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劉煥文


沈銀漢


  劉煥文於一九九四年七月十四日晚第二次入獄，被判刑二年。加上八九年「六四
」事件時入獄判刑二年，共計四年。為表達我對他的深切懷念，寫下此文，把煥文
介紹給大家。
  煥文原籍山東，一九六一年八月在北京出生。他三十四年的人生道路是在坎坷和
苦難中渡過的。煥文的父親劉傑太是哈爾濱工業大學畢業、學機械製造專業的五十
年代大學生，母親也是五十年代畢業的大學生，並且是中學教師。
  煥文的父親畢業後被分配到航天工業部地熱研究所工作，後任工程師。五七年反
右鬥爭中，煥文的父親對同志談了一些對社會現狀的看法。因此，他在六四年被打
成反革命份子，下放到東北農村延邊地區。煥文六歲時，他的父母迫於當時的政治
壓力而離婚，他只有同爺爺奶奶一起生活。如此從小學到中學，直至高中畢業後工
作。在他父親的問題沒有平反以前，他一直是「反革命」的狗崽子。由於政府不給
他這樣的「反革命」子弟安排工作，煥文在家待業近一年。這一年中他糊過信封、
紙盒，插過幻燈片，每做好這一樣產品只能掙到人民幣半分錢。七九年他到首鋼工
作是接爺爺退休的班。八零年底，他父親的反革命帽子被拿掉。這時，煥文母親早
已改嫁，而父親又再婚，有繼母和兩個弟弟。所以他還是要繼續同爺爺奶奶生活。
他曾對我說，他在上小學時看見鄰居的小孩子同父母一起玩，他的眼睛濕潤了。他
多麼需要父愛和母愛呀！十七歲時，他費盡周折才找到了母親。煥文見到媽媽時，
母子抱頭痛哭。母親覺得自己不是一個稱職的母親，從離婚後就沒有再敢見他們父
子倆，到現在兒子已長成十七歲。可是這又能怨誰呢？！
  煥文的不幸遭遇塑造了他堅毅不屈的性格。他於八二年在北京西城區缸瓦市教堂
受洗禮，信仰了基督教。從此，他的人生道路有了新的希望和生機。他在交友的同
時也傳教於人。記得九一年六月底我剛從監獄裡出來不久，煥文到我家來看我。我
當時患有風濕性心臟病及關節炎，身體非常虛弱，體重從入獄前的八十七公斤減到
了四十九公斤。煥文對我和我妻子說：「待銀漢身體好些了，我帶你們去教堂。」
後來，在九二年的聖誕節，我們同煥文一起去了教堂，以後又經常去我家附近的寬
街基督教堂，缸瓦市教堂我也去過幾次，並認識了李克牧師等人。
  我和煥文是因八九年「六四」事件認識的同甘苦共患難的朋友。八九年五月十五
日晚，我帶著二百六十多人的市民聲援團到天安門西觀禮台後面與「首都工人自治
聯合會」匯合，當時煥文和趙品潞、劉強接待了我，那時劉強是總指揮，煥文和趙
品潞是副總指揮。他們非常熱情地瞭解了我的工作單位和一些情況，馬上安排了我
們的工作。由於我在民航系統內是專職做工會的幹部。所以，從八九年五月十六日
起，我就做了「首都工人自治聯合會」的秘書長兼對外代言人，並同煥文和趙品潞
參加了多次天安門聯席會議，起草了「告全市人民書」、「告全國人民書」、「告
海內外同胞書」等文件，和周勇軍一起印發。韓東方來參加後，重新組閣了「工聯
」，並更名為「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籌備委員會。組閣後，我仍擔任「工聯」的
秘書長，賀利利是糾察隊的總指揮，趙品潞和劉煥文是副總指揮。韓東方是「工聯
」的對外發言人。五常委是：韓東方、沈銀漢、趙品潞、賀利利、錢玉民。
  「六四」後，煥文被關押了一年半，又被押送到北京大興縣天團河勞改場勞改了
半年。記得他跟我說，他在獄中就患了乙型肝炎，經常頭暈、嘔吐，吃不下飯，而
政府連管都不管。到了勞改隊後，政府規定每人每天管理一畝地葡萄，但實際每人
管理的是二畝左右。他當時重病在身，還要天天出工幹活，每天的定額幹不完就要
受電刑和棍打。有一次他病得很厲害，實在幹不完定額，便向政府人員請求看看病
。工作人員不但不許他看病，還說他裝病，馬上叫來三個警管和三個犯人頭，對他
們說：「幫助幫助咱們的『工人領袖』。」結果是三個一萬多伏的電棍加兩個棍子
一齊上，連電帶打一個半小時左右。他暈死過三次，每次都被三大桶冰水澆醒，第
四次暈死過去便什麼也不知道了。他醒來時，有一個同班的犯人對他說：「你在床
上一動不動暈睡了十多天，大家都以為你活不成了。隊長怕你死了他的飯碗就砸了
，給你找了醫生輸了三天的葡萄糖。沒想到你命真大。」煥文說：「我才不會死呢
！我要是死了誰給他們挖坑送葬呢？」他又笑了……
  在此，我呼籲：希望所有善良的人們，從道義上伸出援助之手，救救這個三十四
歲的生靈吧！他畢竟為人類社會的文明進步做了多次的獻身和犧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