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中國媒體 （海南）畢研韜 今年3月，中國在西藏事件上僵化落後的傳播策略，受到某些西方國家和國際組織的撻 伐，給北京奧運會的舉辦增加了變數。5月，中國政府在四川地震處置上的良好表現，贏得 了國際主流民意的讚賞，初步改善了中國的國際形象。經驗教訓表明，中國的傳播策略手段 亟需從粗放式向集約型轉變，在理論層面和操作層面上改進，這是攸關中國長治久安和國際 生存空間的重大課題。 解放媒體 提升國力 在信息社會裡，信息的生產和流動事關政府和政策的合法性基礎（legitimacy），事關 社會的穩定與發展。控制信息流動已成為世界大國的重要戰略目標，信息的生產與管制能力 已成為衡量一個國家和地區綜合實力的重要指標。美國哈佛大學政治學者約瑟夫。奈提出的 「軟實力」（soft power）以及最近美國「聰明實力委員會」提出的「聰明實力」（smart power）的核心都是國家信息能力。加拿大經濟歷史學家、媒介學者英尼斯（Harold Adams Innis）曾指出，傳播是社會控制的手段。美國學者羅伯特。福特納（Robert S. Fortner） 進一步把社會控制分為國內架構和國際架構兩種。在國內，傳播的主要任務是確定社會目標， 建立並推行行為準則，確立「四政」（政黨、政權、政客和政策）的合法性；在國際上，傳 播的首要任務是影響他國對外政策，制訂國際標準，改善國家形象。正是因為信息的流動事 關「四政」的合法性，弗拉基米爾。阿爾喬莫夫（Vladimir Artemov）才警告世人：「信息 是一種有力的意識形態的和政治的武器，它可用來顛覆政權。」 英國政治學家Janet Newman曾以集權-分權、秩序-創新為經緯，勾勒出了四種管治模式。 「等級制度模式」（hierarchy model）依賴國家權力的直接控制。「合理目標模式」 （rational goal model）以產出最大化為目標；它不再倚重官僚政治權力，而是通過改變 刺激的方式來誘導管理目標的行為變化。「開放系統模式」（open systems model）強調各 種網絡在施政中的積極作用，注重信息反饋的能動性。「自我管理模式」 （self-governance model）則歡迎公民和社區在施政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以強化全社會 的整體性和凝聚力。後兩種模式旨在提升整個系統的自我管理水平，是建立可持續性管理機 制的有效途徑。大眾傳媒在這四種模式中的角色和功能不盡相同。不同的國家會選擇不同的 「組合模式」。在民主國家，四種模式都會有程度不同的運用；大眾傳媒被視為「管治伙 伴」，用於塑造社會期望、「共同」制訂政策，並使政策和行為合法化。 在中國，新聞媒體依然是體制內的管治工具。這一角色定位導致新聞媒體的諸多功能無 法正常發揮。譬如，儘管在理論層面上，新聞監督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政府運行效率、遏 制官僚和腐敗，但在中國的新聞實踐中，新聞媒體卻無法有效發揮對環境的監督功能。 中國的新聞媒體報喜不報憂，信息傳播側重於「下達」而忽略「上傳」，加上中國的信 訪系統和其他官民溝通渠道形同虛設，導致中國的部分社會精英和重大事件的當事人被迫轉 向境外媒體和國際組織反映問題。筆者在歐洲的觀察和研究發現，這種所謂的「迴旋鏢現象」 導致中國政府在西方社會的形象受到極大傷害。西方某主流媒體的編輯聲稱，他們的電子信 箱裡總是塞滿了中國人「告洋狀」的郵件。 由於中國的新聞媒體具有濃厚的官方色彩，導致中國新聞媒體在西方人眼裡的可信度大 打折扣。在西藏問題上，有西方觀察家注意到，中國政府和西藏流亡政府之間實質上存在采 信度之爭。由於中國媒體具有官方色彩，傳播者和傳播渠道合而為一，傳播合力無法形成， 社會共識就難以達成。 解放媒體 順應民意 改善信息流通環境、適度加快信息流動就是順應民意。在中國，「防民之口甚於防川」 這句古語以訛傳訛，給不少政客打壓言論提供了依據。事實上，崇尚「無為而治」「希言自 然」的中國古代政治哲學家們大多提倡順應民意，強調「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最新的研 究發現，「防民之口甚於防川」中的「防」字是「堵塞」的意思。也就是說，此語提醒政客 們，堵塞言路比堵塞河川還要可怕。世界奇觀都江堰水利工程的成功秘訣之一就是「深淘灘， 低作堰」。只有廣開言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才能實現上下同心，其利斷金的政治 目標。也正是為了建設此「大同社會」，孟子才有「以力服人」「以理服人」和「以德服人」 的經典論述。 加快信息流動的有效方法之一就是對新聞媒體「放鬆管制」（de-regulation）或「重 新管制」（re-regulation）。這是中國和諧發展與和平發展的迫切需要，是全球化、信息 化與市場化形勢下管治工作的現實需要。只有正視胡錦濤同志在十七大報告中所列舉的「新 形勢新任務」「新課題新矛盾」，政府和傳媒的公信力才能得以提升，社會的長治久安才有 保障。 哈貝馬斯說，任何人都受自己「視野」（horizon）的限制，任何結論都是自己「視野」 中的「成像」；當主體移動時，「視野」就發生變化，同一客體在新視野中的「像」也就發 生變化。這次四川大地震對中國政治與社會生態的影響是極其深刻而深遠的。境外觀察家注 意到，四川地震極大地提升了中國人的自我意識。《中國青年報》的調查也證實，88%的被 訪者認為，四川地震改變了自己的生活。 改革開放30年已經使中國人的自我意識和權利意識顯著提升。有人宣稱中國目前的主要 矛盾是中國人民日益增長的自我意識和權利意識與落後的體制之間的矛盾。四川地震、西藏 騷亂和北京奧運會讓國人的自我意識進一步提高。同時，與西方的博弈讓中國人聽到了不同 的聲音。這一切都會促使中國公民深刻反省自身所處的生存環境和所堅守的價值體系。2008 年是中外思想大碰撞、文化大交流的一年。這種碰撞和交融對中國政治生態和社會生態的潛 在影響、對中國管治理念和手段的現實挑戰，定會在不遠的將來進一步顯現出來。 中國現行的新聞制度運行了半個多世紀，但直到近幾年才受到了空前的質疑和挑戰。如 今，這種挑戰不僅僅來自學術精英和草根階層，還來自新聞業界。筆者在歐洲的觀察發現， 境外網站上某些系統披露國內問題、抨擊現行制度的文章其實是出自國內的新聞從業者之手。 這一現象，香港《信報》5月下旬的一篇副刊文章也曾提及。筆者的判斷是，隨著近來國民 意識的迅速覺醒，中國的社會運動必將風起雲湧，勢不可擋。這是改革開放30年的量變使然， 是既能載舟亦可覆舟的民意使然。 漸進式開放媒體 媒體解放必須穩妥進行。歐洲研究政權更替的學者發現，新聞媒體、宗教組織和社會運 動是政權更替的三大路徑。在國內外「民主力量」的聯合壓力下，當權者往往希望借助新聞 媒體來遏制官僚腐敗、展示人權進步，以此強化政權的「合法化」基礎。結果是，新聞媒體 的韁繩一旦鬆開便無法收回，「自由化」過程就此開始，政權更替便指日可待。西方學者的 建議是，漸進式開放媒體是明智的國家策略。世界上出於不同動機期待中國政權更替者大有 人在。四川地震發生後，境外有論者指出，新聞自由是中國轉型代價最小的突破口。綜觀國 內外局勢，筆者認為，中國政府必須順應歷史潮流，大膽而審慎地啟動新聞改革。這是中華 民族復興的必由之路。 （本文作者為海南大學傳播學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