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春秋》洗塵——劉曉波《孔子編史與中國避諱傳統》批判 （廣西）東海一梟 兩千多年來，孔子和儒典蒙上了厚厚塵垢。由於君主專制愈往後愈嚴厲，孔學存在的空 間越來越狹窄，在參與君主專制的政治實踐中，在與社會歷史的複雜關係中，一些優良品格 或因異端的玷污而迷失，或受權力的強暴而蒙污。特別是十年文革，是中華民族、亦是中華 文化的空前浩劫，至今仍有一些自由知識分子無意中接過中共製造的污水，往孔子身上猛潑！ 拜讀劉曉波《孔子編史與中國避諱傳統》（發於2006年10月號《北京之春》，下簡稱劉 文）一文，發現不少對孔子和《春秋》的誤讀錯解，謹擇要指出數處與劉曉波商榷。 一《春秋》非史 劉文以《春秋》為史，以信史的標準來衡量、要求和批判《春秋》，從標題開始就錯了。 《春秋》非史，而是托史寄義、托事明義之書。公羊學「張三世」，將人類歷史分為 「三世」：據亂世，昇平世，太平世。《春秋》以孔子誕生為基點，將二百四十二年間的十 二世分為孔子所傳聞世，孔子所聞世、孔子所見世，以孔子傳聞世為據亂世，以孔子所聞世 為昇平世，以孔子所見世為太平世，以魯國二百四十二年為人類歷史之縮影。 其實，春秋時代，諸侯挾持天子，大夫放逐諸侯，家臣反叛大夫，「《春秋》之中，弒 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孔子所傳聞世固然為據亂世， 孔子所聞世和所見世更是「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 距孔子愈近而世愈亂，哪有什麼昇平太平可言？但孔子魯十二世的歷史來表達自已王心所加 之義，故「世愈亂而文愈治，春秋筆法愈謹嚴，禮法愈完備」。 孔子自己說過，「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孟子》）孔子 既非史官，更非天子，卻在《春秋》中借用史筆的褒貶、體現天子的賞罰，故自稱「竊取」， 可見孔子自己明明白白地承認，他作《春秋》是別有用心和目的的。故傳曰：「制《春秋》 之義以俟後聖」。《禮運》以禹、湯、文、武、成王、周公之世為小康，大同太平之說乃托 古而言，並非「實錄」。春秋義法中的大同太平，之是孔子的政治嚮往和文化理想。 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說的是孔子以《春秋》代行天子之事（貶退討）。 故孔子自己說：我其為東周乎？本來，天子才有「製法」的資格和權力，孔子作為一介布衣 這樣做，從理想層面言則是盡自己文化和歷史的責任，是大功，從現實角度看是越俎代庖大 大的僭越，是大罪。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孟子》）、「其辭則丘有罪焉耳」（《公羊傳》）。 司馬遷稱《春秋》為禮義之大宗，又說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又說：有國家者， 不可不知《春秋》。又說：「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 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史記》）。司馬公明明白白 說孔子作《春秋》是為了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康有為曰：「《春秋》亂世討大夫， 昇平世退諸侯，太平世貶天子。」（《孔子改制考》）「據亂世」必須討大夫以確立絕對王 權，「昇平世」必須退諸侯，建立王權一統，「太平世」則貶天子，建立大同世界。 《春秋》非史，證據確鑿。當然也有大儒而「小看」《春秋》僅視之為史料的，如王安 石稱之為「斷爛朝報」，梁啟超稱之為「流水賬簿」，卻拿不出過硬的理由來，門外之談， 學界支流而已。 二、劉文混亂矛盾 史（史料，歷史書）重史實，經（哲學、政治）重義理。在對待《春秋》的態度上，漢 初以來就一直存在著「今古文」之爭。古文家僅以史學家教育家目孔子，貶《春秋》為史， 今文家認為孔子更是政治家哲學家，褒《春秋》為孔子「行天子是事」、為萬世立法的外王 經典（關於政治、社會的學說）。 劉文所引清代著名今文學家皮錫瑞之言曰：「經史體例，判然不同，經所以垂世立教， 有一字褒貶之文，史止是據事直書，無特立褒貶之義」所以皮氏斷言：「但知借事明義之旨， 斯可以無疑矣」、「《春秋》是經，《左氏》是史，後人不知經史之分，以《左氏》之說為 《春秋》，而《春秋》之旨晦，又以杜預之說誣《左氏》，而《春秋》之旨愈晦。」可見皮 氏不僅區分了經史的不同，而且也指出了《春秋》是經非史。 劉文所引熊十力先生在《讀經示要》中說：「二經製作皆極特別，皆義在言外」，「易 假像以表意」而「春秋假事以明義」，認為《大易》和《春秋》皆為經而非史。熊先生對 《春秋》十分推崇，如果知道劉曉波引用他的話卻把《春秋》貶作孔子所編之普通史料，並 且與中國避諱傳統連在一起予以痛批，祇怕那一大把白鬍子要氣得翹到與眉毛一樣高！ 劉文引用了今文學家家董仲舒司馬遷皮錫瑞、現代新儒家熊十力以及莊子孟子等對《春 秋》的評議，承認《春秋》「主旨不在於提供歷史事實，而在於表達他的道德偏好和政治觀 念。」承認《春秋》在歷史上更多是被當作「治國之經」，後儒們的主流看法也傾向於《春 秋》是「文以載道」在史學領域的應用——「借史傳道」。 莫名其妙的是，劉文又引清代史學家章學誠「六經皆史」之說，說明《春秋》為史。但 劉曉波與章氏之後不少學者一樣，把「六經皆史」的「史」理解為史料或歷史書，以致誤會 疊出。錢穆指出：「（六經皆史）此四字中的這個『史』字，我們近代學者如梁任公、胡適 之，都看錯了。……梁任公曾說：賣豬肉鋪櫃上的帳簿也可作史料，用來研究當時的社會經 濟或其他情況。」（錢穆《中國史學名著》）。可見此處的「史」有「史料」含義，但比單 純的史料、史書含義廣泛得多，是把四書五經及古人一切著作，不論經史文哲詩詞都視為史 或源出於史的。 章氏雖有「六經皆史」說，其實並不是把《春秋》當作純粹的史料、史書，依然認為 《春秋》乃「借史傳道。」章氏在《報孫淵如書》中說：「愚之所見，以為盈天地間，凡涉 著作之林，皆是史學，六經持聖人取此六種之史以垂訓者耳，於集諸家，其源皆出於史。」 章氏在《文史通義》中寫道：「六經，皆史也。古人不著書，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 先王之政典也。」劉文引章學誠在《史德》也說：「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 義，昭乎筆削。筆削之義，不僅事具始末，文成規矩已也。以夫子『義則竊取』之旨觀之， 固將綱紀天人，推明大道。」 （「六經皆史」說並非章學誠所首創。章氏之前間接或直接提出過類似說法的許多學者， 比較重要的有隋代王通，明王守仁、王世貞、胡應麟、李贄，清顧炎武、袁枚。古代史與經 不分。故《尚書》，左史掌之；《春秋》，右史掌之；《易》，為卜筮之史；《詩》，敘列 國得失之跡；《禮樂》，史之制度。故曰「《六經》皆史也」從學術發展史的角度而言，古 時一切著述皆為王官之學，也就是政典，故皆是史；子集諸家，皆出於王官之學，皆為史之 流裔，故亦可視為史。說見高壽仙《章學誠「六經皆史」說詮釋》）。 劉文一邊引用古今大儒力證《春秋》為經的言論，一邊又引清代史學家章學誠「六經皆 史」之說，說明《春秋》為史，並以史的標準來衡量批判《春秋》。不知何以如此自我矛盾、 褒貶不一？ 三、春秋義理 孔子是依據王道義理而不是按照個人的主觀好惡來修《春秋》的。所謂借史傳道托事明 義，乃是借用歷史的框架和部分史實闡明儒家王道義理，為新王朝立法，以寄托社會理想和 政治抱負，就像繼西周再開一個新東周王國一樣。「借史傳道」傳的是外王之大道，而不是 「伸張他的三綱五常」和「把撰寫歷史作為個人好惡的腳注」。蔣慶認為：「《春秋》之書 法中有借事明義與托事明義者：借事明義，本有其事，借此實事以明義；托事明義，本無其 事，假托有其事而明義。」（《公羊傳引論》）。關於歷代學者對《春秋》的評議，劉文引 用無誤，理解多錯。 《春秋》借史傳道托事明義，具體所傳詳細所「明」的有哪些「道義」呢？司馬遷董仲 舒都說過《春秋》「文成數萬，其旨三千」，但流傳下來的《春秋》僅一萬六千字，「其旨 三千」無從覓起。但公羊家總結《春秋》之旨（所謂微言大義，微言是意義精微之言，大義 是堂堂正正之理），仍有大一統說、通三統說、張三世說、譏世卿說、德刑相兼說、「天人 感應」說和譴告說、大復仇說、孔子為王說、天子一爵說等等，並且論定孔子為素王、聖王、 先王、後王、製法之王等，論定《春秋》「作新王」。 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犋。」這句贊詞頗受嘲笑，認為亂臣賊子之怕 武力，哪怕《春秋》褒貶？哪在乎青史流芳還是流惡？有學者認為這體現了文化的力量，輿 論的力量。這樣理解不錯，太淺。這裡的亂臣賊子，包括不行「仁政」不守「王道」的大夫 諸侯天子在內，都是貶退討的對象，而《春秋》代表了先進文化和力量，代表了一種政治正 理、歷史正義和天地正道。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就像老梟說「劉曉波 宣傳自由主義而中共懼」意思差不多。 何邵公謂《春秋》「其中多非常異議可怪之論」，這也難怪。類似天子一爵說（意為天 子非「天之子」，而是像公候伯子男一樣，雖尊貴，亦爵位而已）等「微言」，在秦以後神 化帝王的君主專制時代，當然是非常異議可怪的。儘管公羊學家的解析未必沒有穿鑿附會的 地方，不一定完全符合孔子本意，但綜上所述，《春秋》絕非單純史書，其編創目的更不是 「為了伸張他的三綱五常」。 說孔子編創《春秋》是「為了伸張他的三綱五常」云云，是劉文強加給孔子的，把春秋 之旨大大地狹隘淺陋化了。三綱五常是漢朝才提出來的。仁義禮智信五德確為原儒所有， 「三綱」則屬於法家思想，徐復觀認為「迄於東漢初年，一部分對專制政治取妥協態度的儒 生有取於《韓非子-忠孝篇》所謂『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者逆則 天下亂』的思想，遂在《白虎通-三綱六紀篇》中正式提出『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 綱』的三綱說，這是法家思想，挾專制之威，篡奪了儒家的人倫思想，乃儒家人倫思想的一 大變化，實亦中國歷史命運的一大變局」。（徐復觀《中國孝道思想的形成、演變及其在歷 史中的諸問題》）。 三綱之說是董仲舒對法家的汲取和改造，法家思想本質已異，因為董仲舒的三綱是與五 常結合在一起，要以仁、義、禮、智、信五常去規範和「維護」的。因此，三綱雖體現了嚴 格的等級制度，用現代眼光看固然極為反動的，但用歷史的眼光看，在家天下的歷史階段， 在等級社會或曰階級社會，以五常為核心的三綱屬於「善的等級制」，無疑是一種次優選擇。 四、關於「三諱」 《公羊傳-閔公元年》條謂：「《春秋》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後人從中 引申出避諱史學並將之制度化生活化，使「三項基本原則」在歷史編纂中，在政治生活乃至 日常生活中大行其道，「避諱學」不斷發揚光大，有什麼君諱、聖諱、憲諱、家諱、師諱、 俗諱等，其影響之惡劣是無可諱言的。 但源遠流長而臭名昭著的「政治避諱學」的主要責任不應由孔子來承擔。《春秋》豈止 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而且「世愈亂而文愈治」，與歷史事實完全不符。孔子非 史官，沒有權力和資格修史，孔子更沒把《春秋》當史書來修。「三諱」僅是公羊家總結出 來的《春秋》書法，之適用於《春秋》一經，是為春秋義理「服務」的。 雲塵子認為，根據《十三經註疏》中的註疏來看：「為尊者諱」是因為「為閔公諱，受 賊人也。」「為親者諱」是因為「為季子親親而受之，故諱也。」「為賢者諱」是因為「以 季子有遏牙不殺慶父之賢，故為諱之。」孔子在《春秋》中所「諱」的，都是不應該肯定， 更不應該提倡的醜事、惡事，孔子為之「諱」的目的，一方面是為了宣揚正道，用正道來引 導天下，另一方面是「貶天子，退諸侯，譏世卿」，名為「諱」之，實為「彰」之，也就是 告訴我們，那些事是「見不得人」的。 我認為「名為諱之，實為彰之」的結論屬實。因為孔子雖修《春秋》，但他不可能毀去 魯國、其它各國及周王朝的史書，更無法逆料秦始皇的焚書浩劫。他一定以為，後人之要把 魯史及有關史料與他所修《春秋》對照一下，自然就明白《春秋》的微言大義、明白他的良 苦用心了。蔣慶說：春秋時各國《史記》俱在，史實人人知曉。孔子借魯史以明義，魯史實 亦人人知曉。正因春秋史實人人知曉，孔子所修之《春秋》乃得寓褒貶進退及諱之義（《公 羊學引論》），極是。把「三諱」引申到其它領域，成為史學的原則和政治的原則，絕非孔 子本意。 論語衛靈公篇載：「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孔子盛讚衛國 大夫史魚言行正直剛直像射出去的箭一樣，可見孔子是以「直」為史官美德的。孔子還曾盛 贊晉國上大夫叔向之直。「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為 末減，由義也夫，可謂直矣！」（《左傳。昭公十四年》）如果是無關大局的「攘羊」小事， 孔子主張「父為子隱，子為父隱」，如果像叔向弟弟叔魚那樣激起朝廷動亂，威脅到社稷穩 定，觸犯了禮制的上限，孔子則讚賞「不隱於親」，認同叔向「三數叔魚之惡」，付諸刑律。 作《春秋》則「三諱」，對史魚則贊「直」，可見《春秋》宜諱，史官宜直，各有側重， 各有標準。還有，「攘羊」則父子互隱（「父為子隱子為父隱」實質亦符合現代法治精神， 對此已另有梟文介紹，不贅），大罪則「不隱於親」，這些方面都體現了孔子的中庸智慧、 經權思想和實事求是因事制宜的精神。 五、「很有點不找調」 根本上錯了，劉文對孔子、《春秋》和儒學的各項批判就站不住腳了。像劉文開頭這段 話，就「很有點不找調」。 劉文曰：而在我看來，中國的儒者對孔子的膜拜，很有點不找調，特別是類似「半部論 語治天下」的讚譽，純屬胡說八道。事實上，儒術作為統治工具之能說而不能用，之能在倫 理上約束君子和愚弄百姓，而在現實政治中無法起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作用。對於惟我 獨尊的皇帝和搞宮廷陰謀政變的逆臣來說，也對於走投無路時揭竿的暴民和怠工避稅逃亡的 刁民來說，真正具有威懾力的統治工具還是心狠手辣的法家。三從四德是儒家戒律，但對觸 犯三從四德者的懲罰，決不能之向違反者宣講儒家之禮，而要動用剜眼剁手割屌車裂等酷刑。 換言之，如果儒術所倡導的倫理「德政」沒有法家力主的「暴政」來支撐，就一天也存在不 下去。 儒不僅是術，更是道，不僅是方法論，更是人生論政治論價值觀。把儒學稱為儒術，是 一種狹化和貶低。同時，儒學不僅是道德說教，而且是關於政治制度的學說。「儒家之禮」 是一整套文物典章制度的總稱，包括「刑法」在內，之不過儒家反對「剜眼剁手割屌車裂等 酷刑」。儒家自有「法」，法家源於儒，具體說，源於外王之學。荀子重外王，其後學取消 內聖之取外王，便成法家了。（說法家之要外王，是形容而已，徹底取消了內聖的外王，與 「王」字已失之千里，與仁字更是勢同水火，之能是霸道。法家雖受過原儒影響，卻根本上 違背了仁義道德，違背了孔子的核心思想，另成一派了。） 《春秋》正是外王經典，是儒家關於政治、制度的學說和治國平天下的大經大法。漢朝 文物典章制度乃董仲舒等公羊學大儒根據《春秋》義理設計。為有史以來最為完備，並多為 後世王朝所襲用。中央與地方兩級制度同樣是從漢朝開始完善，漢朝建立的文官制度在兩千 年後的今天仍然具有一定先進性。 「半部論語治天下」，也可以簡化為一個仁字治天下。《論語》乃至整個儒家的核心思 想就是「仁」。仁是儒家的大德大道大原則。我曾提出當代儒者的「三本」主義：民本（民 主），是就社會制度而言，人本，是就人神關係而言，仁本，是就人之道德而言。仁本、民 本（民主）、人本，應該成為當代知識分子所執之德所信之道，成為當代知識分子一切言行 之「本」。三本之間密切相關，互有交叉，最終歸結為以仁為核心，民主和人本也不外乎是 仁的表現和擴展。所以，古人「半部論語治天下」的讚譽，就像現代知識分子說民主憲政治 天下一樣，並非胡說八道而是正說正道。 六、尾聲 劉文中「很有點不找調」的地方還有不少，如對於漢代「春秋決獄」的批判，是以現代 法治的標準苛求古人了。漢儒獨尊《春秋》，「以經術緣飾吏事」，把《春秋》當作法上之 法，相當於現代的憲法。所謂「以經義決獄」，「春秋決獄」，就是在審判案件時，如果法 無明文規定，就以儒家經義和《春秋》義理作為定罪量刑的依據。這固然難免「擅斷」之弊， 但由於儒家義理以仁為核心，促使儒者官吏在司法實踐中對犯罪嫌疑人「本直者其論輕」而 從輕發落。"以經術緣飾吏事"，體現了漢儒以儒家經典來轉化秦制遺留下來的法家政治嚴酷 的努力。 又如把中國學問淪落為由「注、疏、釋義」所構成的腳注之學歸罪於所謂的「獨尊儒術 的官方意識形態確立」，對「獨尊儒術」，漢律「親親得相首匿」的原則的看法等，我都有 不同意見，恕不一一。儒家蒙塵已久蒙垢太厚，此文僅將劉文無意灑在《春秋》和孔子身上 的幾點灰塵簡單擦洗一下。 曉波君八九之後一直不屈不撓堅持在國內抗爭，其大人格素為我所尊重，奈我們民主追 求相同而文化立場大異。老梟大半輩子浸淫中華文化之中，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見曉波君對 我之所愛誤解多多出言不遜，忍不住聲辯一二，若有不恭，叨在同道，請敬海涵。當然，劉 文中不少觀點我無異議，如對歷史上從秦始皇到漢武帝到明清的文字獄，尤其是中共任意編 造歷史及其文字獄傳統的批判，深合我意。 （2006-9-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