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世紀之交 ——個人經驗與思考的陳述(十七) ·胡 平· 155、「橫掃一切牛鬼蛇神」 六月一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位置刊出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這對 於當時的我們，無異於敲響了末日審判的鐘聲。 以往的政治運動，例如鎮反、土地改革、三反五反、反右、雖然都是「對敵鬥爭 」，但每場運動的目標主要還集中在某種特定類型的「敵人」。「文革」開始時， 許多人暗自以為那只是一場文化領域的政治運動，其打擊對像大概只限於「反動的 」文化人。如今，黨明確宣佈，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空前廣泛、空前深入的大革命， 它要「橫掃一切牛鬼蛇神」，這意味著： 一、文化革命的打擊目標不限於各種觸犯法律的行為，它還包括一切「三反」即 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言行。在當時，我們根本不懂得政治問題和法律問 題的區分。 二、所謂「三反」言行，不僅指「行」，也指「言」。換句話，僅僅是發表了反 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言論，便足以定性為「牛鬼蛇神」。那時，我們對言 論自由幾乎毫無概念。 三、「橫掃」不僅指向現在，而且還追溯既往(吳□不就是因為五年前的一個劇本 而被打倒的嗎？)它是對每一個人的全部歷史以及對全部歷史的每一個部分來一次算 總帳。 現在我們都清楚地領悟到，「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是一個何等可怖的口號。它是 一場比希特勒的「最後解決」和斯大林的「大清洗」還要殘酷百倍的政治迫害的動 員令。然而在當時，我們卻為這樣一個口號激動不已。打擊範圍的無限擴張，非但 沒有增加我們的惶惑不安，反而引起了我們的高度興奮。我們確實有一種類似於基 督徒面臨末日審判的神聖感。問題就在這裡：正因為文化革命——其實，整個共產 黨革命都是如此——並不把自己的目標局限於對社會某些特殊的弊害進行適度的矯 正，而是自詡為要對人世間一切罪惡加以一勞永逸的根除，所以它才最容易激起那 些缺乏政治經驗、並且早已習慣於用黑白兩分法看待世界的人們的極大熱情。 156、烏托邦與古拉格 我們這代人，從小就被灌輸這樣一種意識形態的神話：以往的一切歷史全是人剝 削人、人壓迫人的歷史；只有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革命才破天荒地從根本上扭轉了 這種局面，從而開闢了人類歷史的新紀元。共產主義革命是最偉大的革命，也是最 後的革命。(《國際歌》中唱道：「這是最後的鬥爭，團結起來到明天」。)共產主 義社會是最美好的社會，同時也是人類的最終歸宿。為了完成這最後的鬥爭，實現 那最終的理想，我們就必須「打倒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要掃除一切害人蟲 」，「和一切剝削階級傳統觀念徹底決裂」。目標的純粹和完美決定了手段的堅決 、徹底與毫不妥協、毫不留情，按照這套神話，文化革命便成為邏輯的必然。因為 唯有「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我們才可能建成一個「紅彤彤的毛澤東思想的新世界 」；而為了建成一個「紅彤彤的毛澤東思想的新世界」，我們就必須清除一切不符 合和違反毛澤東思想的東西，也就是必須要「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實現完美意味 著清除一切不完美，於是烏托邦就和古拉格成為同義詞。 是的，共產主義烏托邦就等於古拉格，或者說，它邏輯地蘊涵著古拉格。共產黨 在奪取政權時採取的種種極端手段，共產黨在奪取政權後接二連三的政治運動，都 證明了這二者之間的依存關係。不過，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們對這種邏輯關係仍 然缺乏強烈的自覺。這不足為奇。因為在此前共產黨的歷次鬥爭中，其革命對象都 是特定的、有限的；它必須容納形形色色的同路人，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異己力量 ；非如此則不可能取得階段性的成功。因此，這就使得一般人模糊了對共產黨要「 橫掃一切」、要「全面專政」的意圖的清醒認識。而這種意圖本來是從一開始就明 明白白地寫在其綱領和宣言上的(「共產黨人不屑於隱瞞自己的觀點」)。現在，毛 澤東宣佈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個號召既在人們意料之外，又在人們意料之 中。我說它在人們意料之外，是因為在這以前我們誰也沒想到會有這樣一場大革命 ；我說它在人們意料之中，是因為人們早就接受了、至少是習慣了共產黨的綱領和 宣言，因而從理論上早就認可了這樣一種「橫掃一切」的革命的正當性與必然性。 所以，我們整體地、無異議地響應了文化革命的召喚，懷著實現人間天堂的熱情， 開始了修築全民性古拉格的巨大工程。儘管在此一過程中，我們不是沒有疑惑，也 不是沒有恐懼；但只要我們還沒有明確地否定那套烏托邦理想，那套烏托邦理想就 以一種堅硬的邏輯力量將我們向古拉格無情地推進。 157、第一張大字報 六月一日晚間，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出了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七人大字報《宋碩、 陸平、彭佩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了些什麼？》。第二天，《人民日報》刊出大字 報全文，同時還發表了社論《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這在已經進入亢奮的社會 中激起了更高的亢奮。 不過嚴格講來，我們之所以受到強烈的感染，主要是因為這一事件的咄咄聲勢。 當時，我十分認真地閱讀了聶元梓大字報和《人民日報》社論，我能夠感覺到這一 事件的意義非同小可，但對於那個意義本身卻並沒有明晰的觀念。報紙上沒有向讀 者提供足夠的背景材料，我們對於這張大字報的來龍去脈、包括對它的執筆者和批 判對象的情況都一無所知。我們不瞭解、也不可能瞭解這張大字報在「文革」初期 中共上層明爭暗鬥中的重要作用。就大字報本身而言，批判的火力固然猛烈，但批 判的具體內容，按照我當時的眼光看來未免空泛。我不大明白為什麼象「加強黨的 領導」、「引導運動向正確方向發展」這些看上去毫無問題的話如何會有那麼嚴重 的問題，為什麼強調「內外有別」、「遵守紀律」就等於是「壓制群眾」、「壓制 革命」。在我的記憶中，黨領導難道不一向是這麼講的嗎？《人民日報》社論中有 一句話：「危害革命的錯誤領導，不應該無條件服從，而應該堅決抵制」。後來我 們得知此話出自毛澤東。照說我是有可能被這句話吸引住的。以前上政治課，老師 講到要無條件服從上級領導，我就提出過疑問「萬一上級領導是錯的呢」。不過， 我並沒有把這層疑問繼續思考下去。因此在我讀《人民日報》社論時，也就沒有對 那句話格外留意。 兩天後，報上公佈了中共中央決定：徹底改組北京市委，任命李雪峰為新的北京 市委第一書記，派遣以張承先為首的工作組進駐北大。消息傳來，人們又是一番激 動。 其實，早在四月下旬，彭真就已被停職檢查；在首都人民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的 群眾大會上，彭真沒有露面(以往的五一、十一，彭真都要在天安門城樓上發表講話 )；在五月中旬的政治局會議上，中共中央就已經通過了關於彭、羅、陸、楊反黨集 團的決議。只是在當年，中共的內外有別、上下有別還做得相當成功，以致於一般 民眾、包括普通的黨員幹部，在黨的決議尚未正式傳達之前，對於上層的各種重大 變動均毫不知情。那時候，一般人還沒有打聽和傳播小道消息的習慣；我們也還沒 有學會從公開報道中某位領導人的出場與否或排名先後敏感到他們在黨內鬥爭中的 升沉起落。我們仍然習慣於把共產黨視為一個高度堅強統一的整體，是文化革命才 使我們一步步地打破了這種天真幼稚的信念。如今都說「文革」是一場愚民運動， 當然是的。但「文革」以前的人們，至少在某些問題上，顯然更為愚昧。我相信， 很多人和我一樣，隨著「文革」的深入，我們越來越發現自己過去是那樣的幼稚無 知，越來越以為自己正在變得聰明或高明。在一個不算短的時期內，「文革」於我 們意味著思想的解放，起碼也是眼界的開拓。 158、黨內鬥爭之謎 彭真的垮台，為什麼會在我們心中引起一陣興奮？難道不就是在幾天或幾個月之 前，我們還把他尊為「敬愛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共產黨的黨內鬥爭最令人費解的 一個問題就是：任何一個「大人物」，不論地位多高，功勞多大，一旦垮台，你都 幾乎聽不到普通民眾表示過什麼同情或抗議。 原因自然很多：民眾對黨的迷信，對最高領袖的迷信；「打倒」通常都是採取突 然襲擊的方式，被打倒者根本沒有機會公開地為自己申辯反駁；對不同意見的殘酷 壓制，使得持異議者不敢鳴冤叫屈；如此等等。我要補充一點的是，共產黨的領導 人，雖然標榜和人民打成一片，實際上卻和人民相當隔膜。不錯，共產黨領導人常 常下基層視察工作，而且還常常喜歡和普通民眾聊幾句家常以示平等和親熱，但他 們總是把自己裝扮成黨的化身，從而使自己在人們心目中成為一個抽像的存在。人 們或許可以熟悉他們的音容笑貌，甚至可以熟悉他們的口味嗜好，但是人們很難了 解他們的真實思想，很難瞭解他們真正的見解與主張。如果說一般的領導幹部還可 以經由日常的為人處事而給周圍的人們留下比較生動的印象的話，那麼，越是高級 的領導人，與廣大民眾便越隔膜。他們固然作為黨的領導人而受到人們的尊敬以至 熱愛，但人們的尊敬和熱愛同樣只具抽像的形式，因而是可以任意替換的。本來， 為政者和人民的聯繫，主要應通過政見、政策和政績來體現。假如你把個人的主張 隱匿在黨的路線、黨的政策之後，假如你把個人的政績統統記在黨的名義之下，那 麼，你就在你和人民的關係上抹去了個人的特性，於是你的陞遷謫貶對人民也就顯 得漠不相干了。換句話，黨內矛盾、黨內鬥爭的不公開，一方面使黨表現出絕對正 確，所向無敵的外貌，一方面使得黨機器中的個人變得無依無靠、不堪一擊。一旦 黨決定拋棄你，由於人民都並不真正瞭解你，你就會陷入極度孤立。黨加給你的罪 名越籠統越空洞，你的失敗反而越徹底。如此說來，公開的大揭發大批判有時倒是 一件好事，因為它多少能使得人們對你的政見和主張有所瞭解，即使飽受歪曲也聊 勝於無。 北京市委的改組被渲染為文化革命的一個偉大勝利。或許，有些人已經猜測到文 化革命將是一場主要針對黨政上層人物的尖銳鬥爭。不過，我和我周圍的同學老師 依然蒙在鼓裡。我們依然以為文化革命會和過去的政治運動一樣在黨的領導下進行 。我們此時理解的「黨的領導」依然是指黨的各級領導而不只限於「以毛主席為首 的黨中央」。那時候，「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這個短語也許尚未出現，至少是 尚未流行。 159、關於工作組 和其它學校一樣，十九中的文化革命一開始是在工作組的領導下進行的。大約半 年前，十九中開展「四清」即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上級派了一個工作組進駐學校。 「四清」尚未結束，「文革」即已開始，於是，原「四清」工作組便順理成章地成 了「文革」工作組。 在以往的歷次運動中，派遣工作組是一個很常見的方式。起先，派遣工作組的理 由很簡單。譬如土改，許多地方本來沒有黨組織，所以必須由上級派出工作組(或曰 工作隊)。其任務有二：一是領導運動，一是幫助建立基層黨組織。以後，黨組織密 布全國，形成所謂「黨天下」。若要搞什麼運動，常常就由本單位的黨組織直接出 面領導。但是遇到「整黨」、「四清」一類運動，單位黨組織本身成了運動對象， 再由自己出面領導便未見合適。在這種情況下，由上級機關從其它單位抽調人員組 成工作組進駐該單位就成了勢在必行的辦法。否則，「黨的領導」又從何體現呢？ 因此，當「文革」工作組出現時，沒有人表示過異議。以北大為例，根據《人民日 報》的報道，新市委派出的工作組進駐北大，廣大革命師生熱烈歡迎。「文革」工 作組進駐單位給包括大中學校和部分黨政機關。當時，這些單位被認為是進行文化 革命的重點。 十九中工作組長姓劉，是成都市另一所中學的校長兼書記，副組長是附近一所小 學的校長，另有組員三、五人。因為工作組成員、特別是領導成員，常常是由同類 單位的幹部來擔任，他們在自己的單位免不了也是運動對象，所以派工作組的辦法 往往就變成了先用左手洗右手，再用右手洗左手的有趣循環。工作組好比欽差大臣 ，在一般人心目中威信很高，權力頗大，一進駐便接管了黨權；不過一般來說，工 作組並不干涉原單位的日常工作。 在「四清」階段，運動的參與者限於教師，我們學生只參加了兩次報告會；一次 是運動開始，工作組劉組長向全校師生傳達文件精神，並鼓勵學生向教師和學校領 導提意見；另一次是運動進行到某一階段，劉組長作匯報。在「四清」中，領導干 部已經成了運動的重點，個個都要接受一番審查，美其名曰「幹部上樓，洗手洗澡 」；審查過關者稱為「下樓」。記得在第二次報告會上，劉組長講到，十九中的兩 位校長(實際都是副校長，我們沒有正校長)，一位秦校長已經下了樓；另一位王校 長，還有教導處馮主任暫時還沒下樓。我們隱隱感到這兩位領導「出了問題」，但 不知其詳。 在「四清」運動中，我也向工作組遞交過一份意見書，批評對象是本校一位黨員 教師。這位教師本不教我們的課，隻身住在學校，無事時常到我們教室來與同學閒 談，言語間頗有幾分玩世不恭、消沉憤世之慨。依當時的我看來，這等精神狀態怎 像是一位共產黨員？說來也是，我那時雖然感到受壓抑，但卻一向以為消極、悲觀 都是不健康的情緒，因而對別人的這種心態格外缺少同情。事後，工作組找我談了 一次話，含糊其詞地給了一點肯定。這大概是因為我家庭出身有嚴重問題，工作組 對我並不信任，或許還有些猜疑；否則，我會被工作組視為積極份子也未可知。 160、「七億人都是批判家」 停課鬧革命的第一天，校園裡就貼滿了大字報。工作組號召同學們給校領導和教 師提意見。校方買來大批毛筆墨汁，拿出積存的舊報紙分發各班。我們這是第一次 被動員以大字報的方式投入大批判，大家都覺得很新鮮、很刺激。人人揮毫上陣， 又是寫，又是看，忙得不可開交。置身於這樣一種熱烈的群眾場景中，我和同學們 都忍不住感慨道：「噢，這就是革命！」 初期的大字報可謂五花八門、形形色色。有的是表決心、喊口號，大段大段抄錄 報紙；有的是揭發批判校領導和教師的錯誤言行。後一類大字報又可分兩種：有些 大字報一本正經，模仿著報紙上批判文章的格式語調，抓住領導或教師的幾句話幾 件事，上綱上線；另一些大字報則近乎嘲諷，從某些老師的外形或穿著，到他們平 時的小疏忽小笑話，統統搜羅起來寫成大字報，有的還採用打油詩的方式和配上漫 畫。為了搜尋材料，同學們開始互相串聯，交換信息。有些同學苦於找不到可寫的 內容，於是就在別人寫的大字報上簽上自己的名字，以表明自己也不落後。這段時 期十九中大字報的一個特點是，有來無往，有批無保。這當然不是說我們對每一張 大字報都真心贊同，這只是因為我們都認為群眾的革命熱情是可貴的，不應該對之 潑冷水。作為學生，我們多多少少意識到自己正處於「革命者」的優越地位(雖然在 那時，「革命小將」這個威風凜凜的名詞尚未出現)。在教師方面，則紛紛以「接受 考驗」的說詞自我安慰，即便滿懷辛酸也要強作笑容，不停地向寫大字報的學生們 表示「歡迎歡迎」。 《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社論，標題借用一位西方評論家的話「七億人都是批判 家」。我感到很自豪。想想看，七億人都在大批判，這個場面該是何等的壯觀。 在這段時期，我也很積極。運動第一天，我就把先前那份交給工作組的給某老師 的意見書張貼在校園牆上。我原想以此證明我自己比其他同學更「先進」了一步。 只是，在越來越多的更尖銳、更激烈的大字報浪潮之中，我這份意見書似乎沒有引 起人們格外的重視。以後我又寫了幾張大字報，也在幾張別人寫的大字報上簽過名 。在運動開初那幾天，學生們的大字報都大同小異。被批評到的領導和教師幾乎百 分之百。一旦發現某某教師「榜上無名」，便有熱心人趕快搜集情況，不管事情大 小，橫豎湊成一張大字報貼出去。同學們這樣做，既有響應號召、積極參加革命運 動的意願，又有發洩青春期反叛心理的衝動，其間免不了還有自我表現和贏得稱許 的慾望。畢竟，在對方毫無反抗能力的前提下去為某一種主義而戰決非難事，「革 別人的命」也並不令人痛苦；何況我們還都或多或少地懂得，批判是批判，批判總 是要從嚴的，批判不能要求句句符實。這就大大地減少了我們內心的猶疑和不安。 需要指出的是，在這一階段，學生們大字報的火力固然凶狠而漫無邊際，但一口咬 定某某人就是「三反份子」、「牛鬼蛇神」的仍屬罕見。 161、輕易而輝煌的勝利 在十九中，第一個被當做「敵人」對待的不是別人，而是王校長。三年前，王校 長調到十九中，憑著他的精明干煉，很快地在師生中建立起威信。前階段學校搞「 四清」，王校長本來已大致通過審查就要「下樓」的，偏偏在此時東窗事發，惹出 一件大麻煩來。一位老師無意間在校長住所旁邊一處堆放雜物的地方發現了王校長 十六年前的幾本日記，打開一看，其中竟有不少攻擊共產黨的言論，於是趕快交給 工作組。工作組不敢掉以輕心，立即下令將王校長停職隔離審查。王校長原是進取 心極重之人，受此打擊，痛不欲生，試圖自殺，未遂。工作組便派人對之實行二十 四小時監管。 平心而論，王校長的故事並不複雜。一九五零年，他只是個二十歲上下的小伙子 ，本來對共產黨掌權(成都是在五零年「和平解放」的)還抱著觀望以至幾分歡迎態 度的。殊不料共產黨掌權後立刻搞運動，他敬為「完人」(日記中語)的父親被劃成 地主迫害致死；再目睹到共產黨在其它方面的蠻橫作為，他忍不住在日記中將共產 黨痛斥一番。其後不久，共產黨恢復秩序並加緊民生建設，他對共產黨的印象略有 改變。爾後，他又參加了革命大學，經歷了思想改造運動並表現積極，很快入了黨 ，且在仕途上一帆風順。想來他早已把那兩本日記中的「反動言論」給忘懷了。可 是這兩本日記既沒有銷毀，又沒有小心收藏；如今被人發現交到了工作組手裡。那 時候正流行著階級敵人窩藏「變天帳」的種種故事，王校長如何辯解得清？ 在「四清」運動中，另一位「下不了樓」的校領導是教導處馮主任。馮主任年青 有為，不久前剛結婚。他被揭發在「生活作風問題」上犯有「嚴重錯誤」。按照當 年盛行的推理邏輯「生活上的腐化必然導致政治上的墮落」，因而「生活作風」問 題自然就上升為「政治問題」。 「文革」一開始，有關王、馮二人的「罪行」材料便通過教師的大字報公諸於世 (估計有工作組的授意)，在同學中立即引起震動。本來，同學們經歷了前階段批判 「三家村」、公佈聶元梓大字報和改組北京市委等一系列事件，已經意識到這次運 動是要從黨內揪出「壞人」的；然而，多年的宣傳教育又使得大家仍然習慣於把各 級黨的領導幹部視為黨的化身，因此很少有人敢於主動地向領導幹部放肆進攻。現 在，王校長、馮主任的材料被拋出，問題一下子就簡單化了。打倒王校長和馮主任 既無「反黨」的風險，又滿足了人們從領導幹部中揪出「壞人」的期待。那時候， 一般人對所謂「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還沒有多少概念；但是從報紙上文件 上反覆強調的關於階級敵人用「打進去、拉出來」的辦法使黨和國家改變顏色的反 革命策略，以及從文藝作品和新聞報道中屢見不鮮的關於階級異己份子混入黨內竊 取權力和某些領導幹部因追求資產階級生活方式而蛻化變質的事例，人們已經熟悉 了一套制定罪名的模式，於是便毫不費力地把王校長和馮主任分別套入了「階級異 己份子」和「蛻化變質份子」這兩個現成的範疇之中。十九中的文化大革命，一開 始就取得了如此輕易而輝煌的勝利。 162、校園的氣氛越來越緊張了 正如天下沒有兩片一模一樣的綠葉，也沒有兩個單位的文革史完全相同。以中學 為例，在運動初期，圍繞著工作組、校領導和學生三者之間的關係，就有著好幾種 不同的模式。有的學校，是部分學生率先造反，提出打倒校領導的口號；工作組保 校領導，壓制這部分學生。有的學校是工作組一來就把校領導定為黑幫，部分學生 保校領導而反工作組，並遭到工作組壓制。有的學校，是工作組支持部分學生打倒 校領導，引起另一部分學生反對。相比之下，像十九中這樣的情況就平淡多了。原 因也很簡單。十九中遠離京都，同學中也甚少有特殊政治背景的人物，所以沒人能 對行將到來的針對黨政領導的造反風暴有什麼預感。另外，十九中的「文革」，在 其初期基本上只是前階段「四清」的延續。王、馮的問題都是在「四清」中就已經 揭發出來的，進入「文革」無非是將其公開化和升級而已。這就不像有些單位(例如 北大)，「文革」一開始便意味著對「四清」的否定，因而也就沒有造成各種矛盾糾 纏不清的複雜局面。 「文革」運動繼續進行，形勢很快發生變化。工作組借助於在「四清」運動中培 養起來的教師骨幹和高年級同學中的積極份子，逐漸地把大字報的攻擊目標集中到 那些在「四清」中就被列入「有嚴重錯誤」的教師身上。這些教師要麼是在「解放 前」和國民黨政權有過某種關聯，要麼是在過去的政治運動中受過批判。攻擊的內 容也集中到諸如「對新社會心懷不滿」、「在困難年間散佈過反動言論」、「鼓吹 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排斥打擊工農子弟」一類問題。打擊對像越來越明確 。與此同時，依靠對像即積極份子隊伍也越來越清楚。看來，積極份子並不是誰想 當就能當得上的。一位年青教師本來在批判王校長的活動中十分活躍，不少同學將 他視為積極份子。誰知幾天後便有另外幾位教師寫出大字報，揭發出這位年青教師 在大學階段曾因發表右傾言論遭受團內處分一事。不消說，這件不大不小的「歷史 問題」是從該教師的檔案中找出來的，因而那張大字報無疑是代表了掌握檔案機密 的工作組的態度。在我們班上，以新團支書為首的幾位同學，接連寫出了一系列大 字報對我們的班主任郝老師猛烈進攻。其上綱之高，令許多同學都覺得難以接受； 但我們又分明感覺得到這番進攻是有來頭的。譬如說，他們的大字報提到了郝老師 在「解放」前夕當過國民黨上尉司書，那只能是得自工作組的有意透露。不僅如此 ，大字報還不點名地攻擊了其它同學，稱之為「黑的衛士」(四川話，「郝」與「黑 」同音，此處的「黑」即指郝老師)。大字報落款是「黑與黑的衛士的死對頭。」同 學們都知道，這裡所說的「黑的衛士」就是指班上那些出身非紅五類而又曾有好學 生之譽的同學(包括我在內)。雖說在那時，我們並不曾保衛過郝老師。事實上，在 這段時期，沒有任何人對被批判的領導或教師進行過公開的辯解或保護，充其量， 我們只是對某些措辭激烈的大字報沒去附和或是私下表示幾分不贊同而已。顯然， 校園的氣氛是越來越緊張了。大部分教師和一部分同學開始感到難堪的壓力。 163、王校長再度自殺 還在「四清」運動後期，王校長因自殺未遂被工作組派人監管，從此便不見其蹤 影。文化革命一起來，批判王校長的大字報貼滿校園，人人都把他當作十九中的頭 號階級敵人。開始，同學們還聽話。我們被告知王某某正在隔離審查寫檢討，大家 也就沒有再作深究，過不多久，校園的火藥味日益濃厚，有些同學發出責問：「王 某某給藏到哪裡去了？」這天，一些同學獲悉王校長原來就關在校長辦公室旁邊的 一間小屋裡。消息傳出，上百名同學立刻趕到那裡，對著小屋高呼口號。小屋那邊 毫無動靜。突然，屋門打開，王校長走了出來。他站在門口，低著頭，一言不發， 一動不動。圍觀者無不驚訝地發現：此時此刻的「王犯」(這是大字報上對王校長的 一個最流行的稱謂)面部浮腫、神情麻木，與原先同學印象中的那個朝氣蓬勃的王校 長相比，簡直判若兩人。大家先是一怔，繼而又高呼口號。有幾位同學已經衝到小 屋前。監管人員連忙將王校長拉回屋裡，並勸說同學們各自散去。 次日，校園出現好幾張大字報，聲討王校長「破門而出」，「猖狂向群眾反撲」 。不幾天，我們又得知王校長再度自殺未遂的消息，於是又引出一陣大字報批判。 有一張大字報摘引了王校長在這段期間寫下的話，大意是說：政治生命是最重要的 ；政治生命結束了，人生也就結束了。還有幾句古詩：「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 已百年身」；「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干」，等等。 讀到這些字句，我不禁泛起一份憐憫之心。我一直不相信那兩本「反動日記」是 什麼「變天帳」；然而我不能不意識到它確實永遠地結束了王校長的政治前程。「 政治生命」這個概念，現在看來也許是迂腐得可笑；但在當時一班發奮上進而又只 知認同共產黨那套價值系統的人心目中，它不僅是支持肉體生命的靈魂，而且有著 超越肉體生命的無上意義。假如說人是追求意義的動物，那麼，意義的被剝奪，也 就意味著生命的被剝奪。 164、罪不當死，如何以死避之？ 王校長兩度自殺未遂，使自己陷入極其狼狽的境地。大字報紛紛譴責王校長「畏 罪自殺」、「自絕於黨自絕於人民」，有的還攻擊他「以死來向黨威脅、向黨進攻 」。總之，王校長自殺一事非但沒有刺激起人們對他的悲慘遭遇進行反省；在許多 人看來，那反而等於落實了先前加之於他身上的嚴重罪名，甚至還意味著罪加一等 。這當然不是文化革命才發明出來的什麼新思維。在以往歷次運動中，共產黨總是 要對試圖自殺者扣上諸如此類的罪名。一般人早已習慣於這類指控，以致於大家很 少再去思考自殺者是否還有別的動機以及自殺行為是否還有別的意義。 其實，略一思索 便可發現，所謂「畏罪自殺」一說根本不能成立。既然在這裡， 自殺者原有的過錯並不足以構成死罪；那麼，以自殺身死的辦法去「逃避人民的懲 罰」又是從何談起？罪不至死，如何以死避之？至於「自絕於黨自絕於人民」的譴 責則更見無理，難道不是黨或「人民」先就把別人革出教門了嗎？不過我可以體會 到被批判者的自殺行為確實可能引起批判者們的反感，因為他們會以為自己的意志 受到冒犯。正因為你罪不該死而卻要自動去死，所以它表明你對批判懷有牴觸，懷 有怨氣。你想表白自己的無辜，從而證明批判者們犯了錯誤；你想突顯出自己被逼 入絕境，因而迫使生者為你感到歉疚。所以，只要人們不曾因此而翻然猛醒，他們 就很容易變得對你更加憤慨。 後來，當我努力說服別人為王校長翻案時，我驚奇地發現：不少人對王校長最不 能原諒的事情無非兩件，一件是那本白紙黑字的「反動日記」；另一件居然就是他 的兩次自殺行為。據我所知，在否定「文革」之後大規模進行的平反工作中，那些 在「文革」中自殺身亡者的平反往往遭遇到更大的阻力。這不僅因為死者不再能為 自己申辯，也不僅因為某些生者不肯為死者的名譽而承擔風險，更普遍的一個心理 是許多人仍然堅持自殺行為本身就是一種罪惡或者是有罪的證明。其理由是：真金 不怕火煉。黨決不會冤枉一個好人。一個人無論遭受多大委屈也應該相信黨，相信 黨最終一定會給你一個實事求是的正確結論。如果你竟然自殺，那只能證明你心中 有鬼；最起碼的，它也證明了你已經對黨失去信心，你經受不起運動的考驗，你背 棄了黨和人民——這就和「反黨」差不太多了。 165、不幸中之幸，抑或幸中之不幸 王校長自殺事件是我在文化革命中遇到的第一起自殺事件。它幸而也是整個十九 中文化革命運動中唯一的一例。 在兩度自殺未遂後，王校長似乎放棄了自殺的念頭。儘管在那以後他遭到了以前 想像不到的殘酷的肉體折磨(直到第二次自殺時為止，十九中還沒有出現打人現象) ，儘管在那以後有了更多的便於自殺的機會(對他的監管不久就撤銷了)，但是我們 再也沒有聽到他有過自殺的企圖。這一點頗耐人尋味。粗考其原因，大概有兩條。 第一，他也許對自己的處境慢慢習慣了。王校長兩次自殺都是發生在生活遭逢突然 變動的背景之下。一次是「反動日記」被發現，他從「革命幹部」一落千丈而淪為 「階級敵人」；另一次是「文革」爆發，原有的問題急劇升級。此後的壓力雖然綿 長而沉重，但卻不具突發性；人心在這種情況下會減弱敏感度而增加麻木性。第二 ，伴隨著運動的深入發展，「階級敵人」越揪越多，昔日春風得意的一大批黨政干 部紛紛變成了「牛鬼蛇神」。這樣，作為最早被打倒的那些人，雖然其物理環境日 形惡化，但心理壓力反倒迅速減小。畢竟，人對於精神痛苦的感覺在很大程度上是 與他人作比較的產物。陸游晚年寫過一句新年詩：「今朝一歲大家添，不是人間偏 我老。」是之謂也。 還有一點尚須提及。共產黨實行政治迫害，一方面固然是把別人整得死去活來， 另一方面它又採取種種辦法防範別人自殺，並且給自殺者扣上駭人的罪名。這很可 能有效地阻止了更大量的自殺行為的蔓延。試圖自殺者可以對生前的一切置之度外 ，但可能對身後的名譽十分關心；他可以對自己的生命毫無眷戀，但可能對親人的 命運耿耿於懷。面對著不講人情的共產黨，自殺非但不足以保全名節反而會招致更 嚴重的污損，非但無助於使親人從困境中解脫反而會把他們帶入更深的困境。這樣 一來，要橫下一條心自殺就更難多了。當然，共產黨採取這種作法只是為了自己的 目的，因為它擔心大量的自殺現象會促使人們對運動的正當性產生懷疑。文化革命 ——其實又何止是文革革命——造成了也許是人類歷史上最大數量的自殺行為。然 而我們有充分的根據可以猜測，如果不是共產黨對自殺行為嚴加譴責並對自殺者的 親人株連深廣，只怕自殺者的數量還要龐大得多。這是不幸中之幸，抑或是幸中之 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