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亂時代」的中國文學地圖 （北京）周冰心 一、消費主義潮流裡的中國文學現狀 縱觀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文學作品的敘事走向和敘述追求，誰都不會懷疑這是身處一 個消費時代的寫作場境，文學言說的語境前所未有的與市場聯姻，文學成了同步於庸常消費 的「速朽」記錄本，這是中國當代文學「享樂機制」的肇始，也是與中國歷史上「晚明縱樂 文化」的歷史對接。商業化、慾望化、時尚化、器物化都被捆綁於以「消費」為軸心的敘事 鏈條上，人與人，事與事，你和我，我和她[他]，這種人類社會的關係紐帶都身負這種經濟 利益關係，這種關係結構已成為普適模式參與文本敘寫狂歡，用「消費」來羅織一切事象關 聯，平面化、卡通化、無厘頭化、「大話」式、「戲仿」式、「諧仿」式的擬真敘事情境。 享（縱）樂和無（虛）痛成了90年代以來中國文學的關鍵詞。一方面，中國意識形態一直標 榜和視為正統的現實主義寫作從來就放棄對中國近50年來普遍苦難和集體記憶進行深刻省思。 另一方面，消費和縱樂、空蹈、慾望文學大行其道。中國作家摒棄了參與中國人文、道德、 信仰再次重建的契機，令人痛心。浮現了中國作家精神「豢養」與信仰「空洞」、肉體「順 服」、靈魂「空虛」的歷史惰性。 中國文學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長期在以往意識形態文化、政治知識裡孵化的主流文 學（亦是主導文化）開始在全球化跨國資本、「消費樂」文化潮裡變的無所適從，由於政治 資本和政治符碼80年代陸續從文學本文的逐步撤出，轉而尋找經濟資本的強勢，並將意識形 態轉而向意象形態轉變，影視成了意象形態的「新寵」。文學作為意識形態的重要一環被棄 之後院，福柯所謂被「馴化肉體」的中國作家失去了往日「靈魂工程師」高端神奇，漸入民 間，回到胡同弄堂，回到日常生活，一同跌落的還有精神信仰。 90年代末發生的政治事件無疑是一個分水嶺，因為在此之後，中國當代文學（化）進入 了「文學（化）貿易」的消費時空，大批作家面對中國民主自由精神的「出局」，不再賦予 文學更高的精神標尺和指向，文學成了日常化和頹廢的記錄器，高級政客們也適時「轉局」 為之推波助瀾，以轉移民眾要求自由和民主、平等的呼聲，全民下海經商之風成為那個時代 的重大特徵。女作家池莉、方方也適時的推出她們反映這個時代浮躁情緒的作品，她們的世 （市）俗化出現，無疑與那場剛剛落幕的政治運動有關。在那個政治運動宣告退場後，中國 人對政治自由的熱情轉為對物質、慾望消費的畸形蓬勃追求，她們所謂的「新寫實主義」作 品為90年代中國庸俗化和墮落化為虎作倀、推波助瀾。她們的一系列「中間小說」（一種介 於「純文學」與「通俗故事」之間的小說），為這股潮流提供了合理的藉口，這些碼頭、商 界、攤販、飯店小業主們的慾望主張被讀者合理的嵌入生活複製、倣傚、擬真，她們的小說 與小說之間大多存在著慣性化的思維。而隨之而來全球性「消費社會」在中國的蔓延、生成， 90年代末，「消費文學」在此基礎上更上層樓的形成。理想、先鋒、啟蒙、浪漫等都一夜之 間在文學中撤除，文學迎來了嶄新的「消費時代」，在此以後，「病相」、「消費」文學是 90年代中國文學最為重要的概約性關鍵詞。我曾經在2001年大陸文學界首先提出「消費文學」 的概念，直陳90年代以來的文學景觀：「慾望色彩眩迷、感官刺激至上、遊戲生活無序、物 化消費盛行、審丑庸常拼帖、反文學性『肆虐』」，當代文學也由「意識形態化」轉向「意 象形態化」。文學不再承擔「國家——民族——歷史」這類宏大主題敘事的功能，而是深陷 「私我——隱秘——庸俗」小型敘事的泥淖，文學成了同步於生活的平視文本，沒有了昔日 身上高不可攀的「理想光環」，這以80年代末「一代痞子英雄」王朔的「破壞性」出現為肇 始。到90年代初期，陳染、林白、海男等一批女性「私小說」作家的湧現，將這種「個人化 私我小說」發揚至極致，叛逆、自我、獨行、神經質、病態、敏感、性幻想都成為那個代群 作家的一致敘事模式，《與往事幹杯》、《一個人的戰爭》、《私人生活》、《女人標本》 等等，無一例外地在上述敘事謀略裡起伏，她們為身份、性別和青春而焦灼不安，為消費社 會的前奏作了暴風雨式的神情、內心、身體試探實驗。 消遣性、娛樂性、消費性為主核的大眾消費文學，成為90年代文化工業的主力軍，世俗 化特徵、對庸常生態的煽情、內心的偽衝動、矯飾的歷史「還原」、偽農村敘事、身體寫作 的赤搏上陣、虛妄自狂的「痞子」文化、中產階層趣味的膚淺描摹和虛榮膨脹等等，都為90 年代中國文學墮落設置了充滿悼詞的靈堂。 「泡沫文化」、「消解深度」、「自戀」、「私小說」、「性的放誕」、「快餐速食文 化」等寫作衝動成為炮製90年代文化的作者們一致行動，「物化」擠兌他（她）們身上最後 一絲生存「意味」，使得20世紀「五四」時期梁啟超、魯迅、胡適輩翼以借小說「不可思議 之力」拯救中國之力成為上古寓言式神話。以90年代中國文學相印證，拯救已自不必說。在 我看來，連簡單的虛構中國的價值與能力也不復存在，90年代出產的文學受西方文化的影響， 其成型後面向讀者的不是偽生活就是誇張、放大、延宕、收遽了現世社會、歷史，使之從另 一種意義上成了作家個人的自戀、臆想、假想中的自我感動，並在這種偽衝動的情感波湧下 達到人為高潮。余華的《活著》、蘇童的《妻妾成群》、賈平凹的《廢都》、《高老莊》、 張賢亮的《青春期》、余秋雨的《山居筆記》、《霜冷長河》、池莉的《來來往往》、《小 姐你早》、鐵凝的《大浴女》、林白的《玻璃蟲》、王安憶的《長恨歌》等等都多少沾染著 這些表述策略。老牌作家王蒙、劉心武更是以老到的筆觸一次次收腸刮肚，在90年代中後期 寫出與之生活歷練不相稱的作品，文學性、藝術性到了很難估量的限度了，到20一世紀初， 他們更是大肆推銷他們的油滑人生哲學。 到90年代中後期，丘華棟、朱文、張旻、趙凝等所謂「晚生代」作家將「消費文學」推 向高潮，以此同時出現的是一代70年代出生作家（以女性居多）橫空出世，她們無所顧忌， 是得商業時代「消費至上」原則精髓的中國第一代寫作者，以「身體寫作」和「下半身」 （甚至有人將此作為某個詩歌刊名和流派）思考示人，用慾望本文加速向全球化「國際身份」 確認靠攏，以此想融入強勢國家文化序列，衛慧的《上海寶貝》、棉棉的《糖》、周潔茹 《小妖的網》、朱文穎的《高跟鞋》、戴來的《我們都是有病的人》等等，還有金仁順、魏 微、水果、王天翔、趙波、尹麗川、安妮寶貝、敏子、周瑾等人的作品，都用女性「身體」 作為敘事媒介參與慾望、消費狂歡，構築成絢爛純粹的「消費文學」世界。 海外看好的作家莫言、余華，近年來也是提供不出與他們早期作品等量齊觀的作家，他 們的慣性化思維比起上述作家來說稍稍趨緩，但其癡迷於一種病態、審丑、殘缺價值圖景的 動向也是令人關注的，余華在2005、2006年出版的小說《兄弟》是他空洞靈魂、庸俗下作思 想的最後發作，佐證了大陸作家「無靈魂、無信仰」寫作帶來的惡果，這是大陸作家的集體 下場。而劉心武索性就不著一字小說，沉浸在「紅樓夢」的溫柔鄉里，在清史裡尋找什麼歷 史對應，以對曇花一現的秦可卿身份之謎挖掘最為癡情，可惜牽強附會，連連在清史引用上 出盡笑話，成為笑柄。顯然，他們都是在直接經驗枯竭、代言意識、普遍苦難經驗消失後轉 向他處的，已經連慣性作品都無法「慣性」了。 我曾經對大陸當代文學創作提出過這樣一個觀點，就是文學界擁有「五大騙局」：它們 是以池莉、賈平凹、莫言、余秋雨、劉震雲為核心的作家構成的，這些人沒有為後來者標以 好的文學示範。我將他們的小說趣味所擁有的共性歸納為五點：癡心於一種殘缺價值圖景的 繪製補綴；預設一種病態社會的趣味現象；臆想一種消極的社會心理模式；張揚一種空洞無 物的「假像」生活；賦予庸常生活「超高度」並無節制煽情。 審視近十餘年來中國作家們的作品，油滑的人生觀、投機的寫作觀、狹隘的世界觀、浮 泛的歷史觀、虛偽的道德觀、病態的東方觀、消極的人文觀充斥其中，文學作品成了政治和 政策的圖解和具象，而獨獨缺失載道、代言、全球、懺悔、當代、憂患、人文、悲劇、中國、 民本、自由、知識份子、挑戰、省察意識，毫無疑問，這些精神元素和寫作勇氣才是中國當 代文學最為缺少的。 今日，就是這樣一批缺失信仰、終極追求和傳統精神支柱，對歷史缺少反省能力的中國 作家們，共同沉湎於「消費文學」神話，正走上一條寫作趣味與大眾消費保持同一層面的不 歸路。文學的精神靈光根本不可能在他（她）們敘寫序列裡出現。所以，我們不難得出判斷， 90年代後出產的所謂的當代文學作品其實一定程度上大多卻是「文字和慾望的垃圾」。 以上所述劃出了一張90年代中國大陸文學的地圖，通過這張地圖，我們可以清晰的看到， 當代文學對中國當今總體性精神萎縮和國民性墮落、深為物化慾望纏繞負有不可饒恕的責任。 它對「他眾」的苦難、不公不感興趣，祇對「自我」的慾望和享樂感興趣。這也是大陸經濟 稍稍好轉，精神產品就馬上墮落的癥結所在。 二、政治知識文學、大眾消費文學、精英空轉文學三種文本 中國當代文學為何會走到如此之境？為何在一個近、現、當代史民族危亡反覆、苦難叢 生、專權奴化、順民主義橫行、獨裁顛狂如此頻繁的一個多世紀，有太多的歷史養料可作文 學書寫的時空裡，沒有出現強大的「中國文學聲音」？沒有一部關乎整個民族、國家普遍認 同的文學審美和省思迷局的文本出現？雖然，我們可以說，現代文學的源頭已經找到了開啟 中國落後迷局的層層病相，但並沒有找到鑰匙和藥方，不管怎麼說，前人已將中國普遍的國 民性形成用文本呈現，那就是20世紀20年代魯迅先生的那部《阿Q正傳》和《狂人日記》。 但以後整整80餘年，特別是1949年後，中國文學飽受政治鉗制，局限於政治圖譜的「描紅」， 再沒有出現像魯迅先生這樣有洞察力的作家，更談不上湧現直指民族內心苦難的「偉大的中 國文學」。 2005年初，海外華人作家哈金感慨：「偉大的中國小說」從沒有在中國大陸出現，過去 沒有，現在更是絕跡。對於一個有著悠久文學傳統的國度，那是何等辛酸和失落。「偉大的 中國小說」當是一部關於中國人普遍經驗的深刻的長篇小說，其中對人物和生活的描述充滿 深刻、豐富、真確並富有同情心，使得每一個有感情、有文化的中國人都能在故事中找到認 同感。 相較於別的大國而言，可能有「偉大的法國文學」、「偉大的俄羅斯文學」、「偉大的 美國文學」、「偉大的英國文學」、「偉大的印度文學」，甚至小國也有「偉大的波蘭文 學」、「偉大的捷克文學」、「偉大的日本文學」。但我們呢？作為一個具有2000多年文學 史的文學大國，卻找不到「偉大的中國文學」在今天傳承的遺脈，更不能匹配上面闡述的現 代理念。如果用上面對「偉大的中國小說」作的定義，四大古典名著裡任何一部小說都不能 擔當得起「偉大的中國文學」稱號。《三國演義》熱衷於權謀縱橫術和強烈的漢朝正統主義； 《水滸》傳達的是嗜血成災的從不滿朝庭到最後造反招安的路線圖，不過是孩子好好壞壞， 但都要回到「父權正統」上來；《西遊記》更像是一部「名不實歸」的降妖史，唐僧帶著他 四個各有私慾的徒弟去往的「西天極樂世界」並非今日意義上的西方，而還在「東方」的印 度打轉，取回的「真經」已為今日中國佛教嬗蛻成「實用祈福」的阿彌「托福」工具而已； 《紅樓夢》無疑最接近於「偉大的中國文學」，但在幽暗的前現代古典中國，書中氤氳的美 學趣味，即使在那個語境裡都不能得到普遍認同。 說中國文學名著不具有偉大性，顯然讓所有中國人不免憤怒，我這裡所言的偉大性是指 能被全民族普遍接受的美學、感情、經驗、超驗、認同感、時空觀、通感性，是「現代性」 意義上的偉大，超越了民族、宗教、階級、文化差異、地域、性別等鴻溝，當然，用現代精 神觀去觀照「前現代」的中國封建古典名著，顯然也失去了一種不對等的說服力。 但我們還應同時看到，歐洲19世紀到20世紀初的小說，如福樓拜的小說《包法利夫人》、 雨果的《悲慘世界》、托爾斯泰小說《復活》等，甚至更早的小說，都已經具有了普遍的人 道關懷、懺悔意識和自由主義精神雛形，這可能得力於西方文學是在一種「基督教原罪、救 贖文化」中滋養出來的，對普世「彼岸」有著較為清晰的全人類意義。而中國小說總是對 「成王敗寇」、「才子佳人」、「高中狀元」、「神魔鬼怪」、「現世報應」等實用「此岸」 津津樂道，跳不出中國的狹隘視境。 現代中國文學的來臨，同政治運動息息相關，當20世紀初，中國早已被西方強行納入現 代化潮流裡逐漸成熟時，中國深為落後挨打、弱國無外交、遲到的「現代性」而痛心，「五 四運動」即是那種痛心的情緒外化。隨之，文學割斷了中國「文言文」書寫的臍帶，迎來了 「白話文」時代。一個世紀過去了，東西方對那個時代出產的文學作品早已有定論，雖各自 根據意識形態立場出發，結論大相逕庭。 但我認為，短短30餘年的現代文學是中國20世紀最為絢麗多姿的文學地帶，那裡有著包 含無政府主義、自由主義、浪漫主義、自然主義、現代主義、民主思想、啟蒙主義、唯美主 義、憲政思想、科學主義、意識流、新感覺等當時世界上最為新潮的理論和技巧，且幾乎同 步於世界，這與20世紀80年代先鋒文學同樣複製西方文學潮流有著根本性區分，因為後者幾 乎是在落後幾十年的情況下瘋狂仿製，且不得精髓。這些西方主義與中國古典意蘊有機的結 合，使得現代文學表現的如此具有時代性和深刻性、魅惑性。而這些完全得力於政體沒有用 強力控制文學，還略有自由表達的空隙。更為重要的是，他們的文本對國族的「感時憂國」 情懷時時充溢在其中。而在以後的中國歲月中，則被完全的政治化統馭了，祇有仇恨、階級、 敵我，沒有愛、性別、人道。 將西方自由主義、浪漫主義、民本主義與本國千年承載、凝結的文化審美意蘊結合在一 起，是古老國度文學走向新生命、面向全球化的正確趨向。同中國被政治運動帶動文學運動 一樣，中國鄰邦日本也同樣如此。自1868年明治維新以來，以晦澀、哀艷難懂的俳句過渡為 現代日本文學，歐洲文學對日本文學的改造、影響，並未使「日本性」喪失，日本文學一個 多世紀以來在世界文學上愈加具有影響力。20世紀就有兩位作家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以鮮 明的「日本性」文學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獲得2000年諾貝爾文學獎的唯一中國人高行健雖 早已歸化為法國籍，但其小說和戲劇被世界認可卻是將古老「中國性」當中的「禪化」、 「道法」、「無為」等與西方的「懺悔」、「自由」、「反抗宰制」結為一體，可他並不被 中國當局認可。現在看來，祇有一點可以肯定，整個「漢民族」將認識到其可貴性，因為這 是世界對漢字自由書寫的膺服和獎勵。順便說一句，日本其它科學領域至今也有12位榮獲諾 貝爾獎。日本已在所有人文、自然學科將「日本性」與「世界性」極好的、優美的拼接在一 體，創造了燦爛的當代日本文明，對世界作出了貢獻。而中國，則還是一張白卷。 還有，曾經是日本文明「母國」的中國，幾乎在現代人類所有「文明」上毫無貢獻，中 國當代文學在世界文學序列裡更是籍籍無聞。這完全是中國人自己將「中國性」丟棄了以後 自覺充當「意識形態馴化」工具可以預見的結果。 1949年中國政權更迭，意識形態被視為專政的唯一工具，文學被納入政體的喉舌之列， 一切西方自由和質疑的聲音都被視作「牛鬼蛇神」和反動的力量嚴加禁絕。文學進入「政教 管制」時代，被捆綁上政治戰車隨同前行，它被政體視為「意識形態宣傳」的重要一環，祇 生產紅色經典、樣板戲……，高峰時接近於瘋狂，所有的西方主義的人類文明全部被禁止， 一直到1978年後才重開學習西方文學大門。直到現在，奉為文學寫作理念圭臬的始終是政治 「現實主義」，其餘一律排斥在外，雖說「現實主義」主旨是反映時代的問題和病相，但荒 謬的是，在中國卻鮮有此類文學作品出現。中國文學最高獎「茅盾文學獎」頒行六屆以來， 看看其獲獎作品就知端倪，《英雄時代》、《騷動之秋》、《抉擇》、《都市風流》、《第 二個太陽》等，這些帶有嚴重政治教化、謳歌政體烙印的小說，即使到了21世紀今天，還在 被一廂情願的給予無上榮譽。政體從來沒有將文學當作審美的載體，也從來沒有將之作為歷 史和國族的認同，其不過是一種執政者的宣傳品別稱而已。這種與政體保持一致的語境在中 國成為主要文學力量，其生成靠大批各類體制內作家，中國各級作家協會包養的專業作家們 有時甚至掛職地方政府，為某種政策、利益群體作圖解式文學、詩歌解讀，但他（她）們卻 很少為發不出聲音和弱勢群體代言，更不會為中國歷史上遍地哀鴻的苦難經驗、集體記憶 （如反右、大饑荒、文革、等幾乎是將人類推向絕境的運動）發出文字聲音。這種寫作勢力 在中國文學界趨之若鶩，從來都在唱主角，但它也注定與文學無關，與歷史無關……。世界 經典文學生產規律證明，不朽的作家都與意識形態保持距離，但中國作家是在傳統「御用文 人」思維下演變而成的，他們很難逃脫掉這個「影子」思維的吸附。這就是所謂的今日大陸 主旋律文學的語境生成。 今日在大陸大唱其道的還有「大眾娛樂消費文學」，它在大陸文學格局中有著一個很大 的板塊。它的創作主旨集中在「身體」、「肉體」、「下半身」、「物化」、「墮落」、 「搞笑」、「解構」、「惡搞」、「中產階級炫富趣味」、「空洞無物的白日夢」、「畸形 的美國夢」、「知識追星的無知夢」等等，注重生活的空蹈和消費性，標榜異質和另類的生 活，頹廢的後現代中國面貌，這股寫作人群在中國大陸十分龐大，幾乎涵蓋了60年代末到80 年代出生的所有作家，特別是七十年代「毛後時代」以後出生的人群，他們/她們放棄知識 份子對中國苦難、不公問題的監管和拷問的責任，雖無助於中國這樣一個問題重重的國家病 相療治，但倒也呈現一個中國局部人群的「小眾慾望」，這也是中國大陸政體實行重「商品 經濟、消費社會」，輕「道德倫理、信仰空白」政策以來的精神惡果之一。 最後，文學格局中還有一個較小的板塊，即所謂的「精英文學」。這是一個相當奇怪的 名稱，與西方「民主時代」的「經典文學」稱謂有著大相逕庭的區別，與政體鼓勵並勒令的 「政治知識文學」也保持著警惕的一段距離，它包含著東西方的混合物概念，既有歸隱、隱 遁、逃亡、空靈、獨善、無為、出世、憂國的中國古典觀，又有西方激情、浪漫、入世、自 我、拯救、實用、普愛、懺悔、流亡的心態。在現代與後現代今天，這種文本的寫作動機進 入其中卻淺嘗滋味，又疏離它的意義本質，既想用中國衛道士道德僻和道德審美來清滌文學、 思想創作上的新生、新銳力量，又想用西方文學「經典觀念」、「知識份子獨立人格」來諷 喻「消費」、「御用」寫作，但在兩者上都左右搖擺，兩相矛盾，人生哲學油滑，都不能窮 其所極，躲在一些虛妄不實的概念裡，想像一個「烏托邦」中世紀世界，保留著「貴族遺 風」，高高在上，不肯接受現代性、自由主義和平等均權的人類普適理想，在中國90年代以 來文學舞台上演繹了一出出這樣的把戲，「抵抗投降」、「躲避崇高」、「人文廢墟」等等 爭辯和思潮都是所謂大陸精英文學救世、棄世、勸世大纛下的關鍵詞。張承志、張煒、王蒙 等就是其中的代表。這種所謂精英文學從來不觸及「政體」帶給「現世」的普遍不公，省思 意識形態極權長期對中國人「肉體」和「靈魂」的雙重「馴化」與宰制，從外到裡的鉗制， 祇玩弄僵硬的術語、潮流、道德，還以一種狹隘的民族/國家、歷史/虛構、文化/傳奇、仕 大夫/知識份子觀介入寫作，貌似承載歷史和道義、民族這類宏大話題，實則內裡祇有蒼白 的激情和偽衝動、空轉的豪情。 當代中國文學正是由政治知識文學、大眾消費文學、精英空轉文學這三種文本樣式構成， 三種文學的生成都在一種「父權」威懾下呈現三種遭閹割的面向。這就是中國文學交給世界 文學的一份答卷。 三、自由書寫「真相中國」 縱觀中國20世紀的知識份子人格形成，正是啟蒙主義、英雄主義、理想主義、犬儒主義、 順從主義與消費主義構成了一個世紀的六個階段，使得包括作家在內的中國知識份子普遍患 有軟骨病，90年代後，更是被慾望和消費控制了靈魂，變的人格低劣，靈魂物化，信仰空洞， 而這些，都是長期生活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語境裡造成的，對苦難無動於衷，對欺凌漠 不關心，對記憶集體遺忘，所有這些都是建立在明哲保身「順從主義」基礎上的行為，而政 治化的寫作、思考、表述正是這些「中國當代知識份子病」的禍害源頭。 當代中國文學是中國的一面鏡子，那裡呈現的太多是「政治知識」，沒有多少文學涵養。 自1949年到1979年，政體對文學創作設下一道道限制，文學成了政治管家們指揮棒下的意識 形態載體，作家在政治壓力下毫無創作自由，文學被政治家們徹底僵死了。 20世紀已經落幕，要想將21世紀中國世紀變成事實，祇有在書寫、表述、思考上抹煞掉 「政治家長」管制，像溫家寶在第七次作家代表大會上說的那樣，文學應該追求自由、真理、 真善美和獨立不移人格、不從精神、拒絕順從、自由主義思考的方向前進，才可以洞悉到深 幽、真實、苦難、堅韌的「真相中國」。 （周冰心，中國文學評論家，著有《縱語狂歡——中國當代文學批判》（香港）、《家 國兩茫茫》（台灣）、《豐富的痛苦——90年代文學研究》、《文化口紅——余秋雨散文研 究》、小說集《樂土記事》等，此文為作者根據其在海外的演講刪節而成。——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