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中的中國
　　
林培瑞（Perry Link）
　　
　　
　　一，中國對我的吸引力
　　
　　前些日子我過了60歲生日。花甲一輪，感覺到這個里程碑來得有點突然。似乎覺得還沒
到回顧一生的時候，還是應該好好回顧一下。我上中學的時候喜歡物理，在大學時喜歡上了
哲學（最欣賞英國的分析派哲學），本科畢業以後改念中國歷史和文學，後來一輩子就被中
國吸引住了。念了許多書，交了許多朋友，轉眼已經過了大半輩子，再回去走物理或哲學的
路已經來不及了。
　　
　　中國對我的奇特吸引力是多方面的，不容易一句話說清楚。但我在回顧的過程中，還是
能意識到有幾個人對我的影響特別大。這裡所說的「影響」指的是認識和觀念上的影響。我
對中國的基本理解是從哪兒來的？古代和「現代」（大約1850-1950 年）且先不說，對當代
中國的基本認識，我獲益最多的，就是二十多年間接觸劉賓雁和他的作品。我對當代中國社
會的架構和價值觀的理解，受他的影響是最深的。
　　
　　我第一次看到賓雁的作品是1979年10月。我剛到北京，準備做一年的關於當代中國文學
的研究。有一天一位普林斯頓的華人同事的侄子，從他在北京的家到友誼賓館來看我，手裡
拿著一本79年第9 期的《人民文學》，把期刊放在我的桌上說：「這是關於中國的索引」。
　　
　　「什麼索引？」我問。
　　
　　「叫《人妖之間》，你看看。」
　　
　　我讀了。剛到中國不久，我根本沒資格判斷什麼「索引」不「索引」，但對《人妖之間
》，立刻感到很強的吸引力。為什麼？
　　
　　首先是因為真實感。1979到中國去做研究的外國人少之又少，我到哪兒都受到特殊待遇。
到新華書店、中央廣播電台、中國青年出版社等單位，每次都有二十幾個、甚至四十幾個工
作人員出來跟「外國朋友」喝茶、做訪問，在「無拘無束」的氣氛裡「盡興地」把「個人的
看法」說出來。實際上氣氛拘謹得不得了，說「無拘無束」明顯是假話。我作為外國人感覺
得到，在場的中國人也不可能沒有感覺。當時的「傷痕文學」好一些，但也有類似的問題。
常常揭發文革時期（有的也涉及更早的大躍進時期或反右時期）的各種罪惡、暴力、腐敗和
冤假錯案，中國讀者讀得很興奮，我也跟著很興奮，但總覺得大部分作品還有「概念主義」
的問題。毛時代的英雄人物「打擊走資派」，「傷痕時期的英雄人物」粉碎「四人幫」，物
件很不同，但姿態常常差不多。「橫眉冷對」等等，給我一種不十分真實的感覺。
　　
　　
　　二，賓雁的作品令人耳目一新
　　
　　賓雁的作品很不同，讀起來耳目一新。語言是自然的，沒有「表現」和「實際」之間的
距離。作者似乎在直接跟我交談，故事裡也還是有「英雄」，但不是那種設計好了的模範英
雄，，人高馬大、相貌堂堂之類，而是一些常常從社會中層或下層來的，甚至坐過牢的有自
然生活氣息的老百姓。「人妖之間」裡的劉長春和史懷亮是「小人物」，可是「辦大事」：
「第五個穿大衣的人」裡的金大清，在自己的心理負擔很重，壓力重重的同時，還「以天下
為己任」地替別人服務效勞。
　　
　　賓雁的作品之所以能夠對我產生那麼強的吸引力，另外一個原因大概跟道德概念在作品
中的主要位置有關。在這一點上，我們兩個人有些不約而同的共同傾向。我年輕的時候，還
沒接觸中國以前，已經對道德概念發生了興趣。在大學念哲學系的時候，我選的學士論文題
目是「道德概念是否是普遍的？」論述頗為幼稚，，但很誠懇。結論是肯定的：基本的道德
概念是人類共用的，但共用的原因不是因為有外在的權威——上帝、法律、「合理性」、等
等——而是因為人類的一種共同的、自然的傾向。哲學家感覺得到，老百姓也感覺得到，各
種文化基本上也都接受。因此賓雁的作品反映出中國老百姓的道德概念，在我聽來是舊曲新
唱了。
　　我那一年在中國做研究，除了訪問十幾個「工作單位」以外，還見了三十多位中國作家。
但一直沒能見到劉賓雁。我的接待單位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跟社科院提了幾次想見劉賓雁的
要求，都沒有結果。賓雁老是「在外地」，「」現在不方便「等等。社科院大概沒有意識到，
他們這種敷衍的話，會在一位年輕美國學者的心裡產生多麼大的反作用。遠方的和尚好唸經，
我越見不到賓雁，賓雁的形象在我腦海中顯得越重要，越神秘，越代表我想追求的」真正的
中國「。
　　
　　
　　三，我們是神交
　　
　　回美國以後我編了一本篇幅不長的《劉賓雁小說與報告文學》的英文集子。第一次與賓
雁見面，是1982年他到美國來開第一次在加州大學舉行的「中美作家會議」。在一個雞尾酒
會的場合，我看到了他，走過去握手，自我介紹：「我叫林培瑞，，久仰……」
　　
　　「我知道。我們是神交。」賓雁大概這樣回答了。我現在不能確切記得他的原話是什麼，
但「神交」兩個字肯定用了。當時「神交」對我是新的中文辭彙。雞尾酒會以後忙著去查字
典，心裡感到格外高興。
　　
　　後來與賓雁見面的機會就多了。他1988年從中國出來，先到加州大學來講了一個學期的
課。我當時也在加州大學，準備那一年的秋天到北京去做一年的「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的
事。88年的春天賓雁告訴我，「中國知識界最近挺有意思。你可以記記日記，可能會發生事
情。」賓雁的話果然應驗了。1989的「事情」後來全世界都知道了。「記日記」的勸告也成
為了我的那本《北京夜話》的最早的種子。
　　
　　1990年代初，賓雁和朱洪到普林斯頓來安家後，我跟他們接觸的機會就更多了。普大辦
了一個「中國學社」，開了許多討論會。賓雁給大學生開了一門「當代中國社會」的課程，
賓雁和朱洪編了CHINA FOCUS 和《大路》，活動很多，我在這兒無法一一列舉，但通過這些
活動，我對賓雁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
　　
　　
　　四，我對賓雁的認識
　　
　　我不敢說這些認識「深」到哪兒去，但有一點我覺得很有趣，姑且提出來給讀者參考。
賓雁的個性特點裡，有一種「陰陽對比」的關係，看上去是矛盾的，但在他的身上卻是統一
的。
　　
　　比如，他非常關心中國，似乎天天不忘，時時不捨，但他個人的性格又很難說是典型的
「中國」性格。先說第一方面：他的關心中國。我認識不少「流亡海外」的中國朋友，流亡
若干年以後走的路子也慢慢就很不同了。有唸書拿學位的，有做生意發財的，有信教去講道
的，有嫁美國人養家的，但無論如何，這些路子多多少少都使人走出中國的心理境界，融入
西方的世俗社會裡面。在我認識的這些朋友中，沒有一個人比劉賓雁更加把「心」留在了中
國。
　　
　　有任何一點關於中國的資訊，他總感興趣，有任何人從國內出來，他總願意聽聽情況。
的確，賓雁的興趣不限於中國，他對全世界的新聞都感興趣，知識面也很廣，掌握的歷史知
識很深。但他對美國、拉丁美洲、歐洲、前蘇聯等地的興趣，常常都是跟中國有關係的。中
國跟人家怎麼比較？哪些方面能借鑒？三十多年前哥倫比亞大學名教授夏志清先生寫了一篇
文章，題名《現代中國作家的負擔：被中國魂牽夢擾》（obsessed with China ）。夏先生
所指的是「五四」一代的魯迅、老捨、巴金、茅盾等人，但我認為這個特點在賓雁的身上
（以及二十世紀下半葉其他比較優秀的中國作家的身上），也相當明顯。
　　
　　陰陽的第二面呢？儘管賓雁很關心中國，多麼被中國「纏住」了。可是有一些「中國特
色」在他的身上並不容易找到。中國人的耐心是有名的。逆來順受，遇到不公正時心裡酸可
是不吭聲，得過且過，免得惹更大的麻煩。看到普遍問題，影響很多人的利益的問題，還是
常常不反抗，讓別人站出來吧。槍打出頭鳥，還是做旁觀者安全。魯迅早在《阿Q 正傳》裡
就把這個「民族特點」提出來了，後來在後半世紀的極權主義制度之下這一特點又惡化了許
多。但劉賓雁呢？在這方面多麼「不中國」！看到不公正，說！面臨挑戰，寫！「人妖之間」
出來的時候怎麼會顯得那麼獨一無二？難道唯獨劉賓雁看到了腐敗現象嗎？當然不是。劉賓
雁的希奇是因為有膽子把它寫出來。作品馬上在全國打響的現象正好說明千千萬萬別人早就
看到了腐敗問題。前不久我跟賓雁作了一次較長的錄音訪問，我問他這一方面的性格怎麼會
顯得跟一般同胞那麼不同，他說他幼年在比較開放的哈爾濱長大，父母也對他較為放任，這
兩點可能是因素。但天然性格當然也是一個因素。無論如何，這對比是值得注意的：那麼熱
愛中國，又在性格上那麼「不中國」。這就是賓雁。
　　
　　賓雁的另外一方面的「陰陽對比」，是他能夠同時照顧到大理想和小細節。理想自然是
宏觀的東西，概括性盡量廣的東西。（這一點康得可能說得最好：衡量一項行為的「善與不
善」的標準，是你能不能把它的準則無限地擴大化。）賓雁的作品沒有一個不充滿理想概念。
揭發黑暗當然不是為了黑暗本身，而是為了起襯托作用，為了說明有「不黑暗」的可能性。
沒有理想，「揭發」的概念沒法運作。但有趣的是，雖然賓雁的文章裡一直關心宏觀理想，
一直被理想纏住，但寫的內容多半是小細節。這寫法給文章一種活生生的氣息，而且作為把
理想介紹給讀者的寫作方法，也是比較聰明的。與其大叫大喊「腐敗是不對的！」不如客觀
地、細緻地把事實寫出來，讓讀者自己得出結論。最後的結論肯定跟作家的一樣，但讀者自
己「發現」比作者給他說教，印象要深刻得多。
　　
　　
　　五，我對賓雁作品的認識
　　
　　有人說賓雁的作品有點「鬆散」，組織似乎不太嚴密，小細節顯得多了一些，時間的敘
述不一定直線，空間也會跳來跳去。但如果說這些都是缺陷，倒不如說是它的長處。第一，
賓雁的小細節是選得很精明的，很難找到一個不起作用的細節。例如，關於時間和地點的
「不嚴密」安排，我覺得我們應該先這樣問：要是敘述「不嚴密」的話，為什麼整篇文章能
給讀者很強——不是一般強，而是非常強——的「統一」的感覺？是什麼把它統一化了？托
爾斯泰有過這樣一句話：
　　
　　一部作品給讀者的「統一」感覺，小部分原因是因為人物、題材和情節的結構，而大部
分原因是因為作者的道德視野一直存在，，一直靠得住。
　　
　　我覺得把托爾斯泰的這句話放在賓雁作品上恰到好處。甚至於，我懷疑賓雁的「鬆散」
結構是否在某種程度上故意的——因為作品裡最值得思考的是道德視野層面，用這個線索來
引導讀者，比時間和空間的線索更重要。
　　
　　賓雁作品常常能夠從小細節上說明宏觀問題，來自於他的另外一個特點：他的很不尋常
的分析能力。我在１９８８年春天聽他在加州大學講課的時候得到的印象很深：對任何現象，
他觀察以後再推理，推理以後得出來的結論是你本來沒想到過的。他的作品裡也有很多這樣
的例子。在《關於一次無效採訪的報告》裡，賓雁注意到一位法庭的秘書記的筆記很奇怪。
《人民日報》記者來調查冤案，法庭人員不情願地接受採訪，請人記筆記，但記下來的卻不
是答案內容，而淨是記者所問的問題！這是一個小細節，但說明要害問題：法庭關心的不是
事情的真相，不是案子的真假，而是怎樣對付記者，甚至怎樣預備告記者的狀。賓雁的觀察
和推理很敏銳，說句笑話，來世若不再當記者，可以做一個很好的偵探。
　　
　　還有另外一個例子：１９７９年１１月劉賓雁在中國文代會上講話。《人妖之間》剛出
來不久，引起了爭論，在場的作家都希望賓雁能夠堅持住，不要因為怕事而停筆。賓雁在演
講結尾說了幾句很機智的話，引發了全體的熱烈鼓掌：「我從小數學不好，在小學裡數學課
最差。但有一個數學題目我早就想明白了。一篇錯誤的文章等於一頂右派帽子，但一百篇類
似的文章也等於一頂右派帽子。應該繼續寫嗎？」
　　
　　賓雁的分析能力不僅僅限於對細節的關注。在宏觀的問題上他也很善於推理。最近，他
回顧冷戰的歷史，提出一個問題：1940、50年代形成的冷戰，對整個20世紀的後半葉的深遠
影響——比如，冷戰是否提供了毛澤東可以亂來一通的歷史空間？冷戰是否播下了21世紀的
「恐怖主義」的種子？在這些大本大原的問題上，賓雁的推理能力也很有獨創性。
　　
　　
　　六，培瑞，你恐怕沒懂
　　
　　我記得1998年，賓雁讀了何清漣的《中國的陷阱》以後，極力向我推薦。他把內容要點
講給我聽，我幫他組織了一篇英文書評，在《紐約書評》上發表了。我把初稿寫出來寄給賓
雁，他很客氣，可是也很直接，說：「培瑞，你恐怕沒懂這本書的基本論點。」怎麼沒懂？
我心裡想。我寫出來的都是官方腐敗的例子，也說明了腐敗問題越來越嚴重，現在涉及了外
國公司，而且很多貪官污吏把款子非法地送到外國去存起來了。這些我都寫出來了，文章也
很長。怎麼會還不夠呢？後來，賓雁很耐心跟我解釋了他的看法。賓雁的意思是：何的書證
明腐敗的大幅度的增加只是她的一部分貢獻；書的新突破，最重要的貢獻，是幾點關於社會
本質的變化的問題，即：
　　
　　——原先「工作單位」的公家財產被剝奪（等於被偷竊）到私人的手裡。許多「市場經
濟的擴大」不是致富而是財富轉手而已。
　　
　　——偷竊國家財產的人和政權之間有默契：我允許你偷，你支援我。（何況，多半偷財
產的人本來就是政府的官員。）
　　
　　——工人老百姓並不愚蠢。清清楚楚地看到「公轉私」的新局面，整個社會的道德風尚
因此也受到嚴重的損害。（上面在大搶特搶，我小老百姓何苦那麼規矩呢？）
　　
　　賓雁解釋了這些道理之後，我一下子明白了。他說的對，我本來是真的「沒懂」。我看
到了同樣的事實，但沒能像賓雁那樣分析得那麼深刻。
　　
　　1996年夏天我到北京去管理普大的語言班。剛到機場，邊防警察就截住了我，對我不客
氣地說：「上面不同意你到我們國家來。」於是我被迫登上了下一班飛機回到了美國。以後
的八年，我一直拿不到簽證，無法到中國去。常常有人問我：「你作為漢學家，無法到中國
去，不覺得孤立嗎？」我總是告訴他們，我要是一個二十多歲的研究生或助理教授，我真的
要擔心黑名單會影響我的工作機會和事業；但在我這樣的年齡的漢學家來看，腳踏不上中國
領土，雖然有些難過，有些不方便，特別是有些事情應該做而沒法做，但我心裡並不覺得
「孤立」。
　　
　　為什麼我不覺得孤立呢？一方面是因為大學的圖書館很充沛，幾乎所有需要的書報都可
以拿到手。還有現代世界的通訊手段——電話、電郵、萬維網——天天給我的資訊多得我常
常覺得應付不過來。
　　
　　資訊足夠，但感情上怎樣呢？中國安全部把我歸類於「反華」人士、「敵對外國勢力」
等等，難道我對中國不覺得有點「異化」嗎？但我感覺不到。真的絲毫沒有異化的感。這又
是為什麼呢？反省自己的內心，我覺得最重要的因素是我的中國朋友。前不久過60生日的那
天，賓雁朱洪等二十多個中國朋友來到我家裡慶祝。有的是從很遠的地方來的。我的中國，
是這些朋友所代表的中國，也是魯迅的中國、老捨的中國、聞一多的中國、乃至侯寶林的中
國，等等，等等。與江澤民，羅干之輩的「國家機器」完全是兩碼事。在我的感情裡，劉賓
雁願意來慶祝我的生日，羅干同時給我戴上「反華」帽子是有點荒誕的，甚至是又滑稽又好
玩兒的。帽子戴起來輕如鴻毛，一點兒也不影響我對中國的感情。（有趣的是，要是羅干們
一旦改口說林培瑞是「中國的朋友」，那頂帽子的問題就大了。與羅干說的那個「中國」—
—或者當上像基辛格那樣的「朋友」，我可不行。）
　　
　　中國官方很喜歡用「代表」兩個字。各層政府都有「人民代表」，江澤民發明了「三個
代表」，使館的人到普林斯頓大學訪問的時候介紹自己是中國人民的「代表」。——多可憐
的兩個字，用在那麼多的空話裡！我們給這兩個字翻身吧！在我這個用了大半輩子來研究中
國的漢學家的眼裡，沒有人比劉賓雁更值得做當代中國的代表——劉賓雁，他代表我心中的
中國。
　　
　　2004年10月15日於普林斯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