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適當的退卻換得更多的生存空間 ——廣州七九民運的回憶與思考(之一) 劉國凱 四人幫倒台使武裝鬥爭設想落空 一九七六年深秋，當江(青)張(春橋)集團被肅整的消息得到確證後，我的心情異 常沉重，因為這意味著我幾年的等待與準備都化為幻影和泡沫。類似的心情曾出現 在六、七十年代之交。 六、七十年代之交的中國社會是多麼的陰森可怖。「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 反」、「清查五一六」，一個又一個的政治迫害運動接踵而至。曾對中共的法統意 識及現存社會秩序提出過質疑或反抗的人們受到翻來覆去，無休止的清算。千千萬 萬的人被關押、被批鬥、被逼瘋、被殘殺或被迫自殺。借中共的戲劇語言來說，真 是有志之士和無辜人民的鮮血「灑遍了長江南北、珠江兩岸，以至大河上下、長城 內外。」在那個恐怖的年代裡，中共的統治真給人以鐵板一塊、異常堅固的感覺： 在宏觀上有毛的絕對權威，有林彪對毛的瘋狂吹捧，有周恩來對毛的盡心輔佐。在 微觀上是「把無產階級專政的任務落實到基層」。整個社會是一片紅海洋，也是一 片黑沉沉。「中國向何處去？」這個在幾年前已由湖南「省無聯」提出過的問題更 深沉地出現在我的心頭。然而我看不到一絲光明，見不到一線希望。世間的一切生 機，一切活動空間似乎都已被扼殺。我所能做的事情只可是暗中收集文革資料，悄 悄地寫一篇題為《文化革命簡析》的文章，意欲把三年文革的基本史實紀錄下來， 留予後世。 然而，我跟億萬中國人一樣，萬萬沒有想到在一九七一年深秋，中國大地上響了 一聲舉世震撼的炸雷——林彪事件。我驚喜萬分，原來毛共中央並非鐵板一塊。此 後，從種種社會政治情勢來分析，我推測毛逝世後，新貴集團(即後來所稱的「四人 幫」)必將與老官僚集團對決。而雙方都未必能迅速撲滅對方，亦無力控制全局。各 地實力派分別依附其中一方，或採取游離態度，或保境安民、自成格局，這樣，就 有可能產生一些有利於新生力量存在發展的間隙。當然，最妙的情形是雙方兵戎相 見，激烈火並。當年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受到的封建勢力阻力遠較法國資產階級革命 為小，其原因之一就是英國封建統治階級在長達幾十年的紅白玫瑰戰爭中受到極大 損耗。倘若如今中共內部也來個紅白玫瑰戰爭，那才真是上天有眼，大快人心啊！ 我設想了兩個方案，一是革命份子設法弄到武器裝備，自己組成武裝力量。二是 革命份子參加到地方實力派的隊伍中去，效仿清末武漢「文學社」、「共進會」所 從事的工作。而無論是哪一個方案，立足點都是一個「打」字。於是我買了氣槍練 射擊，還練長跑，練打沙袋，練全身穿著長袖衣褲跳入水中游泳逃生等等，總之是 要「從難從嚴，從實戰出發」。這倒也確實練出了一副較強健的體魄。七十年代中 期廣州市幾次舉行的全市職工田徑運動會上，我屢獲一千五百米、三千米冠亞軍。 然而這一切都隨著「四人幫」的迅速被剷除而化為烏有了。我驚訝「四人幫」如 此無能。殺一隻雞，雞還要跳幾下呢。「四人幫」經營了那麼多年，怎麼連哼一聲 都沒有，就被殺得一乾二淨？「四人幫」倒了，「凡是派」當道，「批鄧」照樣進 行。政治黑幕不但沒有減輕，反而更加沉重。「李一哲」等人原只批不抓，現倒全 部抓了起來。閒談中有人問我：「四人幫被打倒是件大好事，你覺得是吧？」我哼 了一聲，冷冷地說：「高興什麼？老官僚集團未必比四人幫好！」還有一句話溜到 嘴邊吞回去了，他們其實是一丘之貉。那句講出去的話以後成了批鬥我的重要內容 。 六年前林彪起事失敗，魂斷沙洲。此時四人幫束手就擒，鋃鐺入獄。中共再沒有 大變動的契機了。不但「打」己不可能，就連用文字去「打著紅旗反紅旗」也難了 。街頭大字報日見稀疏。當局已放出空氣，文革業已結束，要迅速恢復文革前那種 「井井有條」的社會秩序了。石板即將合攏，連一條讓小草生存的縫隙都不會留下 。 發表「關於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探討」 不能再靜坐不動了，否則將一事無成。我決心破門而出，寫一張頗具份量的大字 報，算是對這幾年的等待和準備作個交代。大字報題為「關 於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探討」。我的想法是：「李一哲」所寫的「關於社會主 義的民主和法制」是從政治領域對共產黨制度進行了適當的批判，而我這篇將從經 濟著眼對中共進行有限的揭露。大字報一萬多字，於一九七七年一月二十三日張貼 在廣州最繁華的北京路口，亦是兩、三年前「李一哲」的戰場附近。張貼時，圍觀 人群中有個年輕人主動來幫助我。張貼完，雙方留下姓名，他名叫房志遠。 我已經預計這張大字報有可能給自己帶來一點小麻煩，而萬萬沒有料到的是，它 竟然會驚動中共高層。它被認定為一重大的反革命案件。中央責令廣東省、廣州市 迅速查清。 三月的一個深夜，敲門聲大著。廠保衛科長帶著幾個人闖進來。我預先已聽了一 點風聲，手稿都已轉移，便衣警察在東抄西翻一陣後，把我帶到廠保衛科，立即開 始審訊。 我十分鎮定，今天終於跟這個自己憎惡的、意欲與之鬥爭的反動政權正面對壘了 。我泰然地說：「那張大字報是我寫的，之所以用『龔仁』署名，並非想匿名，而 是取『龔仁』為工人的諧音。你們要追查，上班時到車間找我就行了，有必要半夜 三更如臨大敵嗎？」 初審完畢後，就近關進了廠裡的「牛棚」，再連日進行審訊。焦點要我交代作案 的同伴和後台。他們無論如何不肯相信一個青年工人能寫出這樣的文章，僵持了良 久，他們想了個高招。「你說大字報是你寫的，那好，你把大字報各段落大意寫出 來吧！」秘密警察狡黠地眨著三角眼，乾癟的臉上掠過一絲嘲笑。「別得意！」我 想。拿到筆後，我把大字報的內容按原字句默寫出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秘密警察臉 上的嘲笑換成了驚愕。 中共最忌集團案，由於確認此案為單個人所作，其層次馬上大幅降格下來，秘密 警察撤離了。在廠牛棚關了幾個月，大、小會批鬥了幾次後，我被放出來。再搞個 開除出廠，留廠查看兩年的處分，並內部監控，算了事。 一年多以後，七八年深秋，又是深秋，我幾經申訴，得到平反。「反動大字報」 被重新定性為「一般群眾大字報」，處分撤銷。在申訴平反的過程中，我認識了莊 辛辛(廣州的「四五」英雄)，又通過莊辛辛認識了共青團省委幹部李彤和莊的同廠 青工張明等。 這時，正是「凡是派」失勢的時節。中共的改革派(後來證明他們頂多只能稱為務 實派)從多年的沉痛經歷中覺醒過來，瞭解到只有摒棄過去一些僵硬的東西才能有利 於國計民生。報章雜誌上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新氣象。 我曾經對人民武裝革命有過盼望和準備，但絕非暴力革命至上論者。我一向認為 人民武裝革命應有必要性和可行性為前提。必要性在於中共政權為其最反動的派別 主導，對人民實行法西斯專政，可行性在於中共高層分裂並激烈火並，對人民的鎮 壓力量大為削弱。此時，不但必要性和可行性都不存在，而且中共高層頗有改弦易 轍的意向。我十分興奮，深感自己不應在爭得自己平反後止步，在這改革的年代裡 ，應投身進去，協助中共的改革行動，為國家的進步出點微力。 籌辦《人民之聲》 這段時間我與張明聯繫較多。我對他說：「國家要前進，必須提升全民族的民主 意識，而以我們目前的力量，最可行的是創辦一份雜誌，來為民主呼喊。」張明立 表贊同，並說他收到許多給莊辛辛的來信，已有人作此建議。湖北有個女青年就是 ，她並想來參加。我說當然歡迎。 在緊張的籌備工作中，我想起了房志遠，自從貼大字報認識後，他一直與我有聯 系。他在我印象中是個很有民主理念和才幹的年青人。一九七八年他考上北大離開 廣州了。我去信向他詢問北京的情況，並講述我創刊打算。他來信極表贊成，講了 一些北京的情況，並寄來一份名叫《群眾參考消息》的北京民刊。這使我很受鼓舞 ，我請他做我們《人民之聲》的駐京聯絡員，他很爽快地應允了。此時，那位名叫 馮回湘的湖北姑娘也風塵僕僕地趕來了廣州。同時，我又想到我的內弟陳華山。他 在思想上與我有甚多相通之處，又會刻印技術。於是我們四人一起進行創刊工作。 我說共產黨最喜歡用人民這個詞，什麼「人民銀行」、「人民幣」、「人民廣播 電台」等等。我們的刊物就叫《人民之聲》吧。這可真是發自人民的聲音啊！我為 創刊號寫了幾篇短文，張明寫了一篇，陳華山擔負刻印。我想自己會以主要精力在 辦刊上，提出由張明負責對外聯絡。創刊號出來後，除在本市張貼外，由馮回湘帶 往北京散發，這時是一九七八年十二月。 七九年元月《人民之聲》出版第二期。一個多月來，我們已經收到許多來信。有 的講述自己 的冤案，希望我們協助平反；有的向我詢問一些情況；有的表示願意參 加我們的工作，還得絕不缺勤地上班，完成生產任務。為了聯繫到更多的志同道合 者共同努力，我提出只辦刊物看來不夠，還有必要成立一個組織。為不至使共產黨 誤解，不要叫什麼黨什麼團的，何況我們確實沒有那個力量和水平。就叫「科學社 會主義學會」吧。我們走在一起，研究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總該是可以的。 成立學會，籌備「四五」紀念 三月間學會成立，成員迅速增加，從我們三個人一下增加到二十幾人(馮回湘去北 京後就回自己家鄉了)。我對陳華山講，目前形勢雖好，但我總不太放心，你還是暫 時離開，一旦形勢有變，我們遭到不測，你可得以保存，並把這段事實記錄下來。 學會選舉了五人領導小組和七人監察小組。五人是我、張明、黃宇生、勞捷鋒、 古學霖。七人有鄧文偉、周建中、梁以墀、馮粵超、謝金海(還有兩人的姓名已忘卻 )。 七九年三月，《人民之聲》出版第四期，情形十分熱烈。發售告示提前幾天貼出 ，屆時排隊等候的人龍長達幾百米，我們看了十分感動、振奮。但也有些不屑之徒 以兩角錢的工本費價格買到後，立即在另一條街以一、兩元一本的高價賣出。我聽 了氣得頭皮發麻。 三月中旬，我向領導小組建議，於四月五日，以「科學社會主義學會」的名義在 烈士陵園門前舉行紀念「四五」運動三週年的集會。得到通過後，便在市區許多地 方貼出告示，號召廣大市民前來參加。同時，內部也進行了籌備事項的分工。 一切都在緊鑼密鼓的準備中。在我們看來這亦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四五」運 動已徹底平反。我們烈士陵園廣場集會又不阻礙交通，合情，合理，合法。誰都不 認為會有什麼問題。 官方要求取消「四五」紀念 然而，中共官方與人民群眾的認知總是大相逕庭。我們萬萬沒料到中共廣東省委 高層對此竟會那麼緊張，如大難將至。 三月三十日，我正在車間做工，突然有人輕拍我背脊，回頭一看，是廠組織科長 帶笑的面孔。「請你到廠黨委辦公室去一下。」他和顏悅色地說。走進辦公室一看 ，廠黨委書記，和幾位工業局的幹部在坐。詢問幾句工作情況後立即轉入正題。「 你是不是要在烈士陵園廣場開什麼紀念會？」「不是我，是我們，會議內容是紀念 『四五』運動三週年。」「多少人開會？」「不知道，到時你去看看。」「省市領 導對這件事很關心，叫你們不要召開。」「有指示嗎？」「我們這就是在傳達。」 「口講無憑，我很難相信你。」「紀念『四五』運動的方式很多，不一定要開大型 集會。」「集會也是方式之一。」「無論如何，這個會你們不要開了。」「為什麼 ？違反憲法嗎？」……交鋒一陣後，我說：「你們找我就這件事吧？不必再講了， 會是許多人共同決定要開的，我一個人想改也改不了。我還是回車間開工去，今天 的生產定額我還未完成呢！」說畢，起身徑直離去，把他們的驚愕與惱怒留在身後 。 下班回家，剛進屋門，一個人迎了上來，「哦，下班了！」「您是？」我疑惑地 看著這張微笑的、似曾相識的面孔。「怎麼？連老朋友都不記得了嗎？我是李彤呀 ！」「哦，是李彤。哪陣風把你吹來的？」我心裡雖頗有點詫異，但還是熱情地接 待了他。那次在莊辛辛那裡碰到他，他十分支持我申訴平反，對我講了不少鼓勵的 話。在詢問了我平反的具體情形、工作、生活的近況後，終於上了正題——集會的 事，我恍然大悟，原來他是來做說客的。 對他我自然不能用對前面那班人的態度。然而原則是不可放棄的。我十分委婉地 向他講明集會的正確性與可行性，並且是集體決定的，我個人無權更改。即使要更 改，也必須經過大家。我還答應把省、市領導的意見向全體會員傳達，看看大家意 向如何。 第二天，我立即去找張明，張明說他那裡也開了鍋。先是廠領導的疲勞轟炸，回 到家裡，父母也嚷個不停。我說既然有這些新情況，理應讓大家知道，然後由全體 同志共同決定。於是我與張明分頭去通知領導小組、監察小組成員，再由他們分工 包干通知全體會員，明天傍晚在烈士陵園門口召開重要會議。 屆時，三十幾人到會。我先向大家講述了這些情況。然後將大家分成幾個組進行 討論，每個組都有領導小組成員。最後得到的結論是，各組意見都是：照開。 四月二日，廠組織科長到車間，要我去黨委辦公室。我說還是那件事嗎？不必了 。我們已開過全體會議討論，大家都說要開，你找我也沒用。 晚上，李彤又騎摩托車從東山來到我這海珠區的邊陲。聽了我的陳述後，他默然 良久，才對我說：「劉國凱，這會你一定設法不要開了，否則後果會……」他竟一 時語塞，找不到適當的詞。「這是習仲勳、楊尚昆同志的意見……」他這次沒打多 少官腔，講了一些他設想的情形和後果。 決定以適當的退卻保存力量 送走李彤後，我陷入沉思，想不到中共對人民是如此的懼怕和防範。連受過毛的 整肅，目前又以開明形象出現的習、楊都是如此。看來他們是決心不讓這個會召開 了。方法是先禮後兵。這禮也夠周全。一條線是通過一般渠道。從省委到市委，再 到工業局黨委，廠黨委，對我發出禁止令。另一條線是特殊渠道。從省黨委到省團 委，由李彤以老朋友的私人身份來做我的工作。(真不知他們是怎麼瞭解到李彤與我 有一面之緣的。)倒也真機關算盡，用心良苦，在這種情形下，如我們硬要召開，勢 必令其惱羞成怒。我並不害怕被抓。在七七年初肅殺氣氛中，我尚敢一人去貼大字 報，現在全國熱氣騰騰一片，我還怕被抓嗎？但是廣州民運呢？經過幾個月的喧嘩 ，若大的廣州也就只站出來這三十幾個人，而其中堅定的只是個位數。一旦被抓， 廣州民運算是完結。現時，人民群眾的力量是不足以與中共政權正面對抗的，也沒 有必要去對抗。目前，中共內部的改革派正在試圖實施其新的治國方略。我們在與 之有摩擦時，有時也應作某一程度的退卻，這既保存了幼小的民主力量，能在這難 得的歷史契機中多做些工作，也免至改革派兩面難做，為保守派所趁。 三日一早，我向車間主任交了一張加班補休單，立即找張明。我講了自己的想法 後，張明說亦有同感。我說全體會議決定的，我倆不能改變，否則就違反了起碼的 民主原則。但目前時間緊迫，再召開全體會議已來不及，只好抓緊時間召開領導小 組和監察小組的成員開會吧。 我倆立即去找人，人到不齊，但過半數。我把各種情況和自己的看法和盤托出， 大家聽了都表示同意。有同志還補充說：「已風聞許多公安派出所接到通知，『四 月五日，烈士陵園廣場會有不安定因素，作好準備，一接到命令，就前往取締』， 看來硬要開，也開不成的。」我說全體會議已來不及開了。以後大家都有責任分頭 向各會員同志解釋清楚。 有同志提出，「不開是策略的，但若就此無聲無息，也未免太虎頭蛇尾了。」我 說省團委已建議明天在省團委禮堂召開紀念「四五」運動的理論討論會，邀請我們 學會的全體成員參加。又有同志提出，習書記、楊尚昆的意見我們聽從了，他們亦 應有所表示。我說這個意見提得好，由我與張明向省團委提出。 會後，我立即與李彤電話聯繫。李彤說盡量使我們滿意，並要我等通知。這時已 是四月三日下午。傍晚，李彤來電話，說今晚習仲勳、楊尚昆在省團委會議室接見 我們。務必準時到達。 晚上七時許，我們領導小組、監察小組成員陸續到達省團委會議室。我們一行約 十人坐在一邊，對面坐著「李一哲」三人，省團委幾名幹部，大學生自發刊物《未 來》編輯部的幾位成員，上首的沙發空著。 習仲勳、楊尚昆出面做工作 習仲勳、楊尚昆出現在樓梯口，省團委幹部率先起立鼓掌歡迎，大家不由自主地 效仿。習、楊兩人坐落上首。省團委書記作開場白後，習仲勳講話，他的西北口音 不大好懂，只記得有幾句是「毛澤東思想的旗幟，一定要高舉，否則黨心大亂，軍 心大亂、民心大亂」之類，王希哲相當活躍，面帶笑容，手勢生動。他說：「現在 黨的改革派面臨的工作和困難都很多，我們理當替他們分憂。」習書記說：「真難 哪！我們應體會其中的涵義。」李正天則神情嚴肅，其發言內容大致是責備我們沒 有顧全大局。間中，我們有幾位同志發言，爭辯我們舉行紀念會的合理、合法性。 省團委幹部則出來圓場。 我全過程沒有發言，只是默默地聽。由於我坐在這邊的一端，離楊尚昆只有一公 尺左右，楊沒有正式發言，只是就近對我講了幾句「人民之聲？你們就能代表人民 ？我們叫你們不要開，你們就不要開。如果你們硬要開，我們就採取措施」。我聽 了，仍然沉默。心裡相當反感。 習、楊先行離去，省團委宣傳部賴部長繼續與大家商量後天在省團委大禮堂舉行 紀念四五運動理論討論會的事宜，回到家中，已是半夜。 四號清晨，趕往烈士陵園，正門張貼集會因故取消的佈告，同時通知學會的全體 成員到東山省團委禮堂參加紀念「四五」運動三週年理論討論會。 該會約有一百多人參加，除我們的三十幾人外，還有「李一哲」的成員，高校學 生幹部等。省團委耍了個招數，說是為發給與會者公假證明，請與會者簽名及工作 單位。藉此，官方大致收集到了學會成員的名單。 理論會開了一整天結束，臨末省委表示今後還會經常請大家開會交流。於是乎， 七九民運中，廣州的一場街頭政治被中共廣東省委成功化解，這件事上報中央，受 到中央認可。與「貴州經驗」相對照被稱之為「廣州經驗」，即所謂對思想活躍的 青年採取引導方式，在不動用專政工具，不引起社會震動的前提下化解不安定因素 。而「貴州經驗」則是直接了當地抓人了事。 十幾年秋過去了，至今回憶起這些情形，仍然覺得當時的退卻是正確的。正是由 於這一退卻，使我們取得了較多的生存空間，我們的《人民之聲》才得以按月一直 出版到七九年十二月，繼續在廣州力所能及地宣傳民主理念，並且，同志們的損失 也得以減少。 適當退卻是重要的政治鬥爭手段 在人類社會的各種鬥爭中，適當的退卻乃是求勝的一個重要手段。漢初對匈奴的 和親、列寧主張簽訂布勒斯特和約，都是極好的例證。在文明高度發達的當代，從 事政治鬥爭，更須懂得運用這一手段。 一九二七年夏，蔣介石由於權力急速膨脹而至在國民黨內樹敵甚多，更由於寧漢 之爭，使蔣成為箭靶，經審時度勢，深思熟慮，蔣宣佈下野。但僅僅幾個月後，由 於蔣的離去，權力結構頓失平衡，各路人馬爭端四起，兵戎相見。於是，各系政要 及軍事頭目出於不同的考慮得出了相同的結論：擁蔣復出。這算是蔣介石在他的政 治權力角逐的生涯中下的一著高棋。 鄧小平在中共黨內的鬥爭中也有上乘的表演。他在削職被貶時，為求復出，不惜 檢討再三，自責自謗，甚至指天發誓。一旦權力在手，就臉色大變。無怪乎張春橋 氣得大罵：「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 當然，這以退卻求勝的手段是有前提的。前提是不失原則，及適當的。否則，就 不是退卻而是投降，或不是一種正當的手段而只是無恥政客的狡猾權術。故此，司 馬遷向漢武帝極稱李陵之舉是詐降匈奴，以圖再起，卻不被漢武帝接納。鄧小平的 那套行徑也不應為我們效仿。 八九民運未能退卻令人惋惜 轟轟烈烈的八九民運歸於失敗，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沒有運用這一手段。如果 說十一年前，相對於凡是派，鄧小平是務實派；那麼此時相對於胡趙，鄧就是不折 不扣的保守派。而這個保守派後面有更保守的老人幫的黨羽支持。以當時的政治情 勢來衡量，單以人民群眾的民主力量確不足以擊倒勢力相當龐大的保守勢力。然而 倘若與中共黨內的改革派力量協同配合，則有可能拓展出一片新的境界。其實這是 有先例的。七八年的務實派之擊敗凡是派，不就借助了民主牆的聲勢嗎？誠然，八 九年的保守派，力量遠比當年的凡是派強，但八九民運的能量也比當年的民主牆大 許多倍啊！ 設想如果八九民運作適當退卻，使鄧小平無以說服黨內大員贊同武力鎮壓，讓以 趙紫陽為首的改革派有充分的時間去進行運作，而強大的蓄勢待發的民運力量為其 後盾，那麼，一九七八年的歷史是有可能重演的。鄧畢竟沒有毛當年的絕對權威， 人大委員會卻具有了與昔日相當不同的勢態，各方面的有利因素迭加起來，改革派 是有可能請各保守派元老「光榮」離休，有力量削減保守派干將手中的權力，並在 此基礎上推動中國改革的車輪。 趙紫陽是中共黨內迄今最具改革理念和政治品質的最佳者。他從事經濟改革的成 效及對政治改革的籌劃已體現其改革理念之真切。文革後在廣東重掌大權處理某些 文革遺留問題的寬厚，和六四後在巨大的壓力下堅持初衷更凸顯其政治品質的優良 。這一點是最為難得的。一旦被最高首領指責，就俯首認錯，這個陳規陋習連彭德 懷、胡耀邦都未能破除。趙紫陽真堪稱中共黨內第一人。 我們並不應預期以趙紫陽為首的中共改革派主政，中國就可以實現三權分離，多 黨制，民選行政長官等的全面民主，但可望在廉政建設，某一程度上開放報禁，社 會輿論監督，黨政分離，政企分離等方面有實質性的進展，這總比當今中國政治反 動僵化、經濟畸形繁榮、貧困極度懸殊、貪污受賄氾濫、社會銅臭熏天要好得多。 並且，我們還可期望改革派在站穩腳跟後，會繼續向前邁步。 然而，學生們情緒失控，一味向前衝，不肯作適當退卻，終使改革派失去運作空 間，鄧小平得逞，趙紫陽在廣場落淚了。是痛惜學生們的傷病？是感懷個人前景之 莫測？是憂慮改革前途之危難？或許都兼而有之吧。 在此，我絕無意責備學生們執拗，二十歲出頭的小青年確較難洞悉政治鬥爭的詭 譎微妙。我也無意責備導師們的失職，他們已講得唇焦口燥，精疲力竭了。八九民 運不同於當年中共搞的「一二·九」運動，它本來就沒有嚴密的組織和領導，是學 生們民主意識的積累和愛國熱情高漲的產物，本身就帶有相當的感情色彩。廣場上 情緒激昂，眾說紛紜，誰都沒有能力把它納入一條精確的軌道。 試想，如果當時我們的科學社會主義學會不是只有三十人，而是有三百多人，根 本不能作分組討論，而是象日爾曼部落的軍事會議那樣以戰士們鼓噪聲的強弱為定 ，或者領導小組中有多人反對我的意見，堅持要召開，那情形就大不相同了。眼看 船要觸礁，我也無法挽回，頂多預先做一點觸礁後的救援工作罷了。世間有許多事 ，即使是正義之舉，也往往是非人力可強圖的，如果樣樣都能做得那麼得心應手， 豈不滿街都是常勝將軍？ 今天，我們回顧過往的民運歷程，著眼在於總結經驗，留予後來者，作為今後的 借鑒，但願人們肯對此稍作留意。 然而我心中總有一層抹不去的惋惜。七九廣州民運中，我們所作的一個適當退卻 ，不過使廣州民運得以繼續開展至八一年初被全面鎮壓，而八九民運倘若能作適當 退卻的話，是有可能換來中國的一片新氣象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