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社會救中國 （海南）畢研韜 一、「公民社會」溯源 「公民社會」是由英文civil society翻譯而來，國內也譯作「市民社會」。「公民社 會」一詞是由歐洲「後馬克思主義者」的代表人物安東尼。葛蘭西（Antonio Gramsc）提出 的。他把「古典馬克思主義」的「上層建築」分為「政治社會」（political society）和 「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並提出了著名的「文化爭霸論」（cultural hegemony）： 統治階級為了維護其統治地位總是試圖勸誘被統治者接受主流文化觀、價值觀，但這個「制 造同意」的過程是在文化領域裡通過協商、對抗完成的。 歐洲其他「後馬克思主義者」也殊途同歸地提出了相似的見解。阿爾都塞（Louis Althusser）把「國家機器」分為「強制性國家機器」（repressive state apparatus）和 「意識形態國家機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在現代社會中，政府無法單 獨依賴「強制性國家機器」來維護社會的長治久安；社會越發達，「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 作用就越突出。哈貝馬斯（Jurge Habermas）則確立了國家——公民社會——公共領域 （public sphere）的三元結構論，並系統論述了「公共領域」的主要功能是確立合法性 （legitimacy）。 二、「公民社會」的地位 「公民社會」在國內治理和全球治理中的地位/角色是衡量一個國家或組織民主化程度 的重要指標之一。英國政治學者Janet Newman曾勾勒出了四種管治模式。「等級制度模式」 依賴國家權力的直接控制。「合理目標模式」以產出最大化為目標；它不再倚重官僚政治權 力，而是通過改變刺激的方式來誘導管理目標的行為變化。「開放系統模式」強調各種網路 在施政中的積極作用，注重資訊反饋的能動性。「自我管理模式」則歡迎公民和社區在施政 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以強化全社會的整體性和凝聚力。後兩種模式旨在提升整個系統的自 我管理水平，是建立可持續管理機制的有效途徑。「公民社會」在這四種模式中的角色和功 能不盡相同。不同的國家會選擇不同的「組合模式」。在民主國家，四種模式都會有程度不 同的運用。 中國要構建「和諧社會」、保障社會的長治久安就必須大力開發社會資本，建立多元化 社會治理結構。社會資本的本質是一種支持性的社會資源，其主體是社會網路資源和關係結 構。按照美國社會學家詹姆斯。科爾曼（James S. Coleman）的界定：社會資本屬於社會結 構的一個方面，其形態包括義務與期望、資訊網路、規範和有效的懲罰、權威關係、多功能 社會組織等。建設和諧社會的核心要務就是打破一元化治理模式，建立起以政府管理為主導、 社會網路共同參與、民眾自我管理的多元化社會治理結構。這就要求各級政府注重開發社會 資源，構建跨行業的社會網路，扶持各類民間智庫的發展，改善與准政府組織、非政府組織 的關係；以政府為主導充分整合政治、經濟、文化、社會資源，不斷提高政府對社會資本的 有效調控能力。 三、「公民社會」的全球化 隨著資訊化與全球化的迅猛發展，「公民社會」已經全球化。國際因素對國家利益的影 響日益深刻和複雜，人類已進入「後國家治理」時代。美國哈佛大學甘迺迪政治學院院長約 瑟夫（Joseph S. Nye）認為，在當今時代，國家實力不僅僅體現在政治、經濟和軍事上， 文化實力已成為不容忽視的「第三維」實力，文化引力可以引導其他國家做你想讓他們做的 事。 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訪問學者約書亞。科蘭茲克（Joshua Kurlantzick）在其新 著《魅力攻勢——中國軟力量如何改變世界》中則把「軟實力」界定為「軍事力量以外的其 他一切力量，包括經濟力量、外交力量和文化力量」。顯然，科蘭茲克的定義要比約瑟夫的 理解寬泛得多。2007年11月6日，由美國前副國務卿理查。阿米蒂奇和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 奈領導的跨黨派「聰明實力委員會」推出了「聰明實力」（smart power）報告。「聰明實 力」是結合「軟實力」與「硬實力」之所長，超越胡蘿蔔加大棒的政策。與此同時，美國官 方智庫「東西中心」（East-West Center）主席Charles E. Morrison和高級研究員Peter A. Petri在共同發表的文章中建議，美國在處理與亞太國家關係時，應該進一步整合非政府力 量，應該重新審視傳統的「軟實力」運用模式。 在「軟實力」中，資訊能力是核心要素。從一定意義上講，資訊能力已經成為衡量一個 國家或組織綜合實力的首要指標；對資訊的管理已成為政府的首要職責。為此，美國前總統 克林頓曾一針見血地指出：「今後的時代，控制世界的國家將不是靠軍事實力，而是資訊能 力走在前面的國家。」 四、「帝國」的脊樑 政治學者哈特（Michael Hardt）和內格雷（Antonio Negri）在其合著的《帝國》 （Empire）一書中引入了「帝國」概念作為分析框架。他們認為，全球權力對當今世界的 「統治採取了一種新的形式，這種形式由一系列國家和超國家機構在一個單一的邏輯規則下 聯合組成。這種新的全球統治形式我們稱之為帝國。」與傳統帝國主義不同的是，「帝國並 不建立地域權力中心，也不依賴固定的邊界和障礙。它是一個分權和去地域化的統治機器， 不斷地將整個全球領域包括在其開放和擴展的前沿。」 「傳播系統是與軍事和金融力量並列的帝國的三股主要支撐力量之一。」哈特和內格雷 把傳播系統提高到「帝國」三大戰略工具的高度，但這卻不是二人的首創。前美國國務卿約 翰。杜勒斯（John Dulles）曾指出：「誰要是不相信可以通過道義上的壓力，通過宣傳的 影響來取得成果，誰就是說昏話。」英國一位政治哲學家也曾說過，當今世界的大多數戰爭 是通過傳媒進行的。今天的新聞輿論已不僅僅是國際交往的輔助工具，在某些情況下它會成 為主要的甚至是首選的工具。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筆者在《淺談整合型國際傳播學的建構》 一文中把傳媒、政治、經濟、文化、外交、軍事和情報並稱為保障國家安全和民族利益的 「七張牌」。 「帝國已把自己的觸角深入到非政府非商業領域，把這些組織納入自己的軌道，將其當 作可變通的實現自己目標的途徑。」通過與非政府組織的「合謀」，「帝國」增加了自己道 義上的力量。這一管治理念與美國人的「軟實力」「聰明實力」理論不謀而合。 由此可見，在當今世界，「公民社會」是「帝國」的脊樑，是主權國家維護與擴大國家 利益的核心武器。 五、中國的救星 無論是對內還是對外，祇有「公民社會」才能救中國。在國內，改革開放30年來，雖然 經濟總量得到極大提升，但各種深層次矛盾也漸次顯性化。一方面，財富分配嚴重不均，生 活成本急劇上漲，生存環境迅速惡化，官員貪腐蔑視蒼生，官商合謀巧取豪奪，道德淪喪信 仰缺失。另一方面，網路、手機的普及使資訊傳遞更加快捷、便利，公民參政意識和能力明 顯提高，民意已成為不容決策者忽視的社會進化力量，國際因素對國內事務的影響日益深刻。 在這樣的管治語境下，政府已無力單獨解決全部社會問題。譬如，在目前的中國，單靠體制 內的力量已無法遏止官僚腐敗，也無法有效解決諸如愛滋病（AIDS）、貧困、環境污染等社 會痼疾。 在國際上，民主價值、人權意識深入人心，「干預權」思潮方興未艾，資訊網路空前發 達，「公民社會」早已全球化。今天，國際傳播和全球傳播的主體更加多元化：既可是主權 國家，也可是超國家組織；既可是政府組織，也可是准政府組織和非政府組織。而在中國， 新聞媒體、宗教組織、社會團體都是政府「機關」，缺少國際公認的獨立性，在國際社會中 的公信力和影響力也就大打折扣。 總之，無論是從國內管治還是全球治理角度分析，祇有「公民社會」才能救中國。沒有 健康發達的「公民社會」，構建「和諧社會」、謀求「和平崛起」就會憑添諸多障礙。但是， 應該怎樣才能有效促進中國的「公民社會」建設、推進中國的民主化步伐呢？英國有學者指 出，新聞媒體、宗教組織和社會運動是促進非民主國家政權更替的三大力量。問題是其他國 家的政治變革模式適用於中國嗎？筆者認為，在目前中國的政治生態環境下，全面推動實現 西方式的新聞自由、信仰自由、結社自由、言論自由是不切實際的幻想。任何務實的思想者、 革命者都必須嚴肅認真地考慮中國大陸的民主化路徑問題：突破口選在哪？誰是最有希望的 主攻手？誰是潛在的助攻手？國內力量如何培育、如何組織？國內外力量如何配合？《孫子 兵法》云：「善戰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不具備戰略戰術思維者是無法擔當大任的。 （作者系海南大學傳播學研究中心主任、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