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爭 鳴】 拒絕一種十足惡意的所謂「批評」 ——答曹長青 (北京) 周 舵 承蒙友人關照，寄來曹長青的文章——發表在《北京之春》三月號上，「真實地 反映出」曹先生「理念和風格」(編者按)的大作「周舵越來越沒舵」，令我在這悶 熱季節中平添一種奇特的消遣。曹文少關理論，多為人身攻擊，因之對本人這篇回 應，嚴肅的讀者們也不必給予過高的期望。下面依曹文序作答，順便對曹先生的「 理念和風格」作一小小評論。 一、關於《曼哈頓的中國女人》 那年書倒也讀了幾本，無非兩類，一類是譯作，一類是國人所作。挑兩本素有定 評的譯作吹上一吹，自然是既討好又保險，但我想應多給讀英文報刊的老外談一點 中國人自己寫的書。由於「六四」後極左派大復辟，此間難覓高明之作，曹先生本 該有所耳聞。很例外地，周勵這部書在大陸引起一時轟動，所以我選中它來說上幾 句。我之所以知道這書還值得一讀，是由於幾位友人不約而同地推薦，這幾位朋友 ，也還不算是文盲，未必較曹先生之高超品味稍差。 平心而論，這書有幾點曾令我感動：(一)它使我們這一代人(所謂「老三屆」)有 一種親切感，許多經歷和情感(如這一代人的理想主義)是我們共有的；(二)小說主 人公的奮鬥和成功，對當時國內普遍的失望沮喪氣氛是一種解毒劑；(三)它的愛國 主義引起許多人的共鳴。我並未說過那是一部傑作。要挑這書的毛病未免太容易， 此間本沒有人曾存過奢望，期盼這部書夠得上援用大師傑作的評價標準，只是有一 種「荒漠中總算還生出一株綠色植物的意外之喜(或悲？)。否則，你也無法解釋它 的「轟動」。如果那轟動僅僅是由於大陸各界人士之「愚昧閉塞」，當然，就愈凸 顯出曹先生等人之卓絕高超了。 也許只有一處與曹先生同感：這部書中「對共產主義情意綿綿的氣味」令我難以 接受，這我在文中講得很清楚。與曹先生等人的分歧則集中於以下三處： (一)我認為讀小說眼睛緊盯住作者的私人品格，並要求「實、真、確」，乃是一 十分錯誤的批評原則。讀小說完全可以不受它是誰寫的，不管作者的人格、經歷等 私人屬性。沒有人確切知道誰是「蘭陵笑笑生」，那絲毫不影響你欣賞或不欣賞《 金瓶梅》。小說滿可以是通盤編造，所謂「藝術真實」，不過是編得讓你看上去象 是真的罷了——當然，完全不瞭解作者，以及作者敘述背景的人，更容易以為真。 現代藝術則乾脆連「藝術真實」也不管，你又奈它何？這裡的出版商推銷商說得清 楚：自傳體小說。意思是：用自傳形式寫的小說。它當然是小說，不是新聞報導。 關於曹文所說作者與出版商如何如何幕後交易，那，干我讀者甚事？我們哪有那份 閒心去窺人隱私？ 據說曹先生是學中文的。顯然，大學裡教給他的什麼「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 什麼「革命現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結合」等那一套，至今仍是他的批評指針。他 讓我聯想起當年這裡對馬建的小說《亮出你的舌苔》的圍剿，理由主要也是：不真 實。其實，不是它不「真實」，是你有病——知識陳腐症，或者，套曹先生之詞， 稱為「食共不化」亦無不可。 (二)最令我反感的，是曹先生那種十足刻毒的批評風格。我確實不能贊同，由於 自認為有理，就可以把人貶得一無是處，而且非常隨意、任性地使用那種十足野蠻 的惡毒言辭，如「俗賤」之類——尤其是對一位女性作者。不說教養，也不談文明 ，對人連起碼的一點尊重都沒有，又何必侈談什麼「民主」呢？ (三)我認為，政見不同，不應引申為惡毒的人身攻擊。周勵愛列寧，我相信真是 從娘胎裡帶來的，這在大陸司空見慣，懷有這一種感情的人，何止千百萬。把這許 多人一棍子打死，又何助於中國的民主化進程呢？我固然極不贊同這種情感立場， 但我仍然主張應盡量以同情的態度試圖加以理解。我堅決主張，同情式的設身處地 的理解，乃是公正批評的必要前提。否則，我們與共產黨又有什麼本質區別？這種 寬容精神，曹先生盡可以大不以為然，但那卻不是我的錯。 還有一點是我極不贊成的，曹先生每每先用一種惡意的卑下心理對人妄加猜測， 進而假定這猜測即為事實，於是大加撻伐。這種「風格」，在他的大作中絕非少見 。 曹先生本段大文的末尾，居然把話題扯到什麼「不知周舵先生是否也是愛上她了 」這種不堪的話頭上去了，足見曹先生「風格」之既不「俗」又不「賤」。 二、關於「美國人過著最無聊最荒誕的生活」 曹先生這段話，儘管並不正確，但公正地說，不全是他的錯。他只是錯在為人刻 薄，惡意太甚。 剛拿到刊有我的訪問記的那期報紙時，著實吃了一驚：我記得說的是「有些」美 國人，怎麼成了全體美國人，一個都不例外？小學生都會說這種話才是「最荒誕」 的。我趕緊寫一封信給編輯部請求更正，不知是否刊出過。這封信，曹先生不妨去 查證。 我說是「有些美國人」過著什麼什麼樣的一種生活，相信並非信口開河。比如說 ，美國人以占世界二十分之一的人口，卻耗用了全球消費量近二分之一的能源，這 在我看來不僅十足荒謬，而且滿應當促請美國人作一點良知的檢討。冬天把暖氣燒 得連襯衫都幾乎穿不住，夏天的冷氣足以令人呆上兩三個小時就凍得要打哆嗦，汽 油只賣差不多歐洲油價的四分之一，而非洲不知有多少個國家的千千萬萬母親兒童 活活餓死，這事情怎會不荒謬？又據賓州大學對八所長青籐大學三千名學生的調查 ，發現只有四分之一的學生知道林肯，百分之四十四不知誰是眾議院議長，百分之 三十四不知道英國首相是誰。還有那些殺人越貨的、吸毒的、追星的、作少女母親 的、對美國之外的世界幾乎一無所知的……這怎會不是一種最無聊的生活？你總不 能因為共產黨說美國樣樣不好(現在共產黨也不這樣說了)，就說美國樣樣都好。對 我痛陳美國弊端的外國友人，豈止三、五人而已。曹先生倒比老美還偏愛美國！ 之所以說這段話，還有一個私人原因，一種惡作劇式的動機。 不知其他去美國駐華領館簽證的人是何感受，相信沒有人會十分愉快。那種二等 公民乞求施捨的受辱感，令人銘心刺骨，難以釋懷。目睹了那些被拒簽者和淚的乞 求，不由得鑽出一種惡作劇式的報復心理，下決心總有一天要發洩發洩。其實，冷 靜下來想一想，我也認帳：這不能怪美國人，是我們自己不爭氣，自己作賤自己， 不去想辦法把自己國家的事弄好，寧可低首下心去分人家的一杯羹。但受辱的創口 並不能由這種理性的藥膏來撫平。 不管怎樣，曹先生既然如此不厭其煩，細心耙梳本人那些邊邊角角的小文，其中 還儘是些半遊戲、半應命式的急就章(這篇《導報》的答記者問，就是編輯朋友催命 、交稿前三小時倉促應命而成)，那麼，總還應該能夠找到我衷心讚美美國的另一些 文字。「攻其一點，不及其餘」，不能算是一種良好「風格」；自以為抓住了對手 的一處愚不可及、常識水準以下的錯誤，便如獲至寶，大加發揮，也見不出作者的 高超。曹先生讀過《三國》、《水滸》吧！對手放個破綻給你，切記不要喜孜孜、 急切切就把槍頭猛猛揮進去，那是不知天高地厚的二把刀常犯的致命錯誤。 三、關於「民運人士哪點都不如共產黨」 曹先生此處所表現的義憤滿腔，我很能理解，只是不能同意他的偏狹，和讀書只 看字面意義。我的意思自以為還算清楚，無非是希望我們自問：我們究竟什麼地方 比共產黨強。更何況，說民運人士不如共產黨的種種批評，我早已聽得滿耳儘是， 開初還極力辯護，後來已無詞可對。儘管如此，對民運的批評意見，我仍把持兩項 原則：(一)只在內部談；(二)只作泛泛之論。 要罵共產黨，我以為應多回國來罵，在美國罵共產黨，真是一件太沒份量的事情 ；如果你甚至還罵不出一點新意來，則簡直可悲。 我說「我們」如何如何，也不見得就想代表誰(「代表」曹先生？謝天謝地！)， 無非是基於一個事實：別人早把我們歸為一類了，你不承認暫時也沒有更好的方法 可想。我倒是十分期望自曹先生等人的大作發表之日起，便把這條界線與曹先生輩 劃清(僅限於此輩，幸勿擴大！)，切勿混淆下去。果能如此，則鄙人幸甚！ 曹先生舉出幾點民運強於共產黨之處，說服力不夠。你不掌權，又在美國避難， 想開槍殺平民，能夠嗎？想不投票選舉，不接受媒體監督，能夠嗎？這點點連「起 碼」水準都不太夠的東西，也能算是一種可供自吹自擂的「優點」？曹先生未免自 戀忒甚。小孩子能裝飯，大有利於長身體，固為一大好處，卻也未見有哪位父母以 此向人吹噓，道理大抵相似。 四、五、關於「最可怕的是政治改革太快」、「假設的大亂成了暴政存在的理由」 曹文這兩部分，比較而言，還算是除人身攻擊之外，兼有一些值得爭論的嚴肅內 容。但我要講的話大體已說過，曹先生不贊成那是他的權利，我並不奢望能說服他 放棄舊念，改奉新說。申論改良優於革命的論著汗牛充棟，我認為許多道理都適用 於今日中國，曹先生不同意，可以；說這些人都是「神經過於脆弱」，或「故意一 語驚人」，則未免狂妄淺薄。 曹先生的這一段話，我承認是有份量的，儘管那確實不可能是他的「創見」，「 人們已聽慣了這種共產黨的論調：沒有中共，天下會大亂。研究專制理論的學者早 就指出，專制的秘訣就是製造真空，讓它顯得不可取代。結果是專制越壞，越不能 垮台……」——然而這並不能構成支持他論點的論據。 這裡的關鍵是：共產黨有沒有改良的可能(「改良」，中共叫「改革開放」，西方 的一種說法，叫「和平演變」)。如果今天是一九七六年以前，毛澤東治下，我會立 即贊同曹先生的判斷，認為改良的可能性甚微——而歷史事實已然證明，甚至這判 斷都是錯的；這十八年來中國各方面的變化之大(而且並非由共產黨垮台造就)，超 出了當年一切人之最大膽的想像。十八年之間，雖說一波三折，中共畢竟走了一條 不斷改良的路，而且，很少有人認定今後它不會繼續走下去。僅憑八九年開槍殺人 這一條，並不足以構成「共產黨必須打倒，漸進變革此路不通」的充足理由，不足 以構成革命優於改良，急進優於漸進的充足理由。 曹先生眼中的世界，簡單得可怕。這世界只有引起他神經興奮的那一點點，而且 是眼前的那一點點，絕不考慮未來可能發生的變動。聽他說到共產黨，就是「六四 」開槍那件事，而且假定這個黨是鐵板一塊地贊成開槍。他看不到中共是這個世界 上極奇怪的一種共產黨：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共產黨；也看不到這個黨內部有那麼大 量思想已大幅度更新的、富有良知的健康開明力量存在著，而且，假以時日，我深 信，這部分力量將佔據主流。聯合這些力量，爭取多數民眾的擁護，而不是用「打 倒共產黨」、「不怕天下大亂」、「亂也值得」、「寧要民主的草，不要共產黨的 苗」這一類輕率、不負責任的高調把他們統統嚇跑，——這就是實現社會和解的出 路所在。 六、關於「對鄧小平的幻想比鄧本人還堅定」 曹文這一段的主要毛病，是他不區分「邏輯上不可能」與「邏輯上可能、事實上 不可能」兩者的差別，也不懂得斷言「事實上不可能」的根據何在。我說到在鄧還 在世時，就制定出一個漸進有序的民主改革方案等等，那首先是作為一種邏輯可能 ；至於事實上可能不可能，只有到鄧死的那一天才能下定論。我的估計是極少可能 ，但也不便斷言絕無可能，因為鄧還沒死，沒有斷言的充分根據。這我文中明確說 過，建議曹先生再讀。曹先生的邏輯學工夫恐怕真是有一點令人「啼笑皆非」。 關於「即使鄧同意，其它政治力量要不要與他分享權力」，曹的意見是斷然不能 。但我理解，那只是他的個人意見，並非人人必得接受的最高裁決。不怕刺激曹先 生，我這裡現成的有一條新的「驚人之語」：依我看，鄧再不好，總比毛強得太多 ；就論「殺人」一件，毛殺了不下二千萬至四千萬中國人，而今天此間為毛大唱贊 歌的同胞不知有幾多億人，而曹先生卻也能信心百倍地斷言「人民是有智力選擇有 能力治理國家的領導人的」，信心從何而來？若說此乃共產黨愚民政策之惡果，但 民之愚已成事實，並非一夜之間可以改變。民主意味著自由選擇，而選擇的結果之 優劣，則取決於人民判斷力之優劣，民愚，則很難說不會選擇日裡諾夫斯基之流比 中共還壞的狂人。日氏之成功，恰是葉氏之激進造成，如今葉利欽自己都已放棄了 「休克」療法之類的激進路線，改行穩健辦法了，曹氏卻還在緊閉雙目，大唱激進 高調，實在不通。 七、關於「居高臨下，教訓海內外」 由於想抓住論敵痛腳的渴望過於熱切，也由於他一貫以最低最劣的估計妄測他人 (誠然如他所說，不知這與他「曾在精神病院工作過」有否關聯)，曹先生在這裡很 合自己邏輯地滑入一個大笑話之中。 他大加嘲諷的那篇「怎麼也看不明白，在一個給中國人看的中文雜誌上發表的文 章，為什麼劈頭就要對美國人民和美國政府講幾點意見……」的文章，實際上正好 是在給美國人看的報紙上發表的英文文章的中文稿。英文文章發表於一九九三年六 月四日的《波士頓環球報》，曹先生來美許多年頭，看來仍是不讀英文報刊，你「 怎麼也看不明白」，那能怪我嗎？後來中文雜誌的編輯朋友懇切約稿，手邊無稿可 奉，乃將此文送上，隨信附有說明，發表時他不提，想來也不能怪我。曹先生說話 行事，頭腦稍稍複雜一點，多設想幾種可能性，留點迴旋餘地，不要一頭扎進黑胡 同就死命把路走絕，似乎會好一點，不知曹先生尊意以為如何？ 關於「居高臨下，教訓海內外」是否得當，則要視具體情況而定。前引林毓生先 生大作中，提及殷海光先生曾修正胡適先生說，對絕不寬容、根本就反寬容的人， 你也無從寬容起。像曹先生，本身實在算不上學而有術，卻能寫出豈止是「居高臨 下」地「教訓」，根本就是毫不克制、肆意謾罵的專橫任性文字，所恃其實無非是 「拉大旗作虎皮」，加上若干刻薄的小聰明，無根的小犀利小文采，便隨意將人從 頭貶到腳，徹裡徹外無一是處，對此輩別人不敢惹的潑皮式人物，我只嫌「教訓」 得仍然太不夠。更何況，先被教訓，先遭攻擊的是我，王若望、曹長青等三條好漢 ，沒有一位是我膽敢先去太歲頭上動土的，且王先生是數度對我攻而不捨，我才有 一篇文章回應，你總不能儘是講這種道理：只有曹長青等人可以教訓人，別人概不 允許，而同時還在高談「民主」吧？ 我說王先生等人「大約都是」「沒讀書」或如何如何，明言是推測，這不需要什 麼「抽樣調查」。證實這推測才需要。我斷言「有些人」如何如何，也不需要「抽 樣調查」和「逐一訪問」，只要瞭解一例即可使該論斷成立。曹先生此處明明暴露 出自己不學無術，卻一再搬弄自己不懂的東西(下文關於我的《再論歷史規律》則更 明顯)，我「教訓」你的不通，你不服氣，那不是我的錯。曹先生反對「通才」，自 己卻常作「通批」，想過「自相矛盾」這回事嗎？照你的邏輯，你說「這種想當然 的武斷和教訓口氣背後，實際上想傳遞的是：你們都沒讀過書，我讀了」，又源出 於「抽樣」調查或「逐一訪問」(就算「單一訪問」吧！)，還是「想當然」呢？而 且，不怕曹先生笑話，我此時此刻更加堅定(或「武斷」)地認為，你確是沒讀過， 而我讀了。若事實就是如此，你教我怎麼辦呢？謙虛到把話反過來說，曹先生讀了 ，而我沒讀？那似乎更不對頭嘛，那樣的話，你倒是高興了，真理卻遭了殃。 八、關於「訪莫斯科，看到的只是贓亂差」 曹先生認為我的報道片面，我承認。我是略去了許多東西——略去了曹先生等人 先前的報道中支持他們另一種片面性的那些事實。而且，我也略去了一些更糟糕的 事實，比如，接待我的林飛同學一再好心告誡我，天黑前一定要回住處，他不但講 了許多事例，給我看他藏在抽屜裡自衛用的手槍，而且，一次我回去晚了，他竟持 槍在路旁等候了我一個多小時，擔心我出事。感動之餘，我也不可能呼吸不到某種 「自由空氣」——只是「自由」得沒有邊界，沒有根罷了。 我戲稱「莫斯科的美女堪稱全球之冠」，玩笑耳，不見得都需要是「出任過世界 選美裁判」才能開口說句玩笑。曹先生在這裡鐵板起面孔「教訓」(或「誣蔑」？) 人，到了連句玩笑多不容的地步，你也不累麼？你叫我如何對你的「民主」產生信 心呢？曹先生之專利品格，較之他所痛斥的共產黨，究有過之，豈有不及？ 順便提一句：按照曹先生累死人的嚴酷標準，即便我出任過「世界選美裁判」， 也照樣得不出「全球之冠」的結論。要得出那種結論，需清點過全球美女庫存，無 一遺漏才行。曹先生的邏輯原是自己打自己的。 九、關於「糾正『知識就是力量』」 拙作《再論歷史規律》，誠然算不上有什麼大創見(小創見還是略有一二)，那不 過是在「反自由化」的一九八七年，在老左們把持的言論陣地的某處縫隙，偶爾偷 襲成功，與友人合作發表了一篇被老左們批為「反馬克思主義」的「論歷史規律」 ，爾後接獲一些右派的來信，質問我為何「不敢應戰」，才又寫了這一篇應戰文字 。本以為早已時過境遷，不意來到海外，竟屢屢聽到視馬克思「歷史必然規律」為 當然真理的留學生、大陸學者(其中有一位還是加州某名校的歷史博士)，才感覺此 文仍有發表之價值。這裡也就順便提示曹先生：雖說不曾「抽樣」，我卻是「調查 」過的。 至於論文中該不該大量引證「某某大師」、「某某哲學家」，我的看法與曹先生 截然相反，而且預期仍將截然相反下去——如若曹先生不去多讀點書，受一點科學 研究方法訓練的話。我認為尊師於光遠的告誡完全正確(對不起，又引「某某大師」 了！)：科學研究必須「站在巨人的肩上」，引述前人乃學界基本規範。曹先生常識 尚且缺位，便不但知道別人「食洋不化」，甚且「連食也沒有食進去」，也算得海 外奇景之一吧！ 十、關於「認識到最壞，然後做到最壞」 曹先生這最後一段文字，我耐著性子反覆讀了幾遍，又對照全文作了一番自我反 省，想看看自己究竟是不是真的象曹先生所言，糟透了，一無是處。很遺憾，我目 前的結論是：看來我得據理駁回，不予接受。理由主要有二： (一)當一個人指著你的鼻子大罵「你是個王八蛋」，這時，你要是謙虛地接受， 說「是是是，我是個王八蛋」，這在我看來不是謙虛，倒是曹先生罵周勵的話—— 「自虐癖」了。對曹先生輩以筆殺人的謾罵性文字，我以為不但不能接受，且一定 要痛加回擊。 (二)任何人不可能是一無是處的，這是一般常識，迄今尚無例外。若一人突然給 我以殊榮，說周舵乃是例外之第一例，我是會本能地不相信，相反，一定會認為更 大的可能，是曹先生在發昏。 曹先生緣何會發昏，我與他素不相識，不敢確說，只能略作猜測如下： (一)嫉妒，一種極常見的人性弱點。 (二)仇恨。我並不是指曹先生對我個人的仇恨，而是指他，以及其它一些極端份 子的一種仇恨心態，或仇恨「理念」。我雖說理解這種仇恨心態的來源(「六四」殺 人等等)，而且，坦率說，我自己也有過這種時候，走過這種人生階段，我現在卻認 為必須極力糾正、清除自己身上這種東西，進而極力反對別人身上的這種不好的東 西。這種東西不好，首先因為它與「民主」格格不入，一個被仇恨心態籠罩的社會 ，幾乎沒有搞民主能夠成功的希望。這就是我之所以要在「六四」當天拚死動員撤 離，之後又據實說明廣場真相，並首先甘冒天下之大不韙，力倡社會和解的主要原 因。悲劇已然發生，人民已經死去，只是一味地長久陷於仇恨與悲憤，於事無補， 於民族前途無益。重要的是如何汲取經驗教訓，以避免未來新悲劇的不上演。避免 的法子，在我看來也不像曹先生認定的那樣簡單，只要共產黨垮了台便萬事大吉。 義憤雖是人之常情，仇恨心態卻並不利於任何人作出利己利他的、理性、負責任的 決策。任由義憤支配，說到底是一種幼稚性，是一個人或一個民族不成熟的表現， 而負責、謹慎、深思熟慮的成熟理性，恰恰是我們民族目前最急需的東西。 (三)宗派性(黨派性)。宗派性強的人喜歡構成小圈子，形成一種「集體封閉性」 的亞文化；判定是非，不是以知識分子應有的客觀公正尺度，而是以與小圈子的關 系親疏為標準，小圈子裡的人什麼都好，膽敢冒犯小圈子的人則全盤盡壞。 (四)缺乏同情心。這與前述仇恨心態還不完全一樣。仇恨可以是局限性的，僅僅 針對心目中的敵人，如雷鋒先生之名言：「對階級敵人要象秋風掃落葉一樣殘酷無 情」；但雷先生尚有另一半「對革命同志象春天般的溫暖」。而從曹先生大作中， 我嗅不出半點善意的氣息，通篇貫穿著惡狠狠的咒罵和刻薄的嘲諷，可說是用盡了 一個人搜腸刮肚可能想到的一切自以為最過癮的貶義詞。其實，曹先生若不是為人 太過刻薄，以至偏狹了自己心胸，閉塞了自己的思路，許多事情只要稍稍帶一點同 情態度去試圖理解，本可以「柳岸花明又一村」，與他原先所見大異其趣。 (五)脫離現實，遠離民眾。大約是由於去國日久，曹先生無法把握民眾的脈搏， 不瞭解當前國內的現實狀況，以至於唱出那種此間大多數人無法贊同的孤寡高調。 猜得刻薄些的話，則可能曹先生本來就懷有一種「四人幫」式的「理念」——「寧 要民主的草，不要共產黨的苗」，動聽是動聽，只是未免殘忍了些。我的立場恰好 相反：只要老百姓日子在好起來，民族在強盛起來，個人一時受些鳥氣，也就算了 。不怕曹先生惡毒攻擊，我可以坦率相告，今年「六四」五週年，我在美國報刊上 又發表文章，乾脆主張最惠國待遇與人權狀況脫鉤，理由之一是，我認為我們沒有 權力拿廣大人民的重大利益作為改善自己這一小群人人權狀況的賭注。我的日子並 不好過，但我寧願自己咬牙忍了。 順便告知曹先生：日本電通公司本月對北京、上海、廣州、重慶十城市一千八百 戶居民進行調查，竟發現超過半數的人回答對現在的生活「相當滿意」和「非常滿 意」，百分之八十的人認為十年後的生活會更好。你盡可以批評說這些人思想落後 ，但這是客觀存在的事實，我們研究中國問題，不能不基於這些客觀現實。 (六)激進文人的「大批判」作用。「文人」和「學者」很多人不加區分，其實那 是差別很大的兩類人，主要區別在於，有沒有受過系統的學術研究、科學方法的訓 練。我並不是說學者優於文人，只是說，這兩類人社會分工不同，所受的專業訓練 迥然有別罷了。曹先生作為一個文人，在他的專業領域內有何驕人成就我不便置評 ，再者也沒有幸運讀過他的其它作品，但是，作為門外漢，他對學術問題說三道四 ，應當承認是資格甚低的，而他個人卻妄以為還可升格為權威裁判，則近乎荒唐。 須知文字上的小聰明，小鋒利並不能取代上述專門訓練。 比這更糟的，是曹先生等人從大陸帶過去的一身「革命大批判」病毒，養成一種 「攻其一點，不及其餘，羅織罪名，無限上綱，必欲置人於死地而後快」的專橫惡 毒「理念和風格」。少不得，我還得「教訓」曹先生幾句：須知改換信仰的名目容 易，改換信仰的方式則難。以共產黨的專斷、不容異說的「信心百倍」方式信仰「 民主」，恰恰是曹先生輩「民運極左派」們的通病。民主作為一種生活方式，一種 思想行為習慣，遠不是換桿大旗、另做招牌就能具備的，那要有一個艱苦的長期學 習培養過程，即以我認為民主一定要漸進積累，不可能靠一次「垮台」便大功告成 ，相反，「垮台」模式在中國，很可能反倒會惡化養育民主精神的社會條件，使我 們的民族付出更大的代價，造成更多的曲折反覆。友人房志遠所言極是：民運也必 須批「左」。依我看(又作「驚人之語」！)，若論今日之中國，「右」(意指與共產 黨的革命、激進相對的，主張和解、妥協、漸進的穩健主張)不僅僅意味著勇氣、負 責任、遠見卓識甚至是真正的英雄主義，而且是我們這個多災多難民族的頭號福音 ！ 又要說幾句怪話：讀曹先生等幾位好漢(王若望先生不在其中)的文字，常使我不 寒而慄，感覺就像行走在一處滿佈泥淖陷阱、毒蛇猛獸的原始叢林之中，不知什麼 時候，一不小心就會踩住一條眼鏡蛇的尾巴，被它惡狠狠地死死咬住，惡狠狠地把 它毒腺中的毒液盡情擠入你的傷口之內，還沒等你弄明白是怎麼回事，就已魂歸天 國。你讓我對這一種「民運人士」的信心如何建立得起來？我深深慶幸自己涉入甚 淺，且及時逃脫，逃回故國家園來了。儘管仍不免時時被毒牙威脅，但那也是我自 找，我亦無怨。無怨歸無怨，回來是一定不能免去，適度的「教訓」乃至「狂妄」 斷不能少。「狂妄」，看對誰。對那些學養深厚的專家學者，我恭恭敬敬執弟子禮 尚且唯恐不及，有什麼半點「狂妄」好談！對曹長青輩，我則立定主意，死也要「 狂妄」下去，「犯狂」到死才算完。合理自衛都沒有，我不成肉公子了麼？當然更 大的可能，之不久便把他忘諸腦後了。 看起來，曹先生對四通成見忒深。四通確實培養出不少優異人才，但「通才」卻 並不多見。有幸被譽為「通才」，令我喜不自禁。事實上，這恰是我若干時日以來 常引以為自豪的一處小小優點，曹先生自己寧願不通，那是他的權利，但葡萄卻不 會因為曹先生吃不到嘴就真的變成酸的。 曹先生批評我「矯情」，即，假意對「狂妄」痛加反省，老實說，倒是擊中要害 。再反省之餘，決定作糾正如下：從今以後，只要曹先生輩不見進步，我將對之「 狂妄」到底，並且毫不反省。 最後，既然曹先生談及周舵之「舵」，我少不得要交代一二： 我之「舵」，乃由以下幾種材料做成： (一)愛國主義，即以追求中華民族的繁榮富強、民主自由為職志——當然，同時 要以開放、平等、友好的態度對待世界上其它一切民族。你不強大，便無平等可言 ，弱者無能力平等。 (二)經濟上的半社會主義，即，在主張市場經濟、保障私有產權、肯定企業家的 社會貢獻的前提下，主張政府應對勞苦階層興辦恰如其分的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 我反對「休克療法」一類激進派藥方，理由之一，是它對勞苦大眾太殘酷。 (三)政治上的自由主義，即，主張政治活動的目的，乃是遵循民主的制度與程序 ，建立起普遍適用於每一公民的法治秩序，以保障個人的尊嚴與自由，使之不受政 府及他人的侵犯。 (四)文化上的保守主義，即尊重傳統、崇尚古典、倡導和贊助雅文化、極端強調 教育的重要性；對大眾性商品文化，不宜禁止，但應抽稅。 這個「舵」，十分清楚，絕不含糊，——只不過，與曹先生之「舵」絕不相類(或 基本不相類)而已。(寫於九四年六月二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