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改革無文化論 （北京）劉自立 一，改革無文化 中國歷史上有很多改革，其改革總綱不同，政治經濟內涵各異，但是中國文化的正統道 統和學統並未改變；即便是清朝所謂狹隘的異族政權當政，也在恢復漢室文化上不遺餘力， 頗有建樹。這表現在他們對前朝文化和人物的認可和繼承上。一些清王朝的皇帝膜拜前朝皇 墓，體現出對於前朝政治文化的敬畏態度。於是，文字獄和康干盛世並存於世。 1949年以後，毛對於蔣政權和民國文化，全無此等雅量和寬容，反而呈現出一種斬盡殺 絕的梟小心理。 他們的革命文化，其根據是什麼？一曰「民主」，二曰「革命」（暴力）。民主是被其 歪曲的機會主義旗幟，用完就棄，棄後再用；暴力則一直被奉為圭杲，變不離宗——就是他 們的筆桿子和槍桿子。而民主之提出，則是五四口號的所謂落實。但是這個落實，其實具備 幾種誤解和誤導。誤解之處在於，他們認為民主就是革命，就是暴力，就是蘇維埃主義—— 用哲學語言詮釋之，其民主就是盧梭「普遍意志」的中國化。他們不知道民主其實是一種傳 統，一種文化，甚至是一種宗教（這個民主的宗教觀，體現在幾乎是先驗的古希臘神話當中 ——見過忒休斯神話者，可以見得。）他們把民主和所謂經濟發展論加以捆綁；忽而反對國 民黨，實現民主救國、救亡；忽而認定經濟落後，否定民主；又忽而引進暴力革命和極權改 革，並籍此實現改革之意志。他們不願意承認，中國文化中雖然沒有民主，但是，也沒有任 何文化虛無主義——即便是人們所言之遊民文化，其實，也是官方儒家文化的一種補充和變 異，其造反有理和替天行道，也同樣是對於道統的一種民間認可。但是，共產黨蘇維埃文化， 則完全是外來政權反西方主流文化之副產品，他的到來，既消除中國主流文化，也毀滅西方 普世價值。 中國革命，就是在這樣一種文化虛無主義的環境裡產生和發展的。 這個革命，後來導致全面毀滅民主和人權的文化革命——而文化革命，又是他們所說的 民主革命的繼續，就是托洛茨基所謂的不斷革命和繼續革命。 而改革則是這種繼續革命的變異產物。這個改革的主導人物，本來就是前革命領導者， 其無文化特質是「先天」造成的。這個在巴黎街頭不知道學些什麼的人物，既不是拿破侖， 也不是克列孟梭——他全無法國革命中產生的、既不要極端革命，也不要極端皇權的夏多布 里昂精神；成為法國精神，德雷福斯精神即人權精神的直接破壞者，六四屠殺的第一責任者 而殺人，成為聖經之你不可以殺人之道德根據的顛覆；成為中國道德淪喪的全過程之顛峰。 （法國革命也產生過所謂「禮崩樂壞」的屠殺局面；那時的巴士底廣場上血流如注；人們把 聖經拴在驢子的尾巴上招搖過市；巴黎革命者到處逮捕教士，殺死從丹東到羅伯斯庇爾等一 切異議人士。但是，正是經過夏多布昂和拿破侖的合作——知識分子和開明統治者的合作， 挽大頹勢於既倒，把法國革命轉變成為開明專制時期的文化復興。這個復辟時期的文化，成 為法國道德重建的依據——這使人想到，民主中國一旦成立，也同樣要經歷這樣一個挽回中 國文化頹勢和修復禮崩樂壞局面的復興建設——這同樣是極端艱巨的任務。） 中國共產黨革命無文化，是可以肯定的；中國共產黨改革是不是有任何文化根據呢？也 沒有。 這個事情的邏輯推論十分簡單——中國改革是由革命者推上歷史舞台的；革命無文化， 革命摧毀中國文化，摧毀文化傳統和傳統文化，那麼，從文化虛無主義廢墟裡產生的禮崩樂 壞之人物，會不會忽如一夜春風來，就變成文化人了呢？當然不會。 那麼，無文化人如何建立改革文化呢？ 如法炮製：一如他們在革命時期實行文化機會主義一樣，他們繼續操持一種所謂馬克思 主義的語言和語境，炮製出所謂「實踐論」和「真理論」。他們說，這就是改革的幾乎全部 根據——這個根據，後來又發展成為改革之唯經濟主義等等。改革之經濟發展論，是不是就 是普世真理的一種經濟層面之呈現呢？當然不是。從邏輯上言，如果這個改革是無文化改革， 無根據改革和暴殄天物的改革，那麼，其經濟內涵會忽然變得十分正確嗎？也當然不會—— 那是一種同樣沒有任何合法合理根據的經濟改革。用通俗的話說，就是他們變市場經濟為官 場經濟，實行納粹式的集權動員和人權塗炭，造成中國勞動力的奴役化和賺取利潤的官僚化， 外加劇烈破壞生態和掠奪資源……所以說這個經濟改革本身，就是政治不改革的「合理」寫 照——一些人用經濟、政治兩分法來區隔中國改革——其實他們根本無法區隔，用最尖銳的 刀子也切不開中國政治經濟一體化的現實。 這是對中國政治經濟改革現狀勿庸置疑的陳述。 二，真理無依據 那麼，改革根據論，也就是實踐檢驗真理說，是不是改革文化的背景和合法依據呢？ 首先，實踐真理說，本身就是馬克思或者蘇維埃主義語言的繼續。在蘇聯，人們在斯大 林時期就對實踐是不是檢驗真理之說發生過討論。這個事情本身說明了這種討論的偽命題存 在，至多可以說，他成全了胡耀邦平反事宜的藉口。但是其存在本身更加說明了這個無文化 政權的思想缺位和資源匱乏。 實踐真理說最大的哲學根據，其實就是近代西方實用主義哲學的變種。 在西方盛行一時的邏輯實證論和實用主義哲學之要義，在於其枉顧或者企圖避開真理說 的宗教和文化意義，試圖把西方哲學推導到不對上帝設問的世俗論述中去。這個思潮和否定 上帝說的尼采哲學和後來的解構哲學一樣，企圖使人迴避甚至否定西方世界的宗教觀和文化 觀。但是自從維也納學派很快式微以來，上帝問題重新回到人間。理性不能解決的問題，非 理性同樣不能解決；科學和宗教從來就是西方文化的悖論和互補。任何妄想實行單一選項的 說法都違背他們的歷史和文化。所以實用主義哲學並不能取消上帝判斷和終極價值。在此意 義上判斷真理說的內涵，不能不合上帝律令，也就是康德之星空律令，繼續存在於人間。換 言之，人間道德律令的最高層次，不是來自各朝各代的政權法規和世俗選擇，而是來自摩西 法典甚至希臘民主（神話意義上的民主，先驗意義上的民主——不同於世俗民主）。所以任 何時代的道德，固然有其特色和內涵，但是其存在律的規定性，祇能最終來自上帝的道德規 定性。在此意義上，共產黨規定的真理也好，實踐也罷，祇能是他們自己的真理和他們自己 的實踐。並不會因為他們解釋了馬克思於1978年，就獲得了真理。 大而言之，民主是不是真理之終結論呢？不是。 西方哲學的正統和學統，源於宗教和世俗加上神話民主說。而對於民主規定的充分根據， 就是辯論精神。這個精神體現在以蘇格拉底為首的思想家的言說方式和思維才智上。其特徵 就是辯論精神的、並不產生合題的開放方式——這個方式成為西方一切學術和真理的不終結 特性。在此意義上，西方後現代哲學對於民主的批判恰好呼應其歷史上曾經層出不窮的對於 其宗教、哲學、政治命題的否定。否定是其存在的應有之義——不管是對於耶穌是人、是神 的批評；對於上帝之死活的批評——甚至對於其國家體制和歷史特性的批評——都延續著他 們的歷史批評精神（其歷史和史學的剝離和契合），正好反映出他們的思辨。所以，哲學不 可知論，政治學反全能主義，經濟學之看不見的手，都是其哲學上堅持不可知論表達的證明 （真理就是對真理的否定）。換言之，西方哲學家和後現代哲學家對於西方中心論的解構， 恰恰是一種激活其價值論的生命運動。西方人批判民主，恰恰成全了這個核心價值觀的生命 力。這是為專制主義哲學家和極權主義統治者所無法理解的。（一如無神論者不能理解何以 尼采說上帝死了，但是上帝是殺不死的這樣的悖論。死還是活的問題，屬於西方民主哲學認 可的思維方式。因為生命的原罪要素規定了他的反思；而懷疑主義批判和復活主義精神，成 為西方人的精神來源。 這一點在共產黨哲學裡本來就是缺位。他們一旦失敗，絕對就是滅亡——他們沒有複製 生命的歷程，也絕對不會復活——而這卻是西方思維死去活來，更生涅盤的秘訣。我們的沉 思在於，中國文化的死去活來之可能性，她是不是也可以涅盤，也可以更生——這當然是在 剪除了文化虛無主義以後，而非以前。 再是，其實踐檢驗說的人權關懷何在？或者說，誰是真理有效的，有權的，有法的解釋 者？ 這個答案十分簡單而醜陋：祇有黨，才是上述一切檢驗和真理的解釋者和權威。所以， 這個真理說，可以由改革者胡耀邦用來為老官僚和人民「平反冤假錯案」，也可以為鄧所用， 實行屠城。一切都是以真理的名義進行的。現在他們說，要在未來實行民主，至於是100年 還是200年後，對不起，就要看「檢驗」的效果如何了。於是，檢驗和不檢驗，真理和荒誕， 就開始雙身一體，不再切割了。 人們現在饒有興致地爭論華國鋒的歷史功過，殊不知，華國鋒之是非，本來就是共產黨 檢驗說的範例：說他「兩個凡是」，難道可以包括他逮捕江青和四人幫嗎？毛主席讓他這樣 「凡是」嗎？——他此舉不是明顯反對「兩個凡是」嗎？說鄧等另外一些人反對「兩個凡 是」，可是，他們不是要「正確」對待毛澤東和毛的思想嗎？他們不是繼續把毛的畫像高高 掛在城門樓上嗎？ 最後，關於改革實行的文化依據論，現在看起來就是鼓吹「中國價值論」，以示區別普 世價值論。什麼是「中國價值論」呢？就是無限拖延民主進程，或者乾脆說中國極權主義之 「舉國推動論」是天下第一真理和天下最好政治。一些御用喉舌這樣說。所以，從鄧的「不 爭論」，「貓論」，到現在「我們最好，最有效」論，使人想到，中國人的改革正在經歷怎 樣一種文化虛無主義和實用主義。這個「舉國最好論」有沒有任何文化根據呢？有，那就是 納粹主義的極權動員論，經濟高速增長，毀滅西方民主、人權論和改變西方主流價值論。看 看當時德國人是怎樣為此歡欣鼓舞，舉國瘋癲的吧！看看中國人現在又是怎樣歡欣鼓舞，舉 國瘋癲吧！ 是不是歷史上的事情真的要發生兩次呢？ 三，文化繼承和改革悖論 清末民初，在實行戊戌變法的時候，中國人就開始討論改革的文化根據問題。幾派人員 各執一詞，說法不一。概括而言，就是以嚴復，郭嵩燾為代表的傳統派，以康、梁為代表的 反對派和後來發展出來的蘇維埃派爭執不休。在實踐真理論之意義上，中國人最後實行了蘇 維埃派的「正確」答案。 顯然，幾派的人物似乎都秉承自己的文化根據，發出論辨的聲音——也要歸功於那時的 相對言論自由——那時外國人辦的報紙，莫禮遜辦的《察世俗每月統計傳》，林樂知辦的 《萬國公報》，李提摩太辦的同名《萬國公報》，《時務報》，美查辦的《申報》，都是中 國自朝廷小報《邸報》以來的大報，影響頗巨。乃至大公報等，以載此辯論為己之要務。但 是細察之下，人們發現，最後一派，其實沒有文化根據，祇有無文化根據——這個無文化根 據，後來就發展成為馬克思主義革命論或言毛派革命論；也就是王國維，陳寅恪深惡痛絕的 「痞子運動」。可惜國人向來有負篩選的嗜好，他們最終響應了痞子運動這個號召：民粹主 義革命＋極權主義政治。其間幾派的政治邏輯關係如次：如果秉承英國式保守主義革命，實 行王國維，辜鴻銘乃至錢穆先生的主張，前此嚴，郭等人提出之改革「緩進說」和文化保守 主義說將會發生作用；如果按照康、梁的觀念，他們至少不會毀滅漢室文化，實行中體西法； 甚至按照孫文批判馬克思的早期說法，中國人朝向普世價值的走向，也不會被全然取締；祇 有在中國人學習了五四精神的歪曲產品，陳獨秀加上共產黨以後，中國文化的邏輯就變為反 文化邏輯論了！接下來的詰難是，中國之革命，之改革，是不是祇有剿滅文化，實行蘇維埃 主義和納粹主義才是前途？雖然歷史是這樣寫成的——我們的痛苦的回答仍舊是「不！」 戊戌變法是一個考慮到一切方面的改革。其發生論的定位，迄今為止大大超過鄧式改革。 說戊戌變法就是鄧改革之前朝摹本，實在是大謬不然！原因是那場改革涉及的討論關乎中國 文化的命運；而78年改革則完全沒有這樣的文化信息存在。所以實踐論和真理論還有一個錯 誤，就是以勝敗論真理（毛的《實踐論》就是這等勝利者論的範本），但是，失敗也許提供 給人們更加高尚的深刻啟示。 1，我們看到，在實行強人改革方面，清朝遇到了第一個難題。慈禧新政和漢臣作用之， 就是一個兩難的課題，為此清政府呈現了兩難的局面：強人尚在，能人不可用之，不能統攬 全局；等到強人（慈禧）死掉，弱人改革不成，改革就讓位給革命了。其間的提示是，改革 祇能在強人操控制下實行。且無論其正負之面向。現在的弱人政治也規定改革必死。所以， 皇統之下，改革有望乎？成為又一個「歷史上的如果」。 李鴻章到德國叩見俾斯麥，他們談到這類課題。我們感謝錢穆教授錄此明言：「…… （李）叩之曰，『為大臣者預為國家有所盡力，而廷臣群掣其肘，預行其中，其道何由？』 俾斯麥告以，『首在得君，得君既專，何事不可為？』李曰，『苟其君惑於眾口，居樞要， 侍近習者，假威福以挾持大局，則如之何？』俾氏良久曰，『大臣以至誠憂國，度未有不能 格君心者。惟與婦人女子共事，則無如何矣。』李默認。此可見當時李鴻章之苦悶也。『」 （錢穆《國史大綱》 下同） 我們說，李、俾斯麥要想橫通中西文化和政治，很難，難於上青天。因為俾斯麥玩弄的 德國政治，德國統一，是在半民主，半憲政，存在議會，反對黨和君權限制論的情形之下。 他可以作用於皇，民，反對黨和議員，縱橫捭闔，致使成功。但是，他不知道當時中國還沒 有帝國憲法，也無反對黨，也無議會（實質憲政）；他更加不知道，中國君、相制衡已敗 （宋朝廢相已始）；他尤其不知道所謂滿漢齟齬，曾、胡、李、左，不可為中央大員言之朝 弊，統攬全局。故此，由最高層次主導改革，在李鴻章那裡就敗下陣來，何言他人！ 但是，李、俾斯麥對話，成為一個改革可行性範本，東西文化參照系之範本；何以鄧沒 有這樣的對手呢？ 美國人都說，中國價值論是可以成就中國「責任」之國的原則。對話，何以復存！ 2，變法是不是應急之變，救亡圖存，那時有爭議。郭嵩燾以為，「西人以通商為義， 本無仇害中國之心」。所以，以西為敵錯誤了。這要看如何定義西方。通商，是不是敵害， 兩難矣！古時，中國被槍炮打開大門，難道不是貽害？又，商務公平性原則如何估價，難道 是侵害範疇以外之說？現在這種東西不是還在繼續嗎？他們和未來「責任」大國之間的勾結 和經貿，不是和清朝統一之老佛爺市場如出一轍嗎？祇是封建鎖國又是另一積弊，這一點不 可否認。也許，祇有像日本民主改革以後，經貿問題才會以人權經濟的方式一攬子解決（正 像我們前此論述土地問題一樣；不存在跳脫政治解決框架的任何經濟問題單行道和單面人。） 3，其實，問題出在當時改革異見對內政的分析上。嚴以為，「時嚴復召對稱旨，退草 萬言書，略謂，『中國積弱，由於內治者十之七，由於外患者十之三。而天下洶洶，若專以 外患為急，此所謂目論也。今日各國之勢，與古之戰國異。古之戰國務兼併，今之各國議平 權。』」所以他認為，培育中國民眾之智勇之力，是競爭於西方之長久之計，而非僅僅救亡 可以成之。那麼，啟用哪些智，哪些勇，方可得計呢？就是所謂「行之有本，積之有基」， 不可枝節而為，捨本求末——而「本」在何方呢？就在中國文化之傳統中和西化、「化西」 之中。而按照日本經驗，本，在傳統之中——西化，可以成為「化西」。中國有沒有化西之 力、之據、之可能呢？錢穆對於實行西化之民主頗有微詞，另一面又鼓吹三民主義。他憎惡 「黨治」，認為「誤以為分黨相爭為政治上最高景象」不對，但是黨不能取之於民，就「乞 援於軍人」，遂有割據，封建，革命和軍閥聯手；孫文錢受列強不成，轉而蘇聯……。其時 則有『黨棍』、『黨痞』、『吃黨飯』諸名稱。「」造黨「」毀黨「甚昌。都是他不想實行 傳統以外之西化和化西的地方。也就是中國如何引進西方文化的課題——是引進民主文化， 還是黨棍文化，抑或黨棍加民主文化。錢穆先生是最先恐懼提到」文化革命「的人，無非是 對於打到孔家店頗有不滿。 四，傳統與革命 於是，改革者提出的「行之有本」，就是提醒我們釐清傳統和革新的關係問題。不可因 為革新就實行文化虛無主義和痞子運動；同時也不可以倡導一切回到昨天，拒絕今天和明天， 拒絕改革。所以，認清鄧式改革和毛氏革命之捨本逐末，數典忘祖，成為觀察改革文化的要 義。我們說，正是因為共產黨革命和改革汲取了中國和西方的末流價值論，就是吳宓先生所 謂法家加馬克思，所以殃及普世價值，禍害中國民生。當然要歸回正道，恢復傳統，走上和 西方主流價值吻合之路。 我們不厭其冗，文鈔錢穆先生語錄，以醒眾人——「茫茫員輿，芸芸眾生，我不知其已 歷幾何世矣！……有搏成一民族，創建一國家，而俯仰已成陳跡，徒供後世史家為鉤稽憑弔 之資者則何輿？曰，惟見其『文化』。」 「有告知者曰，『中國自秦以來兩千年，皆專制黑暗之歷史也。』則彼顧己為共和之政 體下之自由民矣，無怪其掉頭而不肯顧。或告知曰，『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皆孔子，老子 中古時期思想支配下之歷史也。』則彼固已呼吸二十世紀新空氣之先囿，」鄙薄孔、老；曰， 「我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皆封建社會之歷史耳，雖至今猶然，一切病痛盡在此矣。『」， 若此輩勝出，「我國史將束高閣、覆醬瓿 ，而我國人仍將為無國史智識之民也。」 「然中國社會，自秦以下，其進步何在？曰：亦在於經濟地域之逐次擴大，文化傳播之 逐次普及，與夫政治機會之逐次平等而已。其進程之遲速不論，而其朝此方向演進，則明白 無可疑者。」 而中國社會之衰落自中唐以來為開始。社會與政府疏離，王室與政府專權：「貧無賑， 弱無保，」「民間每苦於不能自振奮」；科舉忘義命，圖富貴。「宋儒講學，即針對此病態 而發，」卻「不能自救」，招致蒙古人入主，「一切政治，為急劇之退轉，益於後世中國以 莫大之創傷。明祖崛起草澤，懲元政廢弛，罷宰相，尊君權，不知善為醫療，轉而益其病。 清人入關，盜憎主人，拑束猜防，無所不用極其，乃襲明制而加厲。固中國政制之廢相，統 『政府』於『王室』之下，真不免獨夫專制之黑暗所籠罩者，其事乃起於明而完於清，則相 沿已有六百年之久。」 他說，明儒尚氣節，而清儒趨利祿——自是「怵於焚坑之酷」耳！ 以上是錢先生明確表述的他的中國文化觀和中國歷史觀。 中國之所以有國，是因為有文化；敗壞文化，國將不國；其前途就是回到文化之基。 中國自明清以來，廢弛綱紀，剪除權限，取消治衡，排除清廉，回歸暴力，鼎尚貪墨， 諸如此類，都是歷史轉折而亡的教訓；為秉筆直書，為經緯之論，為痛切之析。他的觀點， 就是中國文化論代代退步論的寫照。故此，建設文化之基，固持國家之本，必然要繼承良性 國制，治理惡性循環，且應該超越其說，從中國經驗轉向普世經驗，與之結合。這個結合， 就是把君、相分權，相權三分，變為君民分權和民府監督，等等。而非僅僅詬病民主，大講 中國特色——值得指出的是，錢先生一輩尊重文化，記述歷史，繼往開來，有對西方文化的 批評權；於是在這個角度上觀察文化和歷史，成為正當改革的前提。反之一切免談。在此邏 輯中，錢穆先生乃至郭先生，嚴先生，都是文化保守主義者。他們對革命甚至改革保有的憂 心忡忡之狀態，起因於辛亥以來的半文化虛無主義——它直接導致共產革命，從而使中國失 卻文化真傳。所謂民、清、明以來，專制積弊凸現，唯獨不見開明（專制）之趨勢，加劇了 暴力塗炭文化的革命過程——而十幾年以後的改革開放，則在文化道德戕害上變本加厲，越 發險惡；前書蘇維埃、列寧主義加上美國文化的庸俗和腐敗，事情就變得更加匪夷所思。 於是，凸顯中國政治文化的良性流轉，更為必要——也就是注重錢先生所謂600年以前 的一些歷史良制，給出的啟示。 一為王室與政府逐步分離，民眾與政府逐步分離——（李）斯為布衣，公孫弘亦為布衣 之相。漢以來之相權和帝權分立，是錢先生矚目之大要點；次為「士人」政府——也就是後 來馬克斯。韋伯所謂寵信階層和官僚階層的分權治衡原則——成為宋廢相以前，中國獨特的 政治三權鼎立局面（含唐朝之相權之再三分：發令，封駁和實行權。這是貞觀之至——不是 治；至高無上的分權制度，於中國。這個文化所屬，含有更多的政治經濟涵義，可說是中國 政治文化的正面價值（這個東西，毛澤東沒有，孫文和蔣介石不多。） 再就是所謂科舉制度。這個制度被提高到「天下為公，選賢於能」的程度；或言， 「銓選」制度。當然，從比干，屈原以降，從百家爭鳴到宋儒辦學，中國千年文化史，文豪 輩出，文化建設可見可觸，自不勝枚舉。此不多贅。 是不是可以說，在這個層面上，後來人應該對民不如清，清不如明，明不如唐（經濟層 面甚至唐不如隋）之說法，做一個釐清。其中關鍵在於政府代表平民的「解放性政權」（錢 穆語）受到了一次次的蠶食，以至於「一棒一條痕，一摑一血印」；最後，就靠凌遲和巨貪 乃至雍正語錄來維持局面了。所謂秦以來之封建庶民既不受封建，也不受奴役的地位，經過 唐之貞觀，宋之尚學，到了元以後，發生變故，大國不國，盛世轉衰，漸次頹落，以致不堪。 在這個意義上說，革命和改革是不是可以回到所謂古代良制中去，成為巨大的疑問；更 為重大的問題是，依靠現在的政治制度，人們是不是可以大談其與古代良制的結合，以告別 革命！ 這個可能性是不是存在——問題的提出是這樣的：民國制度之所以被遺民詬病，就像明 之遺民詬病清朝的文化和體制；民國遺民，是不是也可以詬病人民共和國——而人民國的遺 民，毛遺民，又會如何對待歷史呢？ 枉顧中國文化之學統，毛先來革命，鄧後來改革，都是不識歷史，繼續元劣清頑的妄為。 正像錢穆說的，「應食之惡果在矣。」 如果清有機會保存帝制和文化；孫文有機會實行歐美民主制度；那麼，至少毛革命和鄧 改革就會作廢。而民國是我們中國人最後保持的一塊尚有寬容之地。這個政權被顛覆了，一 切就幾乎結束了。 所以，我們並不苟同王，陳，郭，嚴乃至錢先生所言之對於民國和孫文，中正的絕對負 評。 有人說，建設千載，可以毀於一旦。中國改革致使禮崩樂壞，道德淪喪，千載輕謠變做 鼓噪狂歌，這個過程雖然短暫，卻做到最大限度的鋤善務盡，令人齒冷。我們是不是也要依 靠一次類似法國和歐洲的復辟和復興（其實就是民主化），來拯救文化和道德危機呢？我們 的未來中國，能不能出現夏多布里昂，左拉，德雷福斯，基佐，勒南，雨果，更不要企圖在 我們的來日出現拿破侖，迪斯雷裡，俾斯麥和梅特涅了。這個沒有偉人的中國！這個沒有偉 人的世界！ 禮崩樂壞，並非到此為止——其危害甚烈者應該是壞政府不再，好政府亦不在的未來短 暫局面。這個局面當然越短越好。雖然這等局面，也許比錢穆批評的後辛亥革命時期還要壞 得多！ 可是這並不等於民主即是永遠大亂。民主亂局一旦出現，解構就會出現；解構出現，意 味著結構必將復興，國勢必將回穩。那時真正的中國特色才會呈現；現在的特色論也就會壽 終正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