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探索】 抗爭的聲音：面對戒嚴與屠殺 ——中國大陸媒體向極權挑戰之六 曹長青 在八九民運期間，中國大陸新聞界除了爭取報道權，在報紙版面上用報道文章對 學運加以支持外，另一個就是直接參加。 北京新聞界的大遊行發生在五月四日。參加者有新華社、中新社、《人民日報》 、《光明日報》、《中國青年報》、《工人日報》、《中國農民報》、《科技日報 》、《法制日報》、《亞太經濟時報》等北京多家報紙的編輯記者。這支記者遊行 隊伍由新華社總社門口出發，遊行至天安門廣場；人數從開始時的一百多人最後變 成五百多人。此舉受到學生和市民的狂熱歡迎。 據一位參加者事後撰文回憶，「自四月十五日胡耀邦去世後發生的學運，雖然受 到北京廣大市民的聲援，但直至五月四日，這種支持還僅限於站在路邊喊口號。社 會上還沒有一個階層、集體站出來公開支持學生。北京新聞界打破了全社會的沉默 ，第一個走向街頭，旗幟鮮明地聲援學生。我們用手舉著事先寫好的標語，有『新 聞要說真話』、『不要逼我們造謠』、『學生運動絕非動亂』等。這是中國新聞記 者建國以來第一次走向街頭，公開喊出了許逆官方的口號。大家心情舒暢，興奮異 常。我們這支記者隊伍轟動了沿途夾道圍觀的市民群眾，他們自發地圍簇著我們， 拚命為我們鼓掌喝彩：『好樣的！人民感謝你們！』天氣炎熱，不少市民買來整盒 整盒的冰棍送給我們。一位白髮蒼蒼的老太太，是退休記者，她走進隊伍後說，『 有多少年沒這麼揚眉吐氣了！』這支記者隊伍成了五月四日天安門廣場最引人注目 的焦點。無數群眾把遊行記者當成英雄一樣圍簇。因為記者喊出他們的心聲，站在 了他們一邊。——這是共產黨統治下破天荒頭一遭。」 自這次遊行後，北京很多報社的編輯記者各自以本報社為單位，走向街頭，公開 聲援學生。像《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中國青年報》、《中國日報》、《 工人日報》、《科技日報》以及新聞研究生院等北京主要新聞媒體的編輯記者都數 次高舉寫有自己報社名字的旗幟和橫額走向街頭遊行。據統計，僅《人民日報》的 遊行隊伍在八九民運期間就上街八次。五月十八日，由《北京日報》國際部副主任 祁林組織的《北京日報》和《北京晚報》編輯記者遊行隊伍到天安門廣場聲援學生 ，這些記者舉的標語上寫著：「不以一人治天下，豈以天下捧一人」，指出鄧小平 在專權。「六四」後，祁林因此被捕判刑。 新聞記者不僅走向街頭遊行聲援學生，有的還起到對當地學運的組織作用。例如 在南京，《新華日報》有三名青年記者直接參與到組織當地群眾的遊行活動。一名 畢業於山東大學中文系的記者當眾演講，痛斥官僚腐敗，呼籲新聞自由；另一名畢 業於南京大學中文系的記者，寫了聲援學生的詩篇到遊行的人群中朗誦；另一名記 者則成為當地學生運動的召集人。他們三人事後都遭處分。而《蛇口通訊報》則是 當地聲援北京學生大遊行和募捐活動的發動者和組織者。五月十八日蛇口萬人大游 行，就是在該報帶領下進行的。在當晚萬人遊行集會上，《蛇口通訊報》記者登上 採訪車頂，現場向群眾報道了連日來蛇口各界對北京學運的反映，當記者報道：「 北京學生絕食六天，而蛇口人沉默了五天」時，群眾悲憤地呼喊「天下興亡，匹夫 有責！」「絕食六天，慘絕人寰；當局麻木，天理難容」，並高舉起「我們不做機 器人」的巨幅標語；當記者報道，《蛇口通訊報》將以全部四個版面報道各界對北 京學生的聲援時，廣場上萬餘群眾爆發出經久不息的掌聲。當晚，該報記者把募捐 到的十萬元人民幣專程送往北京學生手中。 新聞界在整個八九民運中與其他階層的不同之處還在於，它不僅支持學生，還提 出了自己階層的訴求。在八九民運中，大多數人，包括工人、市民以及知識分子呼 喊的口號、揮動的標語、發表的演講都是表示支持學生、聲援學生。新聞界也以游 行集會等直接參與的方式對學生運動進行了聲援，同時還利用報紙版面上的有傾向 性報道間接支持了學生。但他們還鮮明地提出了自己階層的要求：要新聞自由。北 京新聞界一千餘編輯記者簽名的呼籲書，直接要求解除報禁，認為人民有知情權、 參政權、監督權和批評權，新聞要自由公開，重大情況要讓人民知道，要有保護新 聞的法律。在新聞界上街遊行舉著的標語上，很多也都寫著「要新聞自由，要言論 自由」，「我們要說真話，不要逼我們造謠」。《蛇口通訊報》在五月十九日出版 的該報上，刊出該報所有編輯記者共同簽署的呼籲書，要求與蛇口黨政主要領導直 接對話，解除報禁，認為「新聞到了非改革不可的時候了！」該報代總編輯張夢飛 在新聞沙龍上直接呼籲，「蛇口最近發生的很多重要新聞，《蛇口通訊報》就報不 出來，非不為也，是不能也！例如，第一，本報副刊曾發表一篇雜文《你敢捅他的 『水門』事件嗎？》，我現在告訴各位，如果我掌握了袁庚或其他各位領導的類似 『水門』事件的醜聞，我現在還不敢捅。為什麼？我的烏紗帽可以摘掉，可是本報 幾十位女士和先生的飯碗子呢？弄不好，封你的報，撤你的職，炒你的魷魚，你怎 麼辦？第二件事，蛇口區黨委近一個月來開了四次黨委會，本報消息寫出來了，最 後要撤稿，因為上層下令，我作為共產黨員要遵守紀律，下級服從上級。第三件事 ，本報記者參加了深圳市記者簽名活動，公安人員已出動查核名單，這就是『自由 』嗎？從本質上說，沒有新聞自由，就沒有政治民主。這次中央在處理學運問題如 果沒有失誤，如果沒有對新聞自由的干涉和限制，就不會激發這麼多群眾的強烈不 滿。」他的不斷獲得掌聲的大膽發言在次日《蛇口通訊報》上全文刊出。為此，他 「六四」後被免職，並不許他再回到新聞界工作。 戒嚴、屠殺：高壓下的抗爭 趙紫陽想利用媒體的公開報道來反映民意，以迫使強硬派讓步，進而用溫和方式 解決學生運動的努力並沒有成功。李鵬在黨內元老的支持下，於五月十九日晚上采 取了更強硬的措施，宣佈在北京部分地區實施戒嚴。趙紫陽在中共高層馬上失勢， 處於被罷黜的狀態。 對新聞界而言，戒嚴令成為黨中央對學生運動的明確表態。在戒嚴令下達後再支 持學生等於與黨中央對著幹。但新聞界還是頑強地抵抗，運用各種方法傳遞天安門 廣場上的消息。《人民日報》在戒嚴第一天就在報上開闢了《北京戒嚴第幾日》的 新聞專欄，每天一篇，逐日報道北京的情況。在「天安門廣場一瞥」、「當今北京 人的公德意識」等通訊中，記者真實報道了在有幾百萬人上街遊行、連續幾十天的 示威集會中，竟沒有發生一起搶銀行、砸商店、破壞公物的事情發生。而且，在學 生遊行所顯示出來的愛國情操影響下，人們的道德情操也有所淨化，連小偷小摸也 少見了，有人稱北京的小偷也被學生絕食感動得「罷偷」了。 五月二十二日，即李鵬宣佈北京戒嚴後的第三天，深圳市各界仍有五萬多人在市 區舉行了聲援北京學生的聚會遊行。《深圳商報》不顧中共中央於戒嚴令頒布後對 學運明顯的否定態度，仍對這次遊行進行了詳細的報道。五月二十四日出版的《北 京科技報》更為大膽，在頭版頭條配發照片下，刊登了該報記者寫的長篇通訊：「 人間自有真情在——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日至二十二日首都街頭目擊記」，詳細逐 日介紹了自戒嚴令下達後，北京各界的強烈反映。例如，文中寫到，「李鵬同志在 首都黨政軍幹部大會上的講話（註：指宣佈戒嚴）播出之後，廣大學生、市民做出 了異乎尋常的迅速反應，無盡的人流再一次匯聚成急浪驚濤，席捲在無數條通衡大 道；北京城又進行了一次更為壯觀的民心大檢閱。」該文頗具細節地報道了北京學 生和市民如何在頭上每天有四、五架直升飛機盤旋十餘次，地面上有幾十萬部隊與 軍車要開進市區的危機、恐怖氣氛中，仍然意氣高昂，眾人一心，堵攔軍隊和軍車 ，使要突進北京的解放軍被圍困在郊區和要道。群眾高舉的標語是「全民『截』兵 」。該文結尾激情地呼籲，「歷史有紀念碑；歷史有斬妖台；歷史是裁判員。歷史 將把人民的忠臣敬在紀念碑上——永遠懷念；歷史也將把人民的奸臣押上斬妖台— —怒斬！」 作為大陸最舉足輕重的報紙《人民日報》，其編輯記者對戒嚴令的反映也是十分 強烈。五月二十日，即北京宣佈戒嚴的第一天，《人民日報》有數百名編輯記者要 上街遊行，抗議戒嚴，繼續聲援學生。報社社長錢李仁聞訊趕到報社大門口，勸說 他們不要再上街遊行。他的政治敏感告訴他，戒嚴令的下達意味著中共中央已統一 了意見，報社記者再上街，意味著與黨中央直接對著幹，後果會十分嚴重。但沒人 聽他的勸告，錢李仁最後急了說，「你們要走出報社大門，就先在我身上踩過去。 」但遊行隊伍還是浩浩蕩蕩從位於市郊的《人民日報》步行向十幾里外的天安門廣 場。 戒嚴第一天遊行要冒很大的風險，人們無法預知當局會否鎮壓，會否有槍彈突然 打來。當時整個北京城的氣氛很沉重，也很悲壯。因而這支記者遊行隊伍受到市民 格外的敬重和喝彩，沿途圍觀者不斷報以掌聲和歡呼聲。在這支遊行隊伍行進到一 半路途時，突然隊伍中有人向周圍的市民拋散傳單。這份傳單立刻引起市民的注意 ，因為它是正式排版印刷，用的是與《人民日報》相同的新聞紙，十六開單頁，而 且上端印著《人民日報》號外字樣。在整個八九民運期間，由於新聞控制和中共高 層鬥爭的複雜性，北京充塞著各種消息和謠言，各種油印的傳單漫天飛。例如，在 《人民日報》大院就曾發生放鞭炮慶祝，因為聽到了鄧小平突然死亡的「可靠」消 息。但是，現在這是一張正式印刷的單頁報紙，上面印著《人民日報》字樣，而且 由《人民日報》的遊行隊伍發放，它的真實性和權威性不容置疑。當天這期號外被 北京市民大量複印，人們以各種方式擴大這份號外的影響，因為這份號外上刊載的 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精神，講趙紫陽將不保，局勢將進一步惡化。 這份號外是《人民日報》海外版青年編輯吳學璨和他的兩位同事一起私下編輯印 刷的。在與報社社長錢李仁的對話會上，吳學璨曾提問：「『四·二六』社論不能 糾正，事實已經證明鄧小平錯了。那麼是要鄧小平服從全黨，還是全黨全國人民保 鄧小平的面子而置國家命運於不顧？」在會上，有人提出《人民日報》應出版號外 ，每天報道學運的動態。這一建議得到了數百編輯記者簽名贊同。但《人民日報》 領導予以否定。面對廣場上不斷有絕食學生暈到、救護車笛揪動人心，面對當局對 新聞媒體的管制、真實信息不能及時傳播，作為一個新聞記者，吳學璨的職業責任 感使他最後毅然決定繞過報社領導，與報社印刷廠工人合作，自行印刷出版號外， 迅速直接介入局勢。他和幾名同事與印刷廠的工人有著很好的私人關係，排字、校 對、印刷等環節迅速落實。於是，北京城出現了這張到處複印傳抄的《人民日報》 號外。「六四」後，「號外事件」成為當局重點處理對象，因為這是中共建政四十 多年來第一次出現官方記者繞過官方檢查、自己編輯出版報紙，並將報紙印上黨報 報頭。吳學璨被當局全國通緝，最後在海口被捕。經過長達兩年多的關押，最後吳 學璨以「反革命煽動罪」被判刑四年。 六月三日深夜，軍隊突進天安門廣場，發生六四屠殺。面對著北京城中的火光和 槍聲，《人民日報》總編輯室的決策人物也進入痛苦的煎熬。一邊是黨報的新聞紀 律和中宣部不斷的電話指示，明令各報都不許報道軍隊清場。一邊是不斷有身上帶 著血跡的採訪記者從外面回來哭訴他們親眼見到的軍隊殺人場面。當時《人民日報 》由第一副總編輯陸超琪主持工作。總編輯譚文瑞在戒嚴令下達前就以「咳血」為 名住進了醫院，不理報務。社長錢李仁在六月二日下午突然拿出醫生開具的病情報 告，宣佈即時回家休假。政治敏感告訴他們，即將出現的黨和人民有史以來最嚴重 的對立，將使《人民日報》面臨最痛苦的抉擇。出於良知，他們不願背叛人民；出 於幾十年養成的黨性服從原則，他們又不敢違抗黨中央，因此抱病回家，一躲了之 。在《人民日報》編輯部裡，面對著新華社不斷傳來的電訊稿：戒嚴部隊的緊急通 告、《解放軍報》社論「堅決鎮壓反革命暴亂」、戒嚴部隊發言人措辭嚴厲的講話 等，陸超琪和編輯記者們都清楚，作為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如果違背中 央的精神，後果是什麼。 據當時在場的一位記者後來回憶：半夜時分，社會體育版拼出「大樣」，上面的 標題有「法官卻枉法，誣告反被告，某法院院長被判刑四年半」、「四川一服刑犯 竟當上人大代表」，體育欄一條報道殘疾人運動會的消息標題是「不可征服的人」 。編輯用這種春秋手法曲折表達出對當局的不滿和抗議。國際新聞版的標題更具匠 心，如頭條新聞是報道南韓光州事件的，標題用的是粗黑醒目字體「漢城學生絕食 示威，抗議當局屠殺鎮壓」。第二條消息是關於波蘭的，眉題是「波領導人指出選 舉是和解的偉大嘗試」，主題是黑宋大字：「警告任何人都不要玩火」。下面一條 關於中東的消息，題目是「以軍再次入侵黎南部，用飛機坦克對付平民」。 凌晨四時，中宣部又來電話，再次明令，「有關今天軍隊清場的消息，各報一律 不報道，誰報道誰負責。」在場的所有編輯記者的眼睛都在注視著陸超琪。陸最後 眼含著淚水對一位記者說，你先把稿子寫出來。這條一千多字的稿子，最後被陸本 人反覆修改壓縮為一條二百字的新聞，內容為： 本報六月四日凌晨五時訊 解放軍報六月四日社論說，「自六月三日凌晨開始，首 都發生了反革命暴亂。」 三日二十二時左右，軍事博物館一帶響起槍聲，戒嚴部隊進城。 從午夜到凌晨，友誼醫院、阜外醫院、北京市急救中心、鐵路醫院、復興醫院、 協和醫院和廣安門醫院等不斷給本報來電話告知收治人員的傷亡情況。 到截稿時止，戒嚴部隊已突進天安門廣場。 這篇題為「北京這一夜」的新聞稿隨之交付印刷。這是大陸的黨報在中共嚴密控 制下、在戒嚴部隊的壓力下，唯一一個頑強地在版面上發出真實的聲音，並以第一 時間向外界報道北京慘案的。這篇新聞稿的開頭用「解放軍報社論說北京發生了反 革命暴亂」，其語氣等於告訴世人，這並不是《人民日報》的看法。而文中各醫院 「紛紛報告人員傷亡情況」和結尾處戒嚴部隊已「突進」廣場等字眼都使明眼人能 看出這背後發生的屠殺。事後陸超琪因此被撤職，很多當事人遭處分。 各地黨報在高壓下，對「六四」慘案都無法公開抗議。但也有少數編輯記者冒著 被抓、被捕的危險，勇敢地發出抗議的聲音。例如，遠在海南島的《海南日報》， 在李鵬政府發言人袁木第一次對外發佈「六四」僅死亡了二十幾人，而且多數為軍 人後，在該報頭版頭條刊出袁木的講話，同時在旁邊位置刊出國家統計會議消息， 標題是「國家統計局長指出：謊報數字要繩之以法」。事後該報總編輯程凱被撤職 。 六月六日，北京慘案發生兩天後，《深圳商報》刊發了一張大幅照片，畫面是一 顆小樹正被狂風吹彎。照片說明文字只有六個點的省略號，其悲壯激憤，無聲勝有 聲。刊用該照片的版面責任編輯張敏毅為此名字被列入公安局黑名單。 六月十二日，六四屠殺發生一周後，在一片白色恐怖中，《蛇口通訊報》副刊版 打破常規刊發了一個整版的雜文，其中有一篇題為「為啥不『刮骨療毒』」，直接 指出「官倒、貪污、腐敗和官僚主義特權，已成為大毒瘤，為什麼不用『快刀斬亂 麻』的決心和鐵腕去對付這些破壞改革、令萬民切齒的動亂之源呢？偉大的中華民 族，如果沒有遍地燃燒的對腐敗的怒火，豈不成了十一億奴才了嗎？這能責怪大學 生性急嗎？對毒瘤的仁慈，就是對人民的殘忍。反之，如果對痛恨毒瘤的人民殘忍 ，而對毒瘤卻保護備至，那這樣的政府不成了政腐了嗎？」該文結尾引用了在民眾 中廣泛流傳的幾則民諺：「小官倒，戴手拷；中官倒，睡大覺；大官倒，做報告。 」「貪官審官倒，法理何處找？！」「法大興邦，權大亡國；沒做虧心事，何必怕 人民。」在另一篇題為「貓的屁股說不得」的文章中，作者寫到，在這種沒有言論 自由的社會，不僅老虎的屁股摸不得，連貓的屁股也摸不得。現在，不要說摸，連 貓的屁股說都說不得了。作者感歎「眼下，人們已被逼到這地步。」另一篇題為「 『唐成』，你不能走」的雜文更加大膽。作者用歷史上受人敬仰的知縣唐成「當官 不為民作主，不如回家種紅薯」的辭職故事，影射趙紫陽，呼籲「百姓需要『唐成 』，越是『唐成』，越是不能走。」真正的唐成要「為民作主，鬥敗誥命夫人。」 這版雜文中僅有一幅照片，是畢加索當年為抗議屠殺而作的名畫「格爾尼卡」。這 期報紙一出版，就被蛇口區黨委下令不許發行。組織刊發這版雜文的版面責任編輯 安琪被撤職審查，後來她逃亡法國。《蛇口通訊報》最後被查封。 媒體在八九民運中的作用 對媒體(包括港、澳、台和外國記者對天安門事件的全部報導)在八九民運中的作 用，至今人們還無法作出準確的估計。但它的確產生過巨大的作用。「六·四」後 逃亡海外、曾出任海外民運組織「中國民主陣線」第一任主席的政治學者嚴家其在 一次演說中評價，在八九民運中，「學生立了第一功，新聞界立了第二功。」天安 門廣場學生領袖之一吾爾開希則在不同場合評價說，「學生立了頭功，記者立了大 功。」 官方媒體的公開報導，明顯地影響了這場運動的規模、發展方向和聲勢。其原因 至少有以下五個： 第一，中國沒有私營媒體，官方報紙具有壟斷性的全國覆蓋率，一經公開見報， 等於十二億人口一體周知，尤其是中央級大報在信息傳播上具有速度和廣度的優勢 。 第二，報紙上的文章和圖片明顯地一面倒支持學生，具有對運動看法的導向作用 ，直接影響人們是否參與這場運動的決定。 第三，報紙在支持學生的文章和圖片中加入了情感因素，誰看了都可能被廣場上 孩子們的真誠所感動，被黨和政府的愚蠻和卑劣所激怒，報紙起到了煽情作用。 第四，共產主義國家在鎮壓政治反抗事件時，最常用的方式是用報刊「偽造多數 」，把反抗者說成是少數或他們僅代表少數人的想法，黨和政府在代表多數。由於 媒體被當局完全壟斷，被分割在不同區域的個人無法進行信息交流，他們各自以為 自己是少數，因而保持沉默，沉默螺旋的結果往往是當局——真正的少數得以偽裝 成多數。例如一九七六年中國大陸的「四·五天安門事件」就是當局用壟斷的媒體 把廣場上代表著大多數想法的示威者打成「反革命一小撮」，把自己偽造成多數。 而對八九民運報紙加以公開報導，不僅使廣場上的人們感覺他們的行動被世界知道， 給參與者一種信心和鼓舞，更重要的是，通過報紙對各行各業人們態度的公開報導， 使人們發現他們並非少數，而是多數，從而使當局再難以成功地偽造多數。「六· 四」後，中共雖一再強調天安門廣場上的「暴徒」是「一小撮」，政府代表大多數 人民，但收效甚微，因為那層「他們是多數」的窗戶紙已被捅破。 第五，中共統治下的報紙一直是黨的工具和喉舌，久而久之，人們也習慣把報紙 上的聲音看成是黨和政府的聲音。因而當黨報上大篇幅刊出各界支持、同情學生的 消息和報導後，一些慣於見風使舵的黨員幹部把它誤認為黨可能要向學生讓步或要 支持學生，一些普通讀者則像以往一樣「讀」出黨中央要站在學生這一邊。而事實 上當時的中共高層確實處於分裂狀態，一般對政治有所敏感的人，都能感受到中共 總書記趙紫陽和總理李鵬及後面的鄧小平對學生運動的不同意見。報紙上的公開報 導不僅把一大批持中間態度的人引導到支持學生的方向，它還是那些想參加運動但 受到阻力的人衝破限制的武器，例如「首都鋼鐵廠」的工人要上天安門廣場遊行， 工廠黨委書記攔在工廠大門口勸阻，工人掏出《人民日報》說，「黨報都登了（學 生的事），你再不去，你都落後了。」那位黨委書記頓時無言以對。 (曹長青的「中國大陸媒體向極權挑戰」系列，至本期全部刊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