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知識分子的群體死亡——讀費希特《論學者的使命》有感 （北京）張博樹 有血性的中國人讀費希特的書，一定會感到親切。為什麼？因為我們和200年前的費希 特心靈相通，面臨著相似的生存語境，擔負著同樣的「使命」和任務，那就是同專制主義進 行鬥爭。記得將近20年前我在撰寫自己的第一部著作《經濟行為與人》時，就曾引用過費希 特的話：「使一切非理性的東西服從於自己，自由地按照自己固有的規律去駕馭一切非理性 的東西，這就是人的最終目的。」青年費希特的慷慨激昂曾經激勵了同樣年輕的一代中國人 為自己的理想去工作，去奮鬥。 但今天我們再讀費希特《論學者的使命》，卻多了一重惆悵，一份感慨，幾度沉思。 中國已經不是20年前的中國。權力和金錢的結盟已經成為一個巨大的結構性存在。在這 個存在面前，良知正在貶值，物慾極度膨脹，一些原本血氣方剛、滿懷改革志向的知識分子 現在卻熱衷於討好權勢，或在威權主義胡蘿蔔加大棒的淫威下滿足於蠅營狗苟的生活，「使 命」之類則似乎早就拋到了九天雲外。 於是，從社會演進的大尺度看，我們面臨著一種奇特的矛盾：一方面，百年來的中國現 代史正以其深刻、恢弘的歷史內容，磅礡、蜿蜒的歷史走勢，召喚著真正富有使命感的科學 總結和研究，同時它也賦予了這一代人從事這種研究的條件和可能（這裡所謂「條件」和 「可能」，不僅指作為研究者的我們擁有我們的上一代似乎缺乏的知識結構和我們的下一代 肯定缺乏的生存體驗，而且指作為研究對象的中國現代專制主義已經發育成熟，乃至走向危 機）；另一方面，我們的很多知識分子、「學者」和「專家」卻在放棄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 放棄自己應該擔負的時代責任。他們寧願做衙門的腐儒、官府的刀筆吏而不願做彪炳青史的 思想巨人。 這是就理論層面而言。從實踐層面看，我們也面臨著一種矛盾和尷尬：一方面，中國的 改革已經到了一個十字路口，長期滯後的政治體制改革越來越成為整個改革的瓶頸。激活中 國政治的一潭死水要求中國知識分子形成自己的公共領域和公民社會，要求知識分子以社會 良知和公民代言人的身份去行動。然而——另一方面——知識分子的表現並不理想。雖然我 們中間有為農民講話的李昌平，有為太石村而奔波的艾曉明，有不斷發出獨立聲音的余傑、 王怡和劉曉波，但總的講，作為知識分子群體的我們既缺乏正義的勇氣，更少有思想的力量。 在社會轉型的大場景中，我們還沒有成為一種結構性的存在。甚至，面對種種社會痼疾，我 們作為一個群體，表現了不應有的麻木；在權力面前，我們又顯得過於怯懦。「麻木」加上 「怯懦」，已經接近精神上的死亡。更可怕的是，這不是某一個人的精神死亡，而是一個群 體的精神死亡，且這個群體本來是應該為精神而存在的！ 接下來的問題是：何以如此？何以至此？ 如果我們可以斷定當代中國知識分子在社會結構意義上的群體缺席是一個大體上能夠成 立的現實，那麼黨專制所擁有的制度力量無疑是造成威權主義時代知識分子群體精神死亡的 最根本的原因。 從權力運作角度看，促成知識分子精神死亡，有兩件最得力的工具：一是「收買」，這 是今日當權者與毛澤東式的極權主義的不同之處，也是「後極權」時代實施黨治控制的拿手 好活兒。想買房子麼？想購車子麼？想送自己的子女出國麼？那就老老實實給政府幹活，作 國家的「課題」，祇要你樂意，有的是「社科基金」、「重點項目」之類等著你去掙課題費。 「馬克思主義理論工程」就不用說了，政府捨得在這類「課題」上花大錢。別的「學問」也 都可以作，你盡可心安理得地當你的「專家」、「博導」，在青年人面前為人師，在新聞媒 體裡「聊天」、「作客」，祇是要在心裡記住：有一塊領地是絕對不能碰的，那就是黨的領 導和權威。既然凡夫俗子還是大多數，黨的這一招就足可以令教授專家們乖乖就範了。如果 還有不識時務者給黨找麻煩，那麼政府還有另一招，那就是「封殺」——不讓社會聽到你的 聲音，使你的社會存在成為零。今年8月份發生的《改造與建設》網站被封，就是一個典型 例子。儘管在這個網站上發表的絕大部分文章都是理性的、溫和的，還有很「左」的觀點也 都可以在這裡找到，但如果當權者認為這個網站的存在威脅到黨的「一統」，照樣封殺沒商 量。 「收買」和「封殺」，一正一反，都是為了一個目的：扼殺知識分子的獨立和自由，扼 殺知識人對社會的道義責任！ 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精神上的群體死亡，已經發生過一次，那是1957年和後來的文革。中 經80年代的精神復活後，我們現在又在經歷一輪可怕的生死輪迴。而且，如果說，上一次死 亡是在權力威逼下的死亡，那麼這一次則是權力威逼和金錢腐蝕雙重打擊下的死亡。 難道我們就真的死定了麼？我們是否還有復活的希望？ 我相信，從發展的最根本的意義上說，死亡祇是暫時的，中國知識分子精神復活的希望 仍然握在我們自己的手裡。 費希特在《論學者的使命》裡講：「人類的整個發展直接取決於科學的發展。誰阻礙科 學的發展，誰就阻礙了人類的發展。」他還說：「學者的使命主要是為社會服務，因為他是 學者，所以他比任何一個階層都更能真正通過社會而存在，為社會而存在。」在這篇演講的 結尾，費希特特別強調：「我的使命就是論證真理；我的生命和我的命運都微不足道；但我 的生命的影響卻無限偉大。……要是我為真理而受到迫害，遭到仇視，要是我為真理而死於 職守，我這樣做又有什麼特別的呢？我所做的不是我完全應當做的嗎？」「我也很明白，一 個喪魂落魄、沒有神經的時代受不了這種感情和感情的這種表現；它以猶豫忐忑、表示羞愧 的喊聲，把它自己所不能攀登的一切稱為狂想……。而我想同時以一種大丈夫的道德學說向 他們的靈魂深處灌輸一種感情，這種感情直到將來也能使他們防止這種麻木不仁。」 我們也需要重申這種大丈夫氣概，用公共知識分子的浩然之氣戰勝我們靈魂深處的齷齪 與萎靡。 但是，僅此還不夠。 既然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死亡不僅僅是一種精神現象，更是一種社會結構現象，那 麼改變這種結構、解構黨專製造成的公共良知的集體缺席，就成為當代中國知識人精神再生 的重要切入點乃至基本條件。必須看到，知識分子自由意識和責任意識的復活，既是黨專制 解構的結果，又是其前提。這種條件和結果的雙向關係決定瞭解構過程的長期性和艱巨性。 我們要學會作「韌的戰鬥」，既是對專制者，也是對我們自身，對我們自己的靈魂。 這篇短文是談論「死亡」的，但我願以「新生」來結束這篇文字。 （2005年10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