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國家在二十世紀的四大失誤（之四） ——第四大錯誤：六、七十年代迷失於「毛澤東熱」 （北京）劉曉波 當毛澤東成為中國的絕對獨裁者之後，一個東方大國再次進入西方的視野。但西方左派 並沒有從當年的「斯大林熱」中汲取教訓，而是在斯大林死後把這種熱情轉移到毛澤東身上。 而斯大林正是毛澤東的導師：——十月革命後，布爾什維克政權大規模鎮壓反革命、白匪、 資本家、地主富農、宗教人士和知識分子；毛澤東奪權後大搞「土改」、「鎮反」、「三五 反」、「知識分子改造」和「工商業資本主義改造」等運動，數百萬人因此遭殃。 ——斯大林為了完成「偉大的轉折」，用強制性的農業集體化來推動以軍事工業為主的 工業化，在餓莩遍地的時期仍然大量向西方出口糧食，造成了餓死七百萬人的大饑荒；毛澤 東為了「趕超英美」，同樣用農業集體化（人民公社）及「大躍進」來實現以軍事工業為主 的工業化，毛也在大饑荒時期堅持向蘇聯出口糧食和農產品，原子彈升空的代價，是餓死四 千萬人的大饑荒。 ——斯大林為了鞏固其絕對極權，從上世紀20年代末到他去世，不間斷地大搞黨內外的 大清洗，在肉體上消滅一切「敵人」，在30年代達到最高潮：從黨內元老到黨外知識分子， 從政治局委員到普通的集體農莊農民的「敵人」，死於斯大林大清洗的人數，最保守的估計 也有二千萬左右；毛澤東為確立其絕對權力，也是從掌權開始直到去世都在大搞「階級滅 絕」，從「粉碎高饒反黨集團」到「反胡風運動」，從「反右」到「反彭德懷」，從「四 清」、「肅反」到「文革」，毛澤東從肉體上消滅的「敵人」，至少有三、四千萬人。 ——斯大林終身操控「造神運動」，不僅在全蘇聯且在整個共產世界製造個人崇拜，意 在把自己塑造成整個人類的救主兼先知，不僅是政治上的偉大領袖，而且是思想上的偉大導 師，通過共產國際來扮演世界革命的領袖；毛澤東製造個人崇拜的路數與斯大林完全一樣， 也是要充當偉大領袖兼偉大導師，充當全世界人民的「紅太陽」和「大救星」，文革時期的 造神狂潮可謂人類歷史之最！斯大林死後，一心要爭當共產世界領袖的毛澤東，利令智昏地 與蘇共決裂，但決裂帶來的是他在爭奪共產世界領袖地位上失敗，最後的跟班祇剩下一個小 小的阿爾巴尼亞。於是，毛為了滿足自己的世界領袖慾，又製造出「第三世界」理論，自封 為「第三世界」的領袖，以抗衡極權世界領袖蘇聯和自由世界領袖美國，也以此來彌補他在 共產世界的失敗。 ——毛澤東的殘暴還有遠遠超過斯大林的獨創之處。斯大林主要採取「肉體暴政」的方 式來消滅「敵人」，即便是對政治對手的人格羞辱和精神虐待，也要走走法律審判的形式， 比如，在大清洗時期，斯大林操縱多次對布哈林等政敵大審判。而毛澤東向來「無法無天」， 幾乎從來不會把他的政敵送上法庭，而是在「肉體暴政」之外又發明了大搞群眾運動和思想 改造的「精神暴政」。他所發動的每一次大規模「階級滅絕」運動，都伴以「全黨共討之， 全民共誅之」的全國性群眾運動，文革時期更有所謂「群眾專政」，為的是在人格上羞辱人， 在尊嚴上摧毀人，使之變成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變成遺臭萬年的行屍走肉，可謂「黑出於 黑而勝於黑」。著名劇作家曹禺在述憶文革的遭遇時說：「他們逼著你招供，供了以後不但 別人相信，甚至連你自己也相信，覺得自己是大壞蛋，不能生存於這個世界，造成自卑感， 覺得自己犯了大錯，不要寫戲了，情願去掃掃街。這種自暴自棄的思想就產生了。這種思想 上的折磨比打死人還厲害。」 兩大暴君最為一致的地方在於：相對於他們無限膨脹的權力慾和無限濫用權力的滿足感 而言，幾十萬人、幾百萬人、幾千萬人的生命並不構成道德問題；他們的權力恐懼達到草木 皆兵的病態程度，但他們從來不怕殺人和死人；因為人民祇是兩大暴君實現權力野心的工具 而已。 同時，兩大暴君又特別擅於偽裝自己，為了塑造各自的國際領袖形象，他們可以在西方 名流面前表現出平易、直率、幽默、甚至謙恭的一面。看看西方左派名流們記述中的斯大林 和毛澤東，很少能找到負面的描述。 當時的法國名流，從政治家戴高樂到著名知識分子沙特等人，都對毛主義中國抱有或功 利或浪漫的期望。在某種意義上，戴高樂是拿破侖式法蘭西沙文主義的繼承人，雖然法國的 實力不逮，但他仍然千方百計地來表達法蘭西的傲慢。在東西方冷戰處於最嚴峻的六十年代， 僅僅出於嫉恨美國在西方的領袖地位，戴高樂既沒有顧及西方聯盟的大局，也沒有知恩圖報 的起碼謙卑，而是基於法蘭西式的傲慢來顯示自身的獨立性，同美國較勁，同英國強辯。 1966年，戴高樂正式向美國宣戰：一面宣佈法國退出北約軍事一體化機構並將北約總部趕出 巴黎，一面提出對共產陣營的「緩和、諒解和合作」三原則，戴高樂正式訪問蘇聯，蘇聯輿 論自然興奮，西方輿論則視之為西方聯盟的「窩裡反」。接著，他在1968年與毛澤東政權建 立友好關係。 最早讚美毛澤東中國的法國名流，當然少不了薩特和他的情人西蒙。德。波伏娃。1955 年9月至11月，薩特和波伏娃應邀訪問中國，受到中共領導人的熱情接待，在中國足足遊覽 45天；10月1日，他倆還作為貴賓登上天安門城樓觀看國慶大典。當天晚上，薩特與波伏娃 又被請上天安門，與茅盾夫婦同桌觀看焰火。受到如此優待的兩個法國名流，自然對毛澤東 的中國大加讚美。 在後來回憶中，波伏娃這樣描述毛澤東：「毛澤東就站在他的畫像下。他像平常一樣， 身著灰中帶綠的上裝，戴著一頂帽子，這頂帽子他不時取下，向歡呼的人群揮舞。」「毛澤 東也是一樣地問候每桌的朋友，他信步從容。中國領導人最迷人之處，就是他們毫不做作。」 她又這樣描述天安們廣場上的人群：「在這些臉龐上，你看不到奴性，在他們眼裡，你也看 不到空洞的注視，你看到的是情感。」 雖然同為哲學家，但薩特對中國的讚美，還是不同與女人的感性描述，而很有存在主義 哲學的味道。1955年11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了薩特的文章《我對新中國的觀感》。薩 特說：「在中國，社會主義是一個生死存亡的問題……中國必須或者滅亡，或者走向社會主 義；它必須或者滅亡，或者變成一個非常強大的國家。然而，祇要看一看你們歡樂的青年和 兒童，就會理解這個國家一定不會滅亡。」「人們在巴黎讀了你們的書籍，看了你們的報告， 也還是可以想像的。可要真正掌握這個偉大性的尺度，那卻非得要親自來你們這裡……在同 一天，看到了鞍山的高爐和附近土牆茅舍的鄉村，農民們有的還在徒手耕作。每一天，每看 一眼，必定要同時看到古老的中國和未來的中國，才能夠懂得你們當前的情況正是這個了不 起的和生動的矛盾所構成的。」「這個偉大的國家正不斷地在轉變。當我到達這裡的時候， 我那些從中國回到法國的朋友所講的情況已經不再完全正確。」 回國後，薩特又在《法國觀察家》週刊上發表了《我所看到的中國》一文，盛讚中國是 一個秩序井然的國家。波伏娃依靠45天的觀感和收集到的資料，寫出長達500餘頁大書《長 征》，詳細介紹了中國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該書在西方出版後，引起了極大反響， 對當時西方世界瞭解新中國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讓人想起埃德加。斯諾的《西行漫記》。 毛澤東發動文革，喊出「造反有理」的口號，更變成西方的左派知識分子和一代激進青 年的模仿對象。當中國的紅衛兵運動如火如荼之時，「學生造反運動」也在風靡西方。說來 也巧，在中國文革高潮的1968年，法國也發生了震驚世界的「五月風暴」，薩特旗幟鮮明地 支持1968年法國學生運動，如同毛澤東旗幟鮮明地支持紅衛兵運動一樣。薩特喜歡學生提出 「把禁止禁止掉」的口號，他還煽動說：「暴力是遺留在學生手中的唯一的東西，……在我 們西方國家，學生代表了反對既定統治的唯一力量。」與此同時，美國的「校園反戰運動」 也貫穿六、七十年代。 其實，薩特不僅讚美毛澤東的中國，也同樣讚美斯大林的蘇聯和卡斯特羅的古巴。在上 世紀五十年代初，薩特和西蒙波娃也作為貴客訪問過蘇聯，回國後公然宣稱：「蘇聯公民能 比我們更充分、更有效地批評政府」，「在蘇聯有絕對的批評自由」，「蘇聯人民不是不可 以自由出國旅行，而是他們不願意離開自己美麗的國家。」他也曾作為古巴政府的座上賓， 和卡斯特羅並肩而立，接受民眾的歡呼。他說極權古巴「是一種直接的民主制」。 眾所周知，上世紀六十年代中蘇決裂之後，毛主義代替三十年代的斯大林主義，變成了 西方左派的新偶像，特別是在西方共產黨最有勢力的法國，中蘇分裂也導致法共內部的分裂， 一部分反對蘇共的法國左派退出法共，另行成立了兩個以毛澤東為偶像的左派組織「無產階 級左派」（GP）和「共產主義青年同盟」（UJC），這兩個狂熱崇拜毛澤東及其文革的極左 組織，把毛澤東視為他們的精神領袖，毛的「造反論」被無條件地接受，兩大組織對鼓動起 1968年「紅五月」學潮功不可沒。 法國毛派的口號是「反對任何等級制度」、「實現絕對平等」和「革命萬歲」等，他們 不看重理論而著眼於行動，把毛澤東的《實踐論》奉為「聖經」。他們對革命實踐的評價標 准有三條：1，不合法性，即專門與現存秩序對抗；2，創造性，即每一次反抗行動必須超越 常規；3，肉體接觸性，即如果鬥爭需要就選擇暴力自衛。所以，毛派發動的一系列運動大 都導致程度不同的暴力衝突，甚至導致命案。為了吸引工人階級擁護毛主義，他們分裂法國 工會，煽動工人加入「日常生活運動」，為更公平的麵包和黃油而鬥爭；他們反對地鐵票漲 價，乘車拒買地鐵票且不承認警察的執法權力；他們鼓勵貧民窟的窮人進行抗租、抵制收回 住房和強佔空閒房屋的運動；他們因反對工人食堂的肉價上漲而與法國工會發生暴力衝突， 因反對等級工資制而與廠方、工會發生衝突，最終導致一個毛派分子死於「星期五槍殺事 件」。為了報復，毛派對工廠官員進行非法的秘密扣押。毛派還關心移民的悲慘處境，成立 了「越南根據地委員會」，引導移民們與警方之間發生一系列暴力衝突，一度佔領過越南駐 巴黎大使館，升起了「民族解放陣線」的旗子。在毛派活動最多的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 他們甚至煽動科西嘉的民族主義，發起兩次具有分離主義訴求的夏季運動。激進農民把他們 的糧食運進城市，傾倒在大街上，在馬路上設置障礙，佔領加工廠，甚至在1969年把正在訪 問的農業部長拘押起來，後經警方解救才被釋放。 另一法國的明星思想家福科，也曾是「毛派」支持者，福科還一度與毛派攜手發起「人 民司法」運動，與毛派領袖皮埃爾。維克多共同完成《造反有理》一書。1974年春，一批法 國左派知識分子來到中國，他們都是左派雜誌《泰凱爾》的成員，包括羅蘭。巴特，朱麗葉。 克裡斯特娃，菲利普。索萊爾等人，這些人大都是1968年「5月風暴」運動的支持者。他們 先後去過北京、上海、洛陽、南京、西安，為的是考察中國文革的進展情況。 所以，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政治上的越戰失敗和經濟上的石油危機，使西方經濟普遍地 陷於蕭條，「自由無法戰勝極權」的悲觀情緒瀰漫西方。毛澤東發出「東風壓倒西風」的豪 邁預測，前蘇聯極權者們也揚言很快就將超越並埋葬美國。 問題是，西方左派知識分子對於毛思想的熱衷，乃基於對反體制力量的渴求和法國式的 革命浪漫主義，而時空的錯位又必然導致西方左派在理論與實踐的雙重荒謬，正如當下的中 國「新左派」從西方的後現代汲取反全球化和自由市場的資源一樣。毛派認為：一切取決於 人民而非官僚機構或其它特定團體，要求弭平一切階級差異而建立真正的平等式民主。福科 參與的獄政改革，就激進地主張無政府主義，要求廢除所有的警察機構及法院，而改由人民 來決定誰為社會公敵，並由人民來進行公審及處罰。他甚至極端地說：對待人民司法的最好 辦法，就是打開一切監獄的大門和關閉一切法庭的大門。然而，誰能保證「人民法庭的審判」 不重蹈昔日的多數暴政——古希臘公民大會處死蘇格拉底，法國大革命的斷頭台先是處死國 王和貴族，接著處死大革命的多位領導者！ 無論是以毛澤東在中國的威望之高而論，還是以當時的極權統治之嚴厲和洗腦之徹底， 在毛澤東還活著的時候發生大規模的自發反毛運動，在當時的中國幾乎是不可思議的。但是， 在1976年的清明節，在中國政治中心的中心天安門廣場上，卻發生大規模的群體抗議運動— —「四五運動」。運動的矛頭直接指向毛澤東及其「四人幫」。這說明，經歷了一系列殘酷 政治運動和餓死幾千萬人的大人禍、特別是經歷了十年文革大迫害的中國人，內心的不滿已 經達到了忍無可忍的臨界點，所以才會借悼念周恩來的名義爆發。 緊接著的9月份，毛澤東終於抗拒不了自然規律，因病醫治無效死亡。這對於在極端殘 酷的個人極權下生活了二十七年的中國人來說，的確是老天賜予的解放時刻！ 然而，對於毛澤東之死，國際組織的頭面人物和西方各國的政要的反應卻與中國人的感 受大相庭徑，從聯合國秘書長、歐共體主席到美國總統，不提鎮反、三五反、反胡風、反右、 大躍進和文革，甚至無一人提起慘死毛澤東時代的幾千萬中國人的生命了，而是紛紛高調贊 美毛澤東的偉大。 當時的聯合國秘書長瓦爾德海姆在聯合國全體大會上作專門發言說：「毛主席是一位偉 大的政治思想家、哲學家和詩人」，「差不多半個世紀以來，他的影響遍及整個世界」， 「他實現自己理想的勇氣和決心將繼續鼓勵今後的世世代代」。在聯大開幕式上，聯合國大 會主席說：「最近，世界上失去了我們時代最英雄的人物」。安理會主席在9月10日的悼詞 中說：毛主席「改變了世界歷史的進程」。聯合國教科文執行局書記說：「毛主席是不僅為 自己的人民而且為全世界人民向未來打開了門窗的世界性人物」。 歐洲共同體主席奧托利在唁電稱毛澤東「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人物之一」，「也極為 深刻地影響了世界的進程」。 法國總統德斯坦的聲明說：「由於毛澤東的去世，人類思想的一座燈塔熄滅了」；社會 黨領袖、後任總統密特朗說：「我認為毋庸描述，毛澤東是過去25年中世界上居支配地位的 人物」。 英國首相卡拉漢在聲明中說：「中國今天在世界上的地位就是他的無以倫比的紀念」。 保導黨領袖、前首相希思說：「歷史將說，從他的人格和成就而言，他是現代最卓絕的人物 之一」。 德國總理施密特的唁電說：「毛澤東主席是世界歷史發展的創造者之一」；基督教民主 聯盟領導人、後任總理科爾說：「毛是一位歷史性人物，而且對本世紀意識形態領域有相當 大的影響」，社會民主黨主席勃蘭特說：「對一部分人來說他是希望，對於另一部分人來說 他是思想上、政治上永久的挑戰，兩種情況都將繼續存在」。 比利時首相廷德曼斯說：「甚至成為大家都不得不予重視的超級大國的領袖而感到自 豪」。 荷蘭首相登厄伊爾的唁電說：「歷史將稱頌他為當代最傑出的人物之一」。 盧森堡大公讓的唁電中說：「毛主席的去世失去了一位人類偉大的思想家」。 瑞士聯邦主席格內吉的唁電中說：「他是一位舉世無雙的人物」。 瑞典首相帕爾梅說：「毛澤東的作用不僅限於中國。他關於改造我們生存條件的人的意 志力量的思想對全世界都將產生了影響」。 挪威首相努爾德利聲明說：「他在國際政治舞台上獲得主導地位」。 丹麥首相耶恩斯的唁電說：「毛澤東的逝世也使世界失去本世紀最偉大和最重要的政治 家之一」，其外交大臣在追悼大會講話中說：「毛主席是世界歷史上成就最大的領導人之 一」。 意大利總統利昂納的唁電說：「他在世界人民的歷史上留有最深刻的印象」，社會黨主 席南尼說：「毛主席的逝世震動了整個人類」。 希臘總理卡拉曼利斯說：「毛主席也改變了世界上力量對比。現在還難以預言，他的行 動對人類的未來將產生的後果」。 西班牙國王卡洛斯說：「由於他的去世失去了本世紀一位最傑出的人物。」 葡萄牙總理蘇亞雷斯說：「他無愧於全世界的信仰」。 美國總統福特當天的唁電說：「在任何時代成為歷史偉人的是很少的，毛主席是其中的 一位」。「他的著作給人類文化留下了深刻的印記」。福特又發表聲明說：「他對歷史的影 響將遠遠超出中國的國界」。國務卿基辛格說：「毛主席是改變世界事態進程的一位歷史人 物」。 加拿大總理特魯多的聲明說：「我認為毛澤東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領袖之一」。 日本首相三木武夫說：「毛主席作為世界的大政治家在歷史上留下了巨大的業績」，付 首相、後來的首相福田糾夫說：「無論做多麼高的評價，都是不過份的」。大藏相、後來的 首相大平正芳說：「毛主席是一位胸懷寬廣如海洋的大人物，對今後的中國人以及世界產生 的巨大影響，坦率地講是難以估量的」。 新西蘭總督布倫德爾的唁電中說：「現在和未來世世代代的人將肯定在漫長的人類歷史 上給毛主席以特殊和傑出的地位」。總理馬爾登的唁電中說：「在中國乃至世界留下了牢固 的記憶」。 澳大利亞總理弗雷澤在議會發表講話說：「毛主席是對世界歷史進程產生了重大影響的 為數不多的幾個人之一」。工黨領袖尤倫說：「他的思想決定今後所有人類社會形式的指 南」。 …… 在這些絢爛的讚歌中，奴役人的毛式極權主義被偉大思想家的吹捧所淹沒，對內階級滅 絕和對外輸出暴力革命造成史無前例的血腥災難被「世界性偉大人物」的頌歌所洗刷。中國 人高呼「最偉大」是被迫洗腦的蒙昧，自由制度培養出的西方政客居然也高呼「最偉大」， 難道也是被毛澤東洗腦了不成？其中，日本政客的「胸懷寬廣如海洋」的讚美最為噁心。 西方政要如此讚美毛澤東，有些是基於政客式精明和功利主義，但並不能完全排除「左 派幼稚病」的道德愚昧。而且，這種「道德愚昧」甚至一直延續到上世紀八十年代。 然而，恰在東西方決戰的關鍵時刻，偉大的美國選出了偉大的總統裡根，他具有捍衛自 由理想的堅定意志和向極權主義公開挑戰的政治勇氣，對東西對峙的前景抱有樂觀的信心。 他克服經濟蕭條的方法是回歸古典自由主義，他抵禦政治悲觀的方法堅信自由制度必勝，在 國際政治中用理想主義外交代替尼克松政府的實用主義外交。所以，就在美元幾乎失去一半 價值的蕭條中，他卻公開向蘇聯極權帝國發出尖銳的挑戰。1982年，美國總統裡根在英國議 會發表講演，直率地把蘇聯稱為「邪惡帝國」，並預言兩大陣營的競爭必將以極權制度的失 敗而告終：「共產主義必將被埋葬在歷史的灰燼中。」 裡根的直率及其預言掀起軒然大波，被當時西方的某些政客和知識分子視為「天方夜 譚」。1983年，又是法國人讓。弗朗索瓦。雷瓦爾寫出了《民主是如何毀滅的？》一書，他 的預言與裡根的預言恰好相反：民主制度是「一個正在我們眼前消失的短暫的插曲……」那 時，不要說西方的左派，即便是西方的某些右派，也被當時的表面現象和悲觀氛圍所蒙蔽， 相信極權國家仍然具有長久的生命力，而對自由民主向全球的普及缺乏信心。他們甚至認為， 極權國家的政權與民眾之間的虛假契約——統治者裝模作樣地統治和民眾裝模作樣地服從— —正是極權制度的合法性所在，因為這種虛假契約帶來穩定、安全和溫飽。而對極權制度造 成近一億多人非正常死亡的慘劇卻視而不見，正如西方左派名流們，並非不知道斯大林和毛 澤東的暴行，卻仍然放聲高歌「紅色蘇維埃」和「紅色中國」一樣。 我把這種誇張的讚美稱之為「左派的狂想」，不能不讓人想起上世紀三十年代的西方左 派們對斯大林蘇聯的讚美。而二十世紀的深重教訓還未遠去：上個世紀的大災難，並非是由 於極權主義的崛起，而是自由國家沒能阻止極權主義的迅速擴張與長期存在：1，西方民主 政府的綏靖主義外交，為希特勒發動二戰提供了條件；戰後的「雅爾塔協議」為東方共產極 權帝國的建立推波助瀾。2，享受著自由生活的西方左派名流們誤導世界輿論，把極權東方 視為人類的未來，而把自由西方視為邪惡的象徵，致使自由同盟對極權同盟的鬥爭變得步履 蹣跚。 在此意義上，《每日電訊報》的「最大的錯誤」，的確是對西方左派的恰如其分的評價。 斯大林和毛澤東同屬於人類歷史上前無古人的大暴君，兩大暴君卻先後得到自由世界的社會 名流的崇拜。一個大暴君死後，失落的西方左派很快又找到另一個大暴君，同樣的錯誤一犯 再犯，第二次錯誤顯然比第一次錯誤更大更愚蠢。 我的擔心是，面對當今世界的最大獨裁國家中國，現在的西方人可能再犯一次大錯誤。 當年，訪問過延安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寫出了傳記性作品《西行漫記——紅星照耀 下的中國》，讓毛澤東的名字從中國的窮山溝走向了西方世界。而今日的「中國熱」是在共 產烏托邦已成破碎泡沫之後，西方人向中國獨裁者獻媚的理由，不再是基於社會主義理想的 幼稚病，而是基於資本主義現實的實惠。 時至共產帝國已經崩潰的今日，難道先後迷失在兩位東方暴君懷抱中的西方名流們，還 要再次迷失在「獨裁中國熱」的泡沫中嗎？ 所以，自由國家應該記取如下教訓和常識：任何形式的獨裁都是自由之敵，也都是仇恨 和暴力的最大孳生地，恐怖主義也來自極權式的洗腦和仇恨，來自獨裁式的暴力崇拜。在當 今世界上，祇要還存在獨裁製度對人的奴役——無論這奴役發生在哪裡——都是整個人類、 特別是已經獲得自由的那部分人類的恥辱，也都是對自由世界與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脅。反過 來，已經獲得自由的西方人和其他國家的人們，如要讓自由得以存續，依賴的恰恰不是「孤 立主義」的自由與和平，而是讓仍然生活於奴役治下的人們獲得同樣的自由，也就是依賴於 自由在獨裁國家的勝利，自由在整個世界的不斷擴展，直到再也沒有人生活在獨裁的奴役之 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