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是宗教 寫作是拯救——讀魯禮安《仰天長嘯——一個單監十一年的紅衛兵獄中籲天錄》 舒 崇 這是一本十分厚重的書：絕不僅僅是篇幅，六百多頁，五十多萬字，夠厚重的了；更重 要的是，這是一個坐了十一年監獄——其間大部分時間還是單身監禁——的人，用了整整十 年功夫寫成的回憶錄。這是用一生的心血，寫下心血的一生。這個人就是這本書，這本書就 是這個人。 魯禮安是武漢人，原華中工學院學生，文革初期是武漢地區大名鼎鼎的革命小將，異端 思潮的重要代表人物。1968年7月因莫須有的「惡毒攻擊罪」被捕入獄，後來又因為涉及 「反革命地下組織」案，差點被判死刑，被投入單人牢房長期關押，直到1979年才出獄。出 獄後，作者用了整整十年功夫，寫成了這本回憶錄。這本書記載了作者的成長和經歷，記載 了作者在文革初期短短兩年時間內的熱情投入，指點江山，然後就是漫長的監獄生活，痛苦 的思考與回憶，極度的空虛與絕望。通過這本書，我們不僅可以從一個側面瞭解到文化大革 命，瞭解到一代造反派紅衛兵的思想與心態，更可以瞭解到作者本人，瞭解到作者非凡的毅 力、才華與品格。 單身監禁——難以描述的恐怖 讀魯禮安的書，最令人震撼的一點莫過於他十一年的單身監禁生活。這種痛苦遠非筆墨 可以描述，因為這種生活的最大特點就是它沒有生活。人是天生的群居動物，人必須生活在 人群之間。人群之間就叫人間，在各種語言裡，死亡都被委婉地叫做離別人間。可見人們都 知道，離開了人群的生活就不再是人的生活。離開了人群，生有如死。作者引用恩格斯的話， 單身監禁是「野蠻得無以復加的刑罰」。單身監禁不僅對人的肉體造成極大的傷害，它更嚴 重地摧殘了人的精神和心智。 奧地利作家茨威格寫過一部小說《象棋的故事》，其中的主人公B博士被納粹單獨拘押， 在牢房裡他面對的是一片虛無的空間與時間，生活成了空白，圍繞他的是一種徹頭徹尾的空 虛。為了對抗孤獨，B博士朗誦詩、背兒歌、背法典條文、演算算術……但問題是，就像他 後來所說的，「在空虛中，我的記憶力什麼也抓不住。我已不能把思想集中在任何事情上。」 後來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他從獄卒那裡偷來一本象棋棋譜，就像撈到一根救命稻草，拚命地讀 和背，不斷地自己和自己下棋，一盤接一盤地發瘋似地互相挑戰，結果他的棋藝竟然高明到 可以下贏世界冠軍，但同時也陷入了精神錯亂。 《象棋的故事》的中譯本是在「四人幫」垮台後不久發表的，那時候，我們都剛從沒有 文化，沒有書讀的時代走出來，對極度的精神飢渴有很深的體驗，所以對這部小說留下深刻 的印象。但小說畢竟是小說，小說有它的戲劇性和誇張性。真實的單人監禁要遠比小說描繪 得更恐怖。和魯禮安同案的十幾個人，最後有四個精神失常。 不止一位坐過牢的朋友告訴我，他們本來是一天能讀一本大部頭的書，下筆能寫洋洋萬 言的長篇大論的，可是在長期的監獄生活、尤其是在長期的單身監禁之後，從此再也讀不進 大部頭的書，寫不了長篇大論。注意力很難集中在任何一件事上，平時總是心慌意亂，神思 恍惚，心不在焉。由此我們也理解到，魯禮安能夠挺過十一年單人監禁而保持精神健全，又 用十年的功夫寫下這部五十餘萬字的回憶錄，這是何等頑強的意志，何等卓越的才華，何等 堅挺的自信！ 為什麼魯禮安能挺過十一年單身監禁而保持精神健全，因為他給自己找到了一種自我拯 救的方式：在被監禁的第八年的除夕之夜，魯禮安向蒼天和大地發下一個誓言：「我這輩子 祇要有一天能夠走出這座人間地獄，我一定要把我獄中這段悲慘的經歷寫出來，我一定要揭 露這樁欽定大案的真相。當然，我既不可能像《基督山恩仇記》裡的基督山伯爵那樣，去殘 酷地報復陷害我的仇人，也不會像《雙城記》裡的馬奈特老人那樣，去詛咒對我進行迫害的 那些權貴們的子孫和他們家屬中的所有人。我祇將如實地揭露迫害者本人的罪惡，用筆將他 們這些自由和民主的敵人、扼殺人類道德和良知的劊子手，永遠釘牢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如果說對於我們中國人，歷史是我們的宗教，那麼，寫作則是一種拯救。 文革活化石 魯禮安是造反派。現在一提起造反派，許多人就以為他們都是些「頭上長角，身上長刺」 的傢伙。其實不然。例如魯禮安，從小就是好學生，德智體全面發展，尊敬師長，團結同學。 在運動初期，他對批判「三家村」和揪斗校長朱九思都是不以為然的。魯禮安是從批評工作 組而開始其造反生涯的，而他批評工作組也主要是出於對工作組整學生，把學生打成反革命、 右派的不滿，可見他的造反帶有反對政治迫害的成分。魯禮安後來成為紅衛兵的理論家，他 發表的一系列文章和宣言固然充斥著極左的詞句，但其中仍然包含有反對官僚體制和嚮往民 主的因素——儘管還是朦朧的、混亂的。 說來很有趣，魯禮安的思想應該歸為極左，但是它卻引起了一批57年的右派的同情與共 鳴。武漢地區不少57年的右派（如白樺、徐遲、姚雪垠等）利用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機 會介入造反有理的活動，他們對魯禮安和他的《揚子江評論》與《北斗星學會宣言》尤其贊 賞。江漢大學教授姜弘（57年右派）在給魯禮安這本回憶錄寫的序言裡指出，他和他的右派 朋友們之所以讚賞魯禮安，是因為「從他身上彷彿看到了自己當年的影子」：那種青春的理 想主義，洋溢的才華和初生之犢的勇氣。 姜弘寫道：魯禮安們與眾不同、難能可貴之處是，他們「因受壓而反抗，而獨立思考， 從而衝破思想禁錮，從毛澤東走向馬克思，反過來質疑現存制度，而且不顧偉大領袖的戰略 部署，自己組織起來去探索新的革命之路——走向民主之路」。當然，姜弘也指出57年右派 和文革造反派之間的重大區別：「一是性質不同，二是思想資源不同」。「右派是有自己的 獨立見解和主張而為毛澤東所不容，才『因勢利導，聚而殲之』的。造反派則不同，他們對 毛無限崇拜、無限忠誠，是被愚弄、利用之後又被拋起的犧牲品」。思想資源的不同，「主 要是歷史環境的不同造成的。右派的思想裡不僅有社會民主主義，而且有西方的民主、自由、 人權、法治觀念，這與他們早年所受的教育、所受五四精神的熏陶有關。造反派就沒有這種 精神資源，他們生長在嚴格封閉的單一思想文化環境中，所能接受的祇有一種意識形態，就 是『毛主席的教導』」。需要提醒的是，魯禮安們祇是造反派中的少數。這是我們評價文革 造反活動時不應該忘記的。 魯禮安回憶錄《仰天長嘯》寫得很真實。這大約也和作者長期與世隔絕有關。無怪乎有 人要把這本書比作文革的活化石。認真研讀這本書，對於我們瞭解文革，瞭解文革紅衛兵一 代，瞭解文革造反運動，瞭解文革異端思潮的來龍去脈，都有很大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