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自由主義思想發展的譜系 包遵信 驚悉包遵信先生不幸逝世，特將先生遺章發表於此，以表哀悼之意。——編者 人們現在對憲政似乎並不陌生，因為它總不時在媒體露臉兒。這種現象可以說明，儘管 憲政離我們還相當遙遠，但已是越來越多的人們認同的目標了，這當然是非常可喜可賀.但 同時也提醒我們，對憲政亟須循名責實，正本清源，以免魚目混珠，貽誤國人。究竟何謂憲 政？我以為有兩條最為重要：一是對公民個人自由與權利有真切實在的保障，一是對政府的 權力有明確的界限和有效的制衡。這些道理都是自由主義反覆申述了的，所以正如徐友漁說 的，憲政的基礎和理論框架祇能是自由主義，離開了自由主義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憲政。 說到自由主義，不能不聯想到當下中國自由主義思想發展的譜系。上個世紀80年代，曾 是自由民主思潮的高漲時期。「六四」的鎮壓，使自由知識分子一度沉寂，但石還在，火是 不會被熄滅的。1992年隨著商業大潮的湧動，知識分子也有了一定的話語空間，於是有了 「公民社會」研究的展開，「人文主義」的討論，表明自由主義已深入到相關問題的學理研 究。而顧准著作的出版和顧准思想的討論，更引發了自由知識分子的政治關懷的熱情，正是 在這樣條件下，李慎之提出：顧准「追求的是自由主義」。此後北大百年校慶時，李又明確 指出：「世界經過工業化以來兩三百年的比較和選擇，中國尤其經過了一百多年來的人類歷 史上規模最大的試驗，已經有足夠的理由證明，自由主義是最好的、最具普遍性的價值。發 軔於北京大學的自由主義傳統在今天的復興，一定會把一個自由的中國帶入一個全球化的世 界，而且為世界造福爭光。」慎之老人的論述，不僅為顧准思想定了位，為北大傳統正了名， 而且為自由主義公開亮相樹起了自己的旗幟。此後有的學者就自由主義在中國的衍變進行了 論述。這些論述給人一種錯覺，好像自由主義是90年代才在中國崛起，或者它祇是老一代自 由主義思想的復甦.其實不是這麼一回事。早在70年代初自由主義就已有萌動，林彪事件當 然是關鍵.到了76年「四五」運動，它就悄然登場，成了抵制專制主義的思想武器。「四五」 一代人就是這麼踏上歷史舞台的。 所謂「四五」一代人，是指以1976年「四五」運動為標誌成長起來的一代青年知識分子。 他們中不少人參加過「四五」運動，也有人並沒有參加，但大都下過鄉，插過隊，有著年頭 不等的生活閱歷.他們走上自由主義，既不是中國老一代自由主義思想的裨販（八十年代初， 某出版社計劃重印《胡適文存》，立刻被胡喬木嚴令封殺），也不是西方從洛克到柏林一系 自由主義大師理論的沾溉，而是現實社會中各種問題的困擾，官方僵化的意識形態根本無法 解釋，才逐漸通過閱讀與思考跨入自由主義行列的。這樣的思想歷程，用秦輝的話說就是： 「我在故我思，乃有'問題'焉。我思故我在，乃有'主義'焉。」中國現代自由主義是先有 「問題」才有「主義」的。 那麼，他們不讀書了嗎？當然不是，他們不但讀書，而且讀得很認真，很艱苦。祇是當 年他們讀的不是自由主義，也沒有自由主義理論的書可讀.他們讀的是「黃皮書」、「灰皮 書」，俄國和歐洲的一些文學作品，甚或馬克思早期著述。正是這樣的閱讀為他們撞開了自 由主義大門.他們的閱讀並不單純是為了解決知識飢渴，而是為探討中國社會問題，追尋人 生的價值與意義，那些書當然不能完全解決這些問題，但卻為他們展現了一片可以自由思想 的空間，提供了許多有益的知識和睿敏的智慧，由此踏入自由主義的大門就是時間早晚的問 題了。 發生在上個世紀70年代的「四五」運動，曾被官方定性為「反革命事件」。兩年後為它 平反則肯定它是「反對『四人幫'的革命運動」，並以此為根據而載入了官方史冊。其實， 如果就事實真相說，我倒是傾向於官方給它的「罪名」。 「四五」運動批判的矛頭指向是毛澤東和他那所代表的一黨專制的獨裁。「四人幫」正 是毛所依重，把毛的封建專制發揮到極致的代表人物，批判他們當然就是批判毛。把他們和 毛區分開，固然有為「四五」平反的良苦用心，但若真的相信這種區分，好像「四人幫」所 有壞事都是背著毛干的，那就無異於把毛從「英明」「偉大」的神話中的帝王，變成了昏聵 無能的暴君。這離事實也太遠了，毛是暴君但絕不是昏聵無能。我們民族那十年浩劫的災難， 都是貫徹他的意圖，執行他的指令，「四人幫」也正是在這一點上博得了毛的信任和支持的。 如果說限於當時特定的時空條件，「四五」運動的正面訴求更多的還是以懷念周恩來、謳歌 周恩來這樣曲折的方式來表達，那麼在兩年之後的「民主牆」和「民刊」時期，就以較為明 確的語言提出了「四五」一代人的願望：一黨專制不能再繼續下去了，人權與自由、民主與 法治，中國必須容納人類現代文明這些主要內容，實行政治及整個社會制度的變革。四個現 代化怎麼能沒有民主化這個大目標？ 20多年前的「四五」運動更重要也更直接的貢獻，是它培育和推出了一批自由知識分子， 即「四五」一代人。他們那時還相當年輕，也沒有什麼社會地位，甚而連職業也沒有，就知 識水準和理論素養說，可能不少人還夠不上知識分子的標準。但它們卻有著「合格」知識分 子所不具備的優勢，那就是他們沒有統治意識形態傳統的教條與框框，觀察問題敏銳，敢於 揭示社會黑暗的真相，議論和著文沒有套話，假話，沒有八股味兒。在官方的文書上很少有 他們的蹤跡，實際上人們卻承認他們當時已「是從社會基層湧現出來的非馬克思主義的民主 派」，是與「黨內民主派」和「凡是派」鼎足而三的「一種獨立的政治力量」（蘇紹智語）。 所謂「非馬克思主義民主派」，就是自由主義派。他們以其獨有的青春銳氣和自由思想的魅 力，吸引著也影響著知識界和理論界，當時一些重大問題的論爭，差不多都可以找著自由主 義的身影，以致胡喬木在1980年就驚呼：「要向自由主義思想、方針發動進攻！」「四五」 一代人在70年代末年就已嶄露頭角，成為不可忽視的力量了。 80年代的思想啟蒙和文化批判，自由主義則已成氣候，編輯叢書，舉辦沙龍，研討會， 組織民間學術機構，……這些活動有力推動了中國的改革，「四五」一代人是這些活動的中 堅力量。當時他們既有體制內的，也有體制外的。相比較而言，體制外的條件更艱難，80年 代離開了體制，連生存都相當困難，更不用說進行理論研究了。陳子明、王軍濤原來在體制 內都曾有不錯的位置，但他們都主動辭去公職，創辦了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名稱幾經 變化，創辦和發展過程中還有一位甚為關鍵人物，那就是陳子明的妻子王之虹），並以研究 所為基礎，衍生拓展了很多事業.和90年代知識界許多人辭職不一樣，當年陳子明、王軍濤 辭職，不是要下海經商，而是踏上探索中國民主化之路。這可是一條險象環生、荊棘載途的 坎坷之路，踏上它是要大智大勇，坦蕩胸襟的。因為從四九年以後，執政黨就一直把自由主 義當作思想的頭號大敵，自由主義稍有冒頭就會嚴懲不貸.所以80年代自由主義還祇能依傍 在別人的麾下（如黨內民主派），借用主流意識形態的話語表達自己的思想，實際上他們當 時想充當的是中國改革思想庫的角色。 如果我們承認自由主義早在70年代就已在中國勃興並有相當的發展，那對時下一些學者 論述中國自由主義思想譜系，以90年代為斷限，就有理由認為需要補正。當然，90年代自由 主義有了深化，翻譯了一些從古典到現代的經典自由主義的著作，出版了一批中國學者研究 的專著與專刊，對憲政理論與晚清以來的憲政史進行了研究，對「五四」以來老一代自由主 義傳統有了梳理，對當下重大問題展開了討論，公民知識的教育和公民意識的普及也有了良 好的開端，……這些都是90年代取得的可喜的成績。有人因此就指責80年代是什麼迷戀廣場 「激進型」的浪漫理想主義，現在要強調「保守主義」，提倡「消極自由」，以為這才是自 由主義的最新理論，為80年代與90年代劃一截然標記。這實在令我困惑。難道我們已經生活 在一個自由國度，猶如從容討論客廳的窗戶是打開還是關上，哪種主張都無礙自由的根基， 或者毋寧說是為了更好地享受自由。可惜我們還沒有這個福分啊！近代中國「保守」的思潮 與「保守」的力量從來就沒有消失過，可是這和時下學者講的從柏克到哈耶克的保守主義是 兩碼事兒，我們還祇是處於從專制向民主的轉型時期，主要任務就是爭取自由。我們自由還 沒有得到，又有什麼可以「保守」？當專制統治還相當頑固，時時總在想把自由思想扼死在 萌芽狀態，我們卻一味地強調「消極自由」，豈不就是給犬儒主義、取消主義套上一件美麗 外衣？如果說自由主義當下的策略要堅持漸進，注重理性，那麼早在80年代陳子明、王軍濤 就是這麼主張的，實際也是這麼做的。不錯，他們參加了「四五」，參加了「六四」，這又 能說明什麼？難道一個自由主義者就祇能躲在書齋裡紙上談兵，面對要求自由與民主憤而走 上街頭的民眾，可以袖手旁觀不聞不問？其實，從中國自由主義的發展說，從「四五」到 「六四」的民主運動，更是他們成長的搖籃.儘管那時自由主義還相當孱弱，人們還是不難 從沸騰的喧鬧中，聽到他們的聲音。當然對自由主義者來說，廣場不是理想的場所，走上街 頭更不是情願的選擇。陳子明、王軍濤他們的經歷不就證明了自由主義成長的曲折歷程嗎？ 我之所以要辨析中國當代自由主義的勃興與發展，不能局限於90年代，並非祇是為了彰 顯陳子明等「四五」一代人的歷史地位，何況現在還沒有這個必要，即使有也輪不到我來做。 我最關心的還是中國自由主義的命運與發展，中國憲政民主大目標如何才能逐步實現.學過 中國近代史的都知道，自由主義傳入中國從嚴復算起，已有100多年的歷史。至於憲政則更 是無數中國人為之奮鬥的目標，並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就，1946年底通過的《中華民國憲法》 即是很好的證明。雖然它有缺點，但和195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相比，還是不一樣的。 它們的目標取向，一個是憲政主義，一個則是一黨專制。這種不同，用薩托利的話說，前者 是「保障性憲法」，即為通向憲政提供保障（台灣民主化就已證明了這一點）；後者祇是 「名義性憲法」，即祇徒具其名，什麼作用也發揮不了。從中國憲政史的角度也可以說， 1954年憲法的頒布，無異於宣告憲政道路已被封死了。誰有這麼大的力量？當然祇有執政黨. 令人不解的是，當時還有那麼多自由知識分子，其中不少人還身居要津，有相應的言路和發 言的機會。可是全都和「工農大眾」一起「歡呼」「擁護」，卻沒有自由主義的聲音，沒有 憲政理念張揚.當時執政黨也不曾擔心他們會有反對的聲音，而祇是憂慮這些人如何安排。 一屆人大之後，他們都得到了相應的位置，成了名副其實的花瓶，他們也都感到心滿意足。 一代自由主義精英，在原則與利益的兩難面前，竟然一無例外地把原則放到了屁股下面，為 的是坐穩自己的位置。這倒是新一代自由主義要牢牢記取的教訓啊！ （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