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五運動：中國體制外政治力量的誕生 （北京）陳子明 20世紀中國歷史的許多重大轉折都以天安門廣場上發生的運動為開端，1919年的五四運 動和1976年的四五運動更具有歷史轉折性的意義。四五運動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 「向內的」國民運動。它最激動人心的口號是：「我們要民主，不要法西斯」。八九民運則 繼承和深化了四五運動所開啟的政治方向。以四五運動為起點，中國逐漸放棄了以毛澤東為 典型的錯誤路線，開始向世界現代化主流回歸。四五運動的後果是極其深遠的，從十月政變、 鄧小平復出、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一直影響到今天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由中共黨內改 革派推動的思想解放運動和體制外政治力量的誕生，是四五運動的兩個直接產兒。 黨內改革派的形成 從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以來方興未艾的思想解放運動，以胡耀邦 為主帥，獲得了葉劍英、鄧小平、羅瑞卿、趙紫陽等人的政治支持，並形成了一支包括胡績 偉、王若水、周揚、於光遠、吳江、孫長江、李洪林、郭羅基、林澗青、阮銘、蘇紹智、馮 蘭瑞、張顯揚、童大林、嚴家其等人的改革派理論隊伍。胡耀邦曾高度評價這支隊伍，他在 1979年初的理論務虛會上說：「這支隊伍在戰鬥中前進，進步是很大的。特別令人高興的， 是在揭批林彪、『四人幫』的偉大鬥爭中，湧現了一大批理論聯繫實際，密切聯繫群眾，善 於思考問題，敢於發表創見的闖將。應當看到，這兩年的思想理論戰線並不平靜，有過那麼 幾次風浪。這些同志在鬥爭中衝鋒在前，不愧為思想理論戰線的前衛戰士。他們敢於實事求 是，破除迷信，頂住種種非難和指責，不怕飛來的帽子和棍子。他們旗幟鮮明，立場堅定， 抓住真理，所向披靡，敢想敢說敢干敢闖。」（胡耀邦：《理論工作務虛會引言（一九七九 年一月十八日）》，載鄭仲兵主編：《胡耀邦年譜資料長編》，上，360-361頁。） 嚴格地說，在四五運動之前，祇有黨內改革分子，還沒有黨內改革派；是在四五運動之 後，一直到「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才形成了改革派這個中共黨內的政治派 別。由改革派理論家執筆的《人民日報》特約評論員文章《人民萬歲》寫道：「由於林彪、 『四人幫』的挑動和分裂，曾經發生過意見分歧、甚至長期陷於派性對立的人們，面對著共 同的敵人而團結起來；為林彪、『四人幫』的反動宣傳和偽善外衣所迷惑，一度受騙上當的 人們，在社會主義祖國的存亡面前，也分清了敵我，翻然醒悟；暫時有過彷徨、動搖、消沈、 悲觀情緒的人們，在這裡重新取得了勇氣和鬥志；遭到過林彪、『四人幫』的打擊迫害，堅 持原則、寧折不彎的人們，再一次走上了戰場；工作、學習或生活在『四人幫』嚴密控制的 單位裡的人們，也衝破禁令，投入鬥爭的漩渦。」「一些在這以前還猶疑著、忍耐著或不明 真相的人，也拍案而起了。鬥爭沒有停止，而是沿著縱深的方向繼續發展並取得越來越廣泛 的群眾基礎。人民懂得：個人的力量是微弱的，但是被共同的利益、願望和鬥爭目標聯結起 來的集體力量，卻不可戰勝。真理是屬於他們的，生活是屬於他們的，數量的多數是屬於他 們的，因而勝利也一定是屬於他們的。」這些動情的文字，是黨內改革分子從四五運動中獲 得鼓舞、自信和集體力量的真實寫照。 尤為重要的是，許多改革派理論工作者思想的根本性轉折，是在四五運動期間完成的。 王若水回憶說：轉變就是在1976年。周恩來去世以後，清明節的時候，北京市民自發地到天 安門去，貼詩、集會，人們都在那裡集合。我有時也偷偷地跑去，一看：那天安門人山人海， 人們都在那裡罵「四人幫」，都在那裡寫詩。那時候，我心裡本來有很多話不敢說的，可是 到了天安門廣場，你可以放心說，大家都同情你，大家都說江青很壞，張春橋很壞，都在那 裡罵。……這使我更加堅定地認為，每個人應該有自己的尊嚴，精神上不應該被奴役，不應 該盲目否定自己。我們中國知識分子解放以來老是否定自己，每來一次運動，自己就批自己、 罵自己一通，說如何對不起黨啊，辜負了黨的教育培養啦……現在我認為，是黨對不起知識 分子，是共產黨歧視知識分子、鎮壓知識分子，因為知識分子有獨立意識。毛澤東去世時， 我發現，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內）都不怎麼傷心。我倒感覺輕鬆了：這一天終於來了！原 有的那種威懾力量現在不存在了！（張敏採訪：《王若水與毛澤東》，載《民主中國》， 1999年第9期。） 李洪林也有類似的回憶：記得河北省委宣傳部一位副部長是這樣傳達天安門事件的處理 經過：「主席聽了匯報以後說：」鎮壓！「這種傳達是為了表明用暴力鎮壓手無寸鐵的群眾， 是合理合法的，因為有」最高指示「。一貫以群眾觀點和」為人民服務「教育全黨的毛澤東， 到了下令鎮壓群眾的時候，政治生命也就走到盡頭了。也正因為十分崇敬，所以對發生在他 身上的異化就越發感到悲哀，對他濫用自己的意志給中國民族帶來的苦難就越發覺得不可容 忍。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門事件就是他晚年那條」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路線的盡頭； 國家已被拖進死胡同，人民已經公開表示反抗，不改弦易轍就無路可走了。（《命運——李 洪林自傳》，123-125頁。） 因此我們可以說，是四五運動推動了中共黨內改革派的形成及思想解放運動的展開。 體制外力量的誕生 包遵信說：20多年前的「四五」運動更重要也更直接的貢獻，是它培育和推出了一批自 由知識分子，即「四五」一代人。他們那時還相當年輕，也沒有什麼社會地位，甚而連職業 也沒有，就知識水準和理論素養說，可能不少人還夠不上知識分子的標準。但它們卻有著 「合格」知識分子所不具備的優勢，那就是他們沒有統治意識形態傳統的教條與框框，觀察 問題敏銳，敢於揭示社會黑暗的真相，議論和著文沒有套話，假話，沒有八股味兒。在官方 的文書上很少有他們的蹤跡，實際上人們卻承認他們當時已「是從社會基層湧現出來的非馬 克思主義的民主派」，是與「黨內民主派」和「凡是派」鼎足而三的「一種獨立的政治力量」 （蘇紹智語）。所謂「非馬克思主義民主派」，就是自由主義派。他們以其獨有的青春銳氣 和自由思想的魅力，吸引著也影響著知識界和理論界，當時一些重大問題的論爭，差不多都 可以找著自由主義的身影，以致胡喬木在一九八○年就驚呼：「要向自由主義思想、方針發 動進攻！」「四五」一代人在70年代末年就已嶄露頭角，成為不可忽視的力量了。（包遵信： 《從「四五」到「六四」：陳子明和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 「五四運動的參與者，構成中共第一代領導層的主幹。一二九運動（並延伸至40年代學 生運動）的參與者，是1949年以後中共副科級至副部級幹部的中堅，是第二代領導層的主幹。 四五運動的參與者，尤其是其中的積極分子，則基本上沒有被中共吸納。」當局從四五運動 被捕者中挑選的幾名「根紅苗正」的團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賀延光、周為民、韓志雄、 王軍濤、李西寧等人，以他們的言行表明，無意成為中共按照既定的模子所塑造的「接班 人」。「『四五』一代人與中共的分手，是另一個具有轉折性意義的歷史事件。」（陳子明： 《走向憲政民主——一個「四五人」的心路歷程》，載陳子華等：《浴火重生——「天安門 黑手」備忘錄》） 「四五」一代從他們剛剛登上歷史舞台的時候起，就表現出對現存體制的反叛性、獨立 的政治人格和對新的社會模式的強烈追求。 曹志傑回憶：1978年10月，中央為「四五運動」平反後，被抓者中的二百多人組成「四 五運動受迫害者公民起訴團」。大家成立了一個領導小組，並公推我為領導小組組長。我們 寫了一份有二百多人簽名的起訴書，抄了兩份，準備將一份貼到西單民主牆，一份遞交最高 法院。我們起訴的對象主要是「文革派」的部分成員，除王張江姚外，還有原北京市委常委、 市公安局長劉傳新等人。起訴的時間安排在星期天。報社和電視台的記者也已聯繫就緒。在 我們準備行動的前一天下午六點左右，團中央派車把我和其他人接到東四的青年旅館。胡啟 立和高占祥等在那裡。他們要求我門取消起訴行動。我當時提出，此事無錯，不應取消。後 來高占祥說：「希望你們應該信任黨中央，不要打亂中央的統一部署。」我才同意了他們的 要求，決定停止起訴活動。後來據說，當天晚上他們兩人實際上是代表黨中央來要求我們停 止起訴活動的。第二天，我便到廣場向大家宣佈取消了這次的起訴活動。（曹志傑：《我為 什麼走向天安門廣場——四五運動回憶》，載陳子明等：《四五運動：中國二十世紀的轉折 點》[待出版]） 筆者以前也回憶過這段經歷：四五運動平反後，官方曾召開了一次幾百名「四五英雄」 （絕大部分是當時的被捕者）參加的大會，計劃從這些人中組織幾個宣講團，到全國各地去 宣講「英雄事跡」。出乎官方意外的是，這次會議卻演變成了「公審四人幫」的動員大會， 全體與會者議決於星期日到天安門廣場集合，集體遊行到最高人民法院遞交請願書。次日， 北京化工學院召開全校師生大會，宣佈為我徹底平反，並安排我作關於四五運動的報告，我 便在報告結束時號召全校師生去天安門廣場參加請願活動。上述「政治意外」發生後，官方 立刻撤銷了組織「四五英雄事跡」宣講團的計劃。這是支持「現代化」的兩股力量的政治聯 盟所出現的最初裂痕。（陳子明：《走向憲政民主——一個「四五人」的心路歷程》） 曹志傑寫道：賀延光同志是四五運動中非常突出的一位。胡耀邦曾在他的大會發言稿上 批示，「我們就是要選這樣的人擔任團中央委員」。1979年，中共中央組織部提出讓他出北 京市工作。北京市領導對他說，北京市就是需要他這樣的幹部，希望他不要離開北京市。他 表示服從組織安排。但後來不僅哪一方都沒有用他，反而開始了對他的排擠和歧視。由於實 在無法繼續呆在北京市，他祇好找個機會去了《中國青年報》。（曹志傑：《我為什麼走向 天安門廣場——四五運動回憶》）筆者最近就此事詢問了賀延光，實際情況略有出入。賀延 光在北京團市委辦公室工作一年多，據說是要安排他擔任團市委領導職務的，但他非常清楚 團市委有的領導本身在天安門事件中就是「鎮壓派」，對他自然是敬而遠之，再加上賀自己 根本無意於仕途，更願意做一名獨立的專業人士，此後申請調入剛復刊的《北京青年報》， 後又離開北京市進入《中國青年報》任攝影記者，一直到現在。 周為民在四五運動平反後，從青海回到清華大學，擔任校團委副書記、校黨委委員。當 時的校團委書記賈春旺，以後擔任了17年的國家安全部長和公安部長，現在是最高人民檢察 院檢察長。周為民如果按照「黨的安排」，老老實實地走當官的路，早就可以當上省部級高 官了。但是，「四五」一代的理想是做大事——探索中國改革的新模式，而不是做大官。周 為民在1978年底，毅然決然地出任民辦刊物《北京之春》主編，為《北京之春》擔起政治上 的責任。1980年底，他作為清華大學選舉辦公室的負責人，與《北京之春》同仁配合，積極 推動了清華大學的人民代表競選運動。此後，他前往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第一線，擔任蛇口 工業區董事會董事，並協助袁庚進行了政治體制改革的試點。在長達10多年的時間裡，他一 直受到有關部門的監控和壓制。最近，朱健國撰文援引了袁庚對於此事的回憶。「天安門 『四五』運動的時候，周為民就率領清華學生戴白花去紀念嘛，到後來『四人幫』把他抓去 青海去了。等到胡耀邦出來的時候，就給他平反了。平反之後，我就把他招到蛇口來了。到 蛇口之後，他就寫了一封信給他的同學，說蛇口這時裡有民主有自由，如何如何……他說蛇 口今後的前景會怎麼怎麼樣。後來這封信落入公安局手上，就因為他在北京那時候搞了個 《北京之春》，寫大字報嘛，他是總編。所以有人總盯著這個周為民。但是，任仲夷和我都 反對公安局要抓他回去。我不是曾經講嘛，我要用晚年政治生命來孤注一擲，為周為民平反。 原來公安部的報告是習仲勳批的，後來習仲勳知道我的意見後，叫胡啟立到這兒來瞭解這個 情況。後來他又打電話告訴我，把我從香港叫回蛇口，他說，老袁同志，總書記已經同意你 的意見了，把周為民留下來。我說，口說無憑，老兄，你要給一份正式文件給我。然後我就 派我的秘書到北京去，把領導（胡耀邦）那個批示影印件拿回來了。」（朱健國：《胡耀邦 七保「蛇口政改」》，載《動向》2005年11月號） 儘管改革派領導人胡耀邦、胡啟立、習仲勳、任仲夷都曾為周為民說過話，但他仍繼續 受到有關部門的監控，一直無法辦理護照，以致他在蛇口工作十年後才首次獲准去隔岸相望 的香港出差。 從李西寧日記中可以看到王軍濤等人「初生牛犢不怕虎」的首創精神。「昨天（1978年 10月19日）下午，大會主席團開會，通過選舉法草案和中央委員候選人名單。北京的王軍濤 首先發言，建議韓志雄同志為中委候選人。相繼，賀延光，我，韓愛民等人發言支持這一建 議。韓英說，此案將提交全體代表討論，然後主席團再通過。另外，清華大學的周為民提出 對北京團市委副書記耿世忠的質疑，說他在四人幫橫行時不太光彩，要求解釋。但主席團的 頭腦們迴避了這個問題。」「今天（10月23日），大會發言，我亦作了演講。在昨天下午的 主席團會議上，由於我們一幫人的爭取，使得中委候選人名單中增加了三位反四人幫的同志： 韓志雄，李洪剛和劉秀英。」（獨善齋主：《往事追憶》，載「華夏文摘文庫」網站） 這種政治主動性在以後的中共和共青團全國代表大會的主席團會議上已經絕跡了。 民刊《北京之春》成立時，王軍濤和韓志雄擔任了副主編（王軍濤還把自己在北京大學 的宿舍作為《北京之春》的聯繫地址）。1980年底，王軍濤成為北京大學競選運動的主要代 表人物之一。他和北大競選中當選海澱區人民代表的胡平在畢業分配時都受到了歧視。從 1983年起，王軍濤便徹底拋棄了「鐵飯碗」，一直保持一種體制外的生存狀態。韓志雄則在 北京大學一分校的競選運動中擔任了競選人李勝平的推薦人。 自四五運動以來，筆者與王軍濤、李勝平、畢誼民、劉迪、孫慶柱等人一直堅持走體制 外和體制邊緣的獨立的政治道路。（參見陳子明：《走向憲政民主——一個「四五人」的心 路歷程》） 1986年，我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王偉群採訪時說：要提倡多元，首先要把自己這 個「元」搞好。對於投機謀取一官半職者，我們嗤之以鼻。我們是以往民主運動的倖存者， 我們隨時都做好了自我犧牲的準備，祇要能使中國的政治發展朝著民主有5度的轉向，我們 就心滿意足了。同年底，筆者對鄭棣說，我們這個團體的宗旨是「堅持一面旗幟、建設一支 隊伍、形成一套理論」。一面旗幟是四五運動以來在我們身上積聚起來的民運精神的旗幟， 一支隊伍是堅持獨立立場的民間政治力量，一套理論是堅持走中國現代化之路，回歸世界文 明主流的理論。i參加過四五運動的這批人，在四五運動中就已經做好了為中國改革而獻身 的準備，此後在民主牆運動和競選運動中，仍然是抱有在政治上犧牲的準備。由於有「四五 英雄」這樣一種保護色，當政者多少有一點投鼠忌器，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的兩次鎮 壓中，都沒有對這批人下辣手。 這支體制外的獨立的政治力量，在整個1980年代繼續得到發展和壯大，為開拓公民社會 的公共政治空間作出了積極的努力，直到1989年「六四」以後，才受到國家機器最兇惡和最 殘酷的打擊。中國官方媒體在描述八九民運的所謂幕後「黑手」時，曾把筆者和王軍濤所在 的「社經所團體」稱為反黨反政府的「三朝元老」。「當局將社經所視為『三朝元老』也並 不奇怪，因為社經所團體的成員幾乎參與了中國1976—1989年間各個階段及各種形式的民運 活動和民間活動，包括四五運動、北京之春運動（民主牆和民刊運動）、高校競選運動、叢 書熱、書院熱、研討會熱、民辦研究所熱、經濟和政治體制改革造勢、80年代的歷次學潮以 及八九民運。」（陳子華：《我所知道的「社經所」》，載陳子華等：《浴火重生——「天 安門黑手」備忘錄》） 繼四五運動、民主牆運動、競選運動之後，徐文立、王希哲、陳爾晉、何求、劉國凱、 秦永敏、傅申奇等人於1980年秋至1981年春籌建「中華全國民刊協會」及其各大區分會，將 體制外民主運動推進到一個新的高度。1981年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9號文件後，這一全 國性的民間組織遭到全面鎮壓，全國各地共有上千人被審查、拘留、逮捕、判刑。（傅申奇： 《中華全國民刊協會及〈責任〉》，載「中國民主正義黨」網站。） 中國體制外政治力量的誕生至今三十年了，已經到了「而立之年」，但仍然不夠成熟和 壯實，仍然需要繼續努力奮鬥。中共徹底改變黨的性質，像國民黨那樣「完成從革命黨（專 政黨）到憲政黨的轉型」；體制外的政治力量從小到大、從弱到強，轉變為憲政民主體制中 的合法反對黨；這是中國民主化必須邁過的門檻。（王思睿：《我的「三民主義」：媒體民 營，政黨民辦，政府民選》，載「改造與建設」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