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於中國當局拒絕給我入境簽證 周義澄（亞衣） 為探望年邁的母親大人和其他親友，順便與當年的大學同窗相聚敘舊，作為美國公民的 本人於今年9月通過某旅行社代辦向中國駐紐約總領事館申請回中國探親的簽證。在等候據 說是調查匯報請示的一個多星期之後，領館簽證處的答覆是拒絕給我入境中國的簽證。我知 道這個消息的第一感覺，與聽到三鹿奶粉事件的感覺類似：初聽非常驚訝，細想又不奇怪。 驚訝的是那裡的國人為了賺錢連得子孫後代的小命都可以不顧；不奇怪的是，一旦社會道德 普遍淪喪，也許什麼事都做得出來。 「與時俱進」，共產黨將我放進黑名單 好在自己留有餘地，沒有跟剛剛更換了心臟起搏器的老母親預告我的回國計劃，否則被 陷於不孝境地的我何以言對？現在的問題是如何與那些盼望我早點回去的國內老同學們做個 交待。前不久剛剛與他們通過電話，有些人也知道我在美國一個喜歡批評中國政府的什麼雜 志裡打工，他們都說我回國應當是不會有問題的，畢竟現在黨和政府都在與時俱進。我曾經 躲躲閃閃地表示過一些擔心，「你有那麼偉大嗎」——在這樣的調侃面前，我無話可說。據 老同學相聚活動的組織者說，我們那個班級——復旦大學新聞系1963年入學，1968年畢業的 至今尚且活在世界上的全體27位同學都會在畢業40週年的「班慶」上聚集。看著那名為「讓 生活更美好，讓晚霞更燦爛」的聚會活動計劃，我真的很激動，腦海裡時時閃過當年風華正 茂的大學時光，回憶著男女同學一個個未曾忘記的青春臉龐，連得躺在床上都在想像可能出 現的一連串有趣鏡頭。 我將被拒簽的消息告訴朋友師長，他們大多莫名驚詫：這個政權看來比以往更兇猛，更 膽祛。全民緊張的奧運會開過了，連得一個手無縛牛之力的哲學博士還被拒絕在國門黑幕之 外。回國探母、同學相會，此乃人之常情，這類純粹人道主義的行為，正在締造「和諧社會」 的中國現當權者卻可以隨意阻撓。此時此地，情何以堪？一位受尊敬的學者在電話中勸慰我 不要太傷心，既然現在的領導者「不講人性」，對他們就「不抱希望」。居然也有朋友祝賀 我，說我被胡溫新政promoted，將我升了級，放進了黑名單。 「斗私批修」，查出三大罪狀 有朋友打抱不平，要我去領館討一個說法。我覺得中國是一個主權國家，按照國際慣例， 一個國家的駐外使領館在拒絕給外國公民入境簽證時是不需要解釋任何理由的。我當然也不 會向他們去詢問原因。 7年前我同樣在《北京之春》雜誌擔任編輯，也是持美國護照進入中國探親，那時並沒 有被拒絕簽證。所以身為優秀共產黨員的我的大姐在電話中問我，這幾年做了什麼事情讓 「他們」如此惱火？思前想後，斗私批修，靈魂深處爆發革命，自己檢查出比較重要的罪狀 大約有三條。一是我在2005年將多年來發表的人物訪問記結成一集，出版了《流亡者訪談錄》 一書，其中包括對方勵之、劉賓雁、蘇紹智、魏京生、王丹等62人的專訪；二是在2005年7 月以周義澄的署名發表「中國出版自由新的冤案——馮正虎狀告上海市新聞出版局 」的文 章，為我的朋友和學生呼冤叫屈；三是在美國21世紀中國基金會會長楊建利坐滿5年牢獄之 後，寫了盼望楊建利早日回到美國的文章，在楊建利回到美國之後，又參與組織籌備紐約各 界歡迎楊建利博士回美的盛大集會。 其實從平民百姓人情的角度來看，這三件事情是值得做，必須做的。630頁的《流亡者 訪談錄》一書至少為中國當代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海外中國民主運動提供了深厚翔實 的歷史資料。至於馮正虎案件，這個青年祇是因為在2000年11月出版了電子版《上海日資企 業要覽二零零一年版》，結果被上海新聞出版局指為非法出版而被捕，後來被上海法院判處 3年徒刑，坐牢期間還多次遭到毒打。當我知道這個消息之後，實在難以壓抑胸中的憤懣， 我無法沉默。馮正虎曾經是我的學生，也是我的朋友。80年代初他在上海復旦大學管理學系 讀碩士研究生時候，修過我講授的科學哲學課；在創建上海企業發展研究會和中國企業發展 研究所時，也曾邀我共事。為了中國的新聞出版自由，我理所當然要將這樁新世紀事關中國 出版自由的又一冤案告訴更多的人。今天，馮正虎成了上海著名的憲政維權人士，有關部門 的重點監控對象，他以法律為武器，堅定而平靜地為捍衛自身和弱勢民眾的人權在不懈地努 力。楊建利是我的好朋友，朋友落難，理應相幫；在建利入獄期間，我曾經幾次替他的妻子 傅湘起草了給江澤民、胡錦濤的信。共產黨員楊子榮不是說過「江湖上義字當先」麼。 此外還需要坦白交待的是，在這幾年間我還發表了多篇人物專訪，其中包括對北京人權 律師莫少平的訪問（2005年11月），對國際婦女新聞勇氣獎獲得者高瑜女士的訪問（2006年 11月），對原北京大學副教授、《討伐中宣部》作者焦國標的訪問（2006年2月），對中國 自由知識份子的旗幟「右派活化石」林希翎女士的訪問（2007年8月）和對楊建利的訪問 （2007年9月）。還有一件事情也不可遺漏：2006年受美國21世紀中國基金會宋永毅委託， 編輯了焦國標的文集《討伐中宣部》，還寫了一個後記，因為焦國標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了現 今中國新聞理論界的兩個權威，當年我的同班同學童兵教授和李良榮教授主編的兩本新聞學 教科書。 民運人士：從愧不敢當到樂意接受 瞭解我的人都知道，本人在海外民運圈中，實在是歷來非常低調的一個。參加各種會議 幾十次，從不上台發言，僅僅以記者身份撰寫會議報道而已。去年在歡迎楊建利的大會上跳 出來講話是一個特例。現在，既然中國當局將我提升到不准入境的黑名單上，受寵若驚的我 總得將自己的言行相應作一些調整，以對得起中國有關部門的關照。我想在此申明，從此以 後，凡我發表文章，亞衣的筆名和周義澄的原名同時使用，從而減少中國國家安全部、公安 部、外交部收集本人情報的成本支出，節約中國納稅人的錢。出於同樣的原因，我將在《北 京之春》的網站上設立亞衣（周義澄）文集。雖然本人涉足網絡很早，但是至今沒有在這個 新世界趕時髦，設立個人博客，在一些中文網站中也沒有建立自己的文集。現在讀者可以在 《北京之春》網站找到亞衣（周義澄）的文集所在，其中包括我以往發表過的學術論著， 2005年在海外出版的《流亡者訪談錄》的全部內容，來到海外之後發表的主要政論文章和重 要的民運事件報道。 1989年大規模的中國民主運動遭到失敗，64鎮壓發生之後，從中國大陸逃出來的民運人 士在海外風光一時，處處受到英雄式的歡迎。那年夏天我剛從前蘇聯經過歐洲來到美國，復 旦的老室友吳牟人正在主編兩卷本的《八九中國民運紀實》（原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研究所 所長嚴家祺作序，天安門學生領袖吾爾開希題書名），邀我參與其事，後來我又來到《中國 之春》做編輯。那時有人稱我為「民運人士」，我覺得愧不敢當。因為我在國內的時候，幾 乎沒有參加什麼轟轟烈烈的民主運動，研究生期間基本上在做學問的日子裡生活。1989年國 內民主運動浪潮高漲的時候，我在前蘇聯做訪問學者，也沒有親身經歷64事件。白雲蒼狗， 時過境遷。想不到這幾年來，尤其在當今，「民運人士」幾乎變成了一個不太中聽的名詞了。 此時此刻，如果有人稱我為「民運人士」，我樂意接受，且應以為榮，我覺得自己確實是一 個在海外為中國的民主事業而努力的人士，儘管我不是任何民運組織的成員。 建議舉行回中國權利研討會 現時身在海外各國而不能回到中國去的各色人等中，我覺得大致可以分成這樣幾種類型： 第一種是具有中國公民身份且擁有合法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的人員，例如原美國中國21世 紀基金會會長，現在的中國公民力量發起人楊建利和現任美國中國學生學者自治聯合會（學 自聯）主席周健，還有文革期間上海工總司的「潘司令」潘國平，這一類是稀有人物；第二 種是具有中國公民身份但是已經沒有合法的中國護照的人員，他們的中國護照因為政治原因 而被中國當局吊銷，或者不給正常延期以及更換新護照，例如原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 所所長嚴家祺、《北京之春》雜誌社社長王丹、主編胡平、這類人有一大批；第三種是已經 改變國籍，成為他國公民的原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例如亞利桑那大學教授方勵之、《北京 之春》發行人於大海、經理薛偉、王若望先生的夫人馮素英（羊子），不久前被拒絕進入香 港的中國民主中國陣線主席費良勇（德國國籍）、民陣副主席盛雪（加拿大國籍）等，這類 人不少，對他們來說，中國已經不是祖國，但永遠是家鄉，那裡有親人朋友；第四種本來就 是外國人，因為像白求恩大夫那樣過於關切中國的民主事業而被中國當局視為不受歡迎的人， 例如對中國相聲素有研究的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 我覺得需要從法理上弄清楚的是，中國當局不准上述人士入境，究竟是否合法——是否 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出入境管理法律，是否符合中國已經簽署的國際公法；或者雖然 合法，但是侵犯了人權，違背了一般倫理——比如兒女回鄉探望高堂的倫理。我建議有興趣 的朋友可以找個機會聚在一起，就海外人士回中國的法律人道問題開個研討會。 大家知道中國這個非法治國家的執政者的政策帶有很大的靈活性和隨意性，所以他們的 行為方式常常使人摸不著頭腦。有人告知，某些名噪一時的「民運份子」現在出入中國通行 無阻，有的「反共份子」則在大陸被奉為上賓。個種原因，深不可測。也有好心人自告奮勇 願意為我入境的事情與有關方面溝通「打招呼」，我婉言謝絕：雖然本人喜歡妥協，但是確 實不善交易。 本人與共產黨從無私仇，在共產黨的官員隊伍中也有不少私人關係很好的親友。但是， 我與這個權貴集團，永遠有著很大的距離。 為《北京之春》作個廣告 從《中國之春》到《北京之春》，我前後服務了10多年。這裡為我現在擔任執行編輯的 《北京之春》雜誌說幾句。1993年開始在美國編輯發行的《北京之春》月刊，至今已有15年 的歷史。這是一份以促進中國的民主、人權、法治和社會公正為宗旨的中文月刊。今天， 《北京之春》作為海外中國民主運動唯一的平面媒體，被海內外關注中國民主化的讀者稱為 「中國民主運動的一面旗幟」。《北京之春》雜誌保留了原《中國之春》作為海外中國民主 運動主要刊物的性質，又是一個面向廣大讀者的社會公器；它與海內外各個民運組織保持良 好的合作關係，但又不從屬於某一個民運團體，不是某一政黨的機關刊物。 由於《北京之春》堅定不移反對專制、倡導民主的一貫立場，它被中國當局當作眼中釘； 又由於《北京之春》所具有的嚴謹公正的編輯報道作風和巨大的信息價值，中國大陸一些政 府部門和研究機構又將它作為重要的研究資料予以收藏。北京官方的台灣研究所就陳列有 《北京之春》雜誌。在國內維權、異議人士圈中，《北京之春》更是廣為流傳。 《北京之春》在中國大陸擁有數量可觀的作者隊伍，其中包括在海內外享有盛名的作家、 評論家， 也有身在偏僻地區沒沒無聞的新人；有為中國民主運動奮鬥多年的老戰士，也有 剛剛跨出校門的青年。《北京之春》現時發表的稿件約有一半來自國內作者。大部分中國大 陸作者在《北京之春》發表文章都署其真實姓名。《北京之春》國內作者群中的許多人至今 還是國內民主運動、維權運動的直接參與者和組織者。有些人僅僅因為寫文章而被中共當局 關押，受到各種形式的迫害，比如張林、呂耿松。《北京之春》為他們積極呼籲，提供援助。 多年來《北京之春》編輯部與國內作者構成了為中國民主運動共命運的良好互動關係。 在我看來，《北京之春》雜誌光明磊落，無私密可言。但是，它對國內作者的保護，尤 其是對暫時不宜在國內公開《北京之春》作者身份之人員的保護，慎而又慎。中國有關部門 和駐外領使館培養的大中小線民們想在這方面建功請賞，決不可能。 從事新聞工作，做「無冕之王」，是我少年時代的夢想。在大學就讀新聞系期間，我先 後在上海《解放日報》國際部、群工部及《文匯報》文藝部擔任過實習記者、編輯。畢業分 配的時候正值「文化大革命」，「摻沙子」政策使得我們這些科班出身者無緣進入各級新聞 單位。雖然在研究生期間也參與過編輯「官督民辦」的《大學生》雜誌，但作為完整的新聞 人自由採訪寫作，不當某一政黨的「喉舌」與「耳目」，卻是在海外，在《中國之春》、 《北京之春》成為事實的。我和我的老同學們說，作為新聞系專業的畢業生，既然可以在中 國北京的《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當編輯記者，自然也可以在美國紐約的《北京之春》 做記者編輯；可以寫關於中國共產黨17大的報道和鼓吹一黨專政、四個代表、和諧社會的文 章，也可以寫中國民主團結聯盟12大的報道和宣揚言論自由、公民維權、團結工會的文章。 職業的選擇沒有高下之分，做人的自由度則大有區別。《北京之春》編輯部裡沒有黨委、黨 支部領導，不需要遵守宣傳部規定的紀律，可以說是同仁辦雜誌，我們要遵循的祇是所在國 家的法律和心中的道義原則，為中國民主自由人權法治努力的理念。 就如我希望《流亡者訪談錄》有朝一日出現在中國大陸書店的書架上一樣，我也真誠地 期待《北京之春》雜誌有那麼一天進入中國大陸公開發行。當我的大學同學和新聞界同行可 以自由地翻閱這類書刊的時候，我將壓抑不住內心的歡笑。到那個時候，大約不會再有因為 政治或者言論的原因而被中國當局拒絕給以入境簽證的故事出現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