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集體自由及其異化的問題 （陝西）趙常青 集體自由的正義性 所謂集體自由一般指民族與國家的自由。當一個民族或國家受到另一個民族和國家的整 體壓迫、剝削和奴役時，維護民族尊嚴，爭取國家的獨立和解放就會成為具有強大感召力的 口號而為被壓迫民族的絕大多數人民所接受。在「民族解放」的旗幟下，整個民族的力量都 會被動員起來，其最終結果，一般都是一個民族國家的獨立和崛起。 沒有任何一個正常人會喜歡別人的驅使和擺佈。個人是這樣，民族集體也是這樣，沒有 任何一個民族樂於受到另一個民族的征服和奴役，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有尊嚴地活著」 是任何個人與民族的共同心理需求，「不自由，毋寧死」不僅是帕特裡克。亨利在弗吉尼亞 議會上的慷慨陳詞，也是所有受壓迫者反抗壓迫時的戰鬥性吶喊！ 就拿朱元璋們對元朝的反抗來說吧，蒙古族通過血腥政策建立起強大的大元帝國後，統 治者竟將整個國家的民眾依民族血統劃分為四個等級，高高在上的是位於第一等級的蒙古人 和第二等級的色目人，這兩個等級的人對於以漢民族為主體的「漢人」和「南人」擁有以血 腥暴力為後盾的統治權。等級統治和民族壓迫必然激起漢民族的強烈反抗。整個元朝時代， 漢民族不僅活得很沒有面子，而且活得很累、很苦、很屈辱，實在活不下去的時候，就開始 「造反」「鬧革命」。朱元璋當年領導的民族解放鬥爭所提出的綱領性口號就是「驅除胡虜， 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它不僅僅是討元鬥爭的一般性口號，而且明確宣佈了 鬥爭的動因和尋求的目標。「驅除胡虜，恢復中華」說明元帝國的統治缺少合法性基礎，因 為在朱元璋們看來，「中華」自古便是漢人的中華，治理中華大地的主人應該是大漢民族， 可現在中華大地竟被人口居於少數的「胡虜」蒙人所竊取，而胡虜又對漢人實行暴政，而非 孔孟之仁政，這當然是不合理的，不合理就得改變，所以必須「驅除胡虜，恢復中華」，由 漢人進行治理。結果，在朱元璋民族解放鬥爭的旗幟下，元朝被推翻，漢民族成功的建立起 一個大明帝國，漢民族作為一個整體在蒙古族面前恢復了應有的地位和尊嚴。儘管朱元璋在 彼時並沒有提出「自由」的概念，但其「革命造反」的一個很重要的動因便是漢民族需要擺 脫蒙古族的等級壓迫恢復漢民族在中華大地上的「自由」行動權，過上一種有地位、有「面 子」的生活。 不僅朱元璋以爭民族自由和尊嚴獲得了成功，幾百年後，孫中山在領導漢民族反抗滿清 統治時，也提出了幾乎同樣的口號。1894年創立的「興中會」提出的核心目標便是「驅除韃 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看到孫中山的政治綱領在民族解放問題上與朱元璋的綱領 幾乎如出一轍時，我簡直懷疑孫先生是在閱讀了《明史。太祖本紀》後才為興中會複製了同 樣的口號和目標。當然孫中山為漢民族爭自由的鬥爭最後也取得了成功，因為滿清在北京的 統治到1912年便維持不下去了。 其它如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美國人民的抗英戰爭，印度人民的反英運動等都是為了爭 取國家的獨立和自由。曼德拉及馬丁路德金的鬥爭則是為了爭取種族的平等和自由。而19世 紀至20世紀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的各國工人運動，其目的——按共產黨人的說法——則是為 了反抗資本家階級的壓迫，謀求無產階級的自由和解放（這裡暫不論階級鬥爭理論的荒謬 性）。 「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這話一點也沒有錯，無論是國家間的壓迫、民族間的 壓迫還是階級、種族間的壓迫，爭民族自由、爭國家自由、爭種族自由永遠都是符合人類公 理和正義的——在民族受壓迫的時候、在國家受壓迫的時候，我們當不惜一切代價去為民族 和國家的解放而奮鬥，這是沒有什麼可商量的。對於受壓迫者來說，「不自由，毋寧死」， 沒有不二的選擇。 關於集體自由的異化問題 無論是一個國家還是一個民族，當從整體角度講受到另外的國家和民族欺負、壓迫和奴 役時，該國家和民族的每一個人都應該站出來奮起反抗以恢復自己國家和民族的尊嚴，這種 反抗的正義性是不容懷疑的。為了這種正義的鬥爭，每一個人因此付出生命的代價也是重於 泰山。正如在反抗異族的統治鬥爭中匈牙利詩人裴多菲所說的那樣：「生命誠可貴，愛情價 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 但是我們必須記住，任何一個國家和民族的存在本身並不是目的，國家和民族生存的目 的恰恰是為了生活在這個國家和民族懷抱內的每一個公民。當國家和民族在外部強權力量的 威脅下處於生存危機中的時候，人民奮起鐵拳反抗異國和異族的侵略、壓迫和奴役義不容辭。 但在任何時候——尤其是在危機解除後，國家和民族就必須保障每一個公民擁有同樣的權利、 尊嚴和自由。 實際情況並不完全是這樣。人類的經驗歷史表明，在某些國家和地區，當人民不惜代價 摧毀外來的強權壓迫力量之後，人民卻又面臨由所謂「自己人」所組建的強大政權的壓迫和 奴役，依然過著沒有自由和尊嚴的生活。朱元璋們在推翻蒙古帝國的異族統治後新建立的大 明帝國對於廣大人民來說，同樣是一種高高在上的壓迫力量，漢民族作為整體相對於曾經凌 駕於自己之上的蒙古族來說，雖然有了一種民族整體的解放感和自由感，但對於新的大明帝 國來說，人民對於國家的治理仍然是缺少發言權的，廣大人民仍然是朱氏王朝及其附屬權貴 集團的「臣民」，擁有的祇是納貢服役的義務，見了皇帝不僅要喊「萬歲」、「萬萬歲」， 還要虔誠地下跪磕頭，連「縣團級」的「七品芝麻官」也儼然以「父母官」自居，帝王將相 及各級官僚對人民的壓迫和奴役比之曾經的蒙古族的壓迫和奴役常常有過之而無不及，在此 情況下，不管人民是作為公民個體還是作為公民集體，其自由和尊嚴都喪失殆盡。對於人民 而言，儘管壓迫者不一樣了，但自身所受的壓迫卻是一樣的，不論是在蒙古族統治之下還是 在所謂大明帝國「自己人」的統治之下，都是喪失了主人權利和尊嚴的奴隸而已。「驅除胡 虜，恢復中華」時關於「自由」和「解放」的理想訴求仍然是那遙遠的可望而不可及的地平 線！ 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們在天安門城樓自豪地宣佈一個新國家新政權的誕生，並同樣 自豪的面對全世界宣佈「中國人民從此站立起來了」！這當然是一個劃時代的歷史事件，盡 管毛澤東們在斯大林的壓力下將面積達156萬平方公里的外蒙古拱手讓出，但總體上講，中 華民族作為一個民族國家集體在國際舞台上有了自己獨立的生存空間則是不容懷疑的。1840 年代後，中國受包括小日本在內的列強欺負的日子已被遠遠地拋在身後，作為一個民族整體 來說，中國人面對世界確實有一種民族自由和尊嚴得到恢復的自豪感。 正如在朱元璋們趕走蒙古異族統治後建立的大明帝國裡人民仍然受到新的官僚特權集團 壓迫一樣，1949年10月誕生的新國家雖然從名義上稱之為「共和國」，但是這個新國家新政 權祇不過是披上了「共和國」的外衣而已。真正的「共和國」是由人民當家作主的。在真正 的共和國裡，人民享有對國家官員的選擇權和制裁權，並能從操作層面將之付諸實踐。與此 同時，人民享有廣泛的自由，如言論自由、結社自由、和平集會自由和遊行示威自由等等。 在這樣的國家由人民及其代表產生的憲法和法律將至高無上，國家和整個官僚系統祇有為了 人民的幸福和福利才能合法地生存下去。1949年10月在北京所誕生的這個新政權、新國家即 使在2006年的今天也不具備一個共和國家所應該具備的民主、自由、法治、憲政等基本特徵， 執政黨及各級官僚以「國家」、「人民」的名義對廣大人民行使高壓統治。除了執政黨及執 政者自己可以做一些不痛不癢的「自我批評」和自我告誡外，廣大人民則無法發出自己的批 評和抗議，既使少數持不同政見人士敢於站出來發出自己的微弱吶喊，其結果不是被政治警 察逮捕就是被迫流亡，有些人則會付出自己的鮮血和生命。執政黨內部的彭德懷、劉少奇、 張志新，執政黨高壓下的魏京生、王丹等人的遭遇及六四死難者均是現存共產主義政權製造 的典型悲劇，更不用說數以十萬、百萬、千萬在反右、大躍進及文革當中深受其害的普通平 民了。 這種現象其實便是集體自由的異化。誠如哈耶克早已斷定的那樣——「極權主義政治家 所允諾給我們的『集體自由』並不是社會成員的自由，而祇是計劃者對社會的為所欲為的無 限制的自由」（《通向奴役之路》151頁）。本來人民奮起抵抗異族的侵略、壓迫和奴役是 為了讓自己能活得有自由、有尊嚴，活得更好一些，但一些太富私心的強人及強人集團為了 長期擁有特殊利益便假借集體自由、國家利益的名義建立起朱元璋或毛澤東式的強權政體， 結果新的強權統治使人民關於自身自由與幸福的渴望化為虛無縹緲的泡影！在此情況下，人 民沒有任何理由再去維護祇能給強權集團帶來利益而給自己帶來禍害的「集體自由」了。畢 竟魯迅先生早就說過：「用筆和舌將淪為異族的奴隸之苦告訴大家，自然是不錯的，但要十 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著這樣的結論：」那麼到底還不如我們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隸好『「這 就是說，在我們以為成吉思汗們的壓迫是錯誤的時候，不要以為朱元璋們的壓迫就是正確的； 同樣，在我們用鐵與血對日本鬼子的侵略奴役進行頑強抵抗的時候，我們也應該同樣勇敢的 對蔣介石、毛澤東們的強權統治大聲說」不「！ 要防止「集體自由」發生諸如此類危害人民的異化變質，我們就必須向華盛頓、傑佛遜 乃至於曼德拉、孫中山這樣的人類精英致敬。因為華盛頓們在顛覆了大英帝國的殖民統治後， 不僅為美利堅民族集體贏得了自由和尊嚴，而且在他們新塑造的民主共和制度下，作為個體 的廣大民眾也同樣擁有了寶貴的尊嚴和自由——美國人民能定期選擇自己的執政者，執政者 必須將由人民及其代表的意志所產生的憲法和法律奉為圭臬。人民若對執政者的施政記錄不 滿意完全可以借助報紙、電台、電視等媒體進行批評和抗議，甚至會把共產黨領袖們當作 「生活作風」進行輕描淡寫的男女關係問題揪到國家審判台上進行質詢（如90年代中後期美 國總統克林頓的緋聞事件及2006年10月被公開的以色列總統摩西。卡察夫性聞事件等）。在 這種政體下，不僅國家各級官員都生活在人民群眾雪亮的眼睛裡，而且廣大民眾可以定期對 執政者進行更換，人民確實像主人一樣生活在自己的國家裡——這樣的國家人民為什麼不去 熱愛呢？這樣的「自由集體」和「集體自由」人民有什麼理由不去維護呢？弗朗西斯。賴特 1828年7月4日便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美國人應該知道他們為什麼熱愛自己的國家，應當感 到他們熱愛自己的國家不是因為這是他們的國家，而是因為這是人類自由的保障……應當感 到他們為這些制度而自豪是因為他們是以公正的原則為基礎的。」我們還可以聽聽托克維爾 先生在150多年前對美國人民的愛國熱情所做的描述，他說：「我最欽佩美國的，不是它的 地方分權的行政效果，而是這種分權的政治效果，在美國到處都使人感到有祖國的存在，從 每個鄉村到整個美國，祖國是人人關心的對象。」（《論美國的民主》） 反觀中國，雖然歷朝歷代之執政者都極力強化人民的愛國感情，強調臣民對帝王及其帝 國的忠誠，孔夫子主義的核心學說就是「三綱」，而其中的第一綱就是「君為臣綱」，其主 旨在於培養臣民的無條件服從意識。但這種灌輸性的愛國主義教育其效果並不理想，每逢異 族入侵時總會出現大大小小的漢奸賣國賊。作家都梁在分析中國抗日戰爭初期為什麼會出現 那麼多的漢奸為日本人服務時，曾一針見血的指出造成這種現象的根本原因在於「人民平時 感覺不到國家的存在」。當人民看不起病、上不起學時，當政府與人民爭利時，當各級官僚 巧立名目對人民橫徵暴斂、攤派多多時，當政府與國家的某些救濟行為落實到底層人民頭上 僅僅祇具有象徵性意味時，當貪污腐敗如洪水氾濫席捲整個官僚體系時，當人民面對這一切 病態腐惡行為而無法發出聲音並使用和平合法手段加以有效制止時，當人民無法選擇執政官 並定期加以改選時，當人民對為所欲為的官僚們缺乏和平有效的制裁力量時——總之，當國 家及其自封的代理人祇是向人民索取而拒絕造福人民時，所謂危機時期的「漢奸」現象也就 很難避免了。 而要杜絕「漢奸」現象的產生，防止集體自由的異化，就必須從制度和體制上落實人民 的主人地位，使人民在各個時期都能把自己的祖國當作有溫暖、有愛、有尊嚴可尋的大家庭， 誠如托克維爾先生所說的那樣：「使人人都參加政府的管理工作，則是我們可以使人人都關 心自己祖國命運的最強有力手段，甚至可以說是唯一的手段。」（《論美國的民主》）而要 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建立起以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為核心價值的政治架構。就中國—— 我的祖國而言，局部區域已完成這種建構，如台灣；部分地區已部分完成這種建構，如香港、 澳門。但中國大陸卻依然故我，依然籠罩在共產黨的威權體制下，而將傳統的這種威權體制 改造成為現代的民主自由體制便是當代中國有識之士義不容辭的歷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