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下的陰影——魯南行記 （北京）王德邦 一、改善與憂慮 1、生活改善了 由於需要補辦身份證，我於8月7日回到了闊別14載的魯南煤城——棗莊。雖然天下著大 雨，但當年跟我同校分配到該城的一個同學還是如期駕車前來接我。路上我們聊起了曾經一 塊分配到棗莊另外幾個校友及當年一些同事的情況，知道十幾年來大家都有許多變化。 1989年是一個非常的年份！當年與我分配到同一公司的北京師範大學畢業生就有5人， 加上復旦大學、山東大學等校畢業的，就有20幾人。這一現象在當地曾被人戲稱為「發國難 才」，只是此「才」非彼「財」而已，倒是形象而準確的反映出當年中國的學生畢業分配情 況。而當時棗莊也只是個市區人口不過30萬的地級市，主要產業就是挖煤、賣煤。 我與北師大分配來的其他同學一樣，先是下工廠鍛煉，後來被調到辦公室工作一段時間， 再後就去了一個研究所。1993年，我考上中國人民大學的研究生，由於受89事件影響而未被 錄取。於是我憤而離開棗莊，從此天涯漂蕩，與同學、同事失去聯繫，轉眼已14年。 記得當年離開棗莊時，同去的同學中除一個尚在準備婚期外，另3個已先後成家。由於 單位沒有住房，他們只能在外租簡易的民房來住。在每月工資只有100多元情況下，付了幾 十元的房租後，他們每天伙食就得精打細算，因此生活的清苦是可以想見的。然而這次回去 卻發現他們已經大為改觀。 來接我的同學已經擁有一家集生產、貿易於一體的、資產上千萬的企業，房子、車子自 然早已解決了；另一個在銀行系統工作的同學已是部門主管了，他妻子（同為師大分配去的 同學之一）也是當地最好中學的教學骨幹了；再一個後來調去了某質檢監測部門的同學，已 經是高級工程師，成為當地行業中的技術領頭人了。從言談來看，他們生活都過得較舒適。 大家都是3口之家，住著100多平米的房子，開著十幾萬元的私駕車。平日週末或放長假，他 們也都攜妻帶子，到一些旅遊地去遊玩。看著他們安逸的生活，我由衷地欣慰。以致偶爾在 心底泛起：若不是我選擇了今天的路，當年留在棗莊，也許會跟他們一樣過出幾分愜意，而 免去幾多風塵與漂泊。然而隨之我又深信自己根本不可能這樣。 可以說這些同學是近十幾年中國改革的親歷者，也是切實感受到改革帶來生活變化的人。 他們的生活與工作代表著中國80年代末與90年代初那批重點高校畢業，在中等城市國家機關、 事業單位平穩工作，或自己獨立出來創業，年齡在35歲至45歲之間的人士的普遍狀況。這批 人目前在事業上，基本位居單位中層領導，或列身單位技術骨幹，或自己獨立創起一攤事業， 正處於事業上大展身手的時期；在生活上，基本都成家立業，生活穩定；在經濟上，經過多 年積累，已經告別拮据，處於日用不愁，房子、車子也基本解決的情況。他們目前的普遍精 神狀態是認為中國經濟發展有成效，社會生活有改善，同時承認社會存在問題，但趨向認同 平穩、保守的解決路徑，而對激進，可能帶來社會大動盪的變革存有一種本能的擔憂。就他 們的心境而言，他們談不上擁護什麼，但由於曾經青少年時期的苦難與目前孝老育兒的負擔， 讓他們珍惜眼前擁有的一切而不敢輕言大變。 2、但不普遍 棗莊這些同學生活的改善，那是不爭的事實。應該說處於這個年齡段、擁有這種學歷、 位於這種城市，這幾個同學的工作、生活與心態是具有他們同類人群的一定代表性的。當然 我這裡所講的代表性是局限在他們同等學歷、年齡與城市範圍上的，但若放到整個社會中來 看這十幾年的變化，顯然他們又並不具有代表性的意義。 首先，與他們同齡比較來說，他們不具有代表性。畢竟在這個年齡段畢業於名校的學生 是有限的，從當年初、高中，一級級的升學率來推算，他們這種類型的人大概只佔同齡人數 的千分之幾吧。所以從人數比例就可以知道其缺乏社會的普遍代表性。 其次，與他們的家鄉農村變化來說，他們也缺乏普遍的代表性。我在跟這些同學閒談中， 曾直接問到他們回到老家的感受。好在這些同學除了一個是農墾系統，曾經父母都是拿工資 的外，其他都來自農村。他們由於父母年歲已高，基本上每年春節都回老家去看看。據他們 回家的觀察，農村這十幾年來並沒有多少實質性的變化。雖然大量農民工外出掙錢，但農村 除了日益荒涼，老幼留守，給人衰敗、荒蕪感覺外，找不出什麼讓人鼓舞的跡象。可見中國 的發展拋棄了最廣大的農村，形成城市的繁榮與農村的雕敝並行，城市中產者的孕育與農村 農民工的艱辛同步的弔詭局面。對一個農民佔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國家，這種發展顯然是以無 視絕大多數人利益為前提，是只提供少數人改善的畸形的發展。對於這個現實，那些通過考 試脫逃出農門而到城市工作的人，應該是能清楚看到的。所以棗莊幾個同學的改善並不意味 著廣大家鄉農民的改善。 再次，與同城的曾經同事與普通市民相比，他們的改善也只能算是特例。記得我們當年 所在的單位，後來由於多方原因倒閉了。當時企業有300多人，除了一部分通過關係轉到了 其它單位，獲得好的發展外，大多數下崗自謀生路的工人，生活都處在艱難的掙扎中，甚至 有的都還靠城市低保來維持生計。試想在一個上有老，下有少的人生重擔時期，低保能帶來 什麼樣的生活？談到這些，曾經一塊工作的同學就只有默然相對了，他們親見了太多曾經同 事的辛酸了。所以就是跟曾經同一個單位的同事相比，這幾個同學的改善仍然算是特例。 從棗莊生活、工作得到改善的同學情況，及其他們所代表的社會中的那部分人，我們可 以肯定他們是社會中的極少數。當然這少數也還沾不上權貴階層的邊，他們只能算是被社會 經濟變革大潮激起的水花順勢滋潤到的一部分人。他們生活的改善並不意味同代人的普遍改 善，也不意味他們家鄉農村的改善，同時都不意味他們曾經同事的普遍改善。 3、沒有持續的保證 8月7日晚上，我們幾個校友聚餐時，海闊天空地聊。從言談中我可以看出這幾個同學對 社會發展給自己帶來生活改善的肯定。他們覺得近幾年從經濟角度而言比以前有發展，但是 社會道德淪喪、世風日下、官僚腐化、環境惡化、人情談化，社會兩極分化，等等狀況，讓 人悲哀！他們也深感這個社會沿此歧途而行，必是不歸絕地。顯然今天的現實改善，並沒有 給予他們對未來的盼望！他們自身沒有安全感，對兒孫將來也充滿憂慮。大家言談中都無法 排解心中的兩個難題：其一、這種改善是否具有持續性？雖然前十幾年在中國的發展大勢下， 這些同學有生活的切身改善，但這種改善能持續多久呢？對此可能誰也說不準。由於中國經 濟的畸形發展，社會災難可能隨時降臨，無論經濟危機，環境危機，還是社會危機，都在日 益顯露，可說今日中國處於一個火山口上，一旦火山爆發，那麼改善將被中止，並且已經改 善的都可能面臨喪失。所以在一個不健康的社會發展中，改善是暫時的，而危機與中止卻是 隨時的。 其二、我們能否避免下一次，或下一代被屠殺的命運？我們的父輩歷經「四清」、「反 右」、「大躍進」，再到「文革」，他們在一次次全民性的屠殺中苟活。原本以為到我們這 一代遠離了那種瘋狂的屠殺，然而在我們大學畢業的時侯卻又遭遇「六四」的屠殺。現在中 國雖然號稱持續發展了近20年，但期間多少失地的農民、失房的居民、失業的工人，乃至因 信仰而犯罪，因言論而入獄的人，他們的權利被剝奪殆盡，他們的生命也面臨一種隱性的被 屠殺，所以這遍土地上的災難從來就沒有止息過。退一步而言，就算我們這一代僥倖不會再 次親歷屠殺，但我們有什麼來保證我們的孩子不被屠殺呢？我們這遍土地是否建立起了這種 避免屠殺的保護機制呢？答案顯然是否定的。那麼在一個不能避免無辜被屠殺的土地，一切 的經濟改善又有多少意義呢？我們如何能放心將自己的兒女交到這遍土地上呢？這是些聽來 似乎遙遠，但現實卻極其迫近的問題，我們雖可麻痺，但卻無可逃避。 這是我們這代人共同的、揮之不去的陰影！對此大家都無可否認。 二、遺忘與剝奪 1、面目全非的記憶 剛到棗莊的當天早上，隨著汽車進入市區，在煙雨朦朧之下，我如墜迷霧之中，那些似 曾相識，卻又難辨究竟的街道與兩邊的高樓，讓我找不到什麼記憶的影子。 棗莊變了，變得我根本無法認出。那一幢幢不失美觀的臨街高樓，裝飾現代的商舖，使 人感到這個城市現代化的身姿。記得14年前這個城市最高的樓也就是十來層，並且整個市區 也就是那麼三兩棟，然而現在十幾層樓已經很普遍，20幾層的高樓也有幾棟了。可見這個城 市長高了許多。 當天中午同學帶我到了他的公司，我發現這個城市已經往西延伸了很長，原來的農地早 已變成了城區，原來一條遠離城市的運煤路，現在變成了城市中的街道。當天晚上吃飯時， 雖然同學一再提醒我所在的地方就是原來公司所在地的附近，但我腦中卻沒有些許公司附近 的印象。當晚同學離開後，我獨自站在客房的窗前，面對夜燈下的棗莊，搜索著殘存記憶中 的城影，竟一切都是徒勞。 第二天一大早，我獨步上街，行走在賓館附近的青檀中路上。這是條我曾經行走過4年 的路，我自信對這條路有足夠的記憶，並相信憑著自己的記憶完全可以找到原來工作過的公 司。然而那高聳的建築，粉刷一新的街邊樓房，那寬闊的街道，與整齊的樹木，卻讓我在一 個個熟識的街名前找不到熟識的街影，最後只能失望地返回。後來同學告訴我南邊不到300 米就是原來的公司時，我真的大吃一驚。 在同學開車帶我到原來的公司時，只見那大門已改，樓房也為了市容統一而裁去了上面 的兩層小樓，只留下下面四層了。整個裡面原來的廠房都開發成了房地產，又加周邊的建築 都變了，自然難以認出來了。我們離開辦公樓又趕往曾經的宿舍，在同學一路的提醒下，我 找到了過去常走的街道兩邊記憶中樹木的影子，慢慢拾起了遺棄在心底的一些記憶。 2、街後50米 我們先到的地方是一個緊靠龍頭路街南50米的樓房，這裡曾經是我們分配來的一批同學 住過3年的地方。當我們來到這棟樓下時，我驚異地發現路邊滿是垃圾，樓房下也是長期沒 有清掃的廢紙、腐葉，牆根長滿了雜草，蒼蠅在周圍飛叫，空氣中充斥著難聞的味道。曾經 住的房屋已經很破舊了，而住在裡面的人也沒有顧得上將那些破舊的窗戶裝修一下。同學告 訴我現在這些房都早已經房改到個人名下了，按理不應該破落成這樣啊，簡直就像長期無人 住的地方，只有那門鎖與廚房的煙窗卻依舊顯示著主人的存在。原本我們打算進房內去看看， 由於主人不在而無法入內。我們於是又轉到樓後去看，樓後有個小院，那株曾經我們住時就 生長著的石榴樹，歷經14年的風雨已經長大了許多，那濃厚的枝葉，探出圍牆之外，與圍牆 下的荒草互相呼應。這完全像是個荒蕪的庭院，然而問題是周邊的樓房似乎都是這種情形。 這頓時讓人產生破敗、遺棄之感。 離開樓房，我們又向小區後面深處轉去。應該說14年前這個小區是棗莊較好的小區，小 區中心地帶有較寬的花園，還有點假山、涼亭與籐蔓，不失為平日散步、休閒、看書、思考 的好地方。然而當我們轉到那個小區中的花園時，卻看到一些賣早餐的小攤雜亂地擺著，小 攤下面是油污，生活垃圾遍地皆是，昔日假山早已殘碎，籐蔓也已乾枯彫零，完全一幅淒涼 景象。我原本想下來在曾經散步的地方走走，但此情此景，讓我再無興致下車一看了。 我們匆匆轉過了那個小區，路經同學自己前幾年買房的小區時，從外圍一看，只見那小 區整潔衛生，就知有人專門料理。聯想到昨天進城時路過的幾個新開發的小區，也是花草成 景，路上乾淨。而對照這些城市原來的小區，真讓人生出同頂一片天，同處一個城，卻是新 舊兩重天的感慨。 後來我又謝絕同學用車相送，借步行去車站的機會，專門繞道去我離開棗莊前住的地方 看看。記憶中那也是街道後面1、200米處的一棟三層小樓，當年我們單位租了第一層的一套 兩居室。然而當我到那附近時，卻沒法找到。原因不是那一帶變新了，而是破舊骯髒到我根 本搜尋不出昔日的痕跡了。那些樓房間的小路坑窪不平，積著污泥，一不小心地下鬆動的磚 塊還會濺出一支污水來，使人無法躲避，有的矮的房屋上還堆放著撿拾來的廢舊，空氣中參 差著腐臭。進到這種地方，使人不能不聯想到什麼是「貧民窟」。我在茫然地找了一陣後， 終於無奈地搖頭放棄了。 在漫步去到車站的路上，我一邊看著大街邊華麗的高樓，一邊思考著這些樓背後的破舊： 看來中國的所謂發展，甩開的不只是農村，拋下的不只是農民，荒蕪的不只是農業，城市中 那些「老區」，「老區」中那些退休、下崗、待業的人員，也一樣遭受著拋棄、遺忘的命運。 應該說這些城市中的「老區」曾經都是當地一些較好、較老企業的工人們與管理者住的， 但隨著「改革發展」大潮的到來，這些企業通常在整改、轉制名義下破產外賣，大量工人下 崗待業，成為留守這些老區的主力軍。而企業中的管理者與那些有門路（通常就是有權力資 源）的人，都先行發展進入了新的企業，也住進了現代化的新小區。這些老區以及住在老區 中的人就日益成為城市發展遺忘的角落與市政決策忽略的盲點。一個城市隨著發展會日益更 新一些東西，這原本是正常的，但那些沒有更新的恰是城市歷史的沉澱，是一個城市經歷的 見證，原本是應該珍惜的，否則城市就變成了沒有歷史的城市，而一個沒有歷史的城市，顯 然是浮躁、膚淺的，是沒有根基與文化的城市。在一個文明的社會，發展不會以拋棄歷史為 代價。那些新的樓房固然光鮮，但那些老的建築也一樣深沉而厚重。樓房可以舊，但不可以 破，小區可以陳，但不可以髒。棗莊城中老區的破敗與骯髒，顯示的是對歷史及其那些歷史 中人的遺忘。這彰顯出政府發展的目光只投向了那些新興的富人區，而無視了那些弱勢無助 的人群，將他們當成了歷史的包袱。只有這些老的小區的公共衛生與管理完全缺失時，才會 導致如此荒蕪髒亂的情況，而導致這種情況，就力證出政府權力的失職。這也從一個角度昭 告出中國經濟畸形發展的現實，控訴著一種以拋下歷史，罔顧現實，一味向前（錢），專為 人民（幣）服務的病態發展經濟。我們不禁要問：在中國所謂經濟高速增長的喧叫下，那些 臨街高樓背後的苦難有多少人在關注，有多少決策在為他們而謀？ 棗莊臨街的巨變與街後老區的面目全非的破敗，映襯出中國城市發展的畸形與病態。面 對這種現實我們不僅應該檢討經濟發展的路徑，而且應該追溯我們社會權力的責任，更深挖 權力決策者深層的意識形態偏失。中國發展的災難不僅表現在城鄉差距的加大，而且城市自 身貧富割裂也已極其顯明，這種貧困被遺棄與富貴得突顯的兩極社會成為和諧口號的反諷！ 3、圈地、拆遷 如果說同一城市兩種新舊背離的、面目全非的市容，還不足以註釋出城市發展的問題的 話，那麼城市的長大中牽涉的圈地與拆遷，就是對城市發展健康與否的直接考量。棗莊市民 與全國其它城市市民一樣，面對城市發展也沒有逃脫被強圈、強拆的厄運。僅以國內公開媒 體報道，就可以看到棗莊城市發展路上的血淚。 據4月7日《中國產經新聞》記者在山東棗莊瞭解到，棗莊開發區興仁村委與一家針織公 司，在2004年5月簽訂「以租代征」210畝土地的欺騙性協議。村民說：「興仁街道辦從2003 年起就不斷地佔用我們村的土地，並轉賣給企業建廠。每次征地的時候，村裡負責人叫村民 去量地，然後告訴村民，地已被『徵用』，以後不能再種了。就這樣，村裡的大部分人已經 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土地。而如今這些土地已成了神工集團、廣潤生物、沂蒙電子廠、三九醫 藥、億蒙電子、海宏電子等企業的廠房。還以舊村改造名義佔用了300多畝土地。剛佔地時 每畝每年給我們700元的補償，現在給800元。然而現在7、800百元錢能當什麼用呢？」 《中國產經新聞》記者在當地採訪時還瞭解到，類似興仁村「以租代征」的現象在興仁 街道所屬的西巨山、西曲柏、佗一、佗二等村也同樣存在。 另據國內多家媒體報道的棗莊到薛城12車道的光明大道，長19.5公里、寬102米，據初 步估算所佔農田上千畝。而此前已有的公路完全可以勝任交通的需要了，這重建的相對於車 流量超豪華的大道，土地大部分也是「以租代征」圈占農民的耕地。 中國城市的長大都伴隨著土地的圈占，而與此同時的城市翻新卻又相生出強制的拆遷。 通過網絡我查找到一份棗莊被拆遷市民的控訴書，從中可以管窺棗莊發展過程中的問題。 1993年春，山東省棗莊礦業集團勾結山東省棗莊市人民政府拆遷辦公室，採取停電、停 水、阻斷交通、拒絕與被拆遷人依法簽定拆遷書面協議等野蠻惡劣手段，強迫被拆遷人呂錫 珍搬遷出正在營業的機動車修理廠。拆遷人承諾回遷四間沿街門市和一間車庫，但幾年過去 卻遲遲不給依法安置房屋。拆遷人還用刺激性語言傷害被拆遷人，導致被拆遷人在精神、人 格和尊嚴上的極大傷害，最終迫使被拆遷人於1996年2月在拆遷辦公室自焚致終身殘廢。被 拆遷人依法上訴時，一審法院偽造沒有頁碼和當事人簽名認可的庭審筆錄、故意銷毀證據， 二審仍然違反程序，作枉法裁判。被拆遷人舉報到棗莊市法院監察室、市檢察院，但直到今 日沒有依法查處解決。 從這些案例，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城市長大長高中，弱勢群體所經受的剝奪，可以聽到那 些高樓大廈下普通市民被壓搾的呻吟。這種城市的成長是以犧牲普通市民的利益為代價，是 以吸食弱勢群體的血肉為養料的。這種發展相伴的不僅是不公，而且是侵害權利、製造貧困 的罪惡。 三、墮落與腐化 1、偽幣與道德 8月7日上午，快到下班時，我急著在棗莊公安局辦理身份證與護照的地方填著表，而同 學匆匆開車幫我去建設銀行交辦證的兩百元錢。中午跟朋友吃過飯後，我與同學驅車趕往他 自己公司，在路上，同學隨意地問了一句：「你的錢是從什麼銀行取的？」我說：「是從建 行與郵政儲蓄。」隨之我感覺有點奇怪，就又問：「怎麼了？有什麼問題嗎？」。同學才說： 「上午我去銀行交錢時，銀行說有一百元是假幣。」我趕緊說：「是嗎？這應該沒有轉手。 直接從銀行出來的。」他於是將銀行開的偽鈔沒收證明拿出，並說自己曾經到銀行取拾萬元， 回家就發現少了300元。 說實在的，我對發現偽鈔並不吃驚，因為這種事在這遍土地是太常見了。記得有一次我 在北京曾親眼見一個儲戶從取款機上取出了兩張偽鈔，他氣憤得衝入銀行營業廳大鬧，但結 果銀行還是沒有換給他。這種類似的事曾經還在北京的報上登載過，甚至引起過官司，但由 於取證困難，銀行一口否定沒有從櫃檯出來假鈔，而儲戶也很難證明自己的確是從取款機或 者櫃檯拿到了假鈔，所以官司最後就是不了了之。 應該說在中國可能一般人都碰到過假鈔，在一個假冒偽劣橫行的世道，不碰到假鈔已成 為稀罕。我親自碰到的假鈔究竟有多少次，現在似乎都記不清了，但印象特別深的有兩次： 其一是1993年在海南，我跟一塊下海的同學去銀行存1萬5千元錢，那錢是我們明明看到別人 從銀行櫃檯取出給我們的，捆綁錢的帶子都是我們自己清點時除去的。當我們到另一家銀行 存時，櫃檯工作人員就一口咬定有200元是假的。當時我跟同學都不相信，一再告訴她這錢 剛從銀行取出，並要求那人拿出來看看，結果那人不拿，只開了個沒收證明。當時把我們氣 得直瞪眼，但毫無辦法。後來在返回的路上，那同學憤憤地說：「我懷疑是銀行的人在做手 腳，把真的當假的來沒收了。」但我們也只能說說而已，沒有任何辦法。還有一次是我與一 個堂兄在火車站買票，那售票員將一張50元的假鈔給了我們，我們兩當時就覺得不對。那售 票員看到我倆圍在窗口反覆輪流看那張錢，她於是急催我們離開，讓後邊的人來買票。好在 當時買票的也不多，我們就在哪繼續鑒定這錢的真偽。那售票員一看我們情況，就急忙把錢 從我們手上搶過去，換了張新的給我們，口中還責怪著說：「你們連錢的真假都不認識！這 哪會有假錢？」我與堂兄離開後都表示肯定那是假錢，並覺得售票口出來假錢太可怕了。當 然這比銀行出來假錢，或把真錢當假錢來沒收，還有點遜色。 2、無償引進下的「3000萬」 在棗莊市下屬的一個區，曾經得到過一套從日本「無償」引進來的生產設備。當時日本 商家主動找上門來，以中日友好，促進中國經濟，幫助地方發展為名，承諾將一套據說價值 超過兩千萬的設備無償贈送給當地政府，並且附帶無償培訓技術人員。山東省與棗莊市地方 官員們一看有這種好事，當然是歡欣鼓舞。於是以地方官員為主的考察團，三番五次地前去 日本，一則見識設備，二則加強友誼。同時也組織了一批行業的青年技術骨幹前去接受了半 年的培訓。最後日本如期將設備運來了，當然那邊拆卸與運送的費用得中國承擔。 龐大的設備浩浩蕩蕩地運到中國後，地方官員作為一個在引進投資與技術上的成功典範 對外宣傳，吸引大批官員前來學習取經。與此同時，設備安裝在緊鑼密鼓地進行著。由於這 種設備是國內首次引進，安裝工作頗費周折。原計劃一年安裝調試好，結果用了3年時間才 基本安裝調試成功。期間請來大批日本技術人員指導，也反覆派技術人員前去日本學習。而 工廠工人及管理隊伍在早就到位情況下，眼睜睜地等待了兩年。 最後盼星星，盼月亮，終於盼來了正式生產。然而機器運轉上卻不像人們期待的那樣， 龐大的設備並沒有強大的運轉能力，相反卻顯得總是弱不禁風，三天兩頭這裡有病，那裡出 問題，以至停工修檢就成了工廠的常態。尤其讓人難受的是這套還在試產階段的設備，就面 臨這樣那樣的零件需要更換，由於國內目前沒有同類替代產品，所有零件只能到日本購買， 而這些零件的價格卻極其驚人。這樣修修補補，停停轉轉，又是兩年。 這套日本無償引進的設備，從洽談至今6年。6年來有人粗略地算了一下從接待、考察、 培訓、運輸、安裝、調試、交流、學習，以及因此的誤工，零件的購買，等等，大概先後花 費3000多萬元人民幣。可以想見今後隨著時間的推移，設備的老化，花費肯定還會增加。這 樣一來，這個「無償」引進的東西成了個投資的無底洞。而據考察，國內同等性能的產品價 格在300萬元出頭，相鄰某縣購進國內產品建立的工廠，早在4年前就正常生產了。一個「無 償」引進的設備，最後變成這樣個沉重的包袱，有人曾設想一下甩掉，重新用國內設備建廠， 然而面對可能的政治責任，誰也不敢輕舉妄動，於是該廠就只好不死不活地耗著。 後來有這方面的專家通過多方途徑終於瞭解到，這套設備是日本某廠生產的第一套設備， 按理這種設備屬於試驗產品，應該就在工廠調試觀察，待幾年運轉，將所有問題暴露出來， 經過改進後，再生產的設備才能外賣。當然日本也信守商業規則，畢竟沒有把此設備高價賣 給中國，而是無償贈送。不過這樣日本就將這套設備的試驗放到了中國，讓一個滿懷希望的 工廠變成了他們設備的實驗場了。如此一來，除了付出高昂的花銷，還有一大批可憐的工人 也隨同這套設備不生不死地陷身在這個試驗場中。導致如此結局的罪魁，我們固然可以埋怨 日本商人的不義，然而中國地方官員三番五次的考察，耗資巨大的接待，權力決策經濟的機 制，是否揭示著這種悲劇的必然？！ 3、加拿大進口的台灣二手設備 如果說前面的故事讓人哭笑不得，那麼我曾經在棗莊親歷的一個工廠就更讓人欲哭無淚 了。 我1989年到棗莊後在一家公司，下面有一個投資兩千多萬元的塑料廠，據介紹這個廠的 設備是加拿大生產的在國際領先、國內一流的原裝設備。洽談時棗莊還專門組織專家前去考 察，當然裡面大多數是地方官員。在1989年那種年月，出國考察可不像現在這麼如走親訪友 一樣容易，這個項目引進就是以考察為條件的。直接負責這個項目的官員當然是考察的主力， 他們也自然得到了優厚的接待。 我去的時候這個廠還剛剛試產，當時據說與外方的合作就是來料加工。設備由加拿大引 進，原料與產品均兩頭在外。這種形式按理說風險也不太大。然而在當年二千多萬的投資可 不是個小項目，銀行利息每年就一百多萬元。問題還不是利息的負擔，而是後來發現這套設 備根本達不到生產能力，怎麼調試，這套設備只能是原計劃生產能力的一半還不到。尤其讓 人痛苦的是賣給中方設備的外商對生產的一切產品均以不合格退回。由於在試產階段，中方 一再從自身來檢討問題，後來外商就以達不到生產要求為名而中止合作。至此一個來料加工 的企業完全變成了自產自銷的企業。 從當年企業投資與生產能力來算，工廠滿負荷運轉，每年的生產產品全部以當時的市場 價銷售完，全年算下來也還是虧損。因為產品出口一則價相對高些，同時為國家賺了外費， 國家有相應的補貼政策，而一旦產品不出口，那虧損就是必然的。 一個原本來料加工的外向型企業，怎麼就變成了只能內銷的企業呢？是中國工人技術不 過硬，還是另有隱情？說實在我當時感覺那些工人都相當優秀，管理者也很敬業。可是怎麼 就生產不出合格的塑料袋呢？應該說幾種塑料袋原本也沒有什麼高深的技術，但卻達不到外 商的要求。後來經過瞭解，知道這個項目的外商是一個在加拿大經商的台灣人，而設備根本 就不是加拿大生產，而是台灣的產品，並且是過時的二手設備，只是在外邊噴了一層漆，貼 上了一些加拿大的標籤。就是如此，都還有設備在漆脫落後露出台灣生產的標籤。工人們見 到後都傷心落淚，悲憤地說：「我們都上當了！我們永遠都達不到外商產品質量要求，因為 他們本來就不要我們的產品，而只是為了賣這二手設備而已。」 後來據瞭解情況的人透露，這種設備在台灣就算是全新也只是將近30萬元一台，而引進 時卻是近30萬美金一台，以當年的比價，整整高了8倍多。這樣的投資，生產這樣的產品， 從投資那天開始就決定著虧損。而外商不過是用一些冠冕堂皇的條件來騙賣了設備，產品從 始至終就不可能出口賺外費。應該說這套設備本身是沒有多高的技術含量的，怎麼官員與專 家就考察論證一年都沒有發現問題，最後工廠工人們試產一個月就知道問題了呢？ 記得一次我跟當時工廠一個掃地的老人聊天時，他說：「工人哭了，領導笑了。工人工 資沒了，領導口袋脹了。」倒是一語道破引進設備的真諦。當然應該指出的是當時引進這套 設備的可不是工廠的直接管理者，而是市政府官員。如此的工廠，除了最後債台高築，無治 而終，還能有什麼更好的結局？ 4、礦上「現代化」——一隻蒼蠅2066元 這次棗莊之行還聽到一個新奇的故事，那就是棗莊礦務局因為這幾年煤炭漲價而走上了 「現代化」。這現代化體現在幾方面：其一是走路上：所有職工在礦區行走，兩人必須並排， 三人必須成列，四人必須成行，更多時必須自覺成隊；其二是敬禮上：所有礦區職工，無論 在哪裡見到比自己高一級的領導都必須立正敬禮，目送領導離開後才能繼續幹活，或走路。 否則就罰款，或降級；其三是裝飾上：礦上除了地面都用高檔大理石裝飾一新外，地下的采 煤通道也一律用大理石鋪路。這還沒完，礦上還要求每個礦工在地下通道裡養一盆花，養一 條魚，如果花枯了，或魚死了，礦工都得被罰款。如果說這些還不足以顯示棗莊礦務局的現 代化，那麼一隻蚊子值2066元的價格，就應該讓人體會到棗莊礦上「現代化」的急切。 棗莊礦務局為了實現自己礦區現代化的藍圖，他們掀起了一場與蚊子決戰的運動。礦區 劃分成若干滅蚊責任區，領導定期到各區檢查，若發現某區內有蚊子在飛，發現一隻就罰該 區2066元錢。這錢是怎麼算出來的呢？那就是這個責任區的部門承擔2000元罰金，具體的責 任人根據核算承擔66元罰款。如此一來，棗莊礦務局的蚊子就算不是世界最貴的，但可以肯 定是中國最貴的。 回想我當年在棗莊時，碰到一個因礦難而留下的孩子，他說自己父親遇難後國家補助了 5000元的安撫費，並答應他母親，在孩子成人後，繼續到礦上去接過他父親的礦錘，勇敢迎 接下次的礦難。想想現在棗莊礦務局的現代化，讓人不能不相信社會發展了，連蚊子都變得 如此值錢，兩隻半蚊子可相當於當年一個礦工的生命。當然棗莊礦上礦工的生命這幾年也漲 價不少，至少從原來的五千，已經漲過了5萬了，相當於25只蚊子的價錢了。這也該感謝GDP 的功勞，感謝所謂「三個代表」的功效！ 然而當我進一步瞭解礦上這幾年能源暴漲，財源廣進，蚊子身價驚人之際，棗莊礦務局 在改進採礦設備，加強安全生產上有些什麼現代化革新時，在坐同仁們居然面面相覷，不知 何言。看來在棗莊礦務局現代化時，這些事關礦工生命的事還遠沒有列上那些領導者的議事 日程啊。 與此同時，一個曾經在網上流傳的故事，我這次棗莊之行證實確有其事。那就是一個棗 莊礦務局的宣傳幹部，因看不慣領導的一些作為，將礦務局一些事披露到網上，結果先被降 級，繼而被開除黨籍，再後被拘留，接下去本來就是送去勞教，但後來網絡上披露了此事， 引起網友怒斥，上面也過問此事。無奈之下，礦務局領導高抬貴手，放那不順服者一馬，讓 他遠赴彩雲之南的雲南邊陲下阱採礦去了。 在棗莊，我停留的時間很短，然而勾起的思緒卻很長：那些昔日的同學在外在生活改善 的同時，卻迴避不了對未來的憂慮；那些煥然一新的街道，卻掩藏不住城市貧弱、破敗的 「老區」；那喧囂繁華的街景，壓抑不住在發展旗號下被剝奪者的呻吟；那允許一部分人先 富的爭先恐後與GDP數字下面的崛起強大，激盪起多少罪惡的沉渣與權力的腐化。 應該說無論個體發展下的憂慮，還是城市發展中的拋棄與剝奪，以及社會發展的腐敗與 墮落，都是這個社會發展的畸形表現。它說明這個社會沒有建立在一個公正、理性、科學、 法制的基礎上，社會一切都顯得盲目而倉惶，人們沒有精神依托與行為規範，權力像脫韁的 野馬，隨同權力掌控者的意志狂奔，社會廣大普通民眾卻只有任其蹂躪、欺詐。在這裡城市 的新舊背離，企業的存亡贏虧，都是權力意志下的隨意胡為。如果一個社會受控於如此的權 力意志，那麼什麼怪象的產生都不足為奇。 （2007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