軍火禁運，拒絕了南京國民政府購買槍炮子彈、艦炮、 飛機機架等請求。英國外交部宣稱：英國政府的政策是不鼓勵中國現時的內戰。為了這一目 標，祇要內戰還在持續，我們就不向中國出口任何戰爭物資。8月31日，美國將戰後剩餘物 資折價賣給國民黨，中國交付1億7500萬美元。中共提出抗議，美國解釋這些是民用物資， 車船、食品、被服等。 同年10月，華北傅作義部攻克共軍晉察冀首府張家口，讓馬歇爾的軍事調停工作受到打 擊，決定暫時停止對國府美援8個月。1947年4月9日美海軍陸戰隊撤出中國，把6500噸軍火 交給國民黨。5月26日馬歇爾宣佈取消對華武器禁運。6月27日美國政府低價賣給國民黨軍隊 1.3億發子彈。1948年4月2日美國國會通過了《1948年援外法》，其中有關援華部分，也單 獨稱作《援華法》，援華總額為4億美元，有1.25億美元為特別贈款可以用於軍事，為期一 年。9月，1.25億軍援仍未到位。蔣介石告訴司徒雷登已經沒有軍火守住東北。10月29日， 杜魯門為了減輕國會的壓力，把存在日本的700-800噸軍火運到中國。7月下旬杜魯門政府提 交國會一項旨在援助北約國家及希臘、土耳其、伊朗、韓國和菲律賓的總軍援法案，即後來 的《共同防禦援助法》。法案送到國會後，兩院的親蔣議員提出不給中國軍援就否決法案。 政府再次妥協，同意向中國提供0.75億美元軍援。49年2月杜魯門指示艾奇遜「不停止對中 國的軍援，但要盡可能採取非正式行動拖延啟運」。1950年4月14日艾奇遜回函國防部， 1948年《援華法》軍援部分的1.25 億美元餘款中「現今正在採辦和支付的訂貨完成以後」， 就不要再從軍火庫中向台灣供貨了。由此可見1948年的軍援到了1950年還未交完，那麼49年 7月國會通過的0.75億美元軍援應該在內戰中沒有交到國民黨手裡。 結論是，46年6月到50年初，美國提供給國民黨的軍火有47年的6500噸軍火和1.3億發子 彈，48年的700-800噸軍火和1.25億美元軍火，未用完。 實際上，所謂美式裝備的國軍祇是在抗戰後期美國援助的36個與美國正規師裝備遠遠不 能相比的簡陋版的美械師。共擁有36門155榴彈炮，彈藥緊缺得不到補充，基本上沒有在戰 場上發揮作用。另外還有400多門105榴彈炮，炮彈也相對緊張。而終其內戰始終，我們沒有 看到過國軍能有什麼炮兵旅，充其量有炮兵團；而共軍，在關內粟裕就有裝備重型武器的特 縱了。關外林彪的部隊就更不用談了，早就成立有炮縱了（共軍一個縱隊相當於軍的建制）。 國軍基本上大量地還是依靠日械來裝備，例如十分能戰的也算是國軍主力的黃伯韜的整編25 師就是日械師，其他一些非主力甚至是雜牌的國軍的裝備情況就更可想而知。即使是日械裝 備，也多半是輕武器，而很少有日式重武器來裝備，例如150榴彈炮，才裝備了一個團。至 於攻城拔地的利器坦克，在戰史中看到國軍對戰鬥產生重要影響成規模地運用也就是在淮海 戰役中，蔣緯國的裝甲部隊，其所有家當不超過三個團。除此之外我們就很少能看到國軍能 用坦克來參與作戰。倒是能看到一些國軍突圍時指揮官們坐著坦克逃跑，例如黃維和胡璉。 那麼共軍的裝備是不是真的像他們說的那樣是小米加步槍？國軍與美援幾乎成了一個互 為聯想的孿生詞，而共軍其實也有一個互為聯想的孿生詞，那就是蘇援。大陸學者楊奎松的 著作《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就提出一個觀點，那就是蘇聯對中共，特別是對東北的 中共軍隊的援助「極大地縮短了中共中央原先預計的徹底戰勝國民黨的時間表」，並在該作 中，有一個根據前蘇聯檔案公佈的保守不全面的數字，即70萬支步槍，12000挺機槍，4000 余門各種炮及600輛坦克等，這個數字就已經夠裝備共軍上百萬人了。另外東北的兵工廠是 很重要的一部分，要知道當時東北的工業區是僅次於美英蘇德之後排在世界第5位的，尤其 是在蘇聯庇護下的大連軍工廠對中共軍隊戰力的幫助之大不可想像。這裡說一個插曲，當淮 海戰役硝煙散去時，有記者讓陳毅對戰役簡單總結一下，當時他說「淮海戰役的勝利是老百 姓用獨輪車推出來的。」接著真正指軍該戰役的粟裕補充道，「還要感謝大連的炮彈。」關 於共軍的火力裝備到底有多強大。 從政治和組織上看國民政府為什麼成了內戰失敗者 一是政治妨礙了軍事。先說一下國府抗戰勝利後的優勢。抗日戰爭雖然對我們本民族來 說是一場浩劫，但也同時打造了一個應該說是現代意義上的統一政府，一個權威中央政府自 民國初造的亂象之後得以真正確立，至少在國統區，政令軍令能夠從中央到地方一以貫之的 得到執行。雖然還有各派勢力的存在，如桂系，還有如閻錫山的晉軍，但總的來說已不存在 民國初期意義上的那種分裂割據的軍閥勢力了。殘存派系至少承認在一個權威中央的法統之 內進行政治上的爭鬥，而不像抗戰前那樣是不承認以蔣中正為首的中央而分庭抗禮。權威的 中央政府能夠達到成意志集中，行動有力，對中共來講是不利的。但是國民政府是一個奇怪 的混合體，在軍事上獨斷獨裁，政治上是一個奇怪的混合體，民主和專制融合在一起。隨著 抗戰後國民大會的召開以及總統選舉等等憲政化的舉措，民主化的成分日益增多，對軍事行 動形成了掣肘。可以這樣說，民主化的不合時宜的推進對當下的戡亂時局有百害而無一益， 用今天的話來講，是國民黨的民主化搞早了，共產黨的民主化卻是晚了又晚。國民政府戡亂 剿共之軍事成敗受制於政治利益的得失。例如在遼沈戰役開始之前，放棄東北顯然是明智之 舉，但出於東北的政治得失，國大代表中的一些東北籍國大代表對政府施壓。主政者蔣介石 意識到在東北已成孤立之態的國軍必須撤回關內，但是由於政治上的壓力以及由於衛立煌的 陽奉陰違而錯過了時機。假如關外的精銳國軍能夠在遼沈戰役發起前退守關內，國府保住半 壁江山應該是有極大可能的。這樣政治上的得失考量影響了軍事上的行動成敗，在內戰中還 有很多例子。遼沈戰役結束後的華北剿總所屬國軍，傅作義不聽蔣介石的命令，不是把主力 向唐沽等沿海地區集中而是反其道而行之，主力撤向察綏這樣的軍事死地，坐等失敗，令人 扼腕歎息。 在中共的宣傳上，常常把蔣介石形容為一個軍事上無能無才的人，國軍失敗的重要原因 緣於他的瞎指揮。其實不然。還是說東北，還有華北，在共軍取得戰略優勢之後，他對形勢 看得比較清楚，極力主張把國軍撤守，他的一些戰略舉措即便不是說有遠見，至少不能說昏 聵。 反觀國民黨政府對抗戰前對中共紅色根據地的圍剿之所以成功，在上述意義上來講，應 該得之於一個不完善的軍人政權（軍政時期的國民政府），很少兼顧民意（當時蔣介就不顧 國內抗日輿情的高漲，致力剿共），得以使政治無法干擾軍事，從而達成目的。 二是組織問題。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在史界沒有人真正意識到從組織學的角度來 看國共之爭。讓我們對民國初建後執政團體的組織性程度高底作一個考察，可以看到一個奇 怪的進化鏈。民國初期北洋政府朝代是軍閥當政，組織性十分孱弱，僅僅是個人與個人之間 的相互忠誠，類似於江湖上的兄弟義氣，每個軍閥相對他的部屬來說就相當於江湖大哥，早 期孫中山的會黨會盟與此類似，其基層多半是當時洪門中人，江湖義氣深重。這種組織性非 常脆弱，一旦利益發生衝突，忠誠就不堪一擊。 所以為什麼在那個時代最多的就是一些反覆無常的軍閥。取代它的就是蔣記的南京國民 政府，蔣氏靠黃埔軍校發跡，黃埔學生對他以校長相稱，蔣與他的下屬或學生的維繫靠的是 封建倫常關係，一種變相的禮教，有那種學生對校長的類似於一種君臣名分的榮譽感廉恥感， 所謂他大力提倡的禮義廉恥、殺身成仁就是這個道理。當然還包括有一定理想的東西在內， 例如在當時危機重重的中國，蔣代表著一種民族主義的振興，以及再加上三民主義的理念雜 揉其間。那種靠個人之間相互忠誠的軍閥組織關係一旦碰到這種比他更勝一籌的以封建倫常 而且還有一定的理想性在內的蔣氏軍隊自然不堪一擊，紛紛落敗而逃。讓我們看到最多的就 是，蔣氏與軍閥開戰時，更多的是用收買的手段戰勝之，而那些軍閥如此地容易被收買，反 映了一個組織性高下的問題，不僅僅是錢多錢少的問題，遺憾的是很少有人從這個角度去研 究蔣氏為什麼能夠打遍軍閥無敵手。 從這個認識出發，也可以從另一個角度理解國民黨政府為什麼會敗在共產黨的手下。先 從思想性作一個比較，馬列主義的思想體系遠比三民主義龐大嚴謹，從其所要達到的共產主 義可望而不可即來說已經類似於一種宗教，所有的宗教都有一個共同特徵，那就是要有一個 天堂的存在，而共產主義把這種天堂通過它的嚴密的邏輯體系搬到了地上。馬列主主義能讓 信仰者產生一種宗教般的狂熱，在信念上無疑要比三民主義的信仰者堅定得多。在信念上蔣 氏的組織性強度就要比中共弱。可以這樣說，從政治組織信念的強度上作對比，軍閥政治組 織追求的是個人或是小團體的利益最大化，蔣氏則是追求一種民族利益或是國家利益的最大 化，而共產黨則是追示一種地上的人間天堂。軍閥的組織性強調對個人的忠誠，蔣氏的國民 黨強調對團體的忠誠，共產黨的組織強調的是對信仰的忠誠。這種組織性的進化強度是一個 比一個強，這也就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理解國民黨為什麼會敗於共產黨的一個視角。理想與實 踐總是有落差的，軍閥蛻化為對利益的忠誠，國民黨蛻化為對個人的忠誠，共產黨蛻化為對 組織的忠誠。 這裡還談一下一個組織的活力問題，軍閥組織不用談了，為了追求個人利益的最大化， 這種活力很容易得到滿足，很快就能夠消亡，脆弱的組織關係也就不存在。中共由於馬列主 義給它提供的一種未來的人間天堂共產主義，所以它的組織就帶有一種理想主義的色彩，它 的成員大多數都有一種理想主義情懷並願意為此而獻身。這在組織性又比國民黨提供了更多 的凝聚力和執行力——能使政治追求從上到下一以貫之，謂之為執行力。一切政黨都是為追 求政治目的而存在的，而國民黨在它的執政期，雖然沒有什麼像中共的理想主義的東西，但 在它的鼎盛期也有強大的精神動力來維繫凝聚力和執行力，那就是拯救民族危亡的使命感。 這種使命感我們可以從國民黨政權的領導人蔣中正那裡強烈地體察到。一旦這種民族使命感 的客觀基礎不復存在，8年抗戰結束，國民黨作為一個組織和政權就很快沉淪墮落和腐敗了。 共黨也是如此，一旦它取得政權，它的組織活力也就很快枯竭。 這裡我提出兩個關於組織性問題的相對立的概念，就是「革命化」和「世俗化」或者 「日常化」。中共的理想主義和國民黨的民族主義使它使它能夠保持一種革命化狀態，中共 一旦戰勝國民黨取得政權，國民黨一旦贏得抗戰勝利，它們都不可避免的要走向世俗化，而 在世俗化的常態中，利己主義、享樂主義必然主導的人的思想行為，這是人的本性。中共的 政權和國民黨的政權都沒有解決好與世俗化相配套的政治制度的建設，迎接世俗化或是日常 化，而所謂民主或民主化的制度建設和施行，就是一整套維護保證世俗化政權能夠正常存在 的基礎，最終也就是通過一整套制度去約束人的不良的本性。共產黨政權是從來沒有想搞民 主化或是根本就不想搞民主化，所以在它必然到來的世俗化時期，它必然會腐敗盛行，這是 它必然失敗的決定性因素。抗戰勝利後的國民黨政權也有腐敗，但比起今天來可以說是微不 足道，它失敗的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不合時宜地搞了民主化的建設，在1946－49年間，國民黨 政權祇是從革命化走向世俗化的一個過渡期，當時的現實情勢，決定它祇是一個半革命化半 世俗化的政權，因為國家在軍事上和政治上由於中共的割據還處於分裂狀態，不可能做到全 面的世俗化，因此一旦民主化制度建設起來，這種世俗化的政權必然會接受不了一個革命化 的政黨組織中共的挑戰，一個活力和凝聚力遠比它強大得多的組織的挑戰，它的戡亂軍事行 動必然會受到民主制度的掣肘，導致它敗北。 從這個角度出發，我們可以對許多歷史現象得到一個合理或者是另類的解答。例如以" 文化大革命"為例，從一般的歷史結論中，我們看到是因為毛為了權力而打倒劉鄧，如果僅 僅祇是這樣的簡單的原因，那麼就有許多現象得不到一個合理的解釋，為什麼毛打倒了劉鄧， 大權在握，而文化大革命還沒有結束，而且為什麼還要延續那麼長的時間。其實就是毛澤東 始終是處在一種革命化狀態中的政治領袖，他始終無法接受一個世俗化或是日常化的中共組 織和中共政權的現實並在其中扮演好自己的角度和定位，把自己從一個革命領袖轉變成一個 世俗社會的政治領導人，並為共產黨主宰的世俗社會制定一個常態運行的政治規則。古巴的 格瓦拉與卡斯楚就是一個很好的對比，格瓦拉是一個革命領袖，但卻在一個取得政權後世俗 化的古巴社會無法扮演一個世俗化的政治官員，贏得政權後的古巴社會不再可能會給他提供 一個做革命領袖的環境，否則就會引起騷亂。所以他要做革命領袖必須離開古巴，而卡斯楚 卻能夠心安理得地享受勝利果實，滿足於做一個世俗的政治領袖，革命化對他來說更多的是 一種意識形態上的貼牌藝術。 共產黨間諜問題 讓我們回到國共內戰的主題。共諜的問題其實也是一個組織層面上問題，反映了國民黨 組織系統的混亂，它的組織系統可以稱作是一種人脈式的的人事管理，多是同鄉、師生、親 緣關係。其組織系統不是現代意義上的考察選拔，而是私相授受，其嚴謹性甚至是連封建王 朝的官僚選拔制度都不如，中共的間諜組織很多就是通過這種人脈式管理的漏洞而打入到國 民黨核心部門。例如中共早期的龍潭三傑之錢壯飛就是被當時中統頭子徐恩曾引為同鄉而加 以信任，而釀下了巨大的苦果，致使國民黨情治系統的全勝之局——在武漢抓獲了中共領導 秘情工作的首腦顧順章，從而破獲了中共幾乎是全部的高層組織成員的名單和住址——變成 了完敗之局，本來可以一網打盡的上海中共中央，包括周恩來，博古，聶榮瑧等高級領導人 得以從容潛逃。 國共內戰中對國民黨的完敗，共諜到底起到多大的決定性作用，現在還沒有一個定論， 因相關的一些檔案並沒公開，僅見的也祇有海外及台灣方面的資料，因為政治上的傾向性不 能全部予以採信。但其對中共贏得勝利顯然是所起到重要的作用則是不容置疑的。看看共諜 身居的職位，大家就能夠作出個人的判斷。劉斐，國防部次長。郭汝瑰，國防部第三廳主管 作戰的廳長。熊向暉，西北軍政領導人胡宗南的機要秘書，是其向中共通報了胡部將要進攻 延安的消息。還有衛立煌，據《南方週末》文章《遼沈戰役中的衛立煌》，這篇文章明確無 誤表明了衛在遼沈戰役中的通共行為。 我們有必要談一下遼沈戰役的經過。通過這個經典戰役的解剖我們能從中看出國民黨為 什麼會完敗於中共。在遼沈戰役之前國民黨曾有一次很重要機會完勝中共。那就是1946年4 月18日至5月18日國共在東北四平的展開的一場大戰，中共在精銳國軍的打擊下潰不成軍， 東北共軍在此打擊下幾乎面臨崩潰。這場四平之戰的結果是什麼呢，東北共軍的頭子林彪當 時已經有了要在東北中蘇邊境一帶打游擊的打算，可見其處境之慘。當時孫立人的新一軍已 經距離東北共軍的首府哈爾濱祇有100華里之遙，哈爾濱可以說唾手可得，東北全勝之局也 可說在須臾之間拿下。要知道的一個事實就是，東北陷日期間並沒有中共勢力，不像關內有 長期建設的根據地，有共產黨基層武裝和黨組織，當時中共在東北並沒有紮下根來，並沒有 群眾擁護的基礎，如果趁四平之勝窮追猛打，有極大的可能贏得東北。而當時的國防部部長 白祟禧此時正在督戰東北，根據他多年經營廣西的經驗，提出了一個在我看來對中共是致命 的舉措，那就是在東北正規國軍之外，再編練300萬民團。充分發動群眾，可以說是中共致 勝的法寶，如果在這一點上國民黨搶得了先機，掌握了群眾，中共東北武裝是很難有翻身的 機會，充其量也就祇能是像林彪所說的那樣在中蘇邊境打游擊。但就在這個關鍵時刻，蔣介 石在美國特使馬歇爾的調停奪力下，於同年6月6日頒發了第二次停戰令。給中共贏得了喘息 之機。讓我引述下著名作家白先勇也就是國民黨高級將領白崇禧的兒子所寫的一篇文章中的 一段話：「從此（四平戰役之後），國軍一舉獲勝的良機和優勢一去不返。林彪正是利用哈 爾濱、齊齊哈爾、佳木斯等城市得到喘息，迅速重整軍隊，至一九四六年底，增至三十六萬， 一九四七年夏季反攻之際，增至五十萬，一九四八年冬季遼沈決戰之際，已成一百萬大軍。 遼沈決戰，林彪的百萬大軍把國民政府駐在東北的四十七萬精銳軍隊全部消滅。於是，兩千 輛汽車、七十六輛坦克、一百五十多輛裝甲車以及大量重炮武器這些美式裝備，全部武裝起 林彪軍隊。林彪四野入關南下，平津不戰而降。淮海戰役中，國軍又被消滅六十萬。林彪大 軍節節挺進，直抵海南島。蔣介石祇有逃往台灣一途。歷史從此成了另一種樣子。 」 下面一段話是蔣介石在《蘇俄在中國》一書中的沉痛檢討。 「從此東北國軍，士氣就日漸低落，所有軍事行動，亦陷於被動地位。可說這第二次停 戰令之結果，就是政府在東北最後失敗之惟一關鍵。當時已進至雙城附近之追擊部隊（距離 哈爾濱不足一百里），若不停止追擊，直占中東鐵路戰略中心之哈爾濱，則北滿的散匪，自 不難次第肅清，而東北全境亦可拱手而定。若此共匪既不能在北滿立足，而其蘇俄亦無法對 共匪補充，則東北問題自可根本解決，共匪在東北亦無死灰復燃之可能。故三十七年冬季國 軍最後在東北之失敗，其種因全在於這第二次停戰令所招致的後果。」 歷史總是在重複過去的教訓，而這種在最後關頭放對手一馬的錯誤在蔣氏身上總是一而 再地發生。例如第五次圍剿，有過不止一次的機會剿滅中共組織及其紅軍但是都錯過了。例 如西安事變前，就有許多徵兆和可靠的情報表明張學良的東北軍消極剿共甚至是通共。那時 的中共已是奄奄一息，不過人疲馬乏的不到兩萬紅軍武裝侷促於陝北的不毛之地，即使圍而 不剿，中共也無法支撐多久。用蔣氏自己的話來說，那時已到了剿共的「最後五分鐘」，但 是他卻沒有採取任何措施，偏信偏聽，堅信自己的政治威信和感召力能夠影響部屬，最終釀 成無可挽回的巨錯。第二次停戰令的頒布，在我看來其緣由不祇是來自己美國的壓力這麼簡 單，蔣氏身上對客觀形勢的錯判是應該是擺在首位的原因。這次四平之戰，他再次相信中共 在受此慘重打擊下已無起死回生的可能，縱使存活，也祇是騷擾性質的治安問題。我一直不 理解，蔣氏當政期，這種數次能夠置中共與死地的機會，每每卻到最後殺手之時，放其一條 生路。其實在我看來，就是蔣氏敗守台灣之前對中共的組織性的認識上沒有一個透徹的認識。 以他當政的政治格局中，政治遊戲的準則就是「有實力者有天下」，這種實力具體地說，就 是軍事實力，而蔣正是靠擁有軍事實力而獲得政治實權的，正是基於這樣一種對實力政治的 崇拜，使他對中共的認識一再犯了主客觀的錯誤，沒有真正意識到在軍事實力之上，還有會 有一個組織實力的問題。在軍事上他祇是把中共簡單地看作是軍事叛亂集團。在蔣氏討伐軍 閥時期，一旦那些軍閥組織手中的軍事實力被摧毀，那麼寄生在這種軍事實力之上的政治組 織也就煙消雲散了。但中共的組織之不同，恰恰與那些民初軍閥相反——政治組織性祇是軍 事實力的派生物，或者說是寄生物。而中共的軍事實力則祇是他們政治組織的一個派生物。 軍事實力是寄生於這個政治組織下的產物。不能單純地就軍事論軍事，祇要不把中共的組織 予以徹底的摧毀，即使它的軍事實力受到巨大的打擊，祇要留有喘息之機，祇要組織性的活 力還在，祇要它的黨組織還健全，這種軍事實力遲早會獲得重生的。四平之後的東北中共武 裝的發展可以說是很好地應驗了這個道理。「讓開大路，佔領兩廂」，大搞地方政權建設， 尤其是搞土改，很快就在廣大的東北農村中紮下根來，讓東北的物力為其服務。反觀國民黨 卻無所作為，在東北祇是一個象徵性軍事上的存在，民政建設為零，本來東北就是一個巨大 的經濟產業中心，但是東北的國軍軍事開支卻無法取自於當地，而是要由中央政府來開支， 當時東北戰事的軍費開支已佔軍費開支的40%，加劇當時及後來的通貨膨脹。 實際上到三大戰役開始前，國民黨的軍事軍力還是基本上完整的，我們可以國軍5大主 力的存在來說明，在整個內戰中，祇有國軍整編74師遭受到共軍沉重打擊，其餘4個王牌主 力，整編11師，第5軍，新1軍，新6軍，都幾乎戰力完好無損地保留到三大戰役之中，還有 次5大主力，例如52軍，71軍，桂系的第7軍，48軍，傅作義的35軍等基本上也都戰力健全， 就是說在三大戰役開始前，國民黨的軍事實力並沒有像人們所想像的那樣處於崩潰狀態，到 了不堪一擊的處境。通觀整個內戰史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結論，在三大戰役發起前，中共始終 都沒有解決好如何把它在戰場的局部勝利的累積轉化為戰略上的優勢。從戰略態勢上來看， 關外東北，國軍龜縮在長春、瀋陽、錦州這三大據點以內，處於戰略上的守勢；關內基本上 還是打了平手，甚至在戰略態勢上國軍還處於一種相對優勢。中共軍隊在戰役上戰術上勝過 國軍，但始終無非把這種局部戰場上的勝利轉化為對國軍戰略上的優勢。西北戰場，中共彭 德懷的軍隊與胡宗南的國軍處於一種誰也吃不了誰的對峙狀態，雙方誰也無法能有效地進攻 並佔領對方的統治區。華中戰場粟裕的共軍在戰役戰術性質贏得的勝利更多，但也無法達成 戰略的優勢，雖然在局部戰場上處於進攻態勢之中，但在戰略上國軍仍然可以集結重兵集團 對其發動致命性的打擊。中原戰場上劉鄧部隊則在大別山地區完全處於被動挨打的狀態，12 萬人的部隊減員到了6萬人左右，連自己的根據地都無法獲得，分散的部隊無法集中對國軍 作戰役性質上的進攻，在國軍的追剿之下處於一種游擊狀態。華北戰場上國軍的優勢更為明 顯，聶榮瑧的部隊無論在戰略上還是在局部戰役中都無法對傅作義的部隊造成打擊，處於完 全的守勢作戰狀態之中。祇有在東北戰場上的共軍是處在戰略優勢之中。這也是為什麼三大 戰役首先是在東北打響。 在我們的正統宣傳中，蔣介石基本上被描繪成一個在軍事上無能，至少算是平庸的。這 種帶有政治傾向性的態度對歷史的是不負責的。平心而論，如看不出蔣介石有什麼英明之處 的話，那至也看不出他有什麼平庸之處。至少在內戰中他對軍事形勢還是看得比較清晰，如 果他有什麼不足，那就是他的決心不足，顧慮太多，優柔寡斷，這對一個政治領導人來說是 致命的。前面說過，遠在遼沈戰役發起前，當年3月在林彪的中共軍隊發起的冬季和春季攻 勢後，國軍已完全失去了東北戰場上的主動權，蔣就認識到東北國軍不僅不可能獲勝，而且 有可能完敗，決定撤回關內，但處於各種政治的顧慮，決心不夠堅決，沒有做到排除各種干 擾，尤其是政治和外交上的干擾，錯失了良機，釀成不可挽回的巨錯。如果當年在東北的精 銳國軍能撤回關內的話，那麼戰爭的結局就會是另一種景象了。 即使國軍未能撤回關內，遼沈戰役也並非是全輸之局，很大的原因就在於衛立煌的消極 甚至是破壞舉措，一是衛立煌援錦百般阻撓，遲遲阻撓廖耀湘兵團西進增援錦州。「東北之 失陷，基於錦州之失守，由於瀋陽援兵久而不至。沈援之不能速達，在於衛立煌之不能即時 奉行命令」，衛立煌「貽誤戎機達十三日之久」，「古今中外，除非作亂造反，否則，斷未 見有此種不受節制之將領」（陳孝威：《為什麼失去大陸》）。而廖耀湘在西進之後，也抱 消極的態度走一步看一步，大軍緩緩前進望等錦州失陷，如果是大膽進取，不計得失，遼沈 戰役恐怕會有另一種結論。想不到的是，增援錦州的東進兵團之領導人候鏡如竟然也是個雙 面人，與中共有私，同樣也是消極作戰。這遼沈戰役怎麼還打得下去。 一直以來在未得知衛立煌的通共行為之前，遼沈戰役始終是一個謎，那就是為什麼要先 打錦州。當時中共在東北戰場上取得了完全的戰略優勢，完全沒有必要冒有可能全軍盡墨的 風險去先攻錦州，使自己的運輸生命線被拉長並完全暴露在國軍的攻擊下，如果是贏了當然 是好，但輸了可就滿盤皆輸。而這種風險不是不可以通過另外的方式來取代的，但毛澤東卻 偏偏選擇這種冒險的方式，讓林彪去攻錦（林是不贊成的，而且還一再抗命，但是最終因為 攻不下長春，才被迫執行毛的命令）。後來在在《南方週末》看到了關於衛通共的報導，心 中之惑才大解。 遼沈戰役之敗，一敗民政的失敗，不能使戰力取自於當地。二是用人失措，三是共諜的 破壞。這三者其實都可歸因於組織建設的先天不足。 蔣原來的內戰策略是「先安關內，再圖關外」，這個策略無疑是正確的，但是他在政治 以及外交的干擾下，例如美國同意船運5個國軍到東北，他的這一正確策略便被放棄了，國 共內戰之失敗，蔣無疑是負有主要責任的。屢屢不能堅持自己的主張，有了主張又不能親自 督促貫徹執行之。 重慶精神與重慶教訓 第四個原因是重慶教訓。說起重慶教訓應該先提一下重慶精神，這個詞是國民黨政治話 語中常用的一個辭彙，中共與之相對應的政治辭彙就是延安精神。什麼是重慶精神，沒有一 個確定的答案，在我看來其實就是抗戰精神，就是中華民族在8年抗戰中面對強敵不屈不撓 永不言敗的民族精神。什麼是重慶教訓？這是我總結的一個政治語彙，就是中共利用在野黨 的身份把自己打扮成一個民主政黨，通過所謂對民主政治的提倡，獲得了政治上的先進性和 正確性，贏得了對國民黨開展政治鬥爭的話語權從而能夠主動地主導社會主要意識形態及輿 論，左右影響當時及以後的政治格局。當然在政治宣傳的同時，共產黨在它的統治區也進行 了一定的改良，創造一定的寬鬆的政治氣氛，如實行一定限度的民主選舉，三三制，減租減 息等等，政府相較國民黨清廉。祇要我們看看當時中共在重慶開辦的《新華日報》的社評， 其關於民主的言論比起今天的民運來說都不遜色，甚至可以不嚴肅地說，民運的肇始很可能 就脫胎於當日在野的中共。 中共的這種成功造成了這樣幾種後果。一極大地削弱了國民黨政權的權威，成功地塑造 了國民黨政權是一個保守、渙散，不思進取，極其腐敗的沒有民意基礎的政權，祇要國民黨 主導政權，中國將不會有民主政治，祇要蔣氏當政，政府就祇能是一個獨裁專制政權等等， 尤其是讓美國政府對國民政府的觀瞻極其不良。二是讓美國對其產生了錯誤的認識和定位， 認為中共祇是一個主要是代表農民利益的改良主義政黨，並且十分熱衷並接受民主化的政治 及政治體制。這種錯誤的認識的後果十分嚴重，使美國後來的停戰效果極大地不利於國民黨 的政府，使國民黨在國共內戰初期的有利形勢下因為美國調停的干擾而失去軍事獲勝的機會， 而且對國府的美援也採取一種消極態度，美援時斷時續。1946年的四平之戰可說是一個典型 代表。又例如，抗戰後的裁軍問題，因為國民黨按照美國的要求大量地栽減了兵員，不僅使 國軍內戰的兵力不足以剿共，而且在政治上產生了不利的後果，造成國軍上下失和，軍心渙 散。三是憑它塑造出先進性和正確性，吸引大量的優秀青年投入到他的懷抱中來。四是成功 贏取了其他一些政黨和民主力量同情和支持，並用這種同情和支持來干擾國民黨政府的軍事 計劃和行動。 抗戰之前，中共及其統治的蘇區的極左措施以及在它反圍剿失敗後根據地的暴政和民不 聊生的景象，經大量媒體以及一些學者社會觀察者的報導，給國人的印象很為惡劣，使相當 一大部分國人及學者對中共實行的共產主義抱有相當的惡感，認為中共之亂是國家之禍。但 在抗戰後中共汲取了過去的教訓，接受了一些現代民主政治的規則來對它的根據地進行改良 主義的統治，逐漸地轉變了過去人們對它的認識。祇有一些很清醒的學者對中共的本質有清 醒的認識，不為表像所蒙蔽。但這樣的學者太少，而更多的具有社會話語權的學者，卻是如 此的健忘地對中共唱起了讚歌，當然這也源於中共有成效的統戰工作。這種統戰工作也是構 成重慶教訓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 重慶教訓的後果是十分深重的。在我看來最為災難性的後果就造成了美國政府對國民黨 政權的偏見並最終拋棄了它。抗戰結束後的中國國窮民盡，可以說美國的援助與否在經濟方 面決定了國府的興亡，國共內戰中國軍失敗不僅取決於軍事上的失利，其中很大一部分來自 於經濟上破產，這是誰都不能否認的，恰恰在最需要美國幫助的時候，它卻對國府的危局棄 之不顧，甚至到最後連一個廉價的口頭上的支持國府的聲明也不願意發表。在某種程度上來 說，國府失之於美。 國軍以單純的軍事戰對抗中共總體戰 國共內戰初期，國軍以單純的軍事戰對抗中共的總體戰，也是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這 使其雖能在戰場不斷地擊潰中共的武裝，但是卻剿而不滅，政治經濟社會諸方面都不能配合 軍事行動，每每攻掠其中共根據地之後，由於不能立即進行民政配合方面的管治，其民力物 力不能為軍事所用，反倒會成為拖累，需要政府方面的接濟。一方面國民政府做裁撤軍事之 準備，例如裁軍，復員，優先安排佔用大量軍用資源來遣返日俘日僑，並不合時宜地結束訓 政時期走入憲政等重大政治舉措都是與當時的軍事形勢背道而馳的。中共則不然，在其統治 區是一切為了軍事，一切為了前線，軍政一體，開展對國民政府的總體戰，其對戰爭的動員 性很快能達成，調動一切資源投入它的軍事行動中。國軍早期的軍事指導思想也有所失當， 祇以規復失地為目標，而不是摧毀中共之政治組織及政權為作戰目的。 國民黨政權在30年代對中共紅軍之圍剿成功，很大一部分就得之於其能夠實行總體戰， 能集中國家之一切資源專一於剿共，甚少軍事之外的政治干擾，以總體戰對總體戰，那時中 共之勢力祇局限於南方不多之幾個根據地，未能成勢，故共軍處於不得不敗之境地。在抗戰 結束後，中共及武裝擴大發展已非昔日可比，佔有華北華東之大片土地和人民。國府不但未 能汲取過去剿共的成功經驗，而且祇採用單純的軍事觀點的指導方針來剿共，一開始便無重 點，採用全面進攻，雖然初期連戰連捷，但隨佔領區的擴大，本來就不處優勢的兵力就日漸 稀薄，成無所不備無所不寡，從而讓中共武裝抓住戰機，以多打少，以眾打寡。很快全面進 攻就遇到了挫折，方才決定採用重點進攻。 其實國共內戰失敗的種子早在抗戰結束後不久就已種下，日本投降，遠在西南的國軍主 力無法及時接收，華北華東的日占區大多數都被地利之便的中共武裝接收而變為其根據地， 當時蔣氏為盡快收復失地，擬決定用空運及海運的方式搶先佔領淪陷區的各大城市，李宗仁 認為不妥，如此一來，國軍面對中共則必陷於孤立，而主張採取從南往北逐步推進穩紮穩打 的方式來達到收復，雖慢但卻能達到戰略目的。但蔣氏未能採用，殊為可惜。在我看來，采 取李氏策略之優點，其行動雖慢，但卻更具實效，在於能以國軍之面，對共軍之線、之點， 形成戰略上的高壓，所謂取勢也。而蔣氏之舉措，其結果最終是以國軍之點之線對共之面， 形成戰略上的孤立與守勢。尤其是山東戰場表現最為突出，國軍對大城市如濟南的佔領，徒 具象徵意義。蔣氏在抗戰後對中共之策略即採取，先安關內，再圖關外。但由於受美國答應 船運國軍到東北之誘惑，逐放棄此一正確之策略。蔣氏退台後對此也懊悔不已。 戰端一開，國軍在具體軍事部署上也連連失措，沒有做好分工，做到攻擊兵團與守備兵 團之分，在戰爭之初尤其如此，形成每攻一地，必分兵予以把守，所以攻掠愈多，佔地愈多， 則兵力越弱，形成無所不備，無所不寡之勢，而沒有象中共軍隊那樣有正規軍與地方部隊之 分，正規軍專事與國軍作戰，而地方部隊則負責維護地方政權的保守及後勤的保障以及補充 正規軍的戰損兵力之不足。國軍正規部隊則要負作戰，後勤，地方守備及治安。雖然每每在 戰略戰役態勢與中共武裝相比處於兵力上的優勢，但在實際的戰術戰鬥中則處於劣勢，中共 之所以能以多打少，實在是因為有這方面的重要原因。國府始終沒有認識到應大量成立地方 保安部隊作二線兵團及地方守備力量之使用，並作為正規軍作戰的有效補充。國軍雖然也有 保安團和保安旅，但與正規部隊之比例嚴重失調。嚴格說來，保安部隊因為不僅擔負軍事任 務同時也要擔負地方政治的維持，在人數上理應多正規國軍，就像中共武裝一樣，其地方民 兵與正規軍的比例大於二比一，而在實際中，我們看到國軍作戰，通常是一小部隊保安部隊 如一個保安團或旅配屬於一個整編師或是軍來行動，而保安部隊在當時看來，應該說是主要 擔負政治任務如新佔領區的基層政權建設及維持，以及民政措施的訓練保障等等。不如此， 國軍每攻掠一地，沒有地方保安部隊的配合作對中共地方政權的清剿根盡則不能鞏固，變為 國府的可用之地，可用之民，可用之物。結果是國軍能攻一地則不能佔之，能佔之則不能用 之。愈加增加國府本就貧困的經濟的重負。每占一地，國府的剿共軍事開支不能因之減少反 而是因此而加大，最後釀成不能承受之濟通脹。 反觀中共之作為，以東北為例，中共搶駐東北的部隊是10萬人，同時與其配套的還有專 務地方政權建設的10萬幹部，合理的軍政配置，從而很快地保證了在東北的基層政權得到建 立和鞏固。一般來說，在國共內戰中，每攻掠一個地方，要有三個層次的部置，一是正規軍， 主管作戰，二是地方保安部隊，作為地方的治安力量，三是配備民政幹部以建立和鞏固地主 基層政權。而這三者，國軍也不是沒有做，但是沒有一定數量，達不到一個合理的比例，像 星星點燈一樣，散落各方。祇能攻掠而不能掌握基層政權，即使國軍建立起地方政權，也祇 能停留在縣級這個層面上，更談不上讓政權進入鄉村一級，戰爭的動員性就無從談起。 上面談了戰爭指導方面的失誤，現在談有關在戰役指導層面上的問題。我們常常看到， 所謂共軍集中優勢兵力以5倍10倍來圍殲國軍，這僅僅祇是表像，透過表像我們能看到這其 實是國共雙方對戰爭指揮藝術的認識高下不同。內戰中的國共戰場上，所謂集中優勢兵力殲 滅國軍，其實是共軍自覺或不自覺地從戰略的高度來審視並指導一個戰役的指揮，從一個戰 役的高度來把握一個戰鬥，這種以高臨下的戰爭謀慮，使得國軍陷於被動。祇有從這個角度 上我們找到一把理解所謂共軍作戰指導原則的鑰匙。在內戰初期國軍的作戰形態通常是一個 整編師作為一個基本作戰單位，並擔負一個作戰方向，以局部來就對全局；而共軍則相反， 以蘇北戰場粟裕的指揮為例，他通常是整個戰場的全局來考慮對國軍某一路進攻方向的作戰 ——這裡我們可以看出所謂的「集中優勢兵力殲敵」，並不是出於戰爭指揮上的自覺，更多 的是一種無奈，並不是不想作全面的反擊，而是兵力不足以這樣的按排——以多路（集中所 有能集中的的兵力）對一路，所以有宿北、萊蕪、孟良崮戰役的勝利。而在這方面值得一提 的是華北傅作義的國軍集團，採取了「以主力對主力，以集中對集中」的戰略，始終在華北 戰場上對共軍保持主動，一直到遼沈戰役結束為止。 國軍意識到自己戰役戰術指揮上存在的問題，很快改變了分兵作戰的特點，結成了重兵 集團，不再以單個的師或軍來擔負一個作戰方向的軍事任務，而是以兵團為作戰單位集中作 戰。這之後由於找不到殲敵的戰機，共軍就常常狼狽，被國軍追得疲於奔竄，國軍這種集中 作戰在重點進攻階段可以說是成功的，佔領了中共的政治中心延安，軍事根據地沂蒙山區， 和後勤補給中心煙台和威海衛，可以說在這一階段國軍的成功達到了項點，但其後由於兵力 的不足——如抽掉山東戰場國軍主力如黃百韜的整編25師於大別山參加對劉鄧共軍的追剿， 致使山東已被形成游擊狀態的許世友的共軍能夠喘息休整部隊重新恢復戰力。從而沒有保持 住這種來自不易的有利形勢。雖然國軍的這一新的集中作戰樣式，其後在戰場上還有一時的 失敗，但總體上在戰略上保持優勢；雖然共軍還能打一些勝仗，但面對國軍這一新的作戰形 式，始終未能達成把戰役戰術的優勢轉化為戰略上的優勢，這種勢均力敵誰也無法吃掉誰的 態勢，一直淮海戰役發起前都沒有大的改變，關內國軍與關外國軍不同，還能在戰略上對共 軍發起進攻。 另外國軍作戰手段與目的不清。國軍的作戰目的乃是殲剿共軍武裝及其政治組織，次為 收復失地，但是在內戰中卻是顛倒主次，尤其是在內戰初期以得地為要。在戰役中往往想定 為殲滅共軍主力，而一旦與共軍接觸，在戰役指揮上就忘記了其目的，往往祇是把共軍擊潰 了事，而且在擊潰後不能追擊擴大戰果。這種戰略指導層與戰役指導層脫節，而戰役指導與 戰場指導的相悖，怎能不失敗。 再次，國共內戰戰區的劃分不合理，關內三大剿總，在內戰晚期，實際應該合併，要麼 合併華北和徐州剿總，要麼合併華中和徐州剿總——蔣後來也有過這種打算，讓白崇禧統一 指揮華中和徐州剿總，但其出於私心而拒絕，假如其能承當，淮海戰役的結局恐怕會是另一 番景象。兩大野戰軍，中原與華東野戰軍打一個剿總，徐州剿總；而另一個剿總，華中剿總 卻在整個戰役中無所事事，本來平定中原野戰軍就是它份內之事，卻靜待主力國軍的失敗， 這種戰場奇聞也祇有在國共內戰中發生。由於這種戰區的不合理劃分，國軍各戰場上不能連 動和相互支援，構成有機的整體。而中共卻能有機地相互配合，陝北戰場緊急時，劉鄧出大 別山以配合，山東戰場緊急時，陳謝兵團能出中原以配合，大別山戰場緊急時，陳粟大軍能 進中原以配合。這種配合尤以淮海戰役陳粟與劉鄧的配合最為代表。 這裡要說一下，共軍慣用的圍城打援戰術之屢屢得手，實因於國府戰略上的保地存地思 想，經常用國軍精銳部隊來作守城守地之用，而不是用一般地方保安部隊。若以共軍之道還 之以共軍，始終把主力作為機動使用，不駐守一城一地，則共軍此法就不能得逞。例如中原 劉鄧共軍與華中陳粟共軍，就對戰法飄忽不定，行動自主，不死守守死，你打你的，我打我 的。例如對邱清泉的五軍，是逢五不戰，對胡璉的十一師則是「力避之」—毛澤東語。若國 府不以存地保地思想所左右，此攻城打援之戰術由於不能殲滅國軍精銳，必然會棄之不用。 毛澤東所謂「失人存地，人地皆失，存人失地，人地皆得。」就是這個道理。這裡插一段歷 史插曲，有關國軍將領關麟征回答記者如果他任東北國軍的主將所要採取的措施，以說明我 的看法。他回答：「我的辦法很簡單，第一，選一位善戰的將軍，任他為兵團司令，給他三 個精銳的軍，明確他的任務活捉林彪，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守，以壯大自己、消滅敵人的 有生力量為主眼。第二，對偽滿的 20萬軍隊，我不管中央的政策如何，一律給它們以地方 保安部隊的番號，讓其為我們所用。以東北之富饒，他們會自足自給。待打完仗以後，再作 善後安排」。 國軍之敗，軍紀渙散也是一個重大的原因，兵驕將悍，有令不從成普遍現象，白崇禧之 所以不願指揮徐州剿總的部隊，全因其大部都蔣氏嫡系，怕難以指揮。而國民黨政府執法不 嚴也要負主要責任，抗戰中怠忽職守作戰不力被處決的將領從雜牌到嫡系比比皆是數不勝數， 而內戰時期因作戰不力怠忽職守被處決的將領鮮有與聞。另外就是國軍中政工制度由於受美 國所謂軍隊國家化的影響而遭廢棄，也是一個重大在因素，使國軍的作戰士氣不能有所鼓動， 執行作戰不能得到有效的監督。 國軍各部隊戰力不均，戰力相差懸殊，除了五大主力及其他一些次主力的部隊之外，基 本上都不具備很強的戰鬥力，這也就造成了大量非主力國軍，一旦單獨作戰，就難逃被殲的 命運。關內的國共內戰史上，國軍與共軍作戰的歷史，也就是國軍的幾大主力如第5軍，整 編11師，還是整編25師的戰史，由於戰力差距太大，這些王牌主力被過度使用，戰力得不到 恢復和保養。例如邱清泉的第5軍，一年之中軍指揮部就轉移多達300餘次。而共軍祇有主力 部隊與地方部隊之別，主力部隊之間戰力大都能夠平均分配，都能夠有單獨作戰的能力。 國軍編制上也存在先天的不足。內戰初期除了極小部分，一般一個整編師實行的是二旅 四團制，極少數是三旅六團制，這兩種編制根本無法適應戰爭的需要，如果戰鬥限制在師一 級的規模上，（內戰初期國軍基本上是以一個整編師為基本作戰單位），在戰場上除非是遇 到劣勢兵力，一旦遇到優勢或是相等左右的兵力，基本上無預備隊可用，即使戰鬥處於有利 之狀態，也因為兵力之不足而無法擴大戰果。而共軍一般與國軍整編製的作戰的基本上是以 縱隊（相當於國軍的一個軍或是兩個是師的兵力）為單位。 這種單純的軍事戰無法有效地應對中共的總體戰，在全面進攻受挫後，這個問題就被國 府國防部長白崇禧認識到了，他總結道：「過去我各戰線皆優於共匪，今則僅山東一處優於 共匪，而士氣甚低。其致此之由，實因整編與取消雜牌部隊致軍隊減少，僅能控制點與線 （無控制面的力量），士氣低落，人心怨上畏匪。為今之計，一、應明令討伐，恢復戰時體 制；二、穩定第一線，與趕快建立第二線兵團；三、信任民眾，建立地方武力，並舉廣西無 共匪，全由地方有些武力；四、省主席要有全權，中央不要干涉其人事；五、應停止或延長 選舉期限；六、經濟求自給自足」。（《徐永昌日記》第八冊，第431∼432頁。） 國民黨接受教訓，認識到必須以總體戰對總體戰，於47年7月開始在全國實施總動令， 公開通緝毛澤東，將毛澤東和共產黨指為竊據國土，稱兵叛亂，禍國殃民，罪大惡極的亂匪， 以集中意志，動員全國力量，完成戡亂的目標，但已經為時已晚，剿共大局已成糜爛之勢， 中共已開始在局部地區開始反攻。各個戰場上國軍已失去了戰略上的主動權，戰爭形勢每況 愈下。 國共內戰的失敗，蔣氏是要負主要責任的，一是對中共組織的性質認識不清，一再放棄 置其於死地的機會。二是對部下失之於放任以致於驕縱，除非他親自領導，無人能夠指揮得 動。他後來在著作《蘇俄在中國》中檢討，指出1927年清黨及1934年第五次圍剿成功，他對 共黨的殘餘部隊，不作最後的迫剿，且接受其停戰歸誠的要求。另外他在檢討東北戰場與第 二次停戰令時，說綜合前方報告，都認為共匪經過此次致命懲創之後，如不受國際特殊的影 響，絕無再起可能。我亦以為共匪在此創巨深之餘，荀有一線愛國良知，果能實踐其一月間 停戰協議等諾言，仍可予其悔過自新，效忠國家另一次之機會，乃先令前方追擊部隊就地停 止待命。蔣氏沉痛檢討：這不僅重蹈過去以為中共亦是中國人，總是愛中國的，終有和平解 決可能的這一幻想，所帶來無窮災害的覆轍；而亦就是我在《檢討反共鬥爭成敗得失》一章 中所自述的「反共意志不能集中，而手段不夠徹底」以及「我們自信太過，忽視了共黨獸性 與暴行」的弱點所造成的禍根。 蔣氏其個人學養及思想深受中國傳統中的禮義忠信等倫理道德薰陶，使他無法跳出這種 思維去看一個中共組織及其武裝所遵從的是與他的倫理世界所在遵循的行為準則截然不同的 革命行為準則，以及它與過去他的那些軍閥對手們有什麼本質的區別。在蔣的倫理觀中，政 治對手一旦輸誠就意味徹底失敗投降，會受到倫理的的誠信觀的約束，不會也不能再背信棄 義，否則遭天下人共棄。但對中共來說這種倫理觀完全不存在，他們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打破 這樣一個舊世界及其舊世界的上層建築，妥協是革命的需要，鬥爭也是革命的需要。而中共 的革命從來都是手段為目的服務的，祇要目的明確（而非正確）就可以不擇手段。中共因時 制宜因地制宜採取什麼樣的手段，是不受任何世俗的道德標準來評判的。正是蔣氏這種倫理 觀使他一而再而三地輕信於中共，養虎遺患，最終自作自受，丟掉了大陸。這種倫理觀道德 觀被打碎之後，當代的中國是處在一個教育要從公德抓起的時代，不亦悲乎。（2008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