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已無共產黨——改革開放30週年述評 （北京）劉路 從1978年中共宣佈改革開放，至今已經有30個年頭了。中國經濟持續30年的高速增長， 創造了世界經濟發展史的奇跡，也讓中國社會發生了滄海桑田的變化。改革，作為一個時代 的精神主題，和一場範圍廣大、無所不在的超級實驗，毫無疑問成為這30年來我們社會的核 心價值。如今改革的價值卻讓我們五味雜陳，反思、解構、清算改革的聲音已經不再是某些 學者的牢騷，而逐漸成為一種浮出水面的思潮。中國的種種現實，也似乎在為這種思潮源源 不斷地提供事實支撐。 但是，如果我們回過頭來回溯改革的歷程，我們就會發現，我們經歷的並不是一場改革， 而是兩場改革，改革的初衷已經被綁架，它已經發生了霉變。 改革：從蜜月到迷惘 從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到1984年城市啟動改革，這段時間被學者們描述為 中國改革的「陽光燦爛的日子」，以「聯產承包責任制」為核心的農村改革，讓農民釋放出 巨大的能量，農民一掃臉上的菜色，物資匱乏的時代也成為記憶。這讓人民實實在在感到了 改革的魅力。最能體現人民這種欣喜心情的莫過於1984年的國慶閱兵遊行時出現的場景，當 北大的學生自發打出「小平你好」的標語走過天安門時，這個鏡頭似乎在向全世界宣示著人 民擁抱改革、與中國改革派那種精神上的親近和契合。 但是，這個領袖、精英與大眾琴瑟和諧、充滿快樂與期望的蜜月期很快結束了，當改革 的邏輯與舊體制發生摩擦，城市以放權讓利為標誌的改革開始陷入泥潭。有學者斷言：所謂 「放權讓利」實質上是傳統官僚體系內部的一種權力重新分配過程。 如果說在農村的改革是給農民以「權利」（自主經營權），1984年發軔的中國城市改革 則是給大大小小的各級官員以「權力」。這個區別導致了中國改革長期停滯直至最後變質。 週期性的通貨膨脹和週期性的腐敗浪潮，週期性放權和週期性收權的鐘擺效應，是這種質變 帶來的直觀效果。最終，中國的城市經濟改革變成了官僚集團內部的權力博弈，造就了中國 最早一批官商和最早一批「跨體制利益集團」。中國民間將這個官僚利益集團形象化的稱之 為「官倒」。 中國城市改革從一開始就走上邪路，並非出於一種偶然，而是一種體制的故意安排。中 國悠久的專制歷史中，其實一直存在著一個隱秘而龐大的力量，那就是官僚利益集團，它們 一直是吞噬民眾利益的怪獸，很多的時候也是吞噬皇權的怪獸。當城市改革依據一種歷史慣 性，以官僚集團利益最大化作為推動改革的動力和路徑的時候，腐敗的規模就開始擴大，並 越來越系統化、制度化；社會不公的裂痕日益加深，貧富差別漸次浮現。這使改革同質認同 的社會心理基礎變得異常脆弱。1988年席捲中國所有大中城市的劇烈通脹及搶購風潮，是對 改革的這種早期認同出現裂變的大規模爆發，也民眾對下一步的可能改革充滿緊張和不安的 一種心理預示。 也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中國知識界和民眾開始對改革的路徑產生疑惑，雖然這種疑惑 還沒有可能上升到理論自覺，但作為一種情緒發洩的誘因，在1989年那個春夏之交形成政治 抗議風潮，它已經足夠了。 向官僚資本主義裂變 中國的改革是從經濟領域首先啟動的，官僚利益集團在農村改革的蜜月期對改革持觀望 和欣賞的態度，因為改革尚未涉及到他們的利益範圍。1984年城市改革的啟動，官僚利益集 團開始介入並且主導改革的路徑，他們得心應手操控改革的權力資源就來自舊的政治體制。 早在1986那年，鄧小平在深刻感到官僚化的政治體制綁架改革的時候，他提出：「我們提出 改革時，就包括政治體制改革。現在經濟體制改革每前進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體制改革的 必要性。不改革政治體制，就不能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經濟體制改革繼續前 進。」「我們越來越感到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鄧小平重出之初曾經將政治體制改革放到相當重要的位置上。甚至他的主要改革助手、 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也說，毛澤東之後祇有鄧小平一個人有能力啟動政治體制改革。鄧 小平是毛之後有可能改造中國政治體制的唯一人選。但是在鄧小平的思想裡，政治體制改革 是服務於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是一種獨立的核心價值，當政治體制改革面臨官僚利益集團的 強力對抗並誘發民間異議運動民主浪潮的時候，鄧小平立即毫不遲疑地凍結甚至終止了這種 嘗試。這也就是89年六四事件後鄧再也不提政治體制改革的隱秘所在。 在經歷了89年六四之後共產黨內的保守派對改革的短暫猶疑的90、91兩年，鄧小平以在 野之身南巡，憑藉個人的權威掀起第二輪改革浪潮。在這輪改革中鄧小平完全拋棄了對共產 主義意識形態的最後一縷眷戀，徹底拋棄了賴以起家的傳統社會基礎即那些傳統產業工人、 農民，而將行政官僚體系變成他的改革和發展惟一可以托付的力量。對於來自共產黨原教旨 主義的極左派提出的「姓資姓社」的挑戰，鄧的對策是「不爭論」，他的繼承人江澤民則干 脆查封了他們的網站和雜誌，將他們徹底邊緣化。作為一個執政官僚集團的共產黨的利益邊 界變得十分清晰，那就是維護本集團及其精英聯盟的利益。這個時候的共產黨已經很難說是 一個能夠整合社會各階層利益訴求的執政黨了，而變成了一個祛除了理想主義色彩的世俗意 義上利益集團了。 意識形態祛魅之後的中國，以為官僚利益集團利益最大化為動力的改革變成了「搶劫」 和「分贓」。通過「抓大放小」、「管理層持股」的所謂國企產權改革，城鎮集體企業和中 小國有企業幾乎一夜之間完成了「私有化」，昔日的廠長經理、黨委書記成了私企老闆，原 來作為「企業主人」的失業職工被拋向社會淪為赤貧，1990年代末在中國所有城市開始上演 的這幕歷史慘劇，至今尚未落幕。 除了通過國企改革化公為私，官僚利益集團掠奪財富的目標首先指向最沒有博弈能力的 農民。研究顯示，對農民的盤剝主要採取三種路徑，一是由代表權貴利益的基層官僚體系對 農民直接搜刮，什麼「三提五統」、義務工、水利工再加上名目繁多的苛捐雜稅，導致農民 種地的成本居然高於土地上的產出，以至於無法維持簡單的再生產。二是對流入城市的農民 工實施制度性剝削，如壓低、拖欠工資、戶口限制、子女教育歧視、公共醫療的不平等分配 等等，有學者估計，僅僅壓低工資一項，盤踞城市的就官僚體系從農民工身上每年捲走財富 就達4400億。三是剝奪農民土地，在現行農村土地徵用制度下，官僚體系可以用極低的價格 從農民手上徵用土地，然後高價出手，其中差價可以達到幾十倍之多。國土資源局的資料顯 示，浙江某縣2000年土地出讓收入為2.19億元，其中征地補償費祇有591萬元，僅佔賣地進 賬的2.7％。根據資料估計，2003年至2006年，僅此一項，城市就從農民手中取得9300億元。 對國民財富的掠奪還有通過金融系統、證券市場等等多種管道，經過近30年的瘋狂搶劫， 反映貧富差距的中國的吉尼係數在1990年代之後開始急速攀升。從改革前的0.28急劇攀升到 0.46左右。2005年，中國的吉尼係數迅速逼近0.47.2008年中國的吉尼係數已經超越0.50.按 照世界銀行的標準，這意味著中國已經快步進入貧富差距最為嚴重的國家行列，成為所謂 「收入差距懸殊」的國家。 貧富的懸殊已經超過了1949年之前的中國。 當以消滅剝削、推翻不平等的社會為旗幟號召人民起來革命的中國共產黨用30年的時間 再次複製一個完全相似的官僚利益集團壟斷所有資源、絕大多數人民淪為受盤剝的底層的社 會景觀的時候，改革不僅成了一個對現政權合法性來源的黑色幽默，也成了摧毀這個政權的 最理直氣壯的正當性理由。 中國已無共產黨 有人說，改革30年，中國的經濟體制、社會面貌都發生了巨變，祇有政治一成不變。這 其實是一種祇見樹木不見森林的幼稚，中國的政治不僅在變，而且變得面目全非。 一切都是從1989年6月3日晚上的一夜槍聲開始的，那一夜不僅成了許多人命運的轉折， 也成了整個國家、整個社會命運的轉折。甚至共產黨也是在那一夜徹底蛻變。 如果說中國共產黨在六四之前還殘存著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理想色彩，那麼，六四之後 這種油彩已經剝落殆盡。就像一個不經意間惹下巨禍、犯下滔天罪行的孩子，它唯一的選擇 就是一不做、二不休，乾脆做個殺人越貨、名副其實的江洋大盜。才不會去考慮曾經是三好 學生，曾經有立志為國為民的理想呢。 六四之後，中共徹底擺脫了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所賦予的理想主義和道德約束的糾纏，變 成了一個清醒地追逐世俗利益自我實現的官僚集團。中共前總書記江澤民在訓斥香港記者時 不經意說出的那句名言：「悶聲發大財」，就是這個集團在當下中國的最真實的心理寫照。 我們也就不難理解中共從毛澤東的共產主義左翼極權一躍而轉變為右翼專制這麼大的歷史轉 型是如何輕易完成的。 六四阻斷了中共政權的合法性來源，即使中共自己也不再尋求從毛澤東的共產革命中尋 求合法性支持，從江澤民的「三個代表」到胡錦濤的「和諧社會」，我們可以看出端倪。中 共在拋棄它原來的社會基礎工人和農民，選擇知識份子、民營企業家、外資企業經理人和社 會仲介組織從業人員等組成的新階層——中產階級作為自己的社會基礎（所謂先進生產力就 是指這個群體）的同時，把經濟發展作為了自己政權合法性的主要支撐。應該說，從這個意 義上來看，中共做得相當成功。 不難知道，這個蛻變而來的新政權的基礎就是越來越專業、務實但同時也越來越利慾薰 心的行政官僚體系。黨已經和這個行政官僚體系融為了一體，共產黨成了名副其實的「官 黨」。 毛澤東在文革時期曾經說過一句名言：「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裡，就在 共產黨內！」這句話在當時可能顯得荒謬，但是現在卻是一個真實的寫照。祇是這個資產階 級不是文獻意義上的概念，而是官僚化的利益集團。這個利益集團也不是藏在共產黨內，而 是它就是共產黨本身。 但是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共產黨無論從馬克思的原教旨主義還是從毛澤東、鄧小平 所定義的角度，它都不復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