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東歐共產黨的回潮 李景功 一個一個令人驚奇的現象出現在歐洲。在社會主義大家庭土崩瓦解短短幾年之後 ，一個幽靈——共產黨的幽靈似乎又在歐洲徘徊。剛剛結束的匈牙利大選，霍恩領 導的社會黨獲得絕對多數，這不過是此一現象的最新一幕。在立陶宛、波蘭、烏克 蘭，原共產黨後繼黨(以下簡稱後共黨)已經獨掌政府大權。在羅馬尼亞、保加利亞 、塞爾維亞、斯洛伐克，後共黨身居要津。在俄羅斯去年十二月大選中，後共黨也 獲得勝利，形成鉗制住葉利欽總統行動的強大反對派。甚至在德國的原民主德國部 分，後共黨——德國民社黨也在地方選舉中顯示了實力，例如在勃蘭登堡州選舉中 以21.2％的選票領先於科爾總理領導的基督教民主聯盟而居第二位。 曾經流行過一種觀點，後共黨僅是舊政權過時人物的殘留部分，主要力量來自那 些在社會變革中處於淘汰的階層。黨的領導位置由舊政權高、中層幹部佔據，黨成 員的高齡化又自發阻撓將權力交棒於青年一代，因此這種黨不會有前途。現在看來 ，這種觀點把問題看得過於簡單了。 獨聯體外的原共產黨與中國共產黨有一個差別：它們在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獨立發 展的機會，一九五六年在匈牙利，一九六八年在捷克曾做過勇敢的嘗試，但很快就 被老子黨鎮壓下去了。在鐵幕冷戰時代，即使蘇共本身，為了維護共產主義陣營的 秩序，也無法集中精力解決本國的問題。共產陣營垮台使共產黨陷於休克狀態，但 它們並未死去，籍著若干原因，它們又找到復甦的機會。這一次場面大不一樣了， 再沒有外國黨的干涉，盡可自主發展。從這一點來看，後共黨在陣營瓦解中雖然失 去了靠山，卻獲得了一種「解放」，這種解放已使各個後共黨根據不同傳統和國情 發展出不同特色和個性，就像在西歐各共產黨所見情況那樣。昔日共產國家一個面 孔的時代，已消失在歷史之中了。 今天的歐洲政治現實證明了上述論點。匈、波、斯洛伐克及波羅的海地區的後共 黨已接受了社會民主的概念，獨聯體後共黨仍堅持保守的意識形態，而巴爾幹地區 的後共黨則持中間立場。在下述一系列問題上的態度，將使歐洲後共黨如光譜分析 一樣照出它之間越來越明顯的區別：是主張政治上建立強大的中央式國家，經濟上 側重國家預算模式呢，還是主張縮小國家權力，實行地方分權和地方自治？是主張 在優先發展私有經濟的基礎上建立市場經濟呢，還是主張實行對私有制、市場經濟 加以限制的國家調整經濟？是極力爭取外國資本，極力爭取機會以成為世界經濟之 一員呢，還是在國家利益第一，國家資本積累優先的口號下阻礙將企業和資源出售 給外國？是主張社會各種層面各種利益集團自主自由發展以形成公民社會的架構呢 ？還是主張取向於國家權力的秩序和紀律？是主張聯繫於社會義務的個人主義呢， 還是主張為一個至高無上利益服務的集體主義？是主張與歐洲連為一體呢，還是主 張強權國家主義？ 雖然歐洲後共黨已經分道揚鑣，正在演變之中，但畢竟像征著共產黨勢力東山再 起，自然引起民主派的憂慮。索爾尼琴大聲疾呼俄羅斯還沒有實現真正的民主，可 以說是警世之言。這個問題對中國局勢演變也甚為重要。那麼，究竟是哪些具體原 因導致歐洲共產黨回潮？現在看來，有下面幾條。 第一，共產黨政權倒台初期，普遍有一種「革命成功」心理，期待經濟也會很快 翻身。未料經濟重建過程如此艱難，所持續時間之長已使人們難以接受。特別當改 革過程觸及到群眾的最基本利益時更引發了不滿和對抗。人們雖然珍惜今天的自由 ，但眼看舊體系提供給他們的那些簡陋的保障被剝奪時，他們又體會到此種保障的 重要，甚至超過自由。如果改革派未處理好這一問題，對此種局勢掉以輕心，連一 個展望都拿不出時，人們就開始轉向主張放慢政改步伐並廣泛承諾重建社會保障和 社會公平的後共黨。 第二，共產黨原有組織資源依然存在，後共黨成功地利用了這一資源。幾乎所有 的後共黨都與前國家工會轉型的組織建立緊密的聯繫。這不但使後共黨獲得穩定的 票源，而且在全國範圍內有可供支配的組織機構，建立有效的黨機關和出版群眾宣 傳刊物。因此，比之其它剛剛紮下根的新黨派，後共黨可以說不但是正規軍而且裝 備精良。 第三，曠日持久的社會生活緊張狀態使人們對共產暴政的憤怒開始消散，轉而期 望一種能提供最小程度社會保障的「真正的社會主義」。那個靠激進的反共立場贏 得公眾支持的時代已經過去，那個以繪製建設藍圖取得政府領導權力的時代也已經 過去。現在是解決具體問題的時代了。而民主派精英們的精力大多消耗在沒完沒了 的爭論中。此種局面給長於控制局勢和技術治國的黨派提供了機會，後共黨恰恰在 這些方面具有更多的經驗。它們還有一個有利的條件：許多後共黨領導人物或者在 前政權時期佔據高位時就顯示過能力，或者曾經投入過國家民主和獨立的活動從而 贏得聲望，諸如匈牙利的霍恩，波蘭的克瓦尼斯基，立陶宛的布拉曹斯卡斯都是如 此人物。 第四，在獨聯體外的後共黨獲得越來越多選票，還有一個已在上文提到過的因素 起了作用。如今人們相信，後共黨不可能再像過去那樣變成某一外國的代理人了， 包括波蘭的瓦文薩，匈牙利的貢茲在內部都強調過此點。確實，沒有來自莫斯科那 樣的背景，匈牙利事件、布拉格之春就不會重演。因此對許多人來說，後共黨已成 為一個安全的選擇了。一些後共黨進一步將聯繫重點轉向歐洲，更提高了它們在選 民中的可接受度。 當然，九十年代以來，世界經濟普遍蕭條不振，使歐洲原共產國家正在轉型中的 經濟雪上加霜，匆匆上台的民主派對之束手無策。令歐洲共產黨人啼笑皆非的是： 一九八九年開第一槍將民主運動鎮壓下去而繼續掌權的中共，卻在經濟上獲得長足 的進步——至少在他們眼中看來是如此。這無疑也助長了歐洲共產黨人躍躍欲試的 勇氣。 回過頭看，從一九八九面到一九九一年發生的歷史變革，與其說是恐龍時代結束 ，不如說是一幅樹倒猢猻散的畫面，猢猻們如今已找到土地，開始適應新的生活。 這將是一段充滿未知數的進程，因為一個處於過渡的充滿變化的時代剛剛開始。後 共產黨所利用的機遇同時也是對它的鉗制，它們有辦法滿足對選民作出的廣泛的承 諾嗎？它們有辦法能將內部各種主義各種訴求長期混於一起而不致分裂嗎？這無論 對已執政或爭取執政的後共黨都形成嚴峻的考驗。朝前看，西歐的共產黨也許是它 們未來的一面鏡子。有的黨也許會走葡共、希共的道路，堅持正統的路線；有的也 許會走法共的道路，採取中間立場；也有的黨也許會走意共的道路，逐漸向社會民 主主義靠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