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整真實的胡耀邦——讀《自由聲音》後感 （江蘇）郭少坤 丁亥春節其間，我到北京看望恩師於浩成先生。去時，我帶上胡平先生寄給我的兩本 《犬儒病》其中一本轉送給了於浩成先生，也許是作為回報，於老送我一本有他參於的紀念 胡耀邦先生誕辰90週年文集——《自由聲音》。 這本書共收集了31位作者的文章。其中有紀念文章10篇，回憶文章11篇，評說文章10篇。 在書的封面背後，有胡耀邦先生的夫人李昭題寫的《悼亡詩》，詩云：「獨秀紅梅隨冬 去，落絮細雨泣無聲。人生自古誰不死，忠魂丹心慰後人。」作為胡耀邦先生的終身伴侶和 戰友的李昭寫出了如此感人的詩詞，不僅是對胡耀邦先生的真情哀悼，是高度概括了胡耀邦 先生的光輝一生，表明了胡耀邦先生優秀的政治品質和高貴人格。 文集的《紀念》專欄前言裡說得很好：「中國出了個胡耀邦，共產黨裡出了個胡耀邦， 這是中國的大幸。一個共產黨的最高領導人，從人類文明的視野，來思考國家、民族、政黨 的前行方向，不說絕無僅有，至少是鮮見的。這難道不是大幸嗎？」的確，作為中國人應該 具備的國人人性和中華兒女應有的民族情感，在胡耀邦身上都當之無愧的體現出來了；作為 中國共產黨人原本應該遵守的原旨真理，胡耀邦先生也忠實的執行並恪守了。因此，無論是 按照做一個中國人的標準還是做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的標準來衡量胡耀邦先生，都是無可厚 非的。但同時也無可否認的是：胡耀邦先生祇不過是共產王朝的良臣賢相，是一個恪守良知 的忠臣和諍臣。因此，他才在自己的職位上利用正當權力解救並保護了那麼多受到共產體制 迫害的無辜之人；具體地說，就是在他擔任中共組織部長時，平反了被打入地獄的幾十萬 「右派」，解放了許多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殘酷迫害的各階層幹部和相關人員。因此，相對 於那些頑固不化和堅持「兩個凡是」的共產黨人，胡耀邦的確是共產黨內的開明派和好人。 也因此，他在為個人樹立形象的同時，也為執政的共產黨挽回了已經丟失的面子，換回了一 定的民心民意。所以說，中國出了個胡耀邦，共產黨出了個胡耀邦，不僅是中國的大幸，也 是共產黨的大幸。否則，因為歷史上那些臭名昭著的「反右」、「文革」運動給共產黨造成 的統治危機，是很難被解除的。 有著2000多年封建專制的中國歷史就是這樣形成的：在維護中國的專制制度史上，所有 的維護者們往往誰也逃離不了這麼一個定律：為人臣者，非忠即奸；為君王者，非明則昏。 當忠良和明君佔據上風或者執政時，國家就興旺發達；當奸賊和昏君當道或者握權時，國家 就動盪不安。就這樣的反覆循環，使得中國就像一台亙古不變的複印機，複製出一代又一代 的明君昏王和忠臣奸賊。而與此同時，社會隨著他們的爭鬥及其成敗變奏著動盪和安定的交 響曲；人民隨著他們的爭鬥及其成敗變幻著各自的喜怒哀樂；文明與腐朽隨著他們的爭鬥及 其成敗交相輝映；國家也就自然而然地隨著他們或進步或倒退。因此，當像胡耀邦作為那樣 的忠臣賢相能夠為自己維護的統治作出應有的貢獻時，歷史的確因為他的個人作用而在進步。 可為什麼當他成為最高的統治者時，卻不能夠貫徹自己的政治主張呢？顯然，這也沒有逃脫 專制怪圈的原理，那就是胡耀邦不是通過民主（即使是執政黨的黨內民主）選舉出來的最高 領導人，他也祇不過是被歷史沿襲下來的「宮廷政變」方式僥倖上去的領導人，或者具體地 說就是被那個在幕後「垂廉聽政」的政治強人鄧小平欽點的「接班人」而已。所以說，胡耀 邦也祇能和歷史上任何一位封建專制史上的「皇上」一樣，祇有老老實實維護本姓氏王朝的 利益，否則，也祇能會被本統治階層罷黜或者遭到任何方式的迫害。從胡耀邦先生擔任中國 共產黨總書記以來的所作做為及其最終的下場來看，他並沒有逃脫這一歷史的定律。 在這樣一個歷史怪圈內，顯然，即使是作為有現代文明意識的胡耀邦先生，在作為最高 執政黨和國家領導人時，他也祇不過是在本統治階級劃定的範圍內相對的解決一些問題，或 者幫助了一些好人。但是，對那些好人之所以受到冤屈及其問題的根本癥結仍然是無所作為， 對於自己的政見而卻無法貫徹。也就是說即使是解決個別問題後，由於制度的不變，天還是 那個天，地還是這塊地，社會還是那樣的社會，所不同的是後來的問題及其受害對像轉移給 他人而已。沒有法治的社會仍然是可怕的，沒有民主的政治是到處充滿著凶險。從胡耀邦先 生在世時所做的好事來看，他的確為了自己效忠的共產黨及其統治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同時， 從胡耀邦先生去世後所發生的一系列事件及其後果來看，也正是胡耀邦先生在世時的局限性 以及他對共產主義的信仰維護這一不變理念，祇是就事論事的處理了一些歷史上的冤假錯案， 而對製造那些冤假錯案的社會土壤和制度卻沒有任何觸及，包括對民主政治和法制建設的倡 導，都令人感到許多不足之處。所以，胡耀邦先生的歷史作用也就因此而大打了折扣。 《自由聲音》一書中紀錄了許多作者對胡耀邦先生事跡的陳述和對他的深切緬懷，從那 些作者對胡耀邦先生頌揚的事跡中，我們可以看到作為身居高位的中共領導人，的確體現出 了共產黨人實事求是的風範，展示出了一個國家領導人應具備的政治素質，為國為民可謂是 披肝瀝膽、竭盡忠誠，甚至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但是，如果人們認真的從敘述胡耀邦先 生事跡中就不難發現：正是因為作為共產黨人的胡耀邦，他是不可能放棄維護本統治集團利 益和追隨目標，他不可能「識廬山真面目」，因此，仍然「身在其山中」的他在處理一些他 的前任共產黨領導所遺留下來的歷史問題時，不能不表現出他的局限性，甚至是錯誤觀念。 在這一點上，我從自己細心讀到的於浩成先生紀念文章中找到了答案。 於浩成先生在《懷念敬愛的耀邦同志》一文中首先肯定了胡耀邦先生作為一名共產黨領 導人一貫的開明、務實精神，讚頌了他勤政為民的工作作風。但同時也正是在胡耀邦先生批 示處理的具體案例和事情上暴露了他的自身問題。 於浩成先生在1981年6月其間，通過所在的公安部部長趙蒼壁和付部長於桑向鄧小平和 胡耀邦轉交去一封信，信的內容是：「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即將舉行並討論、通過《關於歷 史問題的若干決議》，我想到一個問題，現在寫信向你們提出來，這個問題也許你們已經考 慮到了，高饒的案子不能翻，當時黨中央的處理是好的。但是，有一點是否應該考慮一下， 即：饒漱石在被開除黨籍後，作為一個公民，長期被關押在監獄裡，既不審判也不釋放，直 到被關死在監獄中，至今也沒向黨內和社會公佈過，這種做法是違反法律的。既然饒漱石可 以這樣處理，在文化大革命中對劉少奇、彭德懷、賀龍等許多同志這樣處理也就不足為怪了。 我建議在《若干歷史的決議》提到高饒事件時講一下對饒長期關押沒有審判的做法是違法的， 今後，嚴禁這樣做。……」從信的內容來看，作為法學家的於浩成先生這樣的建議完全是為 了國家的法制建設而負責任，也是為了促使執政的共產黨樹立法治觀念從而領導中國走向法 治制度化的良好願望和積極因素。但是，胡耀邦先生在後來的批示中祇是說道：「長期關押 不做處理是不對的，但寫進決議不行，請做點解釋。」這樣一來，由於胡耀邦先生積極維護 了共產黨在歷史上的政治錯誤，尤其是沒有從法律上糾正侵犯公民權利的做法，不僅僅是於 浩成先生的這一事關重大的法治建議在共產黨的歷史決議中得以落實，也的確為後來共產黨 統治下的隨意性和公然侵犯公民權利的行為方式埋下了禍根。從後來的一系列因為以權代法、 以人代法所導致的侵犯公民權利（尤其是對趙紫陽先生的軟禁）的形形色色案件中就得到了 充分的證明。不難想像，假使胡耀邦先生在那時就把重視公民權利勝過僅僅是糾正歷史政治 上的冤假錯案，把人權放到首位並強調寫進《歷史若干問題決議》並引以為戒的話，中國的 法制建設也許會因此進步很多。 俗話說：「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由於胡耀邦先生沒有足夠的法制觀念以及他的歷史 局限，他和他後來的繼承人趙紫陽先生都沒有倖免於因受不到黨內民主和國家法律保護的人 權災難，想來很是令人遺憾和不無痛心。 胡耀邦先生由於受到黨內極左派的影響和鉗制，就一些大是大非問題上也往往是不得不 違心的去表態和處理。例如他在第4次全國作家代表大會後不久發表的《關於新聞工作的講 話》以及1987年1月他被趕下台之前，在被迫檢討中竟然說出了「不該包庇像劉賓雁那樣的 壞人」這樣的話（詳見《自由聲音》於浩成先生文章）。他的這種委曲求全和對真理正義的 放棄，不能不使人們在看到共產專制的可怕之處之外，更進一步領略到這樣一個問題：即使 是再優秀開明的共產黨領導人也會在這樣一個政治體制下扭曲自己原本有的人性。用胡平先 生的論著《犬儒病》基本觀點來看，任何人都可能在特定的歷史時期和對像面前表現出不同 的「犬儒」病態來，因為人畢竟是人而不是神。雖然我們不應該把胡耀邦先生的那種屈服和 違心說出來的話視為「犬儒」心理的反映，但是，單單就他說的「像劉賓雁那樣的壞人」這 句話，還是不能夠成立並是相反的。劉賓雁先生究竟是什麼人，恐怕有良知的中國人心裡早 就有了定數。 《自由聲音》一書所反映的胡耀邦先生是一個完整真實的胡耀邦，是一個具有黨性鮮明 的胡耀邦，是一個因為恪守黨性卻不得不在人性上打些折扣的中國人。當然，人無完人，無 論是曾經作為最高統治者的開明領導人，還是作為優秀的中華兒女和炎黃子孫，胡耀邦先生 都當之無愧。也正因為視胡耀邦先生是人而不是神，我們對他既不要盲目崇拜，也不要求全 責備，需要我們共同關心和尋求解決的祇有一個問題，那就是祇有把中國盡快的建設成為一 個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使所有中國人都享受在法治和人權的陽光之下，才能使像胡耀邦、 趙紫陽先生這樣的悲劇人物不再在歷史上重演，才能使像他們這樣的最高國家領導人把自己 的正確主張貫徹實施下去，人民才能夠因此獲取到公正，社會才能夠走向進步。一但好的社 會制度實現了，中國人也就完全沒有必要瞎折騰了，甚至連像紀念胡耀邦先生這樣的活動也 會顯得多餘的了。（2007年4月13日星期五於徐州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