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公有制、私有制的價值重評 （江蘇）應克復 公有化為目標的「三大改造」是大災難 毛澤東建構了公有制一統天下，斷言「祇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事實唱了反調。公 有制專政下的中國，經濟萎縮，物質匱乏，百姓貧窮，飢餓，到處是恐懼，是屈辱，是苦難， 是人的權利的失落與剝奪，…… 改革啟動之後，「萬惡之源」的私有經濟復甦再生，並且崛起，成為市場經濟的寵兒。 中國已成了另一個樣子。至少告別了貧窮。遺憾的是在官方的話語中，至今將私有經濟稱之 為「非公有制」經濟，視為異類。 馬克思在27歲之年宣告：「共產黨人可以用一句話把自己的理論概括起來：消滅私有 制。」這是《共產黨宣言》中最重要的結論，毛澤東對此自然刻骨銘心。他在登上權壇高位 之後，不遺餘力地實踐這一旨意，結果把中國引向絕路。 不過馬克思還說，「共產主義的特徵並不是要廢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廢除資產階級 的所有制。」列寧卻無視馬克思這一關照。十月革命之後他把注意力轉移到小生產者身上， 頻頻地向這個群體發起攻擊。他認為農民「是一個非常廣闊和極其深厚的資本主義基礎。在 這個基礎上，資本主義得以保留和復活起來，而且同共產主義進行極其殘酷的鬥爭。」 毛澤東熱衷於列寧。早在立國之前的《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毛就說「嚴重的問題是教育 農民。」他在那時就注意到農民會與共產主義格格不入。1951年當一些農民才分得土地時， 毛就倡導互助合作、土地交公，從此一發而不可收。從互助組到初級社，從初級社到高級社， 再從高級社到人民公社，向公有化不斷地跳躍，時間不過6年。「共產」的力度不可謂不大， 其速度不可謂不快。這個過程無非是農民的權利不斷地遭受「剝奪」的過程。至於對資本家 的「剝奪」更不在話下了。 現在公有制一統天下已經不再。但我們不能忘記苦難的過去，這裡曾經有幾千萬人在絕 望中死去。我們要為他們銘寫碑文。更重要的，近30年的經濟改革可稱之為是一場「改造之 改造」，是對當年改造之主體—公有制的改造（政治改革也是如此）。 對公有制與私有制的研究，其意義還與人類的生活切切相關，涉及到對人們行為的善和 惡作出最基本的道德評價，對善法和惡法作出最基本的法理判斷，對制度的文明與野蠻、先 進與落後作出最基本的歷史評定。這個問題，對於認識人類的文明史，對於中國人認識當前 的世界與當代的中國，實在是一個必須解決的基本問題。共和國史上所經歷的幾次災難已成 定論，那就是：「反右運動」（1957年），「大躍進」與「大饑荒」（1958—1961年）， 「文化大革命」運動（1966—1976年），「六四」屠城（1989年）。本文表明，以公有化為 目標的「三大改造」運動後患無窮，也應列為共和國史上的一大災難。 公有制的基本難題 在人類思想史上，對私有制的譴責連綿不斷。到了資本主義早期，批評私有制形成了一 種思潮。馬克思與恩格斯的共產主義學說對資本主義進行了更為深入的批判。他們分析資本 主義制度不可克服的內在矛盾，即資本與勞動的對立以及生產的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私人佔有 之間的矛盾。指出資本主義的喪鐘已經敲響，它為自己準備好了掘墓人——無產階級。無產 階級必須以暴力革命推翻資本主義制度，建立社會主義社會。 馬、恩的學說其影響超越了西方世界，對中國尤為深刻。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分析以及 若干結論，對中國人來說成了金科玉律。「以階級鬥爭為綱」實際上是批判資產階級為綱， 因此，滅資、批資、鬥爭的運動此起彼伏，「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專政」。這一切充分表明 毛澤東時代對資本主義文明十分無知又十分野蠻，導致中國愚昧、專制與貧窮。幸好馬克思 的理論對資本主義的發源地與大本營沒有產生顛覆性挑戰，這是令人深思的。 公有制在未經實踐之前，對公、私兩種所有制的孰優孰劣，一直是個懸案，難以定論 （從人類的思想資料看，對公有制的評說比私有制要好得多）。現在有了大面積幾十年的實 驗，人們如夢初醒：公有制並沒有像理想家們所想像的那麼美好。它的弊病在世人面前一一 暴露。社會主義公有制優越性的神話被打破了。 一些經濟學家評說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是「短缺經濟」，就是物質匱乏，社會貧窮。上 世紀60——70年代的中國是一個「票證的時代」。每個人、每個家庭失去票證就寸步難行。 購買各種生活必需品除了人民幣還必須支付相應的票證：糧票、油票、肉票、布票、蛋票、 豆製品票，等等，還有購買某些工業品的工業卷。經濟學家還評說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患有 「投資飢餓症」。一個企業、一個部門、一個地方政府，總是不斷地伸手向上面計劃經濟部 門要錢、要設備、要項目。不要白不要，管它是否急需、要來是否用得上。掌握著人、財、 物大權的政府主管部門源源不斷地將各種資源調撥各處。但是，你無論下撥了多少，總是滿 足不了眾多「兒女們」的需求，他們永遠表示處於「飢餓」狀況。這其中浪費了多少資源， 誰說得清。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自稱為「有計劃、按比例、高速度」。「有計劃」不假，但這 種計劃不以市場（那時壓根沒有市場）需求為前提，不以社會消費與社會需求為目的，而是 從長官意志出發，以經濟指標的增長為目的。「按比例」也是主觀設定，因而常被「比例失 調」所嘲弄。而不切實際的「高速度」，在實踐中往往一再碰壁，欲速反慢，不得不放慢速 度，壓縮指標，吞下浮誇的苦果。 上面說的祇是公有制加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某些經濟現象。那麼，現象背後的本質是什麼 呢？這就需要探討社會主義公有制內在的基本矛盾。 社會主義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前者是其主體。全民所有制又 稱國家所有制。全民所有制或國家所有制的概念，從邏輯到實際運行都存在無法克服的矛盾。 全民所有制概念之意即生產資料屬全體人民所有。從理論上說，祇要你是這個國家的公 民，你就是國有資產的所有者。可是作為所有者的全體人民，或作為全體人民中的一部分， 或某個個人都不可能直接地親身佔有、支配、運用、享受屬於他們所有的那部分資產。因此， 全民所有制下的資產為人民所有便祇具有名義與道義的意義。實際掌握龐大的國有資產的是 政府的相關部門；這些部門制定計劃，下達指令，調配資源，指派官員，聚集並分配利潤。 所以實際情況是，全體人民同歸於他們所有的資產是相分離的，全民資產的命運與他們無切 身關係。至於國有企業的工人，他們倒是與這些全民資產朝夕相處的，而且他們是國家的領 導階級，是企業的主人。可是這也僅僅是一種名義。實際情況是他們對企業的生產經營與領 導者的領導，並沒有發言權，祇有私下發點牢騷。主人的義務與權利是完成任務，安全生產， 不出廢品，領取微薄的工資，享受低水平的福利勞保。與其說是主人，不如說是國家企業中 的僱傭勞動者。 現在我們再來考察與全民所有制發生著另一種關係的政府部門及其官員的情形。他們是 全民資產的主宰者。他們無須經過所有者的同意，對這一資產就擁有佔有權、支配權、分配 權、處置權以及經營活動中的決策權。這些官員在運營這些資產時所採取的方法與措施，並 非都十分正確與正當。他們的領導與管理，其後果可能成功，也可能失敗；可能盈利，也可 能虧損。國企的老總與政府有很大的權力，但都不承擔相應的責任，權與責不對稱，也不可 能對稱。這同私營企業存在莫大的差別。私企老闆必須承擔虧損的責任。當然，在私企那裡， 如果盈利了就是老闆的。對於國企老總，企業的利潤不能落入他的口袋。這裡，權力、責任、 利益三者互相脫節。他們有投資決策權，但不承擔投資風險。他們有經營管理權，但不承擔 虧損責任。他所管理的企業如果創造了可觀的利潤，必須如數上繳，他的收入依然是那份定 額工資。他是個經濟人，因為他所面對的是完成經濟指標。他又是一個政治人，不但因為經 濟是為政治服務的，更因為他是政府指派的一個官員。他代表國家行使他的職權，這同政府 機構中的大小官員並無差別。這種具有雙重色彩的身份說他是實業家不如說他是一個行政官 員。作為行政官員，服從上級，對上級負責，才是他的安身立命之道。更何況在「算政治帳， 不算經濟帳」的「極左」口號下，國有企業能正常運轉就算是不錯的了。因為他是一個受制 於政府的官員，當市場信息與上級指令相矛盾，或上級指令滯後於市場信息的情況下，他的 選擇祇能是服從上級。這就決定了國有企業不適應市場經濟或被淘汰屬情理之中。 綜上所述：成千上萬的國有企業不無種種弊病，更無良策克服由這個制度產生的矛盾。 這個矛盾就是：作為所有者的全體人民與國有資產是相分離的。作為經營管理者的政府官員， 雖然可主宰國有資產，但不會悉心地去照管與關愛。所有者與管理者對國有資產（公共財產） 都漠不關心，浪費、失策、虧損、流失等都不會痛心，也無人負責。工人吃企業的大鍋飯， 企業吃國家的大鍋飯，於是，整個國有經濟大動脈缺乏動力，缺乏活力，也因此缺乏效率與 效益。這是國有企業的通病與痼疾。中國的企業與發達國家相比，至今是高投入，高能耗， 高污染，低效益。還要補充一句，世界各國凡是國有企業，上述的現象與矛盾都在所難免， 祇是大同小異。 公有化在中國農村的慘重失敗 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申明，中國革命之後是有多種經濟存在的新民主主義社會。 1949年的《共同綱領》也規定，「保護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經濟利益 及其私有財產」（第三條）。但開國不久，毛就將當年的理論作廢。1951年8月間，毛就組 織起草關於互助合作的決議，針對《共同綱領》中關於「凡已實行土地改革的地區，必須保 護農民所得土地的所有權」的規定，他責問：為什麼不能動搖私有？此言頗有皇氣與霸氣， 毫無法律意識，輕率地推翻《共同綱領》中關於「保護私有財產」的莊嚴承諾，是以後農村 公有化與國家一系列災難事件的禍根。 1953年6月毛澤東提出關於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過渡時 期總路線。10月、11月兩次談話明言要改變農民的個體所有制。他說：「總路線也可以說就 是解決所有制的問題。」「現在，私有制和社會主義公有制都是合法的，但是私有制要逐步 變為不合法。」。他還說：個體所有制必須過渡到集體所有制，過渡到社會主義。合作社有 低級的，土地入股；有高級的，土地歸公，歸合作社之公。10月中央召開第三次互助合作會 議，這是由注重互助組轉向合作社的一次轉折性會議。1954年全國掀起了辦社熱潮。由於貪 多求大、強迫命令，鄧子恢（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提出了「停、縮、發」三字方針進行整 頓。 1955年7月，毛作了《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開展了建國後全黨範圍第一次 「反右傾」鬥爭。10月，中共七屆六中全會通過決議，貶斥中央農村工作部犯了「右傾機會 主義」的錯誤。農業合作化運動於是勢如破竹。至1956年底，入社農戶佔全國總農戶數的96。 3%，其中高級社占87。8%。另外，1955年冬到1956年春又掀起了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個體手 工業、小商小販的社會主義改造的熱潮。至1956年底，合作化的手工業人數已達91。7%；公 私合營的工業企業達7萬戶，總產值占原私營工業總產值的99。6%毛澤東原設想在10—15年 實現三大改造的任務，卻在短短的4年之內實現了。毛多次向人說：1949年那樣大的勝利並 沒有使我高興。到1955年，當我看到有那麼多的農民參加了合作社，接著是私營工商業的改 造，我開始高興了。 合作化運動實質上是對農民的一場「剝奪」。基層幹部和農民把集體化稱為「歸大堆」， 「第二次平分」。「耕者有其田」是農民的長久期盼，也是積極參加共產黨革命的動因。他 們萬萬沒有想到的是，土改分得的土地祇是過了一下手而已，立即被「共產」了。而且，農 民在合作化運動中被剝奪的不僅僅是土地、牲畜和農具，還有自主經營權。從此，他們在生 產活動中成為被動者。土地等財產權和自主生產權的喪失，也是人權的喪失。當然，在毛的 意識中是沒有人權概念的。 然而，合作化對農民的「剝奪」，還僅僅是初級階段。 1958年，毛澤東又發動「超英趕美」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一場更激烈 的「剝奪」風暴來臨了！8月毛在北戴河會議上說，人民公社有共產主義萌芽。產品十分豐 富，糧食、棉花、油料實行共產。道德大為進步，勞動不要監督，要他休息不休息。人民公 社大協作，自帶工具、糧食，不要計件工資，是對資產階級法權的破壞。他還說，過去革命 打死很多人，是不要代價的，現在為什麼不可以這樣幹呢？他還說，人民公社的特點一曰大， 二曰公。大，工農商學兵，農林牧副漁，了不起。公，就是社會主義比合作社多，把資本主 義的殘餘，如自留地、私養的牲畜逐步去掉，搞公共食堂、托兒所，全體勞動婦女可以解放。 可見，「人民公社」運動就是一場「共產化」、「國有化」運動。 北戴河會議根據毛澤東講話精神通過了《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的決議》。至9月底， 《人民日報》宣佈全國基本實現了農村人民公社化；此時距《決議》公佈僅20天。與此而來 的是「五風」狂潮襲擊廣袤的農村。即共產風，浮誇風，瞎指揮風，強迫命令風，幹部特殊 風。五風的核心是「共產風」。「五風」的風源來自毛澤東在視察中和黨的會議上的一系列 講話。 所謂「公社化」就是將各合作社的全部財產為公社所有。公社一級享有極大的調撥權。 它可以調撥各大隊的勞力、資金和財產。這種調撥，用於農田水利建設、興辦工業、大煉鋼 鐵等。這種調撥還用來填平窮隊與富隊之間的差別，實行平均分配。公社還享有生產指揮權。 公社化之後，原來農業社的生產要聽從上級的命令，生產經營權也被「共」了。「共產風」 還刮到每家每戶，不僅「共」生產資料，還「共」農民的私人生活資料。作為人民公社示範 的樣板河南省遂平縣碴岈山人民公社的簡章規定：「社員入社後，應該交出全部自留地，並 將私有的房基、牲畜、林木等私有資料轉為全社公有」河北徐水縣的一些地方連社員家裡的 箱箱櫃櫃都收歸公有。社員說，除了一雙筷子、一祇碗是個人的，其他都歸公了。 從合作化到公社化毛澤東關於對農民的生產資料乃至生活資料進行「共產」與「剝奪」 的言論，大大「發展」了馬克思關於剝奪資本與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理論，是對馬克思關 於消滅私有制思想的惡性扭曲，也是對人民實行專政的基礎和基本構成。 面對「共產風」的襲擊，農民無力抵禦，他們的反抗祇能是「怠工」。人民公社宣稱 「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農民對此以「出工自由化，吃飯戰鬥化，收工 集體化」加以對抗。分配上的平均主義——好壞不分，強弱不分，大人小孩不分，結果是懶 漢歡天喜地，青年人大不滿意，老漢們唉聲歎氣，於是出勤率下降，勞動生產率下降，勞動 質量下降。基層幹部出於來自上面的壓力，採取強迫手段，像趕鴨子一樣叫農民幹活。有的 幹部動不動打人，完不成任務打，出工遲到也打。由於實行集體食堂制度，幹部以控制食品 分配的權力胡作非為，動輒以剋扣飯票來威脅農民。幹活遲到的、誤工的要剋扣飯票，因饑 餓或生病不能幹活的，或講幹部壞話的都要剋扣飯票。幹部們就這樣掌握了群眾的生死予奪 之權。 公社化期間的農民實際上已淪為農奴。他們有限的財產被「共」了，他們的自主生產權 被「剝奪」了，獲得勞動報酬的權利也失去了保障，最後，人身的自由權、生命權也難逃厄 運。因此，人民公社實際上是共產制度下的農奴制（說農奴制還算是輕的，因為沒聽說歷史 上的奴隸制下有幾千萬人被活活餓死的悲慘記錄），這是至今研究這段歷史的學者們所沒有 看透的。 大躍進、公社化運動造成了農業生產力的嚴重破壞和3年（1959——1961）的「大饑 荒」。1960年糧食產量僅1435億公斤，跌到1951年1437億公斤的水平。農村和城市居民的口 糧極度困難。農村人口因飢餓而大量死亡。面對飢餓、死亡的威脅，農民逼迫吃樹皮、野草、 觀音土，乃至食人，令人慘不忍睹。據曹樹基（上海交通大學歷史系教授）2005年一項研究 成果，1959—1961年中國餓死人計3755。8萬人。他的這一數字是建立在對1462個縣統計資 料「認真求證」的基礎上的，這為全面揭開三年大躍進時期餓死人的真相走出了關鍵的一步。 這比中共上台執政前的2129年中203次重大氣候災難的死亡人數之和2991萬人還要多764萬人。 特別需要說明，3年中餓死近4000萬人，既不是因為自然災害，也不是國家沒有救濟的能力 所致。「大躍進」成了地地道道的「大災難」。 1959年毛澤東與中共上層開始糾錯，在肯定「三面紅旗」（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 的前提下糾正「一個指頭」的問題（成績是「九個指頭」）。毛不能容忍對他所掀起的「共 產風」的批評。1959年彭德懷等為民「鼓與呼」，被打成「反黨集團」，「右傾機會主義」。 1959—1960年安徽等地試行「包產到戶」，又遭毛的嚴厲批評。1962年毛的秘書田家英經調 查後向毛匯報，認為「包產到戶」對恢復生產明顯有利，深受農民歡迎，對此毛說有的時候 也不能完全聽群眾的，比如要搞包產到戶就不能聽。這樣，「包產到戶」一直成為一個禁區。 毛澤東對人民公社體制的調整的底線是「三級所有，隊為基礎」。這個經營體制一直勉強維 持到1978年，到毛去世後才能退出歷史舞台。80年代初中國農村普遍推行「包產到戶」、恢 復以農戶為基本生產單位，成為中國改革的帶頭羊，這是毛生前不可預料的。 私有制是通向富裕之路 公有制經濟體制中不可克服的內在矛盾以及由此所產生的種種弊端，其試驗結果勢必是 普遍的貧窮！中國經濟占世界比重1955年為4。7%，70年代末80年代初則下降為2。5%。這一 點到上世紀80年代初即「文革」結束後也為中共上層人士中一些具有開明思想的領導人所認 識，鄧小平憤憤地說，「貧窮不是社會主義。」80年代初個體雇工現象露面了，鄧小平的態 度是不禁止也不宣傳。到1988年國家通過憲法修正案：「國家允許私營經濟在法律規定的范 圍內存在和發展。」私營經濟初步獲得了合憲性。那時候強調的是公有制經濟的「主體性」 與個體私營經濟的「補充性」。維護「主體性」是不能動搖的社會主義原則，這使私營經濟 的發展受到層層制約。人們對「資」與「私」心懷餘悸，如履薄冰。鄧小平也祇能使出「不 爭論」一招為他的改革政策護駕，迂迴地找到另一條路徑為資本主義私有經濟開闢通道：那 就是市場經濟。對於市場經濟雖也爭論多年，但其敏感性弱於私有經濟。92年鄧在南巡中大 力鼓吹市場經濟，辨明市場經濟不姓「資」也不姓「社」。不久，市場經濟被中共十四次代 表大會（1992年）所接受，從此私有經濟被迅速激活起來，無孔不入地開拓著自己的生存領 地與市場空間。從1978年到2005年，我國GDP從3624億元增加到18。23萬億元，平均每年增 長9。4%。此期間，城鎮居民人均收入由343元提高到10493元；財政收入由1132億元增長到3。 16萬億元。另據全國工商聯《2006年民營經濟》藍皮書披露，2004年，內資民營經濟在GDP 中已達42。8%，2005年底上升到50%，預計未來5年，民營經濟佔全國GDP的比重將達3/4顯然， 如果不開放民間私有經濟並獲得迅速發展，中國這近30年中的經濟起飛斷無可能。 中國某些大牌經濟學家將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歸結為是實行了市場經濟，對私有經濟這 一關鍵因素有所忽視。人類史上經濟奇跡都是在私有制條件下出現的，這在資本主義時期尤 為突出。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以及市場經濟的蓬勃發展都是以私有制為基礎的。我們要充分 估計市場經濟對於推動商品經濟與企業組織的作用。市場經濟與企業組織是一種互動關係； 然企業組織是市場的基礎。可以說，沒有自由的企業就沒有自由的市場。我贊同D。諾斯所 說，有效率的經濟組織在西歐的發展正是西方興起的原因所在。我們可以說，有效率的經濟 組織在中國的發展正是當代中國興起的原因所在。這裡所說的「有效率的經濟組織」應當是 指私有性質的企業與兩權（中介的法人產權與最終產權）分立的股份制企業。經過兩種所有 制的試驗與比較，為人們獲得新的認識提供了依據。現在，對於哪種經濟形態更利於經濟的 持久發展，或者說，更有利於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從而能夠為社會創造更多的財富，促使社 會走向普遍富裕的境地，其答案已朗若白晝，無可非議了。 也許歷史上的一些思想家對私有制的批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他們沒有能看到人類在20 世紀所進行的公有制經濟在眾多國家中的試驗。這個試驗是在國家權力的驅動下強行推行的， 擴展到10多個社會主義國家的10多億人口，持續達幾十年之久，其歷史紀錄之悲慘比之私有 制下人們的生活狀況，遠遠超出人們的想像。 在與公有制的比較中，人們應當為私有制說幾句公道話了。 1、說私有製造成了社會的不平等，形成貧富對立。可是公有制下難道不是特權者的天 堂，官僚主義者的樂園！即使在改革年代，官僚們以改革的旗號作掩護，進行暗箱操作，大 肆盜竊國民財富，化公為私，紛紛成為擁有千萬、億萬財富的暴富者。「權貴資本主義」成 了「改革」的一個豐碩成果，是當代中國腐敗勢力猖獗的集中表現。 2、說私有制是一種剝削制度，它對勞動者進行奴役與壓搾，從而引起階級對立。可是 誰能說公有制下杜絕了剝削現象呢？問題是公有制下的剝削以權力為基本條件，因而可稱之 為「權力剝削」，這種剝削方式具有很大的偽善性。權力剝削往往在生產過程之外或在分配 中進行，是一種超經濟剝削，較之資本剝削更落後。權力剝削在數量上有很大的彈性，難以 有一個計算尺度，較之資本剝削更無人道。這種剝削形式長期來使工人、農民的生活處於十 分貧困的狀況。 3、說私有制，特別到了資本主義階段，週期性地爆發了經濟危機。可是，公有制下難 道不曾出現過危機？「文革」結束之時，中國的國民經濟已到了「崩潰的邊緣」，而且不是 生產過剩危機，是嚴重的匱乏危機。其實何止是經濟危機，還有信仰危機、政治危機（接班 人危機、執政危機）、社會危機。 4、說私有制加市場經濟，使生產處於無政府狀態，造成 社會財富的巨大浪費。說到浪費，公有制下的浪費則更為怵目與痛心。人們都知道高指標， 瞎指揮，勞民傷財；都知道共產風，浮誇風，人心浮動；都知道長官意識，盲目投資，重複 建設；都知道公款吃喝、公車消費、公款旅遊……林林總總，不知浪費了多少國民財富，揮 霍了多少民脂民膏！ 此外，公有制經濟還具有私有制經濟所沒有的一些弊病。 公有制經濟是政府包辦的經濟。除了經營成本高，浪費嚴重，管理不善外，它使社會在 經濟活動中成為被動者、旁觀者與依附者，每個人失去了自主權與進取性，失去了對生產活 動的興趣。公有制經濟是命令經濟。發展速度、經濟指標與重大決策由最高權力者欽定，然 後層層貫徹。它不顧客觀規律，發動經濟建設的人民戰爭（如1958年的「大躍進」與「大煉 鋼鐵」），大轟大嗡，弄虛作假，勞民傷財。發展計劃受挫，國家墜入深淵。祇繳學費，老 不畢業。領導者無須承擔過錯責任，無下任之慮，反迫害不同意見者。 開啟市場經濟後，公有制經濟仍享有「主體」地位，「國家保障國有經濟的鞏固和發展」 （憲法第七條）。政府在整個經濟活動中仍是「主導者」，操縱種種大權（資源調配權、項 目、指標審批權、經濟生活的決策權與監督權等），既是「運動員」，又是「裁判員」，使 市場競爭有失公平，還為權錢交易、官商勾結、賄賂公行大開洞門。國企改制，成了官僚們 鯨吞國有資產的盛宴。老百姓為改革、也為腐敗埋單，社會財富迅速集中於少數人之手。改 革改出了一個「權貴階層」，其孽生之源是官有制經濟。 如果一定要說堅持公有制有什麼重要意義，那就是為國家所操控的龐大的國有資產與滾 滾而來的利潤是極權主義的經濟基礎，它為極權統治提供物質支持，又是官僚們索取特權享 受的物質源泉，因此，作為公有制的國有經濟在相當程度上是官僚特權階層的所有制。所謂 「相當程度」，因為國有經濟還不得不為社會提供公共需求並承擔著國家的前瞻性發展。 有人說，私有制是同「惡」相聯繫的，這一點恐怕是無法否認的吧！ 其實這種惡，作為人性的一個方面（人性中也有善的一面）在任何環境下都會有所表現 的。說私有制誘發了人性中的惡，難道在公有制的場景下，人性中的惡就消失了。當然不是。 問題是，這種惡的表現在哪種制度環境下能引導到有利於社會的進步，產生較少的消極與破 壞作用。這是值得人們仔細思量的。 人都有需求、自利的慾望，需要得到充分的財富。如果他是以正當手段獲得的，並不會 受到人們的譴責與法律的懲罰。但社會若不確立私有制的法律保護，那麼侵佔別人的財富並 不認為是行為不當（如1958年刮起的「共產風」，1966年掀起的「抄家風」），這無疑助長 了偷盜與搶劫等惡行。以平等為原則的共產主義制度下，干多干少、幹好干壞一個樣。個人 利益受到藐視，個人慾望受到壓抑，個人積極性受到摧殘。大鍋飯，養懶漢。出工不出力。 平庸者與勤奮者均是「按勞分配」，活得一個樣，餓不死，也富不了。社會不是獎勤罰懶， 實際上在提倡獎懶罰勤。由此可見，在私有財產制不確立或共產公有制的社會裡都存在著一 種潛在的消極因素，即人們不願為個人利益而奮鬥。私有制的意義在於使個人奮鬥所創造成 果均可帶來看得見的利益，因此激發了人的慾望、熱情、智慧與創造力，激勵著人們去競爭、 去拚搏，乃至去冒險。這就給社會注進了前進的恆久動力。 人的慾望和對個人利益的追求，應當視為正當，卻也容易偏離理性，跌入違規的泥潭， 因此被人們稱之為惡，私有制助長了這種惡，產生了欺詐、掠奪、奴役、征戰等罪惡，因此 它抬不起頭，挺不起胸。其實對這種惡，先前的思想家們並非沒有作出過公正的分析。譬如 黑格爾認為，善與惡，是編織世界歷史的經緯，他稱讚「惡」在歷史上的作用甚至比「善」 更為重要。柏拉圖說：「人類的本性將永遠傾向於貪婪與自私，逃避痛苦，追求快樂而無任 何理性，人們會先考慮這些，然後才考慮到公正和善德」。恩格斯以十分清晰的語言道明： 「卑劣的貪慾是文明時代從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動力；財富，財富，第三還是財富， ——不是社會的財富，而是這個微不足道的單個人的個人的財富，這就是文明時代唯一的、 具有決定意義的目的。」文明社會中具有決定意義的動力就是人對財富的追求，或者說就是 人性。私有制是與人性相通的制度。否定私有制的空想家們，或者無視人性，或者扭曲人性， 或者企圖改造人性。他們的美好計劃結果都遭到人性的反抗而歸於失敗！由此也使我們明白， 私有制為什麼是文明社會的基礎而立於不敗之地。 1956年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造運動消滅了一切形式的私人所有制。此後我們經歷了一個無 私有制的社會。沒有私有制的時代也是個人權利失落的時代。社會在一切方面停滯下來了。 說停滯還算是不錯的。更多的是經受著挫折、動亂的苦難。經過近半個世紀的風雲變幻， 2004年國家的憲法終於確立「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2007年國家又出台了《物 權法》（稱《財產法》更妥），保護私人財產權開始有了專門的法規。 私人財產的明確界定與法律保護，這在中共建政以來的立法史上還是第一次。但是，私 產與公產的法律保護其地位是不平等的。對於公產，憲法強調「社會主義公共財產神聖不可 侵犯。」而私產憲法祇稱「不受侵犯」而已。法律用語的差別反映對私產還存在一定的歧視。 這比西方國家落後200餘年。18世紀中葉英國首相老威廉。皮特就私有財產的神聖性發表過 這樣的演講：即使是最窮的人，在他的寒舍裡也敢於對抗國王的權威。風可以吹進這所房子， 雨可以打進這所房子，房子甚至會在風雨中飄搖，但是英王不能踏進這所房子，他的千軍萬 馬不敢跨入這間已經破損了門檻的破房子。 現在，我們終於又把私有制請了回來。從廢除私有制到重新確立私有制，這一大起大落 的震盪，翻天覆地的變化，不過是走了一個圓圈又回到了起點，才終於駛入了人類的文明航 道。 通向富裕之路現在已經比較清楚了。不是「劫富濟貧」，使社會依然貧窮；不是「剝奪 資本」，使大眾成為無產者。而是在私有制下人們以不同方式的努力去正當地獲得財富。當 一部分人擁有越來越多的財富時，國家就有條件通過合理的稅賦政策，實行財富的再分配， 調節貧富差異。要消滅貧富差別，不是消滅富人，剝奪他們的財產，而是讓富人越來越多， 越來越富，然後將他們中的一部分財富流向窮人與弱勢者，幫助他們致富，由無產者變為有 產者。如此，社會才能達到總體富裕狀態。這是西方國家所走的一條成功的道路。 經濟體制改革：重建所有制結構 「單一公有制」已被實踐所否定，並不意味著是對公有制的否定。公、私兩制，除了性 質上的不同規定性之外，各自還因其不同的功能而對社會生產和生活的需求發揮著不同的作 用。因此，任何一種所有制都不可能獨坐天下。 至2005年底，全國民營經濟在當年GDP總值中已佔50%。須知民營經濟這一可觀的成就是 在市場競爭有失公正與發展條件不及國企與外企的情況下取得的，這說明民企在機制和效率 上遠優於國企。但從功能方面考察，國企比民企要複雜的多。民企的功能是單一的，僅追求 企業的自身眼前的經濟效益，實現利潤最大化。那種賺錢少甚至賺不到錢的生產它是不會去 經營的。這就是它的局限性。當然，民企通過向國家納稅，客觀上也是支撐國家職能重要的 物質力量。它生產的商品，滿足社會各種需求，還提供廣泛的就業機會，這些都是它所產生 的社會效益。 國企的功能是為實現國家職能提供物質力量，即為國家控制社會、服務社會與發展社會 提供一部分物質保障。國企的這一功能使它追求多重效益：1。除追求經濟效益外，還追求 政治效益與社會效益（當然不是每一個國企都能同時實現這三種效益）。2。國企的效益具 有宏觀性，它不是僅為社會某一階層、某一地區、某一領域提供服務的，它是面向全社會的。 考察國企的效益有的不能單純地核算其自身的盈虧狀況。由於它的效益的輸出，促使了其他 企業效益的增長，促使了整個社會的穩定和發展。也就是說，國企的效益有的是通過社會各 領域的變化和發展、通過社會生活正常、健康地發展曲折地反映出來的。3。國企的效益還 具有未來性，為了社會的發展，國企承辦起某些重大的基礎性產業與先導性產業（如太空工 程）。這些產業由於耗資巨、週期長、風險大、見效慢等原因，民企無力、也不願承辦這些 產業，這些任務就義不容辭地落到了國企的身上了。 國企與民企在功能上的差別，彼此在客觀上存在一種社會分工，即他們在經營內容、所 居行業應有所不同。認識這一分工法則，有利於形成公、私兩制的最佳結構，最大限度地實 現各自的功能，使之優勢互補，效益互補，協調發展。 對於所有制的認識，人們至今停留於公與私的界分。其實，有的事物的性質具有多重性。 對於所有制來說，公與私祇是財產歸屬的差別。筆者所提出的所有制功能的論點就是所有制 的重要屬性。這一論點為我們較為全面地認識所有制的本質開闊了視野，對於重建中國的所 有制結構很有益處。我們必須超越公優私劣、褒公貶私的狹隘思維框架，進入公私並存、功 能互補新的思維境界。 所有制結構的合理化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所追求的基本目標。所謂合理化是指公有與私 有兩制的行業分佈合理，使兩種所有制各盡所能，使各自的功能與效益得到較為理想的實現。 市場化改革以來，公私兩制結構的變化多半是在市場的衝擊與催化下發生的，它是市場經濟 背景下的一種自發、半自發的現象。這不妨也可稱之為是一種「市場調節」，理論指導一直 處於缺位狀態。國資委在2006年12月作出部署，對軍工、電網電力、石油石化、電信、煤炭、 民航、航運等七大行業要保持「絕對控制力」，對裝備製造、汽車、電子信息、建築、鋼鐵、 有色金屬、化工、勘察設計、科技等九大行業要保持「較強控制力」。國資委還認為，對於 不屬於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的國有資本，可依法轉讓。就是說，那些在國資委看來是「重要 行業和關鍵領域」都應當由國企和國資來經辦。這種觀點同建立合理所有制結構的目標還有 相當大的距離。經濟體制改革的難點是國企的改革，阻礙建立合理所有制結構的困難也在於 存在龐大的國有企業體系。國企的改革，政府的導向大概可以歸納為兩種安排。一種安排是 將相當數量的國企推向市場，即市場化安排。十幾年之後這些國企虧的虧，散的散，在市場 突圍中紛紛敗退。這部分企業所謂「市場化」的安排的實際效果是通過市場競爭讓其自行淘 汰。市場化實踐之後，這批企業難以生存，成為政府財政的沉重負擔，不得不作為包袱甩給 社會。這批企業破產或長期虧損，要轉讓、拍賣企業的資產，這就產生了另一個問題，即國 有資產的流失。這雖令人心痛，但似乎又成為改革中必定要付的代價。國有資產流失的另一 通道是企業的股份制改造。不論是企業破產或獲利，權貴們都有利可撈。他們既可利用市場， 又可以利用計劃，頗為得心應手。他們是化公為私的「專家」，是盜竊國資的「明星」。改 革培植了一批暴富者，民眾承擔著沉重的代價。政府對那種大型、特大型的國企則作出另一 種安排，即由國家壟斷經營。國資委在2006年12月所作出的部署就是屬於這種安排。為什麼 要對這類企業作出這種安排？依筆者的分析，內中原因一是仍受「左」的觀念或傳統所有制 結構模式的束縛，認為公有制經濟應享有「主體」地位。二是既得利益集團在壟斷利益的驅 使下，要求對這些行業與領域加以「絕對控制」與「較強控制」，使民間經濟不得滲入與染 指。三是市場化改革以來，我國的所有制結構雖然已發生顯著變化，但離符合市場經濟體制 所需要的合理所有制結構還有很大的距離，政府至今對此仍缺乏應有的認識。在完全的市場 經濟下，真正由國家投資經營的行業屈指可數，並且一般並不是為了獲利，而是為了彌補市 場的缺失，因為市場難以滿足國家和社會現實和未來的全部需要。而國家卻有責任為社會提 供公共安全、公共需求、公共秩序和未來發展的需要，這些領域由於無利可獲或無力承辦而 不為民間企業所光顧。但是，那種以「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來劃定國營與民營的邊界， 帶有隨意的傾向，可以隨長官意志的變化擴大或縮小這種邊界，因而不利於公、私兩種所有 制合理結構的形成。必須建立起這樣的共識，祇要不危及國家安全與社會公共利益，祇要民 間經濟願意經營、有能力經營，都應當一律開放，讓其經營，不應該設立種種禁入邊界。即 使一時沒有能力經營的，國家也要給予幫助，鼓勵經營。美國早在上世紀20—30年代就有鋼 鐵大王、石油大王、煤炭大王等，後來又有電力、電信大王。中國的經濟改革如果不解決合 理的所有制結構，那麼，其結果是不可能有完全發育的市場經濟；壟斷企業與市場競爭相隔 離，決不可能有良好的經營業績；以行政權力劃定壟斷經營範圍，既大大縮小市場空間，也 大大抑制民間經濟的發展，抑制社會對於經濟發展的積極性。經濟發展的動力與重心在社會 而不在政府，在民間而不在官方。政府應當遠離企業，遠離資本，遠離資源。由國家來操辦、 經營工商業決不是政府的職能，而是計劃經濟體制的遺留，不改變這種狀況，中國的經濟體 制改革難以深入。 為了建立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所有制結構，必須拋棄對公、私兩種所有制「左」的價值 觀；必須使政府完全退出計劃經濟體制下所承擔的職能，當好經濟發展的守夜人，而不是與 民爭利；必須使公、私兩制按其各自的功能正確定位，各盡所能；必須使一切可以進入市場 的行業全部入市，使民間經濟成為市場經濟的主體，成為創造貢獻社會財富的主角。 公、私兩制共存理論與股份制 自然界和諧的生態結構，有利於多樣生物體的互相依存，互相制約，平衡發展。同樣， 人類除了要依賴一定的社會組織之外還需要合理的所有制配置作為其基礎，這種所有制也是 依憑自然生長與發展支撐著社會的不斷演進。人類自古以來一直是公、私兩制共生、共存， 功能互補，由非均衡向動態均衡的雙線演進。因此所有制發展的歷史過程，決不是先有了公 有制，然後被私有制取而代之，最後，私有制又被更高級的公有制所取代的單線演進。這個 否定之否定的三段論公式把我們害得好苦！ 人類的個體不能離開一定形式的共同體，這種共同體從古代的氏族、部落到近代的民族 國家，此外還有各種形式的集合體（如非政府組織、政黨、利益團體）。這種共同體在設置 管理機構同時還需要有屬於這個共同體所有的財產制度，即公有制，以便給共同體的公共利 益提供物質支持。這是維繫共同體的經濟紐帶。與這個共同體的財產制度一樣古老的是私有 財產制度。因為共同體的公有制是「無差異共有制」。它的基本特徵是共同財富不可分割， 作為整體而存在；共同體的每一成員對共同財產的所有權無有明晰的界區，即沒有與個人直 接掛鉤的財產權，他們祇能共享，不能分割其中某部分為個人佔有和獨享；但祇要他是共同 體的一個成員，在理論上他就具有平等共享其財產的權利。因此，無差異共有制的主、客體 均為不可分割的整體。這種公有制是必要的，但它滿足不了每個人對財產的需要。在這裡， 個人享有公共財產所帶來的利益需經過共同體的管理環節，在此過程中，分配公正必打折扣； 何況在財富匱乏的情況下，滿足個人需求更是難求。另一方面，如果沒有私有財產制度，對 於每個人能力的發揮，激發其創造財富的熱情與激情，極為不利。鑒於上述兩種情形，私有 制的存在與發展，顯得更為重要了。它同公有制一樣，都發生於人類的需要。 我國理論界有一個觀點認為，我國上世紀50年代取消私有制的錯誤，祇是因為當時資本 主義生產關係還尚未阻礙生產力的發展，社會生產力還遠未達到可以消滅私有制的水平。也 就是說，當時消滅私有制時機尚未成熟，待生產力獲得一定的發展，私有制遲早要被消滅。 這種觀點現在不會對我國再生的私有經濟構成取締的威脅，但其正確性大可商榷。1。 財產權，即個人（家庭）擁有私有財產的自然權利的法律原則，是人權的一項基本內容，它 與人權中的生命權與自由權一樣，都由人性所派生、所規定。每一個人，作為人，來到世間， 要生存、要實現自我價值，都應當同樣地享有這些權利。因此，這些權利是同人、同人類一 樣是亙古長存的。它的存在與生產力狀況沒有必然聯繫。一定要說聯繫，祇能是生產力愈發 展人權狀況會愈好。因此，認為生產力的發展必定要消滅私有制是與人性、人權的原則相抵 牾的錯誤觀點。2。這一觀點沒有認識到人類社會的公、私兩種所有制由於同人們的關係與 功能的差別，存在著一種分工關係，各自滿足著人類社會的需要。人類在任何時候不能沒有 公有制，也不能沒有私有制，兩制不能互相取代，他們共生、共存、互補，由非均衡向動態 均衡發展。這就是人類文明史。過去人們祇揪住所有制是「公」是「私」這一點認識，沒有 去研究、認識功能上的特性，其實，認識後者更為重要。3。退一步講，假定生產力的發展 獲得相當高的水平之後，私有制將會被消滅，可是，這個「相當高的水平」的生產力是什麼 樣的數量概念呢？有沒有一個可以供衡量的客觀尺度呢？遺憾的是，對這個十分關鍵的問題 至今祇有假說性的說法，遠未具理論形態和實際可操作性，因此，這種假說性的觀點祇能認 為是一個偽命題。4。19世紀中葉，馬克思就認為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已成為生產力發展的桎 梏。可是，即便是今天經濟最發達的美國，人們並不以為美國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窒息著生 產力的發展。在美國有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在現代化大生產中，大企業、大銀行、跨過公 司固然在經濟發展中舉足輕重，但中小企業在美國發展中也愈益重要。上世紀80年代中期， 美國中小企業的年產值占美國GDP總值的2/5，近13000億美元，幾乎相當於日本的GDP年總值， 遠遠超過聯邦德國、法國、英國和意大利的年GDP總值。因此，即使是經濟高度發達的國家， 其所有制結構仍然是：國有、私有並存，大私有、小私有並存。 其實在馬克思的思想中，對於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之後應當建立什麼樣的所有制，還是 一個謎。在《資本論》第1卷的最後結論中馬克思寫道，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後，「不是重 新建立私有制」，而是「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不過，這種個人所有制是建立在勞動者對 「生產資料的共同佔有的基礎上」的。 馬克思的這一思想令人費解，學者們的解釋眾說紛紜，甚至有「無解的命題」一說。這 裡的難點是個人所有制與私有制有何區別？這種個人所有制如何建立在對生產資料的共同占 有的基礎上？如何保障既共同佔有，又為個人所有？值得注意的還有，馬克思在這裡沒有提 到公有制。 馬克思在對未來所有制的設想中，對個人所有權的重視是顯而易見的。到了19世紀，一 種新的所有制形態——股份製出現了。馬克思在《資本論》第3卷中對此作出了天才的分析。 由於此種所有制問世不久，因此馬克思依然沒有提供清楚的答案。以後的一個多世紀中，股 份制獲得了長足的發展，全面認識它的本質才有了可能。 股份制既不是傳統的個人所有制，也不是傳統的公有制，是以個人所有為基礎聯合形成 的差異共有制。所謂「差異共有制」，就是參與這一共有制的集合體中的每一個成員因投入 分額不等的資產，因而享有不等額（差異）的所有權，因此，集合體每一成員對其共有財產 中屬於自己的那部分的界區是清晰的。這是與無差異共有制的一個重要區別。這種分散的資 產經自由聯合為一個集合的總資產後，為了投入生產經營，集合體必須委派代理者支配運營 這一資產，這樣，現代法人產權制度應運而生。於是，差異共有制就出現了兩權分立——法 人產權（中介產權，即支配權）與股東產權（終極產權）的分立，前者受後者委派並受後者 的監督與制約。這是與無差異共有制的又一個重要區別。這種所有制，既具有財產所有權的 個體性，又具有財產運營時的集中性；前者使每個所有者對其資產有著自然的關切，後者使 企業實力雄厚，適應競爭。這種所有制，風險共擔，利益共享，其約束機制與激勵機制遠勝 於傳統公有制，因而在現代經濟大舞台上大顯身手。總之，這種所有制其產權的共同佔有超 越了私有制產權的分散佔有，而這種共同佔有又由於聯合體中個體佔有的差異性超越了傳統 公有制中產權的混沌性，它兼具公有、私有之優點又克服了兩者之缺點而見長，是公私兼容 的二重性所有制形式。但是，這種所有制的基礎是個人所有，是個人所有者自由聯合的所有 制形式，因此，應歸屬於私有制的範疇，是私有制適應現代社會生產力的偉大創新。 股份制在往後的發展中，出現了由「資本集合體」階段發展到「資本集合體」與「勞動 集合體」（勞動者也是股份所有者）相交叉至相融合的階段（勞動集合體成員開始是企業高 級主管與高級技術人員，然後向一般勞動者擴大，他們以股份額可索取相應剩餘）。這是股 份制發展的第二階段。此時股份制的資本還僅為物力資本。股份制的第三階段是人力資本成 為股份資產中的新夥伴，並分享企業的剩餘（以前祇為物力資本所索取）。就是說，物力資 本與人力資本共創利潤，公司職員的人力資本所創造的剩餘應屬於公司職員。如此，人力資 本所有者（主要是企業主管與高級技術人才的智力資本，然後向其他勞動者擴大）不但可以 獲得工資報酬，還可以索取相應的剩餘。這不但表明，股份制與商品生產、市場經濟共存共 榮，而且還產生了一種新的生產關係和分配關係，這種關係為消除資本對勞動的剝削展現了 可喜的前景。可以說，馬克思的「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的設想，在此成了現實。 全盤消滅私有制，建立與鞏固單一的社會主義公有制，這段歷史給中國人帶來的益處是 從此人們知道了私有制不全是罪惡，公有制不全是福祉；人們也知道了，馬克思主義關於消 滅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理論以及列寧關於消滅小生產的理論實實在在地把中國誤導了。 上世紀80年代，中國走上了一條新的道路，那就是告別經濟、政治與思想文化的一元化 模式，走向開放，走向多元，走向富裕，走向民主。30年改革，中國的進步舉世矚目，儘管 困難和問題還很多。但祇要在這條新的道路上走下去，我們的後代決不會再次經受一元化時 代那種苦難。（寫於2007年4月，2007年7月修改） （作者為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限於篇幅，本文發表時刪去了註釋部分，正文也有 刪節，文章標題和文內小標題略有改動——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