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是我們家族的災星

（廣西）盧湯


    我小時候曾經住在南方的一個村子裡，全村約200多號人，男子幾乎都是同根同源的本
家兄弟叔侄。在大陸淪陷之前，雖然是舉國私有制，但就像中國南方的許多地方一樣，我們
村裡村外有許多族產，有屬於私有制之下的家族「共有制」的農田；除了族田之外，甚至還
有類似於家族企業一樣的經濟組織。當時家族裡的精英們管理這些家族共有的產業，每年有
分紅的好事。我們的家族崇尚知識，鼓勵讀書上進，族規規定，如果誰家孩子能夠考上初中
以上的學校的，一律給予一定的物質獎勵，家庭經濟有困難的，可以從族產中得到借貸，利
息甚微，不用受高利貸之苦。我們祖祖輩輩生活在這樣的環境下，大家都安居樂業。

    然而，1949年之後，傳統格局被中共暴力所打破。家族的精英人士多被中共以革命名義
處決，或者外逃。中共名義上讓窮人當家，說得實在一點是讓庸人當家；家族企業被中共霸
占，無家可當了，各自耕種自己的2、3畝田地而已，人人成為弱勢階層。家族精英人物或死
或逃，剩下眾多沉默的基本民眾，在中共極權高壓之下，任由中共宰割。中共主導把村裡的
族田分配給窮人。本來我們的族田就是共有財產，由公推的家族精英管理，祇有德高望重者
才勝任；族田出租給本族子弟耕種，收取適當的地租，用於家族公益、分紅，並無惡意盤剝
之事。這種傳統的農業結構被中共推翻，按照中共的土地改革政策，族田分給土地少的農民。

    我們家族在村子之外還有不少商業性質的族產。據長輩說約有80間商舖，建在一個比較
平緩的山坡上，成為一個集市的主體，是我們村和附近幾個村的同族同胞共有的產業，這個
產業的「股東」約有幾百人，都是同根同源的家族子弟。這是我們共同的祖宗大約在公元
1550年創下的工商基地。經歷大約400年的發展壯大，由最初的10間商舖發展到大約80多間，
成為地方重要的貿易場所，解決了不少人的就業問題。清朝時期農民起義頻繁，洪楊金田起
事揮師北上才過幾年，又爆發饑民運動，大成國北路大元帥姚新昌部饑民起義的隊伍來到我
們這一帶安營紮寨，也沒有對我們的家族企業產生非分之想，雙方相安無事，經營者與起義
隊伍進行貿易，也沒有構成資匪罪名，事後朝庭也不責難，環境相當寬鬆。

    中共執政後，這一經營了約400年的企業家族資產所有權終被中共霸佔，變成國有財產。
自從家族企業被中共搶奪後，我們的生活質量就下降了。我父親少年喪父，經濟條件不好，
幸得家族財富的蔭庇，他還能於1948年考上縣中學讀書。家族企業被扼殺後，他因經濟問題
不得已輟學回鄉。家族企業被霸佔之後，許多人失去在工商界就業的門路，成為純粹的農民。
經過土改後短暫的小私有制經營，中共又把農民推上集體化之路，集體經濟搞得一蹋糊塗，
生活如雪上加霜，吃不飽，穿不暖。

    30年河東，30年河西，近年政府大肆變買國有資產，當年我們的家族企業資產經國家霸
占營運多年後，終於借改革之風變買成個人私產，官員們捷足先登，成為新財主。

    上世紀50年代政府無償劃撥我村一塊土地建設糧所，現在糧所已經關閉棄用，當局絲毫
沒有退還土地之意，算是國有產業。50年代末，政府在村邊征地6分建成一個汽車站。後來
要擴大用地範圍，就無償借用我村約4畝坡地。10年前，上級車站當局偷辦了借用的農地的
「國有土地證」，然後變買給地產商，得了幾十萬元，引起村民不滿，當局動了手腳，分化
了村民，祇花幾萬元就讓村裡老實巴交的農民閉上了嘴巴。60年代，中國軍方征地在村邊建
設一座小兵營，住10來個大兵。他們缺少運動場地，就借了我們6分地做運動場。1983年鄧
小平主持大裁軍，小兵營在撤銷之列，軍方卻沒有把借用的6分地歸還，算是移交地方政府，
政府順勢霸佔變買。70年代初，政府工商所要去我們村子的曬穀場約2畝地皮，用於建設貿
易市場，沒有支付地價。僅支付重建曬穀場的材料費若干。90年代，政府以建設用地征地名
義，多次召開村干會議，不惜揚言不通過就不散會，要求村幹部簽字同意征地，村幹部經不
起鎮長書記軟泡硬磨，終於就範，政府花15萬元征去我村10畝水田，用於房地產開發，政府
從中發不義之財。90年代，政府畜牧部門徵用我村良田4畝，名義是建設生豬市場，每畝補
償萬餘元。建設生豬市場實際上祇用去約3畝地，其餘約一畝是搭車征地，擬用於建設工商
所職工宿舍，下了地基，至今快20年了，因資金出現問題，一直沒有建成，丟荒了。

    不良制度之下的集體土地，是人人都想吃一口的唐僧肉，我們的土地不斷流失。中共獨
裁統治造成了我們的困局，造成我們的人權狀況惡化，造成我們的土地財產權利無從保障。
中共統治給我們家族帶來了什麼？先是消滅了我們經營了約400年的家族企業，然後又把我
們置於任人宰割的境地，中共是我們家族的災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