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消除政治恐懼 （山東）楊寬興 毛澤東的恐懼時代 上世紀60年代就讀於北京大學的一位長輩常以他的北大出身而自豪，當我要他講述40年 前北大校園的往事時，卻見一副黯然表情：成天鬥來鬥去，惟恐不小心說錯一句話，怕得要 死，實在沒留下什麼值得記憶的，可惜了青年時期的大好時光。 有過毛澤東時代尤其是文革生活經歷的人，大多都曾有過這種怕得要死的記憶，作為斯 大林之後最殘酷的獨裁者之一，毛澤東將階級鬥爭的大棒輪向地富反壞右的同時，要求每一 個社會成員都要成為高呼口號的共犯，籍此廣泛散佈政治恐懼心理。而在製造恐懼的過程中， 暴力與謊言是不可或缺的，批鬥、逮捕、槍決使每一個社會成員都能感受到身體傷害乃至對 生命的威脅，而謊言則確立了唯一正確的「輿論導向」，讓那些不同於毛氏教義的聲音自覺 禁聲，從而限制和消除了不滿者意見交流的機會。因此，在這種社會氛圍之下，幾年大學生 活竟然沒有留下什麼可對人言的記憶，似乎並不奇怪。 更深刻標明恐怖氣氛對於普通人生活影響之深的，當然還是斯大林時期的那個故事：酒 席上，兩位高官對斯大林別墅上方星座的名稱起了爭執，相持不下，作為裁判者，斯大林建 議打電話問一下天文館，值班的天文館長不是天文學家，懂天文的館長早就被逮捕了，館長 祇好驅車去問倖存的天文學家，可這位天文學家是不久前被捕的天文學家努梅羅夫的好友， 本來就因努梅羅夫的被捕而惶恐不安，聽到汽車聽在自家院內，恐懼不已，當場心臟病發作， 死在家裡。館長的汽車祇好繼續前行，尋找下一位天文學家，沒想到這一位也是努梅羅夫的 朋友。大逮捕高峰期的深夜，一輛汽車停在自家樓下意味著什麼？看來當時的人們對此的理 解是相似的，於是，這位科學家打開窗戶，縱身一躍，自殺身亡。 這樣的故事我們並不陌生，老捨、傅雷、剪伯贊、上官雲珠……歷史在30年後的中國重 演。從毛澤東的角度講，他未必想要這些人的命，但巨大的恐懼感比毛澤東的迫害更為可怕， 心理學家認為，人們對於未知恐懼的恐懼程度遠高於對已知恐懼的恐懼。極權政治下，那些 消失了的人被弄到哪裡，又會經受什麼樣的折磨，沒有人敢公開談論，甚至幾乎就沒人知道， 於是，這諱莫如深的「失蹤」，便促使恐懼以未知的方式成倍擴大。 人最可貴的當然是生命，艱難的生勝於輕鬆的死。身為專業中的精英人士，他們的成功 足以證明，作為一個人，他們具有較強的理性精神和克制能力，非此，恐怕很難在專業競爭 中最後勝出，但是，為什麼恐懼來臨時，他們仍會選擇一死了之的做法？也許，恐懼具有一 種神經毒氣般的威力，能夠瞬間使人陷入非理性的癲狂，摧毀他們整個的神經系統。 這並非誇大其辭，今天，在那些60歲以上的老人中，我們仍然可以看到普遍的毛澤東時 代性格殘留：出言謹慎、不信任人際交往、膽小怕事；而新時期遭受政治迫與監控的人群當 中，也大量存在懷疑、敏感、焦躁人格。作為一個親歷者，從我意識到監控可能無處不在時， 對來往密切朋友的審視、對一切通訊手段的不信任與恐懼、將與政治毫無關聯的生活事件故 意弄得歧路橫生……也許，在某些時候這是一種必要的保護，但由於無法瞭解恐懼的製造者 究竟以何種方式、何種密度、何種方式關注著自己，久而久之，保護措施便成為生活的常態。 這種傷害造成的性格扭曲，有時是終生難以治癒的。 謊言加劇恐懼 從心理學上來講，未知（或者說無知）是加劇恐懼的因素，但一般而言，人們並不將無 知視為政治恐懼的根源，製造恐懼的的根源其實祇有兩個：暴力與謊言。謊言本身可以使人 們普遍處於無知狀態。而暴力如不以死亡的威脅——死亡有各種各樣的死亡方式：裝麻袋沉 黃浦江、行刑前的割喉、取用被槍斃者的內臟器官等，這些方式本身比死亡更可怕——表現 出來，其效果則會打折扣，因此，在毛澤東晚年，當林彪的叛逃與社會的普遍貧困開始使謊 言失效，而毛澤東的健康狀況惡化顯然也不再是秘密，四五天安門事件便發生了。當人們明 白獨裁者也會死去，並且已經處在死神垂顧之下，普遍的恐懼便如春冰消融。 然而，政治恐懼給全社會造成的相互不信任卻是長期的。今天，回顧1989年的民主運動， 人們對學生們表現出的固執多有責難：既然高層已經前所未有地展露柔軟身段，既然趙紫陽 以總書記的身份承諾不秋後算帳，為什麼學生就不肯撤回校園呢？實際上，要準確地得出自 一問題的結論，可從政治恐懼的角度加以分析。 長期以來，政治迫害造成的未知恐懼已使社會處於普遍防範狀態，也就是說，民眾對政 權殘酷性的恐懼與防範程度，可能超出了政權本身的懲罰計劃。對許多學運活躍者來說，失 去天安門廣場這塊暫時的自由樂土，他們就無法成為社會關注的中心，而在政工幹部控制的 校園裡，借助控制嚴密的謊言製造機器，政權很可能分步驟有計劃地對他們實施懲罰，即使 在毛澤東死去之後，七九民主牆和八六學運中的活躍人士，同樣無法逃脫被嚴厲懲罰的命運， 因此，縱使身為開明派領袖的趙紫陽也無法使學生相信他的政府不搞秋後算帳。 也就是說，正是懲罰與恐懼造成的社會不信任與對立，未知和可能的懲罰使民間與權力 陷入不妥協的境地。對專制者來說，恐懼雖有助於減少反抗者數量，但有關恐懼的記憶，也 會促使反抗者採取更加決絕的手段。即使在政治控制密不透風的毛澤東時代，武漢7.20事件 以及林彪事件中，都可見反抗者試圖從肉體上消滅專制者的跡象，事實上，據毛澤東自稱， 林彪即使被剝奪接班人地位，他的常委身份也是可以保留下來的，或許這並非毛澤東的違心 之言，但由於政治恐懼造成人與人之間的絕對不信任，林彪家庭成員在無法武力消除毛澤東 加在他們頭上的未知恐懼時，最終選擇了叛逃國外的出路，半途機毀人亡，實質上宣告了文 化大革命的失敗。普遍政治恐懼氣氛之下，社會的荒唐可笑由此可見。 而對專制者來說，由於無法避免普遍政治恐懼社會中的「事故」發生，他在製造恐懼的 同時，也將自己置於恐懼之中。希特勒後期的暗殺事件，以及斯大林的死因都是明證。在斯 大林發病昏厥後，由於對獨裁者的絕對恐懼，竟然無人敢及時進入他的房間進行搶救，而在 他彌留之際，就連貝利亞這樣的恐怖製造者也因為恐懼而盼望斯大林死掉。也就是說，專制 者帶給全社會的恐怖並非單向地指向被統治者，由於政治恐懼下懲罰的不可預測性，反抗者 很可能採取最極端的手段來針對最高統治者。而將政治恐懼轉化為法律恐懼的社會，則因為 懲罰的可預期性，反抗者也不輕易採取過份的報復。從這個意義上說，消除恐懼便不祇是一 般社會民眾的需要。 消除政治恐懼的抗爭 由於死亡以及與死亡有關的想像是政治恐懼的最後保障，當一個政權不再可以肆無忌憚 地殺人，當社會成員不再隨意消失於深夜敲門的聲音，政治恐懼的瀰散過程便緩慢地開始了。 這時候，便如二戰時的美國總統羅斯福所說：「最大的恐懼來自我們的恐懼自身。」人們不 應該深陷於歷史的記憶中，以歷史為今天的生活設限。在我的母校山東大學，有一群正直而 堅持獨立思考的知識份子，其中大多曾遭受歷次政治運動的傷害，變得謹小慎微，因此，當 管理系主任孫文廣先生終於打破沉寂站出來呼籲為六四平反、停止一切人權迫害，這些中老 年知識份子抱著「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的態度對孫文廣先生的做法表示懷疑，但是， 當孫文廣的聲音屢屢通過美國之音、自自由亞洲電台飄響在空中，當孫文廣說出這些話的代 價僅僅是被剝奪赴台探親的權利（勇敢者以自身為代價不斷試探專制者的鎮壓動能），這些 在內心支持他的人也陸續站了出來，史若平、李昌玉等人敢於在晚年公開說話，與孫文廣先 生首先打破政治恐懼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按照馬基雅維利的說法，君王有兩種途徑獲取民眾的服從，一是愛戴，一是畏懼。但愛 戴與畏懼不一定同時存在，對君王的愛戴並不一定意味著被統治者的順從，所以，馬基雅維 利之後的專制政治者大都更加注重以暴力對民眾施加威懾，使之產生對君王的畏懼心理。在 東方專制國家中，這種政治恐懼更是社會傳統的一部分。在後極權社會中，民眾對權力的敬 仰幾近完全消失，專制者便仍需不時以暴力向民眾灌輸政治恐懼的心理，但當殺人不再是常 態，當統治者沒有魄力說出鄧小平的「殺二十萬顆人頭，保二十年穩定」時，政治恐懼的被 克服，便成為歷史的趨勢。這時候，死亡以及由死亡帶來的想像已不會普遍存在，民間社會 可通過公開發言、維權活動等，嘗試以一種既不與權力合作、又不與權力徹底撕破臉的方式， 近距離接觸「危險的」政治，此起彼伏的行動使民眾形成一種權利覺醒，也使人們對於權力 所能施加於社會的危害形成準確客觀的評估，那種因為徹底逃離政治而造成的無端恐懼，便 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逐漸消失。 這一克服恐懼的過程也是民間社會點滴發育的過程。由於以抗爭者的姿態近距離接觸政 治壓制，由於信息傳播的渠道越來越多樣化，逐漸便形成一種局面：一切都接近於透明，權 力與民間逐漸摸清對方的底牌，政治及其懲罰力量不再有太多的秘密可言，也就不再給未知 的恐懼留下空間，於是，政治恐懼就祇剩下政治給抗爭者帶來的具體傷害，我們都知道，這 種傷害其實是有限的，恐懼自身畢竟不再成為恐懼的放大器。一旦政治恐懼意識最終消失， 將迫使權力作出符合歷史潮流的選擇。 對疼痛和死亡的恐懼是政治恐懼的心理基礎，而趨利避害則是民眾是否選擇抗爭的考量 標準，當代利益博奕中，恐懼並不意味著不會喪失更多權利，抗爭也不必然帶來滅頂之災， 這是我們所處時代的特點。因此，客觀、準確的抗爭風險評估是每一個可能的抗爭者形成決 斷的前提。需要充分估計權力對不妥協抗爭者的懲罰能力，但也沒有必要因為莫名的恐懼而 放棄必要的抗爭。克服恐懼的勇氣如略高於攝氏零度的水溫，化堅冰於緩慢的時時刻刻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