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民主主義，還是共產主義？ ——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悲劇啟示錄（上） 安琪（法國） 一，只有趙紫陽，才能救中國？ 2005年1月17日，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5歲。 記得十五年前，當胡耀邦抑鬱而逝時，人們的第一反應就是"共產黨總書記都沒有好下 場".較胡而言，趙紫陽能夠以85歲高齡問心無愧地"平靜地走了"（趙紫陽之女王雁南語）， 這實在是共產黨歷史上的一個奇跡。十五年前趙紫陽雙手沒有沾染鮮血。十五年間，他沒有 違心地"認錯".十五年後他壽終正寢。一個在極權專制的權力中心摸爬滾打，歷經殘酷鬥爭、 無情打擊的"戰鬥洗禮"，從地方到中央，直到擔任共產黨的最高職務總書記——如此驚險如 走鋼絲般的政治生涯，趙紫陽能有此"善終"，在我看來，無論於他個人或他的家人，或是他 的戰友、同僚，或是許許多多尊重和愛戴他的人們，都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情。 然而，諸多海外媒體和國內外自由派知識份子以及黨內開明人士的表達，仍然是悲情大 於理性，情緒大於思考，並因由中共當局的嚴控，幾乎整體陷入另一種"輿論一律"的誤區。 在這種情緒渲染下，加上經由各自不同心理或政治需要的誇張修辭，真實性已經不重要了。 展示在"自由媒體"上的趙紫陽，成了一個名副其實的民主主義者。似乎趙的逝世讓人們幡然 醒悟："只有趙紫陽，才能救中國".趙既去，國無望矣。於是叩首慟哭，悲乎哀哉！ 令人警醒的是，這樣一種輿論誤區，減輕和舒緩了中共當局的壓力。當局按"既定方針" 的程式處理趙的後事，而不必擔心被追究發生趙紫陽悲劇的制度之弊端。據觀察，本來就微 乎其微的要求改制的聲音，在這個過程中完全被悲情淹沒了。有人甚至在趙的葬禮待遇上向 中共當局"叫板"，讓趙紫陽這個"平靜"離去的人，"不平靜"地安葬。這是否有違逝者的本意， 當由其家人定斷。但從大多數人的訴求來說，無論主觀願望如何，都產生一種寄希望於中共 的客觀效果。也就是說指望被視為"極權專制"的中共領導者，對一個受其排斥、迫害的"黨 魁"平反。 這種情形正如法國諾貝爾生理醫學獎得主安德烈。洛夫（Andre Lwoff）所說的那樣，" 理性被驅逐了，誰也不能搞清楚哪裡有真實了！因為已經沒有真實了，所以，誰也不知道正 義在何處了。當權者提出的無論什麼樣的方案和行為都加以接受，制度被擬人化了，於是就 開始條件反射地進行表示崇拜的祈禱。".（班達「知識份子的背叛」序）這不僅顯示出現實 政治功利主導下的短視和理念不清，而且暴露出目前活躍在前台的某些民運領袖和自由民主 派發言人，極其缺乏其角色應該具備的基本政治素質和思想水平。 那麼，要民主主義還是共產主義？這個本來應該再清楚不過的問題，在這樣一種混雜的 "大合唱"中，深沉地突顯了出來。值此，梳理並澄清這個問題，成為捍衛普遍價值觀的良知 者必要面對的至關重要的問題。 二，不自由的體制，窒息"自由"的總書記 趙紫陽的逝世所揭示的層面是豐富而深刻的。 作為中共高層領導人，趙紫陽不像胡耀邦那樣富於近乎浪漫的理想主義激情。胡耀邦從 "紅小鬼"時就培養起來的"黨的事業高於一切"和對組織的絕對服從，與他的人道主義的悲憫 情懷是相互矛盾的，這也造成了胡的人格矛盾和內心痛苦。在與黨內極左派的較量中，胡之 所以往往敗居下風，關鍵問題不在於人事上的矛盾，而在於對方慣於掌握和操縱共產專制所 能給予的銳利武器，即鄧小平掌權後重彈的老調"黨的四項基本原則".在這樣一個"法寶"鎮 懾下，習慣顧全大局，以"黨的事業為重"的胡耀邦，最終只能是以人格服從"黨格"，捨身成 （黨）仁。身為黨的總書記，卻無奈而違心地承認錯誤，大包大攬，甚至將鄧小平說過後否 認的話也包攬到自己身上，以安撫"天顏".這樣一種傳統的"殉道"精神，充滿悲情和對威權 的期待。這種色彩幾乎構成了在他去世後所引發的悼念活動和整個八九民運的基調。 在這個過程中，當趙紫陽作為一匹共產極權專制中的"黑馬"躍出前台，想要"擁兵（精 英）自重"，以一種"新權威"的態勢，行使其"黨的總書記"之職所賦予的權力時，他的悲劇 結局便注定了。 趙紫陽與鄧小平一樣，都是實用主義者，他們的個性也很相近。但與當年鄧小平在毛澤 東權威下三起三落不同，趙紫陽與鄧小平之間年齡差別（趙小於鄧15歲）和改革開放的現代 意識，以及趙紫陽主持經濟領域的改革所取得的成就，使他不可能在其位（黨的總書記）而 不事其職。但他忽略了一個最重要的因素，即"政治掛帥".在中共體制下，政治和政治方向 永遠是第一位的。而掌握政治方向的舵手歷來都是中共實際上的政治強人，而非最高職務者。 毛澤東時代是如此，鄧小平時代也不例外。況且，鄧小平退而不休，垂簾聽政，並非從鄧小 平始，而是中國歷史上由來已久的政治傳統，是封建專制中根深蒂固的一種政治文化。所以 當"自由的總書記"趙紫陽打出"民主與法制"這張現代牌時，鄧小平便決斷地行使其軍委主席 之職，用獨裁專制的"槍桿子"來"指揮黨".這裡，筆者感興趣的不是黨內鬥爭的勝負和權威 的強弱，沒興趣、也沒有資格評點"體制內"高層人物的是與非。這裡我想強調指出的是在這 種共產體制下，絕對權力導致絕對獨裁的必然性。出乎所有人意料的"六四"屠殺，就是一例。 這樣一個與人類文明進步相悖的野蠻行徑，正是專制獨裁者為所欲為，將手中權力濫用到極 限的結果。除此，恐怕連當事者自己也難以找到合乎邏輯的解釋。無數事實證明，這是一個 禍國殃民的制度，也是一個害人害己的制度。在這個制度下，受害者有可能變成害人者，害 人者也可能成為受害者。可以說，胡耀邦之死，深刻揭示了這一制度的本質。而趙紫陽悲劇， 則昭示著這個制度最終服膺於絕對獨裁之野蠻性。 三，趙紫陽遺產 在諸多悼念趙紫陽的文字中，都涉及到趙紫陽遺產這一話題。那麼，究竟什麼是趙紫陽 遺產呢？ 我認為，作為共產黨總書記的趙紫陽，被軟禁至死，本身就是一筆可供人們研究的政治 遺產。客觀地說，正如人們所反覆提到的，趙紫陽對經濟改革做出的貢獻，"胡趙聯盟"時對 清除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抵制，以及成立"體改所"（政治體制改革研究所）， 探求政治改革之路等努力，是在當時"十年浩劫"之後，以鄧小平為首的新的權力中心為穩固 其權力的合法性，挽救民心盡失的共產黨及其賴以生存的意識形態，所做出的集體努力。沒 有鄧小平"跟著感覺走，摸著石頭過河"的實用主義對"毛主義"的政治解構，經濟改革是搞不 起來的。沒有胡耀邦在政策允許範圍內的鳴鑼開道和與趙紫陽的相互配合，交替進行的改革 開放和"反自由化"的"拉踞戰"也不會貫穿整個八十年代。 同樣，作為共產黨的總書記，趙紫陽在最後關頭，能夠以行動"自由表達"自己的反對意 見，主張"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反對動用軍隊——這一點，他就與極權專制有 了根本的不同，就與他所投身並有所建樹的"黨"在大事大非——是人民的軍隊還是"軍隊的 人民"問題上劃清了界限。從而走出了共產極權"同舟共濟"、"顧全大局"的陷阱，開啟了共 產黨權力核心中"人性"戰勝"黨性"的範例。這種開啟本身就是一種人道的張揚。就是對他所 棲身和所維護的那個"舊制度"的顛覆性背叛。正因為此，他曾經"領導"過的那個執政黨，將 他軟禁至死。這種結局，客觀上"突破了中共的政治傳統，昇華了趙先生的政治人格"，"重 塑了自己的政治生命"（陳奎德「趙紫陽的遺產」）。 至此，我們可以說，趙紫陽死得其所。是共產黨"完成了"他，讓他得以無愧無悔地"平 靜"地離去，"終於獲得了自由"（王雁南語）。 不自由的體制，第一次出現了一個"自由的總書記"，個中提供的思想資源和行動空間是 非常豐富、十分寶貴的。 從歷史的眼光看，這應該是趙紫陽留下的最大遺產。 四，從專制機器的"馬達"到鬆動的"螺絲釘" 趙紫陽集共產黨總書記和六四受害者的角色於一身，無疑是對他所躋身的那個制度的極 大嘲諷。回顧趙紫陽的一生，套用一句共產黨術語，可以說是"革命的一生，戰鬥的一生". 趙紫陽是"三八式"中共黨員，長期擔任中共地方黨的領導工作。他從地方到中央，"一步一 個台階"地走上來，期間先後受陶鑄、葉劍英、周恩來等中央重要領導人的重用和賞識。鄧 小平掌權後，看上了他在農村工作的經驗和實幹精神，又正趕上文革後"百廢待興"的"好時 候"."人和"加上"天時、地利"，趙紫陽得以"一躍"而進入中央政治核心，主管經濟改革，成 為中共專制機器中一個至關重要的"馬達".既然是"馬達"，就要發揮"馬達"的功能。可以說， 八十年代初，趙紫陽主持下的經濟改革，是在共產黨幾十年一貫制的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之 間的選擇和平衡。趙紫陽面對的不僅僅是來自黨內以陳雲為代表的極左保守派勢力的干擾， 還要面對整個中國社會長期被共產黨意識形態所毒化的"舊觀念"的束縛，其中甚至包括整個 知識階層對經濟體制改革將要觸及到的打破"大鍋飯"的惶恐。更有"重文輕商"的深層傳統文 化對人們的影響。翻開當年的報刊，人們對經濟改革的名詞是陌生的，他們不無輕蔑地嘻笑 剛剛出現在電視螢幕上的廣告，感到一點兒也不習慣。甚至1987年，筆者在經濟改革的"陽 光地帶"深圳，還聽到"腦體倒掛"（指腦力勞動者不如個體戶"吃香"）的歎惜。"下海"這個 比喻經商的辭彙，在當時很有一種"豁出去"闖蕩一翻的意味，也有一種"無可奈何花落去"的 迷茫。在這種情況下，趙紫陽經濟改革的步子，與上面所說的八十年代"逢雙改革開放，逢 單反自由化"的步子基本上是一致的。"改革開放年"，社會的思想文化氣氛就比較活躍。"反 自由化年"，經濟改革滯步不前，思想文化界一片沉寂，報刊整頓接踵而來。在我所工作過 的幾家報刊中，除一家省級黨報「甘肅日報」外，其他兩家嘗試改革、倡導新聞自由的報刊 「西部晨報」和「青年晚報」，就是在這個過程中的"反自由化"運動中被封殺的。極富新聞 張力和改革銳氣的「蛇口通訊報」，在八九"六四"後也遭取締。當時圈內朋友經常用調侃式 的比喻說，中國的改革開放，猶如小腳老太婆，亦步亦趨，裹足不前。在此背景下，"胡趙 聯盟"成為必然。應當看到，當時以陳雲為首的、代表"正統"的左派勢力是強大的。從資歷 上講，胡趙都是"小字輩"，但因他們都是鄧小平提拔的人，所以有時陳雲也不得不買賬。胡 趙的改革，猶如戴著鐐銬跳舞，既要面對左的干擾，又要仰仗鄧小平撐腰，關鍵時刻還得" 削足適履"（如胡耀邦1985年2月在「關於黨的新聞工作」的講話中重申新聞工作的"喉舌"意 識等）。當鄧小平成為平衡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間矛盾的唯一權威的時候，胡趙便成了當然的 受害者。這是極權專制的本質所決定的。因為被犧牲的不可能是他們所認同的那個"主義"的 "原教旨"者，必然是那些試圖革新的人。 有可能認為，大概正是從這個時候起，鄧小平——這個利用"民主牆"剷除政敵，粉碎" 四人幫"，撥亂反正，用實用主義的"商業化"代替毛澤東時代的"政治化"的"中國經濟改革的 總設計師"，開始走上了他曾經深受其害的毛式"政治強人"的獨裁者老路。 正如後來所發生的那樣，當趙紫陽以"一黨之尊"向黨的"太上皇"表達不同意見的時候， 他就從本質上徹底背離了那個黨並且被永遠剝奪了權力和權利。這個雄心勃勃，想要利用" 馬達"的功能，在改革中大展身手的總書記，成了一顆被遺漏的鬆動的螺絲釘。 五，"小平您好"的精神誤區 令人困惑的是，很長一段時間，即便發生了震驚世界的"六四"屠殺，許多善良的中國人 仍然不願意相信這是鄧小平干的。不相信是鄧小平下令軍隊進城並向學生開槍的。 為什麼會有這種現象呢？稍作分析，就會發現，這與鄧小平在獲得最高權力之前所作出 的對"民主牆"的支援姿態不無關係。鄧小平在文革中的遭遇和家人、特別是其子鄧樸方受他 的連累致殘的事實，使他在民間獲得普遍同情，成為他這個時期的民意基礎。為權力替換而 準備的否定"兩個凡是"和"真理標準"的討論，與"民主牆"的基本訴求一致，使他具有了較高 的令國人振奮的政治基礎，進而有了1979年在共產黨歷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十一屆三中全 會。在1984年國慶35週年大典上，北大學生打出的"小平您好"的橫幅，應該看作是鄧小平執 政的巔峰時期。之後他便開始無所顧忌地以"黨家長"自居，公然實行專權獨裁了。 我們看到，七十年代末和整個八十年代中國社會和思想文化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持續 不斷的"文化熱"和對文革的反思；一大批有理想的新聞工作者，不懈地探求新聞自由之路等 等，無不與"民主牆"的出現和為人所知有關。"民主牆"這個詞語，猶如一道閃電，照亮了人 們被共產黨意識形態引導下的傳統思路的迷津。其中的許多民刊和言論，如「四五論壇」、 「啟蒙」、「火神交響詩」、「探索」等都是振聾發聵的。例如當時發表在「沃土」上的 「論言論自由」（胡平著）不僅成為"民主牆"時代的文獻，其所展示的思想觀點和人文價值， 使它成為一部經久不衰的自由主義思想者的經典之作。之後在全國各地蓬勃發展起來的各種 理論刊物，如甘肅的「當代文藝思潮」（謝昌余主編）、上海的「思想家」（陳奎德主編）、 武漢的「青年論壇」（李明華主編），包括在胡耀邦的鼓舞下活躍非常的共青團工作和遍及 各地的青年報刊，甚至包括「人民日報」的"評報欄"，都是完全不同於毛時代的"新生事物"， 給整個社會帶來了活力和希望，形成了一種勢不可擋的發展潮流。 八十年代改革開放和反自由化交替進行的結果，是自由化思想呈"螺旋式"上升的趨勢。 在每一次反自由化之後的"改革年"，被壓抑的自由化精神和思想就蓬勃開放一年，同時積累 了反自由化時的經驗，表現出理論上開始探索，對共產黨主流意識形態開始提出質疑和反思。 也正是在這個過程中，對"自由化"緊追不捨地進行打壓的"正統"派，日漸圖窮匕見，變成了 孤立的"保守派"——這在整個共產黨執政期，都是少見的。鄧小平左右搖擺，在改革派和保 守派之間搞平衡，一則是他所倡導的經濟改革的需要，一則也是他自己所堅守的那個政治" 教義"與保守派是一致的。到了最後，他們只好拿出"殺手鑭"——黨的四項基本原則來壓陣。 同時，既然鄧小平用過"民主牆"，那麼"民主"這一辭彙就不再像以前那樣諱忌如深了。 無論以什麼借口或方式，黨內開明派可以用，社會民主派可以用，媒體間接地也可以用。當 人們對這個"詞語"不再陌生的時候，它就跳出了毛澤東思想對"民主"的詮釋和局限，逐漸回 到它應有的涵義上來了。是否可以將八十年代看作民主的啟蒙期，可以進一步討論，但是這 樣一種對"民主"的重述，的確有"解放思想"的意味，把人們從多年在各種政治運動中被窒息、 被禁錮的頭腦中"解放"出來了，反思和否定文革，破除對毛澤東的個人迷信，就是一次思想 的飛躍。 由此可見，八九民運全民性的覺醒和參與，就是十年積累的結果。而且鄧小平既然借用 了"民主牆"，那麼他的收穫也是雙向的，一方面使他贏得了民意，另一方面，當他反其道而 行之的時候，就必然要付出代價。1989年，當"坐穩了"的鄧小平，拋出"四。二六"社論的時 候，情況與毛澤東時代的"中共中央文件"、"最高指示"的結果就截然不同。人們不再因聽話 或恐懼而盲目地服從，而是激起了更為強大的抗議示威活動。讓鄧小平這個以"民主"的名義 清理毛澤東遺產，獲得最高權力的"改革者"，最後卻以"六四"屠殺為結局，落得一個"反人 類"（安琪語。1997年筆者在西安被當地公安無理搜查並驅逐出境時，對他們所提出的"六四 "問題的直接回答）的罪名。 六，"為尊者諱"孳生絕對獨裁 另有一種較為普遍的看法，認為鄧小平釀成"六四"大禍，是因為聽信了李鵬、陳希同之 流的讒言。是"意氣用事".坦白地說，這種看法是中國傳統文化"為尊者諱"的翻版。找"替罪 羊"就是這種封建文化中極殘忍（對"替罪"之"羊"）和極諂媚（對"尊者"）的奴性化的所謂" 中庸之道".從深層意義上說，鄧小平鑄成"六四"大罪，他是害人者，但又何嘗不是被害者呢？ 回想鄧小平之初的朝氣，對比毛澤東宣佈"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的氣概，為何中國的這兩個政 治強人，最後都走向了他們自己的反面，甚至鄧小平竟然動用軍隊坦克了呢？ 這裡暴露出極權專制的全部真相，即至高無上者的絕對獨裁。而獨裁者的"個人意氣"， 必然走向反動，必然無所顧忌地動用武力。 與中世紀的神權一樣。法國神學家、十六世紀西歐宗教改革舉足輕重的人物加爾文 （Calvin 1506-1564），早期因宣揚新教教義而被迫流亡日內瓦。他在奠定其新教權威的著 作「基督教原理」（1536）中寫道："把異端處死是罪惡的。用火和劍結束他們的生命是反 對人道的所有原則的。"但正是這同一個人，"一旦他攫取了至高無上的權力，就迫不及待地 在他的書中刪去了人道的要求。"改變了當他還是受迫害者一員時所唱的調子（斯。茨威格 「異端的權利」）。在加爾文所進行的長達十五年之久的一系列神學論爭中，唯他所倡導的 「新教信仰綱要」為尊，對所有反對或質疑其教義的人，進行了有預謀的殘酷迫害。西班牙 神學家塞爾維特（Servetus 1511-1553）曾著書抨擊基督教的中心教義聖父、聖子、聖靈三 位一體說，並於1553年將充實和修改後的著作「恢復基督教義的本來面目」秘密印發一千份。 事發後他逃脫了異端裁判所，但卻在日內瓦被神權政治權威加爾文以異端罪名判處火刑，於 當年10月27日被活活燒死（這一事件引起了宗教改革內部就應否處死異端分子問題的爭論， 在一定程度上改變和加速了宗教改革的歷史進程）。 專制獨裁者是多麼驚人地相似！鄧小平不是第一個，也不會是最後一個。其實如果我們 不是那麼愚昧而盲目地服從，如果我們不習慣讓一個"腦袋"思考，在鄧小平執掌大權之初， 就已經暴露出了許多獨裁者的特徵。 第一個始作俑者是"民主牆"鬥士魏京生。當時包括恢復高考制度後進入大學的大學生在 內，聽到魏京生因"洩露國家機密"而被判重刑，幾乎沒有人問：為什麼？那時，毛澤東時代 已經結束，國家就要走上改革致富的道路，像魏京生這樣的"反革命"，是孤獨的"極少數"， 執政者必將置其於死地。而那些活躍的黨內外開明人士和知識份子，對其也是漠然置之。由 是，鄧小平利用完"民主牆"就拿魏京生開祭這樣一個最初的信號，由於各種主客觀原因，甚 至那些代表"良知話語權"的"善良"的人們也不願意把鄧小平"往壞處想"，因此沒有任何"不 同聲音".也沒有任何微弱的"異議".即使有些"民主牆"人士以散發手冊的方式為魏京生辯護 而被捕入獄，也沒有引起人們的警惕。 另一個明顯的信號，是在被稱作中國改革里程碑的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中，鄧小平強 調並保留了"黨的四項基本原則"這一條"鐵律".當時國際輿論對此已有警覺，但國內思想知 識界人士大多以鄧小平"不得不如此"來為其開脫。"與黨中央保持一致"像一道符咒，牢牢地 控制著人們的思想和心靈。 應該承認，中共三十多年的"洗腦"，成功地消解了人們的思考功能。對威權的恐懼，即 便在文革後的鄧小平之初，人們仍然習慣讓一個聲音說話，希望讓一個腦袋思考。希特勒對 猶太人的集體大屠殺，是一個腦袋思考的結果。毛澤東發動的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同樣 是一個腦袋思考的結果。儘管鄧小平權威不如毛澤東權威，但在他執政過程中，被平反的" 黨的知識份子"，高考入學的大學生，第一批嘗到甜頭的個體戶，開始將注意力從敏感的政 治說教轉向經濟生活的普通老百姓，大家對鄧小平都有一種感恩戴德的情感，逐漸地讓鄧有 了"至高無上"的"感覺".喜歡"跟著感覺走"的鄧小平，在"小平您好"的擁戴中，更有了一種 虛幻的崇高感和自豪感。須知，此時的"小平你好"與文革時的"毛主席萬歲"的擁戴是有所不 同的，毛的萬歲有狂熱的崇拜色彩，"小平你好"則表達著直接的認同和感激。前者在"天庭"， 後者在人間。就像趙紫陽主持四川工作時，民諺"要吃糧，找紫陽"一樣——筆者對此深感悲 哀。執政共產黨讓人們吃盡苦頭，到了連飯都吃不飽的地步了，有了那麼一個正常主事保證 讓人們吃飽飯的官員，大家就千恩萬謝的。要知道，老百姓並沒有伸手向"黨國"討要，而是 這個"黨國"或者不讓百姓勞有所獲，或者將他們盤剝殆盡，不讓他們有基本的安居樂業的權 利，讓他們沒有尊嚴地生活在恐懼中，何謝之有？如果當時中國知識階層的有識之士，能夠 適時地提出制度方面的建設性思路，而不是再"捧"出一個神，"敬"出一兩個"包公"，不是在 "體制內"按面譜區分好人壞人，那麼，講求實用的鄧小平也未必聽不進去。問題是，毛澤東 時代過來的人們，身上帶有很深的對威權的恐懼和崇拜的烙印，鄧小平反而成為某種意義上 的"黨前衛"了，他的話有時也會是"空谷足音"，以致讓他產生某種幻覺，最終釀成不可饒恕 的"六四"大禍。 七，趙紫陽不是"民主教父" 紫陽走了，極權仍在。這是誰都清楚的事實。 一般來說，外界媒體對趙的評價很高，但可以比肩者都是前共產國家的領導人。同時特 別強調，趙紫陽因反對八九"六四"鎮壓，而被解除職務，在北京的家中遭軟禁達15年之久。 這種報道是理性而客觀的。 事實上，趙紫陽還不能與民主社會領導人相比。評價趙紫陽，如果以共產黨掌握執政大 權為期限，要區分趙紫陽的前四十年和以"八九六四"為限的後十五年。前四十年的趙紫陽與 鄧小平以及其他中共高層領導人沒有任何兩樣，只有這後十五年，他才值得我們尊重和紀念。 筆者認為，紀念趙紫陽，就要走出為"尊者諱"的傳統誤圈，還趙紫陽以歷史的本來面貌，從 人的意義上，而不是完全從"黨"的意義上評價趙紫陽。與趙紫陽同齡的中共黨史研究專家司 馬璐先生在紐約公祭趙紫陽時語重心長地說："我不願說他太偉大，做過共產黨的人都是有 罪的，我們不犯罪就爬不上去，這是歷史的事實。"（引自仲維光「趙紫陽先生祭」）我認 為，每個對歷史負責任的人，都應該破除迷信，不搞個人崇拜，不尊神，不敬鬼，以一個現 代人的思維和歷史眼光，來探討趙紫陽和他所依附所建樹並最終被其所毀的共產制度。 實際上，儘管外界多有溢美之辭，但趙紫陽的改革，多為行政改革而遠非政治制度改革。 深喑黨的教義和錯綜複雜的人事組織結構的趙紫陽，對此應該是有自知之明的。例如，在他 逝世前不久，曾對探訪他的朋友說，搞政治體制改革，我沒有實力".（無名士："叩訪富強 胡同六號"「北京之春」2005年3月號。下同）趙紫陽的失勢，似乎不能排除與"代溝"相關的 實力因素。首先，趙紫陽之於鄧小平，就沒有鄧小平之於毛澤東那樣"幸運".鄧小平之所以 在毛澤東的家長獨裁下，能夠三起三落，是毛澤東對他手下留情。因為毛知道鄧小平與他在 本質上是一致的。儘管鄧比毛小十一歲的年齡之差，但他們之間沒有"代溝".從資歷上講， 鄧小平顯然不會成為毛的對手。鄧的問題對毛來說個性的成分更大一些，所以他沒有真的對 鄧小平下手，採用的是"胡蘿蔔加大棒"式的家長作風，僅僅讓他嘗嘗"家長"的威嚴，使鄧小 平有"翻案"的機會。不像對待毛自己所虛擬過的"三天不學習，趕不上劉少奇"的劉少奇那樣， 因顧忌劉可能威脅到自己的權力，便毫不留情地一下子就將對方"剷除"了。 趙紫陽之於鄧小平，就不是那麼回事了。雖然趙紫陽小於鄧小平十五歲，資歷無法與鄧 相提並論。但作為中共的政治強人，鄧小平遠沒有毛澤東的威懾力，加上他日益膨脹的家長 作風，在保守派和開明派之間搞平衡的特殊地位，一方是以陳雲為首的同輩正統領導人，一 方是由他一手提拔起來的"小字輩"，關鍵時刻，孰重孰輕，是很明顯的。而且鄧小平與毛澤 東一樣，對其權力的"至高無上"看得比什麼都重要。他一方面放手讓胡趙打頭陣，從事他所 "設計"的經濟改革大業，一方面對他們也是有戒心的。當時的趙紫陽呢，一邊群策群力，充 分發揮"智囊"的作用，成立各種調查研究機構，做具體的改革工作，同時也不置可否地默認 其"智囊"中的一些人對他搞個人崇拜。有個"胡趙聯盟"，已經讓鄧小平開始著惱了，再加上 趙紫陽"智囊"，而且這個"智囊"及其主人，無論在個人經歷、知識結構，或者思想理論上來 講，都代表著一種比鄧小平更為先進和廣泛的社會改革力量，在國際上也開始有"人氣".趙 紫陽"功高蓋主"，在傳統封建社會中是不容的，在極權專制的共產黨統治下也是大忌，在獨 裁者鄧小平眼中更是威脅其權位的大逆不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