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 角色不能混亂 曹長青 人活在世上總要扮演各種角色，不管人們是否願意。很多角色可以同時兼任：例如 在家是丈夫、父親或者是妻子、母親；在外面是工人、經理或者是作家、教師等等 。但有些角色卻是不能同時兼任的，例如警察不能同時還是小偷，一個被稱為好妻 子的人不可以還去做妓女，而「持不同政見者」就不能同時還是專制政權的辯護者 。前者，為「角色平衡」；後者則屬於「角色混亂」。 八九民運之後，這種「角色混亂」，在有些中國的所謂知識分子中越來越明顯。 比較有代表性的是原《光明日報》記者、被稱為「持不同政見者」的戴晴女士，她 的「角色混亂」已到了令人吃驚的程度。 否定八九民運 作為一名自視為知識分子，也被西方媒體稱譽為「知識分子」的戴晴女士，對八 九民運和中共「六四」屠殺等重大事件的公開說辭，和她的知識分子「角色」卻相 當不符： 例如，一九九二年秋，戴晴女士受邀到美國中西部大學給中國留學生演講時，就 公開說：八九民運使「中國當局對意識形態領域的控制更緊了，一些已經可以說的 話不能說了，一些可能出版的書被禁止。中國不是進步了，而是倒退了。」她的結 論是：八九民運是一件壞事。中國只能實行「開明君主」，因為中國的老百姓根本 不懂民主，不配講民主，在當今中國根本就不應該實行民主。（《新聞自由導報》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一九九三年秋，戴晴在給哥倫比亞大學中國留學生做報告時又一次強調，「學生 進駐廣場是違法的，起碼是阻礙交通。所以中共當局對二十一名學生的通緝令不應 撤銷。」 在這之前，戴晴女士在香港接受記者採訪時也是這樣強調的。該記者當場與戴晴 辯論說，「但無論如何，用軍隊鎮壓學生是錯誤的，沒有其他辦法解決矛盾嗎？」 戴晴女士卻反問道：「如果天安門廣場沒人，它怎麼會出動軍隊？」「學生佔領廣 場是違法的，起碼違反了交通管理法，而且影響了重大的國事活動，錯上加錯。」 （金鐘：「訪問中國記者戴晴小姐」，《開放》，一九九三年二月號） 中共總書記江澤民在「六四」事件五週年之際說：「如果沒有當時的斷然措施， 就不會有今天的穩定局面，壞事變成了好事。」而戴晴女士在接受「美國之音」訪 問時(編註：見本期《北京之春》中「美國之音的紀念六四特別節目」)，不僅贊同 江澤民的「應該採取斷然措施」的說法，並且毫不含糊地表示：中共在「六四」五 週年之際動用大批軍警封鎖天安門廣場的做法也是對的，「我覺得政府調動了它的 最大力量來維持首都的秩序，我認為這樣做是對的，我是同意的。」她並且刻意避 免使用「八九民運」這個詞，因為她認為發生在八九年那件事不是民主運動…… 誰應對屠殺負責？ 雖然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戴晴女士也表示不同意屠殺的做法（事實上， 連中共總理李鵬現在也不敢公開贊成屠殺，不久前他在德國訪問被問及這一問題時 說：「我們當時是被迫的，我們並不想那樣做。」），但戴晴強調，天安門廣場的 那些學生領袖是「一小批野心家」,他們也要對屠殺負責，因為是他們把學生市民組 織到廣場，並把幾十萬人扣留在廣場做「政治資本」和「政治人質」。 而事實上，那些學生領袖手中沒有軍隊和政權，他們有什麼辦法能把那麼多人扣 留在天安門廣場？難道幾十萬名自願參加這場民主運動的大學生和市民都喪失了自 己的判斷和決定能力？戴晴女士的這種說法不是對那些普通學生市民的智力與人格 的侮辱嗎？當時控制廣場的既不是幾個學生領袖，更不是什麼「黑手」，而是人民 對暴政的憤怒情緒。是中共四十年的專制制度造成人民的不滿和憤怒！這種情況很 像一九五六年的匈牙利事件。「六四」屠殺後兩天，普利茲新聞獎得主喬治·魏爾 （George Will）在《休斯頓時報》發表譴責屠殺的文章指出：「天安門廣場一個引 人注目的事實是，那裡顯然沒有一個人們熟悉的領袖。匈牙利一個歷史學家三十三 年前曾說，『在歷史上這是獨一無二的，匈牙利革命沒有一個領袖。那裡沒有組織 者，也沒有直接領導。人們對自由的渴望是每一個行動的推動力。』今天的天安門 廣場也是這樣，那裡沒有領袖，只有追求自由的精神。」 六四事件的大是大非 戴晴女士對八九民運的認識不僅違背了基本事實，更嚴重地背離了知識分子應有 的良知。 一九八九年中國發生的幾百萬人民走向街頭的運動，並不是一個複雜難懂的歷史 問題。任何人只要瞭解事實，不抱偏見，都會看到這場運動的兩大特點： 第一，它是中國人民四十年來第一次站起來要求政治改革，要求民主自由，要求 中共順應民意、改革從善。它是一場體現民意的民主運動。 第二，它從始至終堅持和平、非暴力的精神。 即使按戴晴的說法，學生和市民最後「佔領」了天安門廣場，但廣場並不屬於共 產黨，它本來就屬於人民。人們聚在那裡表達一下意見，連中共的憲法都是允許的 。而且學生並沒有以佔據廣場為目的，他們是在那裡絕食，抗議當局的愚蠻和無理 。退一步講，即使學生「非法佔領」了天安門廣場，難道就要被坦克、機槍屠殺嗎 ？ 雖然，當年天安門廣場領導人的有些做法不無值得檢討之處，戴晴女士完全可以 批評、甚至否定某個或某些運動領導人，但把對廣場某些領導人的不滿情緒發洩成 對整個八九民運的否定，是戴晴的一個原則性的錯誤。 「六四」事件是一個相當清楚的問題：誰鎮壓，誰犧牲；誰暴虐，誰無辜，一目 瞭然。 以戴晴女士的年紀，也是做了母親的人了。如果她自己的孩子也像人民大學丁子 霖教授的剛剛十七歲的兒子那樣在「六四」時被殺害，難道還會認為中共採取的「 斷然措施」是對的嗎？作為母親，應不應該有母性？作為人，是不是得有人性？ 知識分子的「良知」 戴晴女士似乎以她說辭的「與眾不同」，表示她作為知識分子的「獨立」。但遺 憾的是，戴晴女士的見解並不「獨立」，僅從她表示贊同江澤民的所謂「斷然措施 」說法就可看出，她只不過是以一個特殊「角色」附和官方的說辭罷了。 當然，在一個自由的社會，是允許多種聲音，多元意見的。但「多元」絕不等於 沒有「是非」。一些中國人在專制社會久了，來到西方世界特別強調多元、寬容。 但是，在一個已有著多元和寬容的社會，更要強調是非和曲直，否則這個世界就會 喪失正義原則和道德規範。美國一位著名專欄作家曾指出，「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 僅保障人們發表言論的自由，但不保障發表的言論不被批評。」 戴晴女士自視為知識分子，但她忘記了知識分子應有的操守。美國《時代》週刊 曾給知識分子界定這樣的標準：「知識分子的心靈必須有獨立精神和原創能力；對 現存社會的價值具有批判精神；他們是所在社會的良知。」 這個界定中，最重要的是「良知」兩字。所謂良知，就是站在真實一邊，站在人 民一邊，站在被壓迫、被摧殘的弱者一邊。而戴晴女士貌似獨立、實際上完全站在 當政獨裁者立場上的言談和見解，哪一條體現了「良知」？ 知識分子成了勸架的 戴晴女士一向是很「獨立」的。在當年的天安門廣場，她就沒有直接參加到人民 抗議專制政權的行列中，而是扮演了「獨特的角色」——充當政府與學生之間的「 協調人」。她至今還為學生們不聽她的「協調」而耿耿於懷：「我在北京多孤立呀 ！五月十九日，學生點了八個人的名，願意聽他們的意見，我是其中之一。但其餘 七人（嚴家其、包遵信、李大同等）都拒絕與我去勸學生撤退廣場。我勢單力薄， 便找了老幹部李銳和今天被稱為知識分子敗類的何新，在張郎郎家勸熊焱，但就是 不聽。」（同上，引自金鐘採訪） 戴晴女士對「協調」的角色一直很熱衷。來到海外後，還利用她和中共高層的密 切關係給參加過民運的人通融中共公安部長陶駟駒，幫其順利回國。（方蘇：「一 個民運『邊緣人』回國的待遇」，《九十年代》，一九九三年十一月號） 一個自視為知識分子的人，面對人民對暴政的挑戰，不是明確地站在民眾一邊已 是怯懦或愚昧，還要以扮演「協調」角色為榮，這樣做簡直是對知識分子稱謂的褻 瀆。 但戴晴的這種思路並不「孤立」。八九民運後，原陳子明、王軍濤主辦的「北京 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的秘書長，被譽為青年學者的閔琦先生也在海外發表文章抱 怨：當時我們知識分子的角色是在學生與政府之間勸架，「孰料，六四鎮壓後，打 架的跑了，勸架的反成了替罪羊和階下囚，豈不滑天下之大稽！」（《新聞自由導 報》，一九九三年八月二十日） 真正「滑天下之大稽」的是這些「知識精英」！在正義與邪惡之間，在人民與一 個獨裁政府之間，他們竟扮演「勸架」的，還要為此炫耀，真正是不懂得什麼是恥 辱了！在這種水平的知識分子的「協調」下，中共的專制怎麼可能結束？在這種「 知識精英」的引導下，中國又怎麼可能會產生真正的民主制度？ 是持不同政見者嗎？ 戴晴於「六四」後被中共關押過，於是一些淺薄的西方學者即冠她為「持不同政 見者」。但稍有中國政治常識的人都知道，被中共官方關押過，並不等於是持不同 政見。像鄧小平本人也被中國共產黨打倒過三次並關押，但他從來都不是「持不同 政見者」。 西方學者的淺薄在於，他們沒有認真去看戴晴女士的「政見」。例如，戴晴不僅 贊同江澤民的所謂「斷然措施」，還在接受「美國之音」訪問時說，「我不認為『 八九』是一個民主運動。」「這個運動實際上是打亂了、並且阻礙了鄧小平原來的 經濟改革設想。幸虧鄧小平是一個出色的改革家，雖然發生這麼大的社會動亂、政 治動亂，但他還是堅持把他的經濟改革維持下去了。所以我們才有了今天的局面。 我覺得今天的繁榮不是虛假的。」 戴晴還以反問的口氣說，「你現在能不能找到一個除了共產黨之外的一個別的力 量能夠在中國維持這個巨大的變革當中的社會穩定？……你現在除了鄧小平之外， 你找不找得到誰，能有那麼大的威力，能夠以他自己的專制來盡量結束中國的專制 統治？」 戴晴女士在這些大是大非問題上的政治見解與中共官方的「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 國」和「沒有共產黨就沒有穩定的社會局面，天下就要大亂」的意識形態有什麼不 同？「不同政見」在哪裡？她居然還導出「用專制結束專制」的荒唐邏輯。現在連 鄧小平都一再聲稱已退休以避「垂簾聽政」的獨裁之嫌，而戴晴竟理直氣壯地支持 鄧的專制，膽量超過鄧小平，也真令人刮目。 不僅在「六四」這樣重大的事件上戴晴女士附和官方的說辭，在「席揚事件」上 戴晴也「與眾不同」地與中共「政見一致」。香港《明報》記者席揚在北京金融界 探聽到大陸銀行存款利率將變動的消息，發回報館以新聞刊出。結果中共以此拘捕 ，並用秘密審判的方式，以「竊取情報」罪名判處十二年徒刑。香港的十二家報紙 、包括一向親中共的《大公報》都對此發表社論，為席揚案叫冤。世界保護記者協 會和國際記者聯盟都同聲譴責中共踐踏新聞自由。但戴晴女士卻撰文說，以她曾在 中共「軍事情報部門服務一年半的」經驗推理，席揚有可能暗中為北京情治機構服 務，中共如此判重刑是執「家法」。（戴晴：「席揚為何獲罪？」《開放》，一九 九四年五月號） 戴晴曾做過記者，應該知道新聞的生命在於事實，不能把推理演繹當做真實，更 不能當做法律依據。戴晴不替自己的記者同行說話，還用猜想假設對席揚落井下石 ，她的做人、做記者的道義與良知在哪裡？在這個問題上，戴晴又是中共的「相同 政見者」。 戴晴毫不對自己的「知識分子」和「持不同政見者」身份負責的信口開河並非偶 然。在美國中西部大學為中國留學生演講時，當學生認真地請教她怎樣看待不受中 共領館操縱的「全美學自聯」時，戴晴隨口而出：「不就是幾個人見機行事，往頭 上綁一個布條兒，端著盒子滿街跑，收了錢裝自己腰包嗎？」（《新聞自由導報》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兩棲的改革派知識分子 這樣一個與統治者政見如此一致的人，竟被稱為也自認為是「持不同政見者」， 不是荒唐嗎？但是，戴晴現象並不孤立，她代表了一批人，即在中國近十餘年來出 現的所謂「改革派知識分子」。 這些知識分子從來都不是站在那個專制政權對立面的「持不同政見者」，他們的 特點，正如李鹽、揚人兩位先生在「知識分子的劣跡」一文（《中國之春》，一九 九二年三月號）中所概括的，是「兩棲性」：一方面他們是支持並參與在共產黨體 制內改革的所謂「改革精英」；一方面又是那個政權中的利益獲得者。他們是文化 人，又超越了文化人充當政府顧問、智囊。他們從事官方的政治，又頻頻以學者專 家身份出國講學訪問。在十年改革中，他們既在國際社會獲得了與共產黨內保守派 鬥爭的榮譽，又獲得了在那個政權中的種種特權。他們從來都沒有從根本上與共產 黨有「不同政見」，從來都沒有從根本上否定過共產政權，從來都沒有像魏京生那 樣直面挑戰鄧小平的專制。否則，他們就不可能在那個制度中得勢受寵。李鹽、揚 人先生對此現象有精闢闡述：「在共產黨專制下沒有一次反抗是沒有懲罰的；沒有 一種當權者默許的聲名是清白的；沒有一次當權者的獎賞不是以卑鄙為代價的。」 「六四」事件後，一些「改革精英」因趙紫陽的倒台而遭到整肅或被迫逃亡。但 他們並不是像魏京生那樣因為否定共產專制而遭到迫害，而是由於他們所依附的那 個黨內派別在權力鬥爭中敗北了，害怕遭到黨內勝利者的清算而被迫逃亡、叛逆的 。他們為「主人」痛苦，更為自己失去昔日的輝煌與顯赫而痛苦。 隨機應變「各種角色」 瞭解了這些，人們就會理解，為什麼他們中的很多人如此盼望趙紫陽東山再起， 主張「體制內」改革，主張「新權威主義」，以至主張「開明君主」，為什麼他們 之中的有些人會不約而同地否定八九民運。因為這場民主運動打斷了他們得以自由 「兩棲」的政治環境。他們那麼渴望恢復到當年體制內改革的政治局面，因為在開 明專制中他們才能得到最大的個人利益。他們為十年改革辯護，實際上是為自己的 過去和將來辯護。這些人的「角色」在骨子裡與「持不同政見者」是兩回事。 但「六四」來了，他們被迫逃亡海外，於是搖身一變，成了「民運精英」，被西 方認為是和學生市民並肩挑戰共產專制的英雄，而他們也心安理得地接受了這份光 榮。而這些人比學生有更多的餘地去隨機變換各種「角色」：如果共產黨在中國垮 台，建立一個俄羅斯和東歐式的民主政權，他們就會以反抗共產黨的「民運英雄」 身份回國接收政權，指點江山；如果共產黨不垮，黨內改革派得勢，他們更是求之 不得，更可以理直氣壯地回去與當年的「主人」舉杯同賀，重操舊業；即使天下一 切不變，他們還可以像戴晴那樣以詆毀、嘲罵八九民運和海外民主運動，或像有些 人那樣，向中共當局「表白」自己與民運劃清界限，來獲得鄧小平們的「不計前嫌 」，以順利回國。更令人瞠目的是，他們中有人居然還有膽量嘲笑那些因不向中共 低頭而無法回國、只想扮演一種角色的人，並為自己「左右逢源」、兩頭利益都得 、兩個角色都扮演得成功而公開得意，炫耀無恥。 「六四」後是良心問題 當然，改革派知識分子在十年改革中對中國的進步是起了推動作用的。當時很多 人也像他們一樣對鄧小平的改革充滿幻想，希望能通過體制內改革結束專制。但「 六四」槍聲已經證明鄧小平在政治理念上和對人民的殘忍上是與毛澤東一樣的，改 革前後共產黨的性質並沒變。 「六四」屠殺已成為一個分水嶺，在它之前，對於共產黨，人們是認識問題；在 它之後，則是良心問題。 對於中國共產黨的罪孽，作為記者的戴晴女士是相當瞭解的，她在哥倫比亞大學 演講時說，「共產黨對新聞自由的迫害根本不是從四九年才開始的，早在延安辦《 解放日報》時就開始整肅並槍殺不同意見者。」她在講話中十分蔑視香港左派知識 分子目前的親共傾向，她說，「等哪一天中共收拾到他們頭上，他們才會知道厲害 ，才會老實。」作為被西方記者稱為「紅色公主」的葉劍英養女，戴晴對中共高幹 子弟的腐敗的瞭解遠甚於普通民眾。對這種腐敗，她在哥大的演講中曾用大段時間 介紹並抨擊，同時承認這是一種制度性的腐敗。她在接受《開放》記者採訪時還曾 說，「我是搞歷史調查的，自認我知道的不比任何人少，判斷也不在任何人之下… …」（引文同上）但這樣一個對共產黨有相當認識的人，還反覆強調只有共產黨才 能解決中國的問題，使人很難相信她的言談是出自糊塗愚昧。 而且，戴晴女士曾寫出過三篇讚賞知識分子面對共產專制而保持尊嚴、氣節的人 物傳記：《梁漱溟與毛澤東》、《王實味與野百合花》、《儲安平與黨天下》。她 對知識分子應扮演的角色應該是有清晰認識的。這就更讓人對戴晴目前損害知識分 子形象的言行無法理解。相當一部分讚賞中共體制內改革的人，是由於對共產制度 的罪惡不夠瞭解，和對知識分子應該扮演什麼角色缺乏思考。而戴晴在這兩個問題 上都很清楚。這種明白什麼是「是非」，卻硬要按著「非」去做，比因糊塗愚昧而 為更不可原諒！ 好妻子與妓女 戴晴等人願意扮演哪種角色，是個人的自由選擇。像中共駐美使館官員，像中共 御用文人袁木、何新等，人們可以批評他們愚昧無恥，但他們就是那種角色。 但戴晴「與眾不同」，她被西方媒體譽為「持不同政見者」，「異議記者」，還 獲得「國際報業發行人聯盟」頒發的「自由金筆獎」。當時戴晴女士對是否到捷克 領這個獎是猶豫的，因為「自由金筆獎」的宗旨寫得很清楚，是獎給勇敢反抗暴政 者，而且是第一次獎給中國人。但戴晴女士最後還是去領了獎牌和獎金。（《百姓 》，一九九二年四月十六日）後來，戴晴又獲得設在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裡的「 自由論壇」獎金。 今天，戴晴女士在北京的寓所，花著「反抗暴政獎」的獎金，卻替鄧小平的專制 辯護，不知心理是怎麼平衡的。 一個人如果兼任了兩個完全對立的「角色」，是無法被社會接受的。 例如，一個人白天領了「好妻子獎」，是不可以晚上又出去做妓女的。妓女的行 為不僅是對「好妻子獎」的莫大諷刺，更重要的是它構成對好妻子行為的否定、對 好妻子標準的破壞。與此同時，它也破壞了妓女的行為慣例，因為妓女出賣自己的 肉體時是不裝模做樣宣稱自己是良家婦女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妓女還是誠實的， 按規矩辦事的。 如果領取了「好妻子獎」，再去做妓女，不僅是對那些追求做好妻子的人們的傷 害，連妓女們也會有意見，因為這「不公平」。例如，北京的徐惟成、袁木、何新 等就會抱怨：咱們政見都一樣，怎麼我們遭人罵、被人譴責，而你卻被稱譽，還能 領取自由世界的獎金呢？ 成為苦難的代言人 一個真正的「持不同政見者」，是不會角色混亂的。當大多數人民在專制社會無 法發出聲音的時候，持不同政見者應該清楚地站在執政者的對立面，發出批評的聲 音、抗議的聲音和挑戰的聲音；當被壓迫者和統治者的利益發生衝突的時候，持不 同政見者應該首先譴責統治者的行為，並向人民傳遞出不屈服的信息。 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是不會在統治者的框架內思考問題的。當面對是非與功利 抉擇的時候，知識分子只能捨功利而求是非，保持人格和尊嚴；當統治者的權力、 顯赫和輝煌召喚的時候，知識分子更看重獨立的精神價值，他們追求的是成為人民 的良心，是堅定地站在被壓制、被迫害的弱者一邊，成為苦難的代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