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爆發前夜的故事

方勵之


此文的大部分內容曾於2004年在「Human and Human Rights」上以英文發表過，現以中文發
表。——作者


    1989年到了。

    新年伊始，北京就開始下雪，軟軟的，潔白，冷清。誰也沒有想到，4個多月之後，這
裡就會發生一場社會大爆發，雪變成了血，人肉，和死亡。


1987A超新星爆發


    也許真是有上蒼的安排，1989年我寫的第一篇科普文章就是爆發══超新星爆發。我的
研究重點並不在超新星上，但是，超新星1987A 爆發之後，超新星成為輿論界的一個熱門話
題。不但天體物理界，就是非天文界，非科學界似乎也對超新星發生了莫大興趣。很多地方
都要請天體物理學家介紹超新星。我也多次被請過。因此，不得不寫篇科普應對。

    在現代，超新星爆發是個純粹的天體物理或宇宙學課題，但在中國歷史上，超新星爆發
（古稱客星的一種）不僅是天文，同時也是人文。中國古代極重視這類稀有的異常天象，原
因之一是為了占卜。按照古占星術，超新星爆發一般不是好兆頭。從漢朝以來的2000年裡，
最壯觀的超新星爆發有過6，7次。例如，「宋史」上記錄，公元1006年爆發的客星，「狀如
半月，有芒角，煌煌然可以鑒物」。按占星術，這種壯觀的天象大都預示著兵燹、天災、或
者是皇帝要駕崩了。據說，每次凶兆都「應驗」了。比如，公元1054年客星（即有名的蟹狀
星雲）占卜結果是「上有災」 .果然，不到一年，遼興宗耶律宗真就歸西了。

    天文界有不少占星術業餘愛好者。一位精於此道的愛好者占曰：1987A 爆發亦主凶，
「上有災」。果然，不到一年，中華民國蔣總統經國就「駕崩」了。位置也合，1987A並不
在銀河系主體中，而是在銀河系外圍的大麥哲倫島星雲中，恰如大陸之外的台灣島。這當然
皆為戲言。但超新星的確曾有過重要的作用。每當客星出現時，負責占卜的官員一定要上奏
皇帝，建議頒行「天下大赦」，以感動上蒼，消災滅禍，造福社稷。這時候，皇帝也不得不
聽從。在這個意義上，超新星對黎民百姓應算是景星。

    我當時所在的北京天文台，前身就是負責觀象、歷算和占卜的司天監。如今的北京天文
台已沒有義務和能力去預卜統治者的未來了。但是，按傳統，今天的天文學家仍有義務也有
權利關心社會的災禍。在我寫超新星文章時，『大赦天下』的古制又再一次被想起。中國社
會的今天，不是同樣有必要頒行一次『大赦天下』麼？


「大赦天下」的公開信


    因此，在寫完超新星一文後。我寫了一封給鄧小平的信，建議頒行大赦：


    中央軍委鄧小平主席：

    今年是建國的第四十年，又是五四運動的第七十年。圍繞著這些日子，一定有不少紀念
活動。但是，比之過去人們可能更關心未來。

    為了更好地體現這些節日的精神，我誠懇地向您建議，在建國四十週年的時候實行大赦，
特別是赦免所有魏京生那樣的政治犯。無論對魏京生如何評論，赦免他這樣一個已經服刑十
年的人，總是符合人道的精神的。

    今年又是法國大革命的二百週年，由它所標誌的自由、平等、博愛、人權已得到了越來
越廣泛的尊重。我再次誠懇地希望您考慮我的建議，以給未來增添新的尊重。

    謹祝近祺！

    方勵之  一九八九年元月六日


    這就是後來被中共當局指控為導致北京1989反革命暴亂的罪魁之一的信。

    此信手抄了3份。一份於當日中午投進北京天文台門外的一個公用郵筒，寄往中共中央。
下落不明。

    第二天，元月7日，星期六，有兩位客人來我家。第一位客人是劉達，他曾長期擔任中
國科技大學的黨委書記。他看了信稿後，表示很贊同，連連說：「是該把這些人（政治犯）
放了！」而且，願意幫我把信送到到中央。他是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的委員，有有效的送信
渠道。劉達轉送的那份手寫原件，後來曾在軍事博物館的「平暴展覽」上作為暴亂物證展出
過。

    元月7日來的另一位客人是林培瑞（Perry Link）教授。林是新朋友，他於1988年中秋
節前夕才來到北京，擔任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的代表。我曾於1986年通過美中學術交流項目
訪問過普林斯頓的高等研究所。所以，林到北京後，我們很快認識了。我把致鄧小平信的第
3份手寫本給了林。當晚他就把信譯成的英文，給了一些外國記者。這樣，它就成了一封公
開信。林培瑞教授至今仍保有那份手寫的反革命原件，在他的家裡作為反革命物證掛在牆上
展出。

    2月13日下午，北島、老木等文藝界的幾個年輕人來我家，詢問有關呼籲大赦的情況，
我給了他們一份我的公開信的打印副本。他們在我家起草了一封致人大常委會的信，也呼籲
特赦政治犯。該信當即用我家的286計算機打印出來。3天後，北島等的信公開發表，其上有
33名文化界人士的簽名，就是用286打出的那封信。

    同時，中國科學院的一些同事也開始醞釀寫公開信給中央，呼籲當局特赦因思想問題而
獲罪者。為發起人之一是自然科學史研究所許良英教授。他那封信發表時有四十多位自然科
學界和社會科學界的學者簽名。

    後來又有文化界（戴晴，蘇煒等）的另一封公開信。

    事不過三。幾封公開信發表後，最高當局坐不住了。司法部第一個站出來反擊，他們的
正式論據是，寫呼籲信是干擾中國司法的獨立。可見，在人民共和國的國度裡，公民寫呼籲
信的權利也是沒有的。呼籲信算是一種「瘟疫」。接著，當局開始對在公開信上簽過名的人，
一一進行教育或再教育，有的「美言」相勸，有的被警告，有的被公開監視。我的待遇是非
公開的監視。

    以下是非公開的監視的兩個小證據： A.  當局編製的指控我「製造動亂」的文獻影片
中，有我騎車到天文台上班的鏡頭。 B. 6.4之後，我在科大時的秘書顧安蘇被當局審查，
問他：「你為什麼一天三次去方勵之家？我們有錄像，證明你一天去了三次。」 有錄像當
然不能否認，祇能從容而答，顧說：「沒錯，是去了三次。因為方老師家的飯好吃，我一天
去吃三頓。」


宴會事件


    就在呼籲信「瘟疫」流行的時候，剛剛就職的美國總統布什，來了中國。

    美國政府對蘇聯的人權問題、持不同政見問題頗有經驗。但是，對中國，總統面臨的選
擇是：冒著開罪中國政府危險，同等地對待蘇聯和中國的人權問題？還是採取不同的標準，
迴避中國的人權問題，以維持政府之間的「老友」關係？總統有聰明的智囊，想出了一種兩
全其美的辦法，即邀請一些中國的異見者參加總統在北京的告別晚宴。按西方的文化，晚宴
既是一個正式的公開的場合，但又可以避而不談為難的話題，因此，邀請中國領導人和中國
的持不同政見者共赴晚宴，既表示了總統對中國人權的關切姿態，又不會有損於中國領導人
的正統權威。似乎是個高明的平衡。

    就在這種情況下，李淑嫻和我接到美國大使館派人送來的白宮請柬，邀我們參加2月26
日的總統告別宴會。後來知道，總統的告別宴會邀有500位客人。除李淑嫻和我之外，還有
於浩成先生等幾位異見者，總數不超過百分之一。不能不承認，總統智囊的計算是很精密的。
百分之一是在泊松誤差範圍之內。

    然而，智囊們的計算還是錯了。他們忘了中國的宴會政治文化傳統。在中國歷史上，有
名的政治宴席是太多了，許多重要事件都是同宴會連在一起的。相比於莎士比亞的戲劇，京
戲中的宴席場次要多得多，其道理即在於此。大凡唱到「擺酒設宴」一場，就知道好戲要到
了。

    泱泱中國豈容得美利堅總統也來一次擺酒設宴的政治戲？總統的Texas BBQ牛肉宴，是
選錯了地方，選錯了時間，也選錯了對象。中共領導人絕難接受，在他們是客人的場合，居
然還有持不同政見者在，那怕祇有百分之一。我知道此中的厲害。因此，在接到邀請的第二
天，2月23日，我就電話告知中國科學院外事局局長（原在北大物理系任職，我認識）：我
收到了宴會邀請。如果當局不同意我接受邀請，就請及早告訴我，以便及時婉謝。

    按常識判斷，一個成熟的政治家即使不高興也不會形之於色。更聰明一點，可以利用宴
會一事，做出一幅寬容的姿態。所以，我估計，如果當局不容許我出場作客，最可能的方式
是通過天文台或科學院直接通知我。事實上1986年後，凡不准出國、或不准去合肥參加學術
活動等等限制，都是以這種方式通知我的。

    3天過去了，直到我動身赴會前，並沒有任何明言或暗示要我拒約。那天下午，北京天
文台還派來汽車，要送我和李赴會。當局的悶葫蘆裡賣的是什麼藥呢？一時真不好猜了。

    確實，智商正常的人絕猜不到當局會採用如下的5大對策達到一個極簡單的目的：阻止
我們赴宴。

    第一對策：戒嚴截車。

    2月26日下午5：30，我們同林培瑞夫婦乘一車從中關村保福寺916樓出發，一路向東，
直奔希爾頓長城飯店。後來，司機告訴我們，我們的車一上路，他就發現有另一輛車尾隨上
了。但是，當時他沒有告訴我們。6：00左右，我們的車行駛至長城飯店附近的三環路口，
發現戒嚴了。上百的警察虎視耽耽地橫在路上，不准一切車輛通行。開初，我們還以為是為
了布什一行的安全而實施的。哪知道，警察一發現我們的車到，立即密集攔截，戒嚴遂即解
除。原來，戒嚴的目的專是為了截住我們這輛車。

    第二對策：最高特工當場指揮。

    我們被截下車後，試圖步行去長城飯店，但很快就被一群便衣團團圍上，堵住了我們去
往長城飯店的路。為首的一個黑粗粗的便衣，一看即知是個訓練有素的打手，他上來就架住
我，接著說：「我是這次布什來訪安全的最高特工負責人。美方特工提供給我們的名單上沒
有你們二人，所以你們不能參加宴會。」可見，中國最高特工當晚根本就沒有去保衛貴賓。

    第三對策：停止公共交通。

    不能向前，祇好向後。我們決定去美國大使館求證提供給「最高特工」的名單。這時，
我們的車及司機都已找不到了。隨即跳上一輛出租車。該車走了數百公尺，又被警車追上，
再次勒令停車。不得已，我們祇好改去公共車站等候電車，或汽車。然而，警察還是比我們
快，凡有我們等車的車站，所有過往公共電車汽車都被警察命令不准在該站停靠，不准上車，
也不准下車。在這些車站等車的其他乘客不明白發生了什麼事，陪同我們一起倒霉。

    第四對策：陪同「散步」。

    放棄乘車的念頭，我們向秀水街使館區步行。這時已約7：00pm，天色昏暗，氣溫下降。
我們4個人的前後左右都有警察「陪同」，穿制服的，穿便服的都有，還有一輛警車緊隨在
後。每一個街角都有一輛武裝三輪摩托整裝待命。可以看到的警察至少在100個以上。至於
看不到的後備隊，可能更多了。總之，一兩個自由思想者，抵得上100個武裝的警察。

    8：30pm，我們走到使館區，偶然路遇加拿大外交官霍雷（Horley）夫婦，他瞭解到我
們的困境後，立即邀請我們去他們家小坐。警察無奈，不能再「陪同」我們了，因為不能硬
闖外交官的家。警車則近逼到這位外交官的家門口，處在待命狀態。　8：30－9：30，在
Horley先生的家一小時中，我們同許多記者聯繫上了。早在宴會進行時，許多記者已發現李
淑嫻和我的席位是空的，知道事情一定有變。很想知道詳情。因此，我們決定下一站去香格
里拉飯店，那裡住有上百個專為採訪布什訪華而來的記者，可以讓更多的媒體知道今天倒底
發生了什麼。

    對策之五：「護送」我們去記者招待會。

    我們與香格里拉飯店的電話聯繫，當局必有竊聽。因此，我們很擔心，在離開Horley家
去香格里拉時，可能又會遇到警察攔截，以阻止我們會見記者。一上路，確實又有警車緊隨。
但是沒有攔截，一路通行無阻，安全而準時地到達香格里拉飯店。之所以如此，最可能的一
個解釋是，當局原計劃的阻擋方案中沒有有關記者招待會一項。一個中央計劃政權，原計劃
中沒有的，警察也就不去做了。（計劃對警察行動之重要性可由下例標語看到。1988年初，
交通警察在北京天文台前的路上寫了一條大字標語「為努力完成交通事故死亡人數（上限）
計劃而奮鬥」。）

    晚11：30，召開臨時記者招待會，發佈了我們的『晚宴』經歷。北京數百警察的一夜按
計劃的努力，沒有白費，終於搶了總統布什的鏡頭，成為第二天的頭條新聞。


南下蘇州


    1989年3月6日晚，我乘京滬特快列車從北京南下。目的是去蘇州參加中國天文學會大會。
同車走的還有其它3位北京天文台的同事，以及顧安蘇。一夜順利，7日早上10點鐘火車準時
進入上海新站。

    一下車，就看到有3個人來接我，為首的是紫金山天文台副台長楊縊泉。他們是當局委
派來特殊『照顧』我的。目的是不准我在上海停留，逕直去蘇州。因為楊等都是天文界的熟
人，我不能為難他們，爽快地接受了他們的照顧，坐進他們準備好的小車，立即離開是非之
地上海。而其他4個來同上海者，則自行其便了。

    楊縊泉倒也相當爽快，轎車開出上海站後，他第一句話就說：「老方，這次可不要在蘇
州爆炸原子彈。我們是老朋友，一言為定。」

    我當然明白『原子彈』的含義，答道：「我這次祇有宇宙大爆炸，不會有『原子彈』爆
炸。」

    事實的確如此。為了不給同行帶來麻煩，凡天體物理學術會議，我祇宣讀論文。免談國
是。隔牆有耳啊。蘇州會議，當然也不會例外，除了宣讀原初宇宙大爆炸論文外，祇打算到
蘇州觀前街上去買點豆腐乾。

    在蘇州的5天會議中，不祇我自己的一切活動倍受照顧（連到觀前街也有專車專人陪
送），而且，其他許多人也得到『照顧』。整個會議期間，我們所在的飯店，沒有其他客人。
因為，當局已命令該飯店經理，這5天之內，不准再接待其他客人，也不准任何外人進店訪
客。對外公佈的理由是，這些天文學家所研究的星空和宇宙，都是高度尖端的，必須嚴守機
密。與會的天文學家不禁為自己的身價突增，而飄飄然。

    但也有人倒霉。有兩個上海教育出版社的編輯，正在蘇州辦事，借住在蘇州大學。其中
一位編輯負責出版過我的《天體物理學前沿鳥瞰》一書。他們得知我在蘇州後，就邀我於3
月8日晚上在蘇州大學食堂吃晚飯。我答應了。這個簡單的約會，沒有其他人知道。可是，
在他們約我之後不到3個小時，就被蘇州大學當局找去，盤問他們倒底是如何同方勵之聯繫
上的，為什麼要請方來蘇州大學吃飯，等等。兩位朋友一一如實交待了。還好，沒有陰謀，
當局對他們從輕發落：要他們立即離開蘇州大學，不准再到蘇州大學來吃飯。

    這件事很快在天文會議上傳開了。吸引了好事的天文學家們研究，當局倒底是用什麼方
法能在3小時之內就得知方勵之要去蘇州大學吃飯的。可見，不祇隔牆有耳啊。一些理論天
體物理學家使用嚴密的邏輯排除了不少解釋；實測天文學家則使用他們的最拿手的方法══
證認飯店中的哪些人員是由安全部派來的『釘子』。

    謝天謝地，雖然有點小插曲，5天的會議總算圓滿結束。散會的時候，楊縊泉非常高興
地來和我道別，似乎也是對我這個老朋友的一種感謝，他說「原子彈沒有爆炸！」當然不會
爆炸，「原子彈」不是帶在我身上，而是蘊藏在社會中。


三百年和七十年


    用『原子彈爆炸』來形容1989年春天的中國社會形勢，確有幾分準確。原子彈爆炸需要
幾個條件。一，有足夠多的可裂變物質；二，把可裂變元素聚集在一起達到臨界質量；三，
有及時發射的中子進行引爆。1989年的中國，這3個條件恰好都具備了。

    首先，腐敗日益滋長，政治改革遲遲不行，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空間的狹窄，使越來越
多的學生、知識份子、工人、個體戶、黨內幹部、甚至一些上層幹部都感到憤懣、壓抑和不
滿，形成了數量可觀的可裂變元素。潛在的爆發能量處處皆有。

    其次，1989年有好幾個紀念日，五四運動70週年，建國40週年，北京民主牆10週年，分
散的不滿和憤懣很容易在這些日子裡集中到一起，使裂變物質聚集到臨界質量。

    至於引爆的「中子」，幾乎是時時都有的。由當局蠢行所引起的小規模的風波，此伏彼
起，從沒有斷過。比如，當局對那幾封大赦天下公開信的拙劣處置，就是能引爆的「中子」
之一。

    儘管如此，我當時並不覺得一次引爆就能完成中國的民主化改革。應北京五四70年紀念
活動之邀，1989年4月4日，我寫了一篇文章「從北京天文台看中國民主進程」。我對歷史估
計是：「作為新文化運動的『五四』，最有價值的作用是倡導將民主和科學注入中國文
化……。然而，就民主和科學二者在中國的注入進程來看，五四大體正好分別是它們的起始
期和完成期。意思是，一九一九年，中國剛剛開始她的民主政治的進程，而那時，中國已開
始全面地接受現代科學，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科學的衝突過程已近結束。」所以，「對中國
的民主進程似還可以不必太悲觀，與三百年的科學注入史相比，七十年的民主注入時間雖已
不短，但還不致令我們完全氣餒。」

    意思是說，解決「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科學的衝突」，前後用去了307年， 
1914-1607=307.起始和終結的標誌性事件分別是：1607年，徐光啟和利瑪竇翻譯出版歐氏
「幾何原本」及隨後的中西曆法之爭；1914年（民國三年），中國正式採用基於現代天文學
計算的曆法，「洋」歷通行。在民國三年頒布的歷書上特別寫有：「本年歷書系用東西各國
通行之法推算」，這是300年才得到的結論。而1919年才引進的德先生，到1989年，祇同
「傳統」衝突了70年。遠還沒有認識到德先生是「東西各國通行之法」，不奇怪。再「衝突」
100年，也不算太奇怪。


四月和五月


    4月15日胡耀邦去世，可裂變元素聚集，終於大大超過了臨界質量。爆發了。歷史發展
是不是加速了？

    學生的請願和示威開始後，我的生活方式，大體是上午去天文台工作。下午接受各種訪
問者，有朋友和學生，有中外記者，當然來訪者中也有關部門的線人。晚上則是我寫學術論
文的時間。

    在所有記者訪談中，我一律都表示支持學生的訴求。但我一直沒有去遊行，也沒有去天
安門廣場旁觀。原因是被全天候監視。早在學生請願的第3天，4月20日，有關當局就開始在
內部傳達，北京的學運是由方勵之夫婦一手製造和指揮的。並以此為由，伺機撲殺運動。也
就是從那時開始，北京天文台和學界的有心人處處幫我防範，以使在全天候監視下，當局也
無機可伺。

    4月25日，席澤宗教授邀我去科學院科學史研究所做報告，那是我在北京的最後一次公
眾報告。講的是北京天文台的710年。元朝定都北京後，郭守敬等建北京天文台，歷元明清
各朝，司天制歷。以北京天文台漫長的歷史腑視人間，如今不過是又一新朝罷了。星移斗轉，
潮起潮退，朝興朝衰，概莫能外。科學的「法輪」已轉進了中國，民主的「法輪」也在轉了，
今天的困境不過是它們轉動時的嘎嘎之聲而已。很巧，當晚廣播《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必
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群情嘩然，果然，嘎嘎之聲又起。

    4月27日，學生組織大遊行，科學院的不少研究生也去了，目的是抗議《人民日報》社
論。可以預料到，當局要以抓「一小撮人壞人」的方式，鎮壓運動。這是中共鎮壓各種不滿
情緒的慣用方法。李錫銘（時任北京市委書記）在內部已明說，這「一小撮」 組織遊行的，
就有方勵之夫婦等。大家都熟知當局下一步要做什麼。果然，據參加遊行回來的人說，在游
行現場有傳言，說方勵之在遊行隊伍中「跑前跑後地」指揮。這是一個惡化信號。

    惡信號製造者的計算，早被天體物理學家們預料到了，並先發制之。那天上午在天文台
原定就有一個報告會，由法國人Jean-Marc Bonnet-Bidaud 講「毫秒脈衝星」。這個活動，
不僅沒有因遊行而取消，而且台長李啟斌教授（2003年去世）特別要我出面主持報告會，不
少參加報告會的同事都明白為何如此安排，一到會場（即在「跑前跑後地」 的謠言出現之
前）就說：今天我們可以證明，方勵之沒有去指揮遊行，而是在指揮「毫秒脈衝星」哪。謠
言自滅。儘管如此，袁木等國務院發言人仍在隨後的記者招待會上點名：遊行是由方勵之等
操縱的。

    4月28日，第一次有人力勸我離家躲避，這是幾位年輕的同僚。他們從高層關係上得知，
有關方面（李鵬，李錫銘等）正在具體研究如何對付方勵之等。幾位年輕同事給我制定了甩
掉跟蹤的行車方案，也安排了隱藏地點和聯繫方式。例如，約定的聯繫方式之一是，電話鈴
響到第八次再接，等等。

    我沒有接受這個安排，一則覺得局勢似乎還沒有壞到要躲的地步，二則我也不喜歡就此
離開同事。但是，我接受了他們的忠告，騎車要注意後面，盡量不要走夜路，等等，以防不
測。

    5月12日，學生絕食，運動如火如荼。戈爾巴喬夫訪問北京，也下降成第二條新聞。北
京的學生和市民，感動了整個世界。一時似乎令人覺得中國的變化就在前頭了。但是，學界
的朋友，大都反對絕食。因為，「伺機撲殺」的危機並沒有過去。不少人想說服學生停止絕
食。但不成功。

    5月18日，香港大學張五常教授打來一個很懇切的電話，要我去天安門廣場勸說學生停
止絕食。我也是主張停止絕食的，幾乎被張說動了，想去天安門試試。但最終還是克制了沖
動，沒有冒然出發。張五常教授可能知道管惟炎和我有過一次成功的經驗，即於1986年12月
23日夜，成功地說服科大學生結束在合肥市政府廣場的靜坐示威。但那已經是我們的能力的
上限了。我不具有說服天安門廣場學生結束靜坐和絕食的能力。


去大同


    5月20日當局宣佈北京戒嚴，人心浮動，形勢更緊了。各種版本的黑名單，開始在國內
外流傳。每個名單中都有我，祇是排名前後略有不同。

    5月22日我仍去天文台。同黃家聲（當時研究生，現為Harvard-Smithsonian Center 
for Astrophysics 研究員）討論我們的論文「A historical supernova's lower limit to 
the galactic stellar collapsing rate」。這是我在北京天文台完成的最後一篇論文。

    我接到不少國外同行的電話，美國的，歐洲的都有，建議我離開北京。恰好，天體物理
界預定5月24日至29日在山西大同召開高能恆星天文學會議。當時，交通已經不正常，許多
學術會議都取消了。但天文界卻仍堅持原定計劃。這也符合中國古代天文學的一個傳統，越
是社會動盪的時候，天文學家越是要不間斷工作，因為，那時的社會越是需要星占。現在，
占星是不再需要了，但天空是最不理會社會動盪的。

    5月23日，我和北京天文台一位年輕同事劉玉林，一起去大同。北京火車站一片混亂。
軍用列車佔用了北京周邊的車道，民用列車無法正常調度。我們在北京站等了一天，沒有等
到去大同的車。不得不再回家。

    第二天， 5月24日，我和劉玉林再去北京火車站。終於下午6：00有一班車去大同。車
經過昌平的時候，整個車站十多條車道，都停滿了軍列，我們的列車在唯一的一條空閒軌道
上穿行而過。兩邊的軍人就是後來從東面殺進北京的部隊。

    劉和我於5月25日凌晨3︰00到大同。我在當天上午報告，題為「超新星1987A的高能過
程」。儘管這裡也已被監視，會議仍一絲不苟地進行。


懸空寺前的「占卜」


    5月26日，按會議安排，游著名的恆山懸空寺（一名玄空寺）。這個建築堪稱一絕。整
個寺院大小數十個殿堂，都不是建在地基上，而是掛在一面極大的垂直的絕壁上。其哲學是，
要想修煉以成正果，必須離開大地，隔絕世俗，不聞雞鳴犬吠之聲，告別紅塵的紛擾。它的
歷史比北京天文台還長一倍，已1400年。其中也許會有有價值的歷史天文數據。

    會議參加者約30人，乘車到山腳，沿土路，漫步向寺區走去。遠遠就看到，在土路的最
後一個拐彎處，站著一個人，衣衫襤褸，有乞丐狀。當我們這群人走到拐彎處時，該人突然
跑過來，從人群中一把拉住我，連說︰「我給你算命，我給你算命，不要錢，不要錢。」如
前述，天文界的業餘占卜愛好者頗多。不禁想看看這位「高人」 的功力。「讓他算，讓他
算！」這樣，我就被擁簇到一絕壁下。30多與會者圍在「高人」周圍，似乎是在聽一場外加
的學術報告。

    人靜下來後，卜師首先說：「你是他的領導。」「他」指的是站在我旁邊的劉玉林。這
不難判斷。我和劉的年齡差，一眼即可看到，猜到我們有師生關係，很簡單。然後，卜師拉
著我的左手，揉。說道：「你的手掌小，肉厚，很柔軟。」這也不錯，但祇是描述性的說辭。
卜者又道：「這是虎掌。」心想，這是不是恭維話？卜者稍頓數秒，結論有了：「不過，你
現在是虎落平陽了，有大難，快往西走！」

    眾占卜愛好者沒有提問，no comments.哄笑散。但有人心裡即刻明白了，這位「高人」，
十之八九也是國家安全部的一位「線人」。不過，他可能是玩兒錯了地方，這裡研究各佔卜
學派的「高人」都有，他算是占門弄卜了。

    不管「高人」指點的迷津，我們還是照樣地走去，沒有向西，也沒有向東，而是向上。
向上攀登懸在翠屏峭壁上的聖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