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的中國人 曉 峰 「民運」乎？ 花了上千美元，經過和美國、法國、德國民運人士頻繁的電話聯繫，我總算找到 了M在莫斯科的代表L先生，聽到電話裡傳來的好消息，我和翻譯Z先生都情不自禁地 熱淚盈眶，那時的高興勁實在無法形容。幾十年的孤軍奮戰馬上就要結束了，我盼 望著投身於為中國明天而戰的行列。 經過七天七夜的火車勞累，九三年九月一日半夜十二點，我踏上了過去的共產主 義世界中心——莫斯科的土地，L先生依約到車站來接我，並暫時將我安頓在自己家 中。在異國他鄉，新相識就能伸手相援、熱情收留我的人，一定是自己的同志，一 定是絕對可以信賴的人。我傾訴了三十年來受中共迫害的遭遇，講述了我自學生時 代就對中國民主政治的響往和個人的努力，希望有機會和L先生一道在海外為中國的 未來做一些工作。L先生只是淡淡地告訴我：在莫斯科沒有護照沒有辦法生存，工作 問題恐怕要等到解決了合法身份以後再談，他要我觀察一下再作決定。我當時只是 認為這是海外流亡者衷心的經驗之談，沒有意識到弦外有音。 在L先生家裡很快就認識了一些國內難得有機會接觸到的人物。如號稱蘇聯軍事問 題專家的C國記者P先生，他寫的蘇聯八月風雲錄，激動人心，如果不是當面見到其 人，任何人都會認為他是民運中一位非常有見識的人物。真沒想到他竟會對我說： 老J，搞什麼民運，你應該想辦法賺錢，當你成為百萬富翁的時候，你願意成立什麼 黨就成立什麼黨，那時候大家都投奔你來了。也許對流亡海外的人來講，錢非常之 重要。而有錢才有民主中國的論調，我卻不願意認同。不過當P先生瞭解到我有調動 共產黨資金賺共產黨錢的經驗時，勁頭就來了。那天晚上P先生靜靜地聽我談了半夜 ，並且當即按我的說法，與幾家俄國軍方公司的頭頭聯繫，經過電話、電傳往來， P先生大有斬獲。事後，P先生高興極了，告訴我：「回C國後馬上註冊一個對華貿易 公司，我當董事長，聘你當經理，你在俄國的生活就不愁了。」我當然明白P先生並 無誠意，也就隨意應酬了幾句。果不其然，P先生回C國時，把所有的傳真件、電話 號碼全都收走了，而且一再叮囑我：「你不能直接和這些公司聯繫。」 D先生打來電話，要求和L先生見面，L先生同意了，並且告訴我：D先生取得了法 國的難民護照，是他把D請到俄國來的，現在D要回國，要我勸D先生不要回去。我見 到了D先生，那是一位和我同時代的人，畢業於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後來在山東省社 會科學院工作，是共產黨培養的知識分子。他相信社會主義，但反對共產黨的腐敗 ，因而參加了「六四」。「六四」以後，經地下營救組織協助，他來到了法國，取 得了難民身份。他天真地認為，他宣傳的是真正的社會主義，他從來沒有反對過共 產黨，因此他最好的陣地是在中國。雖然他清楚共產黨對任何異己份子從來都毫不 手軟的，他還是堅持回國。D是一位踏實的知識分子，但是L先生不喜歡他，說他來 俄國後見了誰「貼」誰，告訴我未經電話同意D先生不得登門。我沒有聽L先生的勸 告，此後我和D先生見過多次，我為他對共產黨的天真感到惋惜，我擔心他再次受共 產黨的迫害，但我終究沒能說服他。D先生離開莫斯科的那晚，專程來向我告別，並 和我約定，如果他這次偷越國境回國失敗，就回來看我。快一年了，我只知道他安 然回到北京，但他在國內的遭遇如何卻不得而知了。 D先生走了，他的走是否另有原因我不清楚，但隨後發生的事情卻讓我明白了許多 。九月末的一天，甘肅電視台的Z記者在莫斯科打電話來要求會見M在莫斯科的代表 L先生，並說自己是劉賓雁的朋友，曾在《中國青年報》上發表過匈牙利納吉事件的 長篇專欄文章，希望出國參加民運活動。其後不久，幫助過我的Z翻譯也來到了莫斯 科，經我介紹找到了L先生，要求參加M。一時間L先生這裡好漢雲集，看來L先生在 莫斯科能夠大顯身手了。但L先生卻不感興趣，他說M不是救濟組織，就這樣眼睜睜 地看著這些投奔者泱泱地走了。 L先生有自己的安排。他在莫斯科一所二流大學的俄語培訓班上建立了號稱「莫斯 科學生學者聯合會」的組織，忙忙碌碌地搞過一次郊遊，一次聖誕聯歡，照了一些 照片，真是開展了活動。L先生似乎不急於在俄國建立M的組織，為了參加在A國舉行 的代表大會他匆匆印了兩張傳單，宣佈成立了M俄羅斯支部，就飛往A國去了。L先生 好像熱衷於權力，有一次他很認真地對我說：「老J，俄羅斯這裡我是頭，咱們說了 算，任誰也不能插手。」我當時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怎麼會在搞民運的這裡 聽到了共產黨的腔調？不知道是為了尋求經費，還是為了尋求支持，半年多的時間 ，L先生在莫斯科與東京之間往返飛了三次，然而L先生的事業卻因為經費困難，任 什麼實質性活動都不能展開。 我這個傻瓜，為了自己的信念，也為了人家有恩於我，總覺得理應為M出力，於是 天天為L先生在莫斯科的事業著急，一會兒忙著去找資助，一會兒想辦法搞經營，總 希望L先生這裡能盡快形成一個強有力的民運組織，沒想到這一來反把L先生弄煩了 。他說：「你提了這麼多建議，M總部有沒有時間聽還不知道呢，能不能相信你也是 一個問題。」自從我從L先生家搬出來後，我也享受D先生的待遇了，L先生開始迴避 我，可能是怕我也「貼」上他所認識的人。 台灣人怎麼啦？ 台灣在莫斯科有一個變相的大使館——北莫協，位於紅場對面的一家旅館中。大 陸的中國人抱著各種各樣的打算慕名拜訪的不在少數，因此北莫協也就無法迴避與 大陸中國人的接觸。可惜的是北莫協的代表卻沒有當年周恩來在重慶設辦事處的膽 識，他們謹小慎微，不敢公開接觸，不敢有所表示。我恐怕要算是僥僥者了，由於 我誠懇地向他們介紹了自己，北莫協的丁先生打電話來約我見面。 丁先生，四十多歲，一口流利的俄語，按他自己的話講：「這輩子真沒想到能坐 在共產主義的心臟——克里姆林宮對面辦公。」丁先生自認是台灣少有的瞭解中國 國情的官員，我們大致談了一下中共掌權後大陸四十年的政局變化，我發現他非常 瞭解中共政權給大陸帶來的各種災難，談話很投機，他為台灣能為中華文化保存一 點點精華而自豪。當談到蔣介石几次坐失良機失去光復大陸的機會時，丁先生不無 感慨地說：「蔣先生受美國人牽制，沒有辦法。」從言談中可以感到丁先生非常敬 重蔣先生，他認為蔣先生是一位正直的政治家，共產黨善於歪曲歷史，往蔣先生臉 上抹灰。他說：「共產黨特務滲入到國民黨政府的各個部門，是國民黨丟失大陸的 真正原因。」他舉例說：「抗戰時期，重慶的報紙在共產黨的唆使下，在街頭叫賣 ，公開擾亂人心，國家怎麼能搞得好。」話鋒轉到今天的莫斯科，丁先生說：「台 灣人讓共產黨特務搞怕了。所以北莫協這裡一個大陸中國人也不用，寧可用俄國人 。」我不想加以反駁，只是心裡想，他或許忘了俄國人曾經是克格勃的子民。談到 了台灣能否對這裡的大陸民主人士給予幫助，他誠懇地告訴我，台灣現行政策不允 許，尤其是北莫協自身的現狀，更加不可能。他說：「我們等了幾十年，好不容易 踏上了俄國的土地，如果稍有不慎，中共大使館會向俄國政府提抗議。」我理解他 的苦衷，他擔心中共把台灣的力量從這裡擠出去。 經丁先生介紹，我認識了台北國際貿易中心的W先生。國貿中心是台灣的一家半官 方機構。W先生是這裡的工作人員。W先生很熱心，他勸我不要談政治，他來幫我做 生意。他說：「台商在莫斯科需要代理人，你可以為台商接站，安排台商在莫斯科 的生活，當你與台商建立了信任以後，你可以成為台商在俄國的代理，台商非常需 要既懂技術又懂經營，熟悉俄國情況的代理人。」我認為他的建議是可行的，政治 和生意有時不一定非排列到一起去。但是過了沒幾天，W先生突然打電話來責問我： 「你怎麼在外面說我支持民運？」要我把他的名片退回去，弄得我丈二和尚摸不著 頭腦，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後來我才知道，他接到了一個自稱民運組織的人打來 的電話，指名說是我介紹找他的，他害怕了，他說：「我還有兄弟在大陸，我需要 回大陸去看親戚。」 台灣人究竟怎麼啦？他們面對中共的強權迫害害怕啦？他們擔心大陸的貧窮會影 響台灣的富裕？無法下結論。但有一點可以肯定，新一代的台灣人對中國大陸共產 黨的政治文化越來越不能理解了。北莫辦的G先生，畢業於劍橋大學，是台灣新一代 的外交官，接觸中發現他對民主政治異常嫻熟，但談到大陸的文革劫難，他似乎以 為那是另一個星球上發生的事情。當我們從劫機事件，談到大陸民運時，他竟會說 ：「大陸的中國人不要民主，台灣為什麼要支持大陸的民主化呢？」台灣人的思維 似乎跟不上共產黨極權社會的急劇變化。這裡的俄國警察對持大陸護照的中國人嗤 之以鼻，對持台灣護照的中國人畢恭畢敬地行個禮；同樣的中國貨，大陸人賣，俄 國人認為是爛貨，台灣人賣，俄國人卻願意出個好價錢。 莫斯科的留學生們 莫斯科的學生生意一下子興隆起來了。這兩年莫斯科絕大部分大學都設有中國學 生的俄語培訓班，一所學校少則幾十人，多則上百人。來這裡讀書的學生每年學費 一般要一千美元，中方倒爺留下一半，另一半交給俄方，向俄國輸送一百名學生， 賺上五萬美元，只需彈指一揮間。到俄國來學習的學生正規大學畢業的很少，能手 持電大文憑已經算不錯了，許多都是國內職高畢業，極個別的甚至只有小學文化程 度，學生在這裡念什麼書，真是可想而知了。 在國內一年能交得起一千美元學費的絕非一般人物，他們是共產黨現行政策的既 得利益者，他們既然敢把子女往俄國送，當然就會考慮怎麼把錢賺回來。師範學院 的學生L，父親在遼寧省D市銀行當頭頭，手中握有貸款大權，他父親把錢貸給自己 親屬開辦的一家貿易公司，帶著這家公司的皮夾克高高興興到莫斯科闖天下來了。 普希金學院的女學生Z，母親是黑龍江H市一家貿易公司的頭頭，於是她成了這家公 司駐莫斯科的代表，公司負責她在莫斯科的一切生活開銷，還得給她開支。 享有特權的公費生比起這些自費生要氣派多了。莫斯科大學的L小姐在這裡修俄羅 斯文學已經三年了，她打著北京D縣貿易公司的牌子在這裡做生意，現在一家大小四 口人都叫她弄到莫斯科來了。你可別小看了她這塊招牌。她可以利用北京市的優越 條件，D縣在體制上的靈活性，合法地使用共產黨的本錢，大大方方賺自己的錢。 俄羅斯政府面對中國學生潮可能招架不住了，今年起公佈了一批可以招收中國學 生的學校名單。在莫斯科近郊上學的W小姐告訴我，她所在學校可能不在名單之內， 今年寒假回國過春節的學生都沒回來，據說學校給學生辦的往返簽證全都被取消了 。 在莫斯科學習的學生不但學習權利沒有保障，而且人身安全也沒有保障。去年末 ，建築學院說一位上海學生打電話給學聯說，他們學校的學生宿舍連續被搶劫了三 次，帶隊的不管，校方不管，警察局不管，大使館也不管。學生中流傳著這樣的故 事：中國學生和美國學生住鄰居，中國學生被搶了沒人管，美國學生卻招來了大使 館工作人員，向校方提抗議，要校方保證美國學生的安全。 中國大使館在做什麼？不得而知，不過種種跡象表明大使館在賣護照。F小姐與大 使館有關，她的親屬在大使館廚房工作，有一次她在電話裡跟我說可以買到綠色外 交公務護照，當時我還似信非信，覺得這種事太玄了。幾個月後我碰到了一位溫州 商人H先生，他有三本護照，其中一本因私護照是駐莫斯科中國領事館簽發的。他直 言不諱：這本護照是通過關係得來的。大使館科技處也沒閒著，他們把國家科委與 中國銀行合辦的電器公司分號開到了全俄展覽中心，當起了二房東，由他們轉手出 租給中國商人的展銷場地，場租高達每平方米三美元。 為了擺脫二房東的盤剝，去年一部分中國商人在全俄展覽中心組織了中華商會， 但由於無法和俄國官方溝通，中華商會的大權最終落到了S先生手中。S先生自任商 會秘書長，變成了新的二房東，宰起中國商人來手更黑，他每月坐收一點五萬美元 ，而且得到大使館的支持。 大使館為了控制中國人給莫斯科華僑聯合會和中華商會補貼，兩會會長由L教授擔 任。L教授是一位值得研究的人物，他是五十年代的留蘇生，文革期間被共產黨當做 蘇修特務關了十年，他批評中共政權，但又和中共大使館往來密切。一次我在他辦 公室談商業合作事宜，正碰上他花六萬盧布雇了兩名俄羅斯警察處理一起中國人扣 壓中國人的事情，我感到很奇怪，他解釋說：「莫斯科有中國來的不法份子傷害中 國人，我幫助中國使館將他們送上中國民航，等回國去處理。」一個普通的平民百 姓，可以超越司法程序做事情，這恐怕也只有在共產黨社會才能碰上。 俄羅斯政治上自由化了，但原來蘇聯時代那些盤根錯節的關係網仍存在，中國的 官倒和太子黨公司怎麼會放過這種好機會！他們在莫斯科早就建立了據點，你只要 多接觸一些中國人，就知道王明、李立三的後人都在這裡有公司，王光美、鄧樸方 系統也在這裡建有公司，至於手持綠色外交公務護照、打著各省外貿牌子的公司更 是比比皆是。這些公司能量更大，生意做得更黑。他們可以堂而皇之地代表中共向 國內倒運俄國軍火，也可以打著日本公司、美國公司的牌子向俄國做生意。前不久 中共的一家大公司就從深圳取道新加坡、中亞運來整車皮的日本彩電。據說有的公 司現在打著邀請俄國演藝團體去中國演出的幌子，在向中國販運俄國女人。有一位 傳說是八十年代天安門派出所所長的W先生，打著巴西、西班牙、俄國商人的幌子， 在這裡販賣中國造的打火機式手槍，並策劃著在莫斯科開賭場。 可憐！可悲！ 為了讓中國商人擺脫二房東的高利盤剝，改善中國貨在俄羅斯市場的信譽，我聯 合台商及俄羅斯夥伴在全俄展覽中心租下了三百多平方米的展廳，以每天每平方米 0.4至1.7美元的低價出租，價格只有中國官倒出租價格的一半。不到一個月的功夫 ，「台灣館」就開業了，中國商人普遍反應為中國人做了件好事。然而不愉快的事 很快就發生了。一位在河北省國安局搞了十年對蘇監聽的中國商人Z先生，和一位偷 渡意大利沒有成功返回俄羅斯做生意的溫州商人W先生，聯繫用車子將「台灣館」的 櫃檯盜出去賣。我們的俄羅斯夥伴抓住了盜竊者，這兩個中國人怕丟面子，多次圍 著我說好話：「都是中國人，幫忙圓圓場吧！」而當俄羅斯人堅持要他們交納罰款 時，這兩個人馬上反咬一口說：「是我同意他們偷的。」這些人為了一點私利，把 中國人的臉都丟盡了。還有一位北京商人Y先生沒事就跑到俄國人那裡說：「你們為 什麼要和中國人合作，你們為什麼不自己經營台灣館？」俄國人很奇怪，問我：「 你們中國人為什麼互相拆台？」我一笑置之，心想俄國人總應該懂得共產黨社會生 活過來的臣民已經習慣了內鬥、外鬥。果不其然，過了沒兩天，這位Y先生竟找來了 黑社會頭頭，告訴我們的俄國夥伴：Y先生受黑社會保護。經過兩件事，我總算體會 到了為什麼俄國人是那麼不喜歡大陸來的中國人。 莫斯科的中國人現在找房子比過去要苦難多了，因為莫斯科居民都知道中國住戶 打完長途電話不給錢，一走了之，已經不是個別現象了。春天的時候維娜太太打電 話來說：他的一位房客小姐，回國時留下一百美元作電話費，當時因為電話局通知 單未到，這位小姐告訴她等電話單來了可以向H先生收，H先生當面也答應了。沒想 到電話通知單要求二百多美元，H先生裝糊塗，維娜太太要我替她找H先生。我撥通 了H先生的電話，他承認確有其事，但推說未經那位房客小姐同意他不付電話費。就 這樣三個月過去了，維娜太太一分錢電話費沒拿到。我認識的漢學家尤里先生告訴 我，他幫助一位中國教授租了間房子，這位教授回國了，留下六百美金的電話費沒 交，他打電話去中國找這位教授，教授回答說：他替公司老闆去莫斯科辦事，現在 老闆拒絕交電話費，他也沒辦法。有幾個中國小伙在全俄展覽中心做生意，他們欠 了上千美元的電話費，房東上告了，移民局扣留了他們的護照，這幾個小伙護照也 不要了，當了「黑人」。據說有些被坑害的俄國單身老太太是靠房租為生的，幾百 美金的電話費可以搞得她們傾家蕩產，她們沒有辦法，只好去使館哭訴，大使館照 例不管閒帳。 在莫斯科街頭你偶爾會碰到一些似曾相識的中國人，這些人與中國南方火車站廣 場常見的流氓差不多，只不過衣著要整齊得多。他們是經蛇人向西方引渡不成功而 滯留在莫斯科的經濟難民。去年十一月我碰到了一家溫州人，在列寧大街上賣衣服 ，兩個孩子一個八歲，一個十二歲。經過攀談知道，由於西方控制經濟難民入境， 他們取道匈牙利去意大利的打算落空了，身邊帶的錢花一天少一天，只好賣衣服維 持。這裡的經濟難民以福建人居多，他們集體租房子住，有的是「共同體」，一間 房子住上五、六個人，生活很艱苦，但他們比其他中國人團結。今年以來福建人在 「灰線」(地鐵線路)的一個大市場「練攤」，由於大家抱團兒，倒也能抗得住警察 和黑社會的敲詐，居然形成了一個靠倒貨為生的福建圈。一次一個女學生要租房子 ，我們幫了忙。沒想到她竟帶來了一位衣著入時的三十多歲的福建人，此人出手闊 綽，口口聲聲人活一世不吃喝玩樂就算白活了，聲稱自己在美國居住多年，此次來 俄國是準備在俄國辦公司。奇怪的是這個居住美國的人連最簡單的英語都聽不懂， 走在路上兩眼四顧，顯得異常不安，好像總在提防有什麼人會突然襲擊他。他們搬 入新居不久，警察就光顧了兩次。嚇得他打電話問我們應該怎麼應付。我和朋友們 議論，這個人莫不是人蛇頭頭，在美國呆不下去了，跑到俄國來避災？ 可憐知識分子也加入了難民的行列。曾參加過「六四」天安門靜坐示威的W小姐和 她的先生L現滯留在莫斯科。W小姐在國內學生物的，大學畢業正趕上八九年，工作 分配成了問題，她先生是搞社會科學的研究生，為了出國，離開了原單位。問起他 們對「六四」的感想，他們說：「那時候大家都去，因此隨大流跟著去了。」問起 今後有什麼打算，他們表示對國內不抱什麼希望，打算在莫斯科長期呆下去，只是 搞到長期居留權要花錢，正在想辦法。為了生活，他們只得給中國商人打工，所學 專業都扔掉了。最近L先生被解雇了，只好每逢週末和別人搭伴去市場「練攤」。沈 陽某建築研究所的C女士和S先生，四十多歲了，剛來莫斯科不久，住在一家中國人 集中的旅館裡，現在也在做生意。一天早上S先生運貨出門，雇了輛小汽車，結果被 拉到了小樹林裡，六七個俄羅斯人上來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將貨款洗劫一空揚 長而去。當問起C女士為什麼放棄了自己的工作到莫斯科來時，她說：「現在全民經 商，國內錢不好掙。」S先生被洗劫後，C女士仍決心幹下去，現在正忙著重新回國 上貨呢！曾在天津某醫院工作的L小姐，本準備自費來俄羅斯進修，到莫斯科一年了 ，掙的錢僅勉強能維持吃飯，由於租不起房子，只好在學生宿舍打游擊，不想僅有 的幾百美元又被偷走了。問她今後怎麼辦，她還想繼續混下去，不打算回國，並說 ：「今後一旦掙到錢，就想辦法往西走，在這裡進修是不指望了。」在中共政權的 淫威下，知識分子好像麻木了，他們想逃避中國的社會現實，然而現實卻又如此毫 不留情。 朋友，別氣餒！ 「六四」以後，中國社會一片黑暗，最近江、李政權又加緊逮捕國內異議人士， 有志之士為暫避共產黨的鋒芒，被迫流亡異國他鄉，希望在國外積聚力量，待機返 回祖國。看到俄羅斯中國人的狀況，人們也許會感到心灰意懶，前途渺茫。不過， 朋友別氣餒！這只不過是中共強權統治下中國大陸各種醜陋現象在國外的延伸，這 只是表面現象，不值得大驚小怪。你看，白宮事件時，不是有中國人在紅場舉出大 字中文標語支持葉利欽，支持俄羅斯政治自由嗎！你看，那些意志堅定的知識分子 不是在認真研究蘇共垮台後俄國政治改革的經驗嗎！那才是旅俄中國人的代表。他 們正通過自己的努力，力爭與俄國社會融為一體，並為中國大陸的民主化發揮自己 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