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爭 鳴】 我的答辯 ——按照曹長青限定的語言方式 貝嶺 烏鴉們宣稱，僅僅一隻烏鴉就足以摧毀天空。這話無可置疑，但對天空來說它什 麼也無法證明，因為天空意味著，烏鴉的無能為力。 ——弗蘭茨·卡夫卡 我所悲哀的是，一定是我的存在本身出了問題，以至於被一個用文字來顯示其野 蠻和審訊欲的傢伙纏住了。被逼著面對他的審判，並被要求用他設定的語言作答， 因為，他已擬定了罪名，等著您由於厭倦而默認。那麼，我就再墜落一次，再經歷 一次地獄，並學著使用他限制的方式作答吧。 曹長青在他最新的大作《有尊嚴地活著》中，要求被他攻擊的人使用他所推崇的 「語言」寫字，即用曹長青式新聞語言來撰文，曹長青說，那樣簡潔、清晰、準確 ……。那好，我就照貓畫虎地試試，回答一下曹長青的「審訊」。 不要糟蹋「民主運動」這個概念 一、我已經越來越清楚，我絕不願作曹長青筆下的「民運人士」，我不僅不喜歡 ，而且厭惡之至。假使將來我還有機會和香港《聯合報》的記者見面，我一定要他 們「簡潔、清晰、準確」地引述我的話：假如「海外民主運動」由曹長青式的人物 來定型、定性、定義和定人，我不屬於此種「民運」，我恐懼這種「民運」。我還 要祈求上蒼，別把曹長青式的「民運」搬到中國去，讓中國國內的民主運動潔淨一 點吧。 二、我從未見過《世界日報》駐香港記者，那是曹長青的捏造。除了香港《聯合 報》，我不相信還有與《聯合報》獨立的「貝嶺否認為民運人士」的標題報道，因 為香港《聯合報》記者和我見面期間，並無任何其它報刊記者在場。此時，我後悔 未記取民主牆的老戰士徐文立的經驗。今年在北京期間，徐文立先生告訴我，他每 一次和記者相遇或見面進行的任何交談，他都帶上錄音機錄音，他只對自己錄下的 話負責，而記者的報道他無法核對，也不能負責，當局不應以記者的報道成為對他 定罪的理由。如今，徐文立先生再次身陷囹圄、境況極壞。我未能記取徐文立先生 的經驗，故，我恐怕也得接受曹長青給我定下的罪名。 我回國經歷中的另一些回憶 三、直至別人(包括曹長青)給我如此「清晰」地點撥，我才知道那個至一九九四 年四月十八日截止的臨時居留印章，就是綠卡，可我至今仍不清楚為什麼這個可代 替「綠卡」的「臨時居留印章」只給短短的半年(也許我該去問律師)。在綠卡這個 概念和獲取它的手段上，我確實不如曹長青「智商」高。我此次回國，曾經因為這 個「臨時印章」遇到不少麻煩，當然，也因為這個「印章」最終得以離境。我剛進 深圳羅湖橋海關時，曾被邊檢關員高聲喝斥：「你的綠卡呢？」「這個是怎麼回事 ？」「告訴你，這不是綠卡。」我在上海機場被扣時，「公安」人員迫我交出了隨 身攜帶的全部東西，他們拿走護照及其它證件之後，也問我為什麼沒有綠卡？後來 ，上海公安人員當著我的面用對講機和在另一房間搜查我行李的國家安全局人員(用 上海話)說：「這個人脾氣很大，很不老實，他身上並沒有綠卡，搜到東西沒有？怎 麼辦？你們快點來處理……」在深圳被傳訊期間，是深圳市公安局向我當面正式宣 布：禁止離境，接受詢問和調查，並等待處理。我不是被「當地新聞出版局『傳訊 』」(曹長青多次用此誤導讀者，令我覺得卑鄙，曹長青此時的反「共」激情到哪裡 去了？)，只是「傳訊」地點設在深圳市新聞出版局。深圳公安局特科科長林秀文多 次要求我交出護照及身份證件，在我據理拒絕後，他們的審訊人員清楚地告訴我： 我們知道你沒有綠卡，你不要太狂了，你跑不掉……。是的，因為我的詩人智商太 低，所以我未能去反駁警方，如果別人早一點告訴我綠卡和「居留印章」並無區別 ，也許我在面對國家和它強大的警察時膽會更壯一些。 四、審訊官曹長青先生在《有尊嚴地活著》中，要求「貝嶺先生，能不能解釋一 下，他到底「不厭其煩地提供了多少人的名字，在這厚達數百頁的卷宗中，他都『 告訴』了些什麼。」好，我除了接受國家的審訊外，此刻，我也願意不厭其煩接受 曹長青的審訊。首先，「厚達數百頁的卷宗」我無法過目，我不知裡面到底包括了 什麼。國家警察只是告訴我，他們對我的過去非常瞭解，以我過去的歷史和國家對 我十幾年如一日的注意，一份被我大致估計為數百頁的卷宗(包括檔案和相關資料) ，也許不為過。其次，警方不斷問我的大部分問題是可以放進「十萬個為什麼」中 去的，他們對於《傾向》雜誌中每一個顧問和作者的生平十分好奇，我「不厭其煩 」地回答職業記錄員的包括每一個外國人的英文名字怎麼拼，中文怎麼譯， 他(她 )的生辰年月，他(她)的作品是什麼，什麼職業，得過什麼獎，如：艾倫·金斯伯格 ，英文拼寫為Allen Ginsberg。他和我怎麼認識的，他為什麼要做《傾向》編輯顧 問，他在哪裡工作，住在哪兒，在美國擔任什麼官職，等等等等。別的人亦由此類 推。我「不厭其煩」地重複這些人的國際影響和對出版自由的支持，是為了使國家 明白，對《傾向》雜誌任何編輯和作者的非難和迫害，都會引起國際上，特別是西 方知識界強烈的關注和抗議，這一點我清清楚楚地告訴了深圳警方，並要他們轉告 北京的上級機關。他們也問到我的父母兄妹，他們問到的某些問題，是可以拒絕回 答的，或者，我是知道怎樣回答的。他們希望在你的不耐和疲累中察言觀色，然後 也許會突然問你一個敏感問題，你的反映一跟不上，就會陷入被動，故，我把此類 傳訊視為智力的較量，如果可能，話題應有我來支配，而不應被警方左右。此類審 訊的應對辦法，許多坐過監的朋友均告訴過我。返美後，我也曾詢問劉青先生，他 亦告訴我他自己類似經驗。我「不厭其煩提供的名字」，都在《傾向》雜誌上，也 在我的家譜上，曹審訊官可以核查。我等著曹長青將來從中國國家安全檔案中審閱 我的傳訊記錄，等著曹長青所說：「公佈出的秘密檔案使許多學者無法面對自己有 過的無恥而自殺。」的那一天的到來。 五、「民運」裁判人曹長青對貝嶺的回國判斷說：「人們很難看出他在大陸的兩 次被扣留與民運有多大關係。」此刻，我鄭重告訴曹長青：此次回國，我做了什麼 ，有怎樣的作用，我現在不會在公開的媒體上告訴你，就像我不會告訴警察一樣。 我已和國家的警察較量過了，此刻，我更不會被曹長青誘供。但是，終有一天會讓 人們知道的。如果我現在為了滿足曹長青瘋狂的審訊癖，對於許多在國內的朋友是 犯罪。一個只敢在國外指手劃腳罵人的懦夫，也有資格去裁判什麼是「民運」？ 至於我的票證怎麼個不符法，我也想問一問我在上海的幾天裡一直跟蹤，竊聽、 圍繞我的、並在我臨走那天下午一進入侯機大廳就圍住我的上海公安人員們。我被 他們過於關心了。此刻，我也承蒙「民運」裁判曹長青的關心，審訊官曹長青先生 ，我等著你將來用國家檔案置我於死地呢？ 六、新聞媒體怎樣為我命名，那是媒體的自由，我想用自己的文字在報刊上陳述 觀點，那也是我的權利，我沒有在台北任何的報紙上看到對我冠以「民運人士」的 報道，在我希望香港媒體不要用「持美國綠卡詩人」這種未經證實的稱謂後，我所 看到的香港報紙，均稱我為「旅美詩人」，「大陸詩人」等。事後我在和香港記者 的交談中，我理解了他們認為我有綠卡並凸突「持美綠卡」的原因，因為數百萬的 香港人民均將在一九九七年之後變為持中國護照和香港永久居留證的中國公民，我 在中國的遭遇，在某種意義上是未來香港人民在大陸是否獲得安全和人身保障的參 照和案例。這是我的情況被廣泛報道的重要原因。 曹長青式新聞語言的特點 七、《世界日報》文化基金會當年的那筆資助清楚地被定義為：「中國大陸在外 學者緊急研究費」。它的申請條件和要求上清楚地寫道：「以『六四』事件發生後 ，返回中國大陸有困難之中國學者為限」，「是為協助大陸目前在海外之學者能夠 繼續其研究工作。」我在上一次的回應中已經抄了一遍，我想請曹長青先生用眼睛 再看一遍。這筆資助頒發的原因清清楚楚地寫著和「六四」的關係，即和一九八九 年中國人民爭取民主的運動被鎮壓後出現的特殊情況的關係，獲資助者全部是事實 上處在流亡狀態的學者和作家，不是一般理解的大陸留學生或「民運人士」，儘管 這些作家和學者全部都直接或間接地參加了這場爭取民主的運動。它由學術委員會 審核，並有嚴格的程序，要求有接收資助、安排項目的美國大學。曹長青行文的可 鄙在於，為了漫罵，杜撰別人的文字，把別人的話曲解後大作宣判型的文章。曹長 青的為文之恐怖在於，用極端的詞彙，嚇人的政治判斷、把血淋淋的帽子扣在他精 心挑選的人頭上。曹長青是不會不擇對像地使用他邪惡的攻擊性的，他對某些人的 語言暴力和對另一些人的諂媚吹捧，恰恰成為曹長青新聞語言的兩個極端。不久前 曹長青刊發在《世界週刊》上採訪達賴喇嘛的萬言長文，用斗大的標題，赫然寫道 ：「達賴喇嘛：『活著的上帝』」。這種肉麻得令人目驚口呆的奉承已經到了人類 表意詞彙的最高級，對人的吹捧我們還能找到比這更高級的詞彙和稱謂嗎？人們可 以稱達賴喇嘛為一個偉大的和平主義者，一位傑出的宗教領袖，甚至可稱他為一位 偉大的精神領袖。可「活著的上帝」，曹長青真的見過嗎？幸虧達賴喇嘛是一位謙 遜和有幽默感的人，否則他會為曹長青把他視為上帝的恭維而恐懼，他會以為曹長 青要把他從人間送上天堂。讓我們假設一下達賴喇嘛看到這篇文章的情景吧，也許 ，機智而充滿愛心的他會摸著曹長青的額頭說：孩子，你發燒了，燒得很重，在說 胡話了，大概需要去打一支退燒針了。 有時，我真的覺得對名人、大人物的奴顏、諂諛和對普通人的尖刻、惡毒常常是 某種人天性中尋求平衡的兩個極點。 自稱為官方報紙副總編輯的曹長青，曾為中共黨報的暴力語言和人身攻擊總結了 許多特徵和例句。他大概忘了把他自己使用過的此類語言列進去，我在此處替曹副 總編代勞加上：「從褲襠下鑽回國」、「面對自己有過的無恥而自殺」、「褲襠下 鑽過的記錄」、「鮮血染成的紅卡」、「群體下跪」(引自《有尊嚴地回家》)，「 良心和『帶血的饅頭』一起吞了！」「陽萎語言」(引自《有尊嚴地活著》)。可惜 我少有耐心去查找曹長青的文章，否則還可加上更多。 終於，我用曹長青限定的語言方式完成了面對曹長青「民運」審訊官時的答辯。 它真的不比我今年初面對來自國家的審訊輕鬆，因為這兩種審訊都曾使用他們各自 不同的邪惡的想像力，而且審訊語言都具有威脅性。是的，「我是逃不掉的」，我 只能奉陪到底。 是的，我還是得回到本文的開始，我面對的是一個用文字來毆擊別人的暴徒，一 個以筆代刀的文明殺手，一個以「民運」的名義進行審訊的檢察官，一個可以決定 誰是「活著的上帝」、誰「從褲襠下鑽過……」的終極裁判人。我只能再墜落一次 ，再經歷一次地獄。我真的已經倦了，怕了。我想學著卡夫卡說：全能的仲裁者啊 ，請饒了我吧，別挑中我，真的，我太弱了，我是擔當不起你的命名的，真的，我 無力，也無能做你筆下的「民運人士」，從事你筆下的「民運」。 完成這篇答辯後，我是多麼希望使用我所習慣的語言，我的語言，來對自己進行 反省，來清算自己的「罪」。我會的，我是必得擔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