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亞洲現象評析 呂耿松（浙江） 一，劉亞洲這個名字 我最早知道劉亞洲這個名字大概是在1983年。一年前，中東發生了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間的戰爭，以軍統帥沙龍（即現以色列總理沙龍）率軍隊長驅直入，所向披靡。為此，劉亞洲寫了一篇報告文學，題為《惡魔導演的戰爭》。該文使劉亞洲名聲大振，我也對劉亞洲羨慕不已。不過，令我更崇拜的是沙龍將軍。劉雖然把沙龍稱為「惡魔」，但在他的筆下，沙龍成了拿破侖以來世界上最偉大的軍事家。這篇報告文學影響了跟我差不多年紀的一代青年人。我當時在杭州大學讀書，我們班裡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人都讀過劉亞洲的這篇大作，我們既崇拜沙龍，也讚賞劉亞洲，其中一個同學後來到廣州軍區服役，他的兒子也取名「沙龍」。二十多年過去了，劉亞洲的名字又跳入我的眼簾，不過，他現在是空軍中將，並且是以少壯軍人改革派的面目出現的。 今年六月初，《看中國》網站的一篇《太子軍崛起挑戰胡錦濤，少壯派鬧兵變驚殺中南海》的報道吸引人眼球，我把這篇報道看了好幾遍，知道這位太子軍首領就是那位崇拜沙龍的作家劉亞洲。作家何以成了將軍？ 於是我把劉亞洲的資料收集了一大堆，仔細研究起這個人來。 劉亞洲之父劉建德是安徽宿縣人，1949年解放軍攻略浙江時任解放軍 21軍187團政委。母親陳於湘是浙江溫州人， 21軍佔領溫州時參軍，也在 187團服役。劉亞洲於1952年10月19日在浙江省寧波市出生。出生後不久，劉建德入朝參戰。1953年朝鮮戰爭停戰後，劉亞洲隨母入朝， 1958年隨最後一批志願軍返國。 1959年，劉亞洲進入山西太原的軍隊幹部子弟學校育英小學讀書。1966年升入育英學校初中部，這時文化大革命爆發，劉亞洲隨學生串聯潮進京。1967年21軍移防陝西，劉建德時任 63師副政委，進駐寶雞。這時全國的學校 「停課鬧革命」，劉亞洲無課可上，卻貓在家裡讀了大量的古今中外名著，打下了厚實的文學基礎。 1968年，劉亞洲被父親送到187團「英雄八連」 當兵，當過副班長、班長、排長、團部新聞幹事。1972年，劉亞洲被部隊送到武漢大學外語系讀書，與李先念的小女兒李小林為同班同學。劉亞洲學的是英語專業，但他愛好文學，於課餘時間寫了不少手抄本在同學之間傳閱。1974年，他開始創作第一部長篇小說《陳勝》，兩年後出版，但讀者甚少。1975年劉亞洲大學畢業，分配到首都機場宣傳處工作，李小林分配到「中國人民對外友協」當翻譯。兩人一直保持著良好的關係，四年後兩人結婚，這成為劉亞洲人生歷程中的重要里程碑。 1983年，《惡魔導演的戰爭》問世，劉亞洲一舉成名。隨後他又寫了《這就是馬爾維納斯》。這兩篇文章被一些軍事院校列為必讀的教材，因為它講的是「明天的戰爭」。1984年，劉亞洲把這兩件作品和《攻擊、攻擊、再攻擊》等幾篇報告文學編輯成書出版，當時的軍委領導人王震還為他寫了序言，這更增大了他的知名度。 1984年中越老山之戰爆發，這時劉亞洲還是一個副營職幹事，正在創作長篇小說《兩代風流》，但他認為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於是放下筆桿去了老山前線。年底，在全國第四屆作家代表大會上，劉亞洲當選為中國作家協會理事。1985年3月，應美國國務院新聞出版署的邀請，中國作協副主席馮牧訪問美國，劉亞洲隨行。1986年，調入空軍政治部文化部文藝創作室，專事文藝創作，並由副營直接升為文藝九級（副團）。早在1981年，李小林就去了美國落杉磯大學，攻讀美國歷史，獲得碩士學位後又在中國駐美國使館工作了兩年半。受妻子的影響，劉亞洲也於1986年5月赴美國斯坦福大學做訪問學者，一年後回國，旋即晉陞為文藝八級（正團級）。 1988年中國恢復軍銜制，劉亞洲調任中央軍委政治部幹事，晉陞為副師級，授上校軍銜，終於擠上了高級軍官的行列。 1988年9月，劉亞洲率中國筆會代表團出席在韓國舉行的第52屆國際筆會大會。與此同時，他接受總政治部聯絡部部長岳楓（葉劍英的兒子）委託，開展對韓國的秘密工作，立二等功。 1990年8月，調任總參裝甲兵裝備技術研究所政委、黨委書記。1991年，劉亞洲秘密訪問台灣，此行在台灣曝光後，引起台灣朝野的極大震動。1993年1月，調任北京軍區空軍政治部副主任，軍銜晉陞為大校。1996年6月晉陞少將，次年任北京軍區空軍政治部主任。2002年1月，調任成都軍區空軍政委。 2003年12月，調任解放軍空軍副政委，軍銜晉陞為中將。 筆者在這裡之所以要花較多的筆墨介紹劉亞洲的履歷，是想從他的生歷中探尋他的思想軌跡，因為「劉亞洲現象」目前已成為國內外關心中國局勢的人們討論的熱點。今年4月14日，劉亞洲、彭光謙等10名少壯派軍官（三名將軍、六名大校和一名教授）以反日為契機，喊出了自共產黨建政以來軍人要求政治改革的最強音。隨後又在網上發表了《信念與道德》（又稱《成空報告》）、《甲申再祭》等文章，在國內外引起巨大的反響，被輿論界成為「劉亞洲現象」。這一事件發生在退黨大潮猛烈衝擊共產黨大堤，中南海寡頭集團內外交困、四面楚歌的背景下，就更為引人注目。聯繫到最近幾位外交官、警官的公開反共，這就不能不讓人預感到，這是中共內部分崩離析的一個信號。 二、「4.14」事件 「4.14」事件（即劉亞洲等人發表《欲人尊我，必先自尊，日本人為何對我倡狂？》的政改宣言）後，不少政論家對此紛紛發表評論，代表性的評論有三種。一種以陳泱潮、樊百華、朱學淵等為代表，持贊同、支援的態度。4月24日，陳泱潮在網上發起《緊急徵集簽名聲援和支援軍方推動政治體制民主化改革的訴求》的簽名運動，這是最早對「四 .一四」事件作出的反應（至7月11日，已有66人簽名）。陳泱潮認為，「4.14」宣言「 是當代乃至於近代中國最重要的一篇文字，是共產中國軍人良心復甦思想成熟、軍隊國家化時機成熟、中國國體政治制度民主化改革再也不能拖延的重要標誌！」他呼籲「 所有網友、所有愛國者、所有法輪功等氣功界朋友、所有民主運動朋友、所有反對專制獨裁的志士仁人、所有炎黃子孫華人華裔（包括廣大中共黨團員），所有志在促進中國民主憲政建設的黨派社會團體，迅速積極行動起來，踴躍簽名，以壯聲勢，堅決地、明確地、不失時機地盡快表態聲援和支援《軍方研討會文》所表達的推動共產中國政治體制民主化改革的救國理念和意志！」繼發起簽名後，陳泱潮又寫了 《一份非常清醒的救國宣言》、《蒹論軍隊是成就中國民主化的希望》、《評反對促進軍人民主化的歪論》和《陳泱潮致中國人民解放軍全體指戰員的公開信》等文章，全力支援劉亞洲等人的改革要求，並喊出了「中國民主化的希望在軍隊」的口號。樊百華在 2004年 7月就寫了《值得關注的劉亞洲——近讀劉氏的幾篇文章》一文，把劉亞洲和蔣彥永相提並論。儘管他後來發現其中的《改革的得與失》一文並非劉亞洲所寫，但他也認為劉亞洲是中國高官中特別是高級軍官中屈指可數的開明人士。「4.14」宣言發表後，樊百華又寫了《劉亞洲們不必乘反日浪潮呼籲政治改革》和《王怡對劉亞洲的判定未免太過》兩篇文章。在《劉》文中，儘管他認為劉亞洲們不必利用「狹隘的民族情緒」來呼籲政治改革，但他認為「4.14」宣言「畢竟閃耀著現代軍人應有的道義氣魄和政治覺悟」。他十分讚賞「劉亞洲們很可貴地用一系列事實（包括具有高度學術性的資料）揭示了日強中弱的原因，並進一步揭露黨國傳承的皇權政治基因，是中國落後的根本原因」。朱學淵5月22日在博訊新聞網上發表了《劉亞洲是林立果更好》一文，文章雖短，但觀點鮮明：「軍人的覺醒，乃至機器人的覺醒，都是值得歡迎的。中國現在需要的是『變數』，劉亞洲的思想已經啟動了，還應該鼓勵他進一步行動」。 與上述觀點相反的是對劉亞洲持否定態度。持否定態度的分兩類人：一類是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和民運人士，另一類是共產主義教條的信徒即所謂正統的知識份子和一些個所謂的「憤青」。前者以王怡、張國堂等為代表，後者以黃佶、黎陽等為代表。王怡於5月25日發表了《劉亞洲和大陸的軍國主義徵候》，對「4.14」事件及劉亞洲隨後在網上發表的幾篇文章提出了批評。王怡首先從身份上判定劉亞洲現象對中國來說非福乃禍。他認為劉是個將軍，又是個太子黨，是又一個林立果。王怡認為，理解劉亞洲現象有兩個關鍵，第一是他是以將軍的身份站出來的，而不是以知識份子的身份站出來的。「把他理解為一個知識份子，是一種最天真的誤讀。劉亞洲本質上是軍人，他對中國社會的思考無不出自職業軍人的本位」。第二是劉亞洲們要「通過軍人干政去完成民主化」，而這是最危險的。王怡說，在劉亞洲那裡，民主是強國強軍之途，而不是個人自由。「在國家的絕對神聖和軍人的絕對服從之下，自由有利於強國就給你自由，自由不利於強國也可以隨時翦滅。軍人們的民主觀永遠是國家至上、工具論和機會主義的 」。他認為，劉亞洲現象的出現，預示著中國大陸出現了軍國主義的徵候：「 由軍人喊出政治改革的最強音，是一個時代的悲劇。也是中國一百年以來反覆經歷的夢魘。軍隊少壯派的出現，正是今天比 1989年更嚴峻的局面，也是當初日本軍國主義崛起的教訓之一，更是亞洲和拉美國家民主化過程中頻頻出現軍人干政的一個根源」。與王怡相呼應的是張國堂。張國堂自稱是中國共和黨總書記，他說他在檳榔園文學書院上看到「4.14」宣言後，立即給了回帖：「劉亞洲先生：您們的愛國熱情，我深表敬佩。但是軍人以服從為天職，以榮譽為生命。軍人不得干預政治。…… 您們現在要謹慎，盡力保住自己的職位，警惕被別人利用，不要使自己成為共黨高層權力鬥爭的工具。您們不要在政治上冒險。」後來他發現劉亞洲是李先念的女婿，於是警覺起來，他說他同意王怡的觀點，並走得更遠，認為「劉亞洲強烈支援反日民族主義，從1921 年以來，中共總是打著反帝國主義、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以及民主的旗號，但它所有的行為都是為他們奪取政權和鞏固政權服務。今天，劉亞洲繼承其父輩們的衣缽。歷史證明，他們的父輩禍國殃民，我們有理由預測劉亞洲也會禍國殃民」（張國堂：《警惕劉亞洲》）。 王怡們是從對民主的前途的擔憂來反對劉亞洲的，而黃佶們卻從維護專制統治的層面來反對劉亞洲，同是否定，但性質截然不同。黃佶是華東師範大學傳播學院的教師，他在《對劉亞洲成空報告的批判和議論》中一開始就說，「 劉亞州《成空報告》如果真的出自一個中國將軍之口，那麼這個將軍應該被立即開除軍籍。我認為存在這種可能性：這是海內外敵對勢力的作品，妄圖在中國製造思想觀念上的混亂，幫助他們達到搞亂中國、分裂中國、中斷中國現代化進程、奪取中國領土的目的」。這句話一看就像是人民日報的社論，也就知道黃佶的腦袋是個什麼樣的腦袋了。黎陽是個美籍華人。他原先是北京人，工農兵學員，後來到美國拿了個MBA，定居在美國。這個人受共產主義思想影響很深，雖然居住在美國，卻是一個正統的中國知識份子。黎陽批判劉亞洲的文章主要有三篇：《劉亞洲的超限戰》、《劉亞洲公然宣揚亡國有理——評<甲申再祭 >》、《劉亞洲侮辱國歌並非巧合——再評<甲申再祭>》。在這些文章裡。黎陽給劉亞洲扣上了很多帽子，如「宣揚亡國有理」、「放棄台灣」、「歪曲戰爭性質，破壞統帥權威，誣衊我軍形象」、「明裡暗裡處處污蔑中華民族是劣等民族，污蔑中華文化是劣等文化」以及「侮辱國歌」等，頗有文革之風。黎陽的文章頗得一些個「憤青」的讚賞，在跟帖中，對劉亞洲的辱罵更是高潮疊起。 介於支援和反對之間的是「中庸」的評論，這方面的代表是吳庸、陳永苗和馬柏林等。吳庸在《如何面對劉亞洲的政治傾向》一文中，對劉的政改要求有比較中肯的分析。他認為，劉亞洲所倡導的政治體制改革有兩方面的內容：一方面是民主放權，變「為民做主」為「由民做主」，另一方面是鞏固共產黨的執政地位。「質言之，劉設想的政改不過是在保持專制制度基幹的前提下實行『放權』，分些枝節『由民做主』。這其實是將極權制度蛻化為威權體制」，而這樣的政改趙紫陽的時候已經嘗試過。他說「劉倡導政民對話，共商國是，這是趙紫陽時期已經試過的。只要權力授予不掌握在民眾手中，決策機構不由選民意志決定，老百姓沒有罷免當權者的權利，政民對話不會超出統治者俯允民意的框架」。儘管如此，他還是肯定了劉亞洲提出政改的積極意義：「儘管劉將軍關於政改和對話的意向有如上局限性，但它對當局打壓一切異見、閉口不談政改、強調『加強執政能力』、堅持『穩定壓倒一切』的政治格局終究是一突破，對來自高層的這一突破給予支援是必要的，但不宜在支援時默認它的局限性，否則就會把自己有關政改的要求降低到他的水平，為他效勞了。解決的辦法是，在表示支援時，不妨做些適當批評，期望他的倡言能有所改進、提高。這種批評屬於朋友間協商，共同探討。」 陳永苗在《<深刻理解劉亞洲政委>不是我幹的》一文中說：「從網路上發表的文章來看，劉亞洲傾向於自由立憲。我不煽動對太子黨的仇恨，不學習共產黨的血統論，把劉亞洲想成林立果」。他認為，劉亞洲大半年來在網路等公共空間的活動，以及在香港《成報》、《南方人物週刊》和《北京青年報》上出鏡來看，是在不斷釋放關於自己政治走向的資訊，是在營造聲勢，是處勢待發。「 劉亞洲是一個李先念的女婿，又是有權有勢的空軍政委，如何需要下降身段屈尊於公共空間？在我看來，劉亞洲是在伸出橄欖枝，要求獲得自由主義的政治領導權的認可」，「 對於劉亞洲的橄欖枝，我們應該拿出最大的善意，拿出政治領導權的胸襟，對他微笑，歡迎進入家門進行交流談判。讓自由主義的政治領導權和劉亞洲的軍力談判，讓軍隊在為政治體制改革努力之後，不會成為自由的敵人。」馬柏林在題為《劉亞洲的第四種角色》的文章中說，劉亞洲在不同的時期，扮演了不同的角色。他已經是個成功的作家和成功的軍人，現在又扮演著兩個角色：「一個是在《大國策》裡作為戰略家的劉亞洲；另一個是在聯合聲明裡作為政治家的劉亞洲。作為戰略家，他要在世界大棋局上針對其他大國的力量、利益和動向，運籌出最佳謀略為中國爭取最大利益；其讀者是國家領導人。而作為政治家，他則要審時度勢針對當前群眾的心理提出合適的口號和訴求，鼓動民氣得到民望，以便在中國政局中和對手博弈；其讀者是普通百姓。」現在他正準備進入第四種角色，當一當政治家。馬柏林認為，不能把劉亞洲看成是林立果或袁世凱，也不能把他當作蔣彥永。劉亞洲提出「展開中國政府與民間力量之間的對話……有步驟、有秩序地推動中國政治體制改革」，不能認為他是在代表政府要求和你對話。他很可能是想得到民意的支援，成為政府和民間之外的第三種力量。 三、劉亞洲政委 有一篇在網上傳的很廣、但沒有署名的《騎在哈利波特掃把上的劉亞洲政委》的文章，其中有一句話說得非常好：「美國軍隊比中國軍隊強大的地方就在於，美國軍隊絕不會讓一個既不會開飛機也從沒跳過傘，全部的軍事生涯都是在政治部門搖筆桿子的人當上空軍統帥，無論他小說寫得多麼好，背景多麼顯赫。劉政委的陞遷之路正是中國軍隊真正的憂患。而據我所知，在劉亞洲道路上走著的，遠不止他一個人」。這句話切中了中國專制制度的要害，這是中國的不幸，也是劉亞洲先生的不幸。儘管劉的陞遷與其岳父的蔭庇不無關係（有消息表明，當年中共八元老聚首，約定每一位元老提名一子女進入高層領導班子，鄧小平是鄧榕、陳雲是陳元、薄一波是薄熙來，李先念提出的即是女婿劉亞洲），但劉亞洲是一個強烈反對專制主義的人，所以有許多學者把他看成是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倘若劉亞洲不是出身於軍人家庭，倘若他不是太子黨，那麼他也會是一位出類拔萃的作家，很有可能是劉賓雁、蘇曉康那樣的「離經叛道」者。 劉亞洲著述頗多。他的作品，有小說、報告文學、軍事學術著作和政治論文。軍事方面的代表作有：《美國論》、《大國策》、《金門戰役之檢討》等，政治方面的代表作有：《信念與道德》、《農民問題》、《對蘇聯「8.19」事件的看法》、《甲申再祭》、《廣場》、《實錄》、《胡耀邦之死》、及 「4.14宣言」等。 作為中國最大既得利益集團的太子黨分子和作為中國先進文化代表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劉亞洲的思想有很多相互矛盾的地方。從劉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對專制主義的批判是非常尖銳的，其犀利的程度甚至超過了體制內的一般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但是，對於古今中外最專制的共產黨，他從來沒有半句微言，甚至還提出要鞏固它的執政地位（成空講話）；對於「三個代表」那樣的糟貨，自由主義知識份子是嗤之以鼻的，劉亞洲卻不具有這種嗅覺，並把它拔高。他在《大戰略》中說：「馬克思沒有預見到全球化下的『一球兩制』 ，這恰好為我們發展馬克思主義提供了巨大的空間。江主席『三個代表』的思想也許可以稱作全球化時代的馬克思主義。」他在文章中多次提到「江主席」，對江不乏褒獎。江澤民是個膚淺的人，以劉亞洲的才學，江是不值得他推崇的。從劉亞洲的履歷看，他的幾次關鍵性提升，都是在江澤民任中央軍委主席的時期。他1988年恢復軍銜制時是上校，1993年晉陞大校，1996年為少將， 2003年為中將。軍中晉陞，從校官到將官是道坎，即使是軍事主管，從大校晉陞到少將是很難的，更不用說文職官員了（劉亞洲從本職上來說應該屬於文職人員）。《超限戰》一書的作者喬良、王湘穗是劉亞洲的同行，而且都是好朋友，《超限戰》影響要比劉亞洲的軍事著作大得多，但喬、王的最高軍銜是大校。所以，劉亞洲高抬江澤民很可能是出於感恩。在中國，太子黨無疑是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團。共產黨的天下是太子黨的父輩們打下來的，共產黨是他們的保護傘。要是沒有這把保護傘，他們的一切都會失去，所以太子黨的終極目標是要保住共產黨的統治。 劉亞洲除了太子黨的背景外，還有一個特殊的背景。他出過洋，跟國際筆會有交流，在美國當過客座教授。他的兄弟姐妹在美國，弟弟劉亞偉在美國的一家研究所工作。他的妻子李小林是中國人民友好協會副會長，經常出國，跟美國總統布希家族的關係非常好（新華網 2004年5月 14日文）。這個背景使他和其他太子黨分子不一樣，具有現代民主國家的民主、自由理念，成為太子黨中少有的改革派人物。 不少學者在評論劉亞洲時把劉的幾篇最近在網上發表的文章放在一起評，這樣評是不恰當的，比如，把劉亞洲的「成空講話」（即《信念與道德》）說成是今年1月份，但實際上應該是在2002年，因為劉2002年 1月出任成都軍區空軍政委，2003年調任空軍副政委。從講話的口氣上看他是第一次給昆明基地營以上幹部講話，當在任職後不久。2002年到 2005年這三年中國發生了很多大事，特別是胡錦濤上台、江澤民下台、九評和退黨這三件事，足以影響劉亞洲的思想，特別是他的政治改革思想。在「成空講話」中，劉亞洲提出了「民主」和「政治體制改革」的主張，但很不徹底，遮遮掩掩，還不時套用鄧小平、江澤民的語錄。在4.14「宣言中，上述主張就徹底多了。這裡不但沒有套用鄧、江的語錄，還含蓄地批評他們，甚至把矛頭指向了胡錦濤：」 那種認為只要西方技術，只需引進硬體就行，那種將先進技術與產生這種技術的先進人文環境分離的思維，從當年的『洋務運動』到今天的『改革開放』，已經一次又一次地被證明是一條將中華民族引向自甘落後、自取其辱之路，可今天卻還是有人要硬著頭皮繼續走。「這段話，顯然是批評最高當局只搞經濟改革不搞政治改革，而領導」今天的改革開放「的是鄧小平、江澤民和胡錦濤三代人，把」中華民族引向自甘落後、自取其辱之路「，他們當然有責任。」今天卻還是有人要繼續硬著頭皮往前走「明擺著是指責胡錦濤了。 「 4.14」事件中有兩值得引起注意的地方。第一是這份宣言是十名將校以聯名的形式在互聯網上發表的，這與近幾年來此起彼伏的民間簽名運動相呼應。中國軍隊是最保守、最封閉的部門。據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賀衛方回憶，有一次軍隊請他去給一個將軍班作報告，講完後，有個將軍拉著他的手說：「賀教授啊，有些話您敢講我們不敢聽，我們聽了害怕！」（賀衛方：《司法和傳媒的複雜關係》）。賀衛方是法律專家，是講授法律的，他在全國各地都講，沒有人說過害怕，唯獨這個將軍班說害怕，可見軍方的保守。劉亞洲等十位軍人敢於在互聯網這個「資訊高速公路」 上公開打出政治改革的旗號，可謂是石破天驚，是個了不起的舉動。第二是這篇宣言提出了「民間力量」的概念。「民間力量」是什麼？從它倡導建立一個「政府與民間力量對話」的機制來看，「民間力量」顯然是一種政治力量，是在野黨。中國共產黨執政後，從來沒有認為有哪一支政治力量可以和它對話，也根本不承認國內還有其他政治力量。這個名詞從軍內改革派口中說出來，說明他們已經看到了中國的未來。二十多年來海內外志士仁人前仆後繼的人權民主運動、近幾年來國內方興未艾的公民維權運動以及自去年11月開始的聲勢浩大的退黨運動，匯成了反對專制獨裁的滾滾洪流，從而形成了一支不可戰勝的民間力量——這正是劉亞洲為代表的新世紀中國軍人看到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