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沒有必然規律和目的 (北京)周舵 我們迫切需要新啟蒙 　　唯物論（包括「歷史唯物論」即經濟決定論）信仰——不是宗教信仰，是一套哲學本體 論和知識論信仰——造成的一個特別有害的後果，是低估思想觀念、理論和知識分子的作用， 為民粹主義提供了理論基礎。愛因斯坦說過，「沒有方法論，無異於陷入原始的泥沼」；米 爾（J.S.Mill，舊譯穆勒）也曾說,「有人總是蔑視思辨哲學，但是它實際上卻是這個地球 上對人們影響最大的東西，它實際上超過了任何其他種類的影響力」；哈耶克說得就更多了， 幾乎每本著作都要反覆提起這個話題，比如我隨手引來的這一段：「認為無需一種理論也能 找到任何事物的因果關係，或這樣的理論會在事實積累到足夠多時自動出現，這純粹是一種 幻想。複雜的社會實踐尤其如此，缺少系統的理論所提供的分析工具，人們幾乎注定會對它 們作出錯誤的解釋。凡是不想自覺地利用一種明確而可靠的邏輯論證的人，通常只會成為他 們那個時代大眾信念的犧牲品」——我得補上一句：只會成為種種荒誕學說的犧牲品。在21 世紀這個「知本主義」的時代，最可怕的還不是愚昧無知，而是被一整套知識化、系統化的 偏見偏執、被一堆偽科學的思想垃圾塞滿頭腦卻不自知。一隻乾淨的空桶隨時可以注入美酒 佳釀，但若是一隻塞得滿滿的垃圾桶……！21世紀之所以不可能是中國世紀，首先就是因為 我們至今還是一個垃圾桶民族——就算是用最先進的材料做的垃圾桶，終究還是垃圾桶—— 而我們自己死也不肯承認。知識有種自我強化的特點：越有知識的人越懂得知識的價值，反 之則反之。這是教育不應當產業化的理由之一，市場在這裡會失靈。但更糟糕得多的情況卻 是，一個「上愚下智」（愚者居上，智者在下）的專制政府控制教育；這是中國決無可能創 立世界一流大學的主要原因。我們的教育在很多方面仍然是在按照政府的旨意製造垃圾、灌 輸垃圾，這樣的民族怎麼可能振興！我們迫切需要一個從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這個新蒙昧中 徹底解放出來的新啟蒙運動，這比什麼都來得重要。否則，我們就永遠是世界主流文明之外 的野蠻民族；我們越強大，對文明世界的威脅越大。 　　我很願意相信「民主是歷史必然規律」——要是真的那樣該多好啊，我們可以盡情地吃 喝玩樂，玩累了便躺下來睡大覺，民主照樣會掉到我們頭上來，就像太陽必然從東邊升起一 樣！就憑這一點，該命題也不真。事實上，科學（特別是當代的耗散結構理論）告訴我們的 恰好相反：人類歷史沒有必然性（這和「未來不可預測」，以及「歷史允許假設」是一回 事），歷史自身也沒有意義和目的（比如「進步」）；歷史是我們人類在重重約束下從多種 可能性中作合目的選擇所得到的不盡合目的（「意外」）之結果。雖然我們不能隨心所欲地 創造歷史，但我們確實可以在多種可能性當中作選擇，並且創造出過去從未有過的全新事物； 雖然歷史本身沒有意義和目的，但我們確實有能力為實現我們所嚮往的意義和目的而奮鬥， 並且取得或大或小的成功；雖然我們不是全知全能的上帝，但我們也絕不是任何一種神秘力 量（命運、必然性、歷史規律）手中的純粹被「決定」的牽線木偶。在古代，世界各處的人 們對歷史的看法都差不多，要麼認為歷史是由神意、由命運等等不可測的神秘力量隨意撥弄 的，要麼認為歷史是治亂循環，「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之類。「歷史必然性」 的信念，歷史決定論、歷史唯物論（有人照構詞法譯為「歷史主義」，不妥）的核心信念即 「歷史受控於明確的歷史演化法則，這些法則將使我們能夠預言人的命運」（波譜爾）的信 念則是西方理性主義世界觀的特產，源於古代希臘。近代科學的出現和這個理性主義傳統有 特別密切的關係，要說它是西方文明區別於其他文明的最大特點也不為過。理性主義世界觀 認為，在大千世界一堆堆紛繁雜亂的個別現象背後，一定有普適性的秩序、規律或法則存在， 它們和人類理性同出一源，因此人類理性有能力找出這些普遍規律，以簡馭繁，把雜亂多變 的「現象」整理成秩序井然的不變的「本質」。科學精神就是由此產生，科學說到底就是要 尋求這些普遍規律；科學所使用的主要工具——數學和邏輯也是由此產生。希臘人，以及通 過普羅提諾這樣的新柏拉圖主義哲學家而深受希臘理性主義哲學影響的基督教神學所信仰的 上帝也是理性的上帝，而不再是《舊約》當中那個動輒雷霆震怒、隨意殺伐的感性上帝，否 則，也絕不會有伽利略和牛頓——他們研究科學絲毫不曾想過滿足社會需要，或者科學究竟 有什麼用，他們一心想用科學來榮耀上帝，證明神賦予宇宙的秩序是多麼奇妙。雖然和一切 不受限制的權力一樣，教會享有的精神和政治權力也一定導致腐化，為了維護這些權力教會 干了許許多多不該幹的事情，但這是另一回事。 馬克思主義決定論的自相矛盾 　　常言道，「失敗乃成功之母」，但反過來也能成立：成功乃失敗之母。任何一樣東西有 了效用，一定就有人濫用，不把它推到極端、推到「物極必反」的地步不會放手。牛頓力學 的決定論範式取得的巨大成功（不研究科學史的人往往低估這一成就），使這一範式成為科 學方法的典範，誘使人們把它應用到一切學科領域，包括歷史研究領域，這就有了歷史決定 論。但馬克思的歷史決定論還有另一個重要的來源，就是德國古典哲學特別是黑格爾哲學， 這就使馬克思主義的決定論成為一種奇特的自相矛盾的決定論。 　　黑格爾哲學的影響既深且廣，但這影響卻是糟糕之極。他當然也應該算是對那個重要無 比的「休謨問題」（歸納法有效性問題）的回應，可惜得很，是一種糟糕到無法想像地步的 回應。休謨對科學方法的進步貢獻極大，他是給牛頓決定論的樂觀信念以致命一擊的頭一人； 這一樂觀信念是：只要我們掌握對像界任一時刻狀態的全部情況，根據科學提供的規律，便 可以預見任一時刻事物唯一的確定狀態。可以說，自休謨以後，全部哲學和科學方法論都是 對「休謨問題」的回應。人類理性並非萬能，它只能應用於由經驗事實構成的現象界，一旦 超出其固有的限度，試圖解答本體論問題（世界的本源、本質是什麼？）和「上帝是否存在」 之類的問題時，理性就失去了效力，此時理性失敗最明顯的證據就是導致「二律悖反」，即 合邏輯地推導出兩個相互矛盾的命題——這樣，休謨問題就成為康德問題，繼續折磨著人世 間一切最智慧的頭腦。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黑格爾這個對當時的自然科學幾乎一無所知的半 通不通的門外漢居然也來嘗試解答康德的「二律悖反」這個頭號難題！他的辦法卻是出奇地 省事簡便——和世間一切革命黨以及一切異想天開的學術外行如出一轍——就是不管三七二 十一，不顧忌所有的基本規範，乾脆宣佈矛盾不但是允許的，而且是天大的好事！好到什麼 程度呢？矛盾不但是世間萬物的本質，並且是一切運動、變化發展和進步的唯一動力和源泉！ 這真是前所未有的大顛覆、大革命、黑白大顛倒（馬克思說黑格爾的辯證法「本質上是革命 的」，一點沒錯），但他顛覆的不是別的，恰恰是人類知識和文明的全部基礎，製造出的卻 是西方文明史上從未見過的毒性最為劇烈的精神毒劑。從傳記上可以看出（見梅林《馬克思 傳》），馬克思所受的全部正規教育當中值得一提的，幾乎只有黑格爾的這一套瘋狂的囈語， 其他的科目馬克思根本漫不經心，也沒留下什麼印象，至於自然科學於馬克思乾脆就是完全 空白——這一點也不奇怪，歷史真相和共產黨的無知吹捧相反，當時的德國除西部的萊茵省 之外，正是歐洲文明的一個最蠻荒的黑暗角落；馬克思大學生涯後三年就讀的柏林大學雖然 是德國最好的大學，不幸，德皇欽命成立這間大學，用意就是要拿它作為官方灌輸「普魯士 精神」和進行思想控制的御用工具；黑格爾教授（後來作了柏林大學校長）就是這些工具當 中讓普魯士政府最暢心快意的一件。就是這位毫無學術廉恥的黑格爾，鄭重其事地把那個時 代歐洲最野蠻專制的，軍國主義的普魯士國家宣佈為「絕對精神」辯證演化的最高成就、人 類歷史進步的終點和頂峰，並且公然讚頌戰爭和暴力是歷史進步的推動力。 　　馬克思的廉價哲學一點不比黑格爾高明。他竟然以為一個「頭足倒立」，輕輕巧巧就把 黑格爾的「熱昏胡說」（馬克思自己對黑格爾的評語）魔術般地變成了全部哲學和科學方法 論的頂尖成就——除了把唯心主義的「絕對精神」換成了唯物主義的「物質生產方式」之外， 其他一切照舊。多麼神妙而傑出的，讓世間一切不喜歡、不習慣邏輯思維和科學方法嚴格訓 練的文人，和小知識分子心醉神迷的德國哲學戲法啊！ 　　像所有那些鬼迷心竅，讓自己某種異想天開的「創造發明」徹底套牢的門外漢那樣，馬 克思的全部理論體系都既不是在認真研究了充分的事實資料之後歸納概括出來的，又不是用 科學的假說－演繹方法推導出的，而是早在他大學畢業後不久，幾乎完全是用黑格爾的那套 辯證大戲法一下子就「悟」到的。他後來的大半生所做的一切「科學」研究，就是絞盡腦汁 為這具魔幻世界的恐龍骨架添補血肉。詳細的分析這裡不能做了，我只想再說一句：凡是出 自邊緣人群的一切「革命」，不論是在哪個領域裡的，通常都不會有什麼好結果。馬克思本 人就是學術邊緣人的一個典型事例，他和主流學術界不但沒有平等、理性的交流和對話，而 且根本拒絕這個交流和對話——馬克思用階級鬥爭的真理相對主義（不同階級的真理根本敵 對）乾脆封死了交流和對話的大門。這就必定使得馬克思主義成為一個自說自話、自我吹噓、 極端偏執片面的封閉僵化體系。 　　馬克思的歷史決定論（歷史唯物主義、歷史辯證法、經濟決定論）不能說沒有一點積極 意義，比如說，由於他極端強調經濟因素的歷史作用，就使早先的歷史研究中對經濟因素的 忽略這個偏向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糾正。但是，這一點學術貢獻卻遠遠抵不上其他方面的通盤 錯誤。他那個「社會基本形態」依次演化遞進的歷史進步辯證模式包括好幾重嚴重錯誤：方 法論上的單因果單方向決定論（正確的方法應當是多因果相互作用的非決定論），進步主義 （人類歷史是一個不斷上升的、進步的過程），烏托邦理想主義（終極理想的和諧完美世界 是一定會實現的），歐洲中心論（歐洲文明的歷史軌跡是全人類歷史演進的普適規律和典 范），革命崇拜（把矛盾衝突、階級鬥爭和暴力革命當作歷史前進的唯一動力），……等等。 這個從根基上全盤謬誤和極端片面的學說在馬克思手裡還是多少留有餘地、有一定靈活性的， 經過斯大林那個毫無學術研究能力，只受過俄國東正教教會中學低劣教育的頭腦的一番低劣 化改造，就徹底成為荒謬絕倫的原始、奴隸制、封建、資本主義、共產主義五種社會基本形 態普遍規律說，至今仍然攪亂著全球絕大多數華人的頭腦——不但大陸華人，台灣人、海外 華人也都開口閉口中國傳統的封建專制主義、夏商周的奴隸制，煞有介事地探究「中國為什 麼沒有產生科學革命、工業革命和資本主義」，卻不知道這些毫無根據的偽命題全都是經斯 大林改造過的馬克思偽學。中國既沒有過封建社會和奴隸制社會（馬克思還算能夠遵照西方 傳統，稍許嚴謹地把後者稱作「古代社會」，有「古典」、「典範」之意），封建主義又恰 恰是王權專制的對立面，中國更是沒有任何理由應當自行發生科學、工業革命和資本主義革 命（可參見「讀書報告之四」）。僅從這一個例子，就足以表明我們這個民族的知識水準已 經敗壞到了多麼可悲的地步！ 波普爾與哈耶克對歷史決定論的批判 　　西方學者中肯花費幾乎半生的心血對馬克思的歷史決定論作系統、深入批判的，恐怕只 有波普爾一人。波普爾除了是一位了不起的科學哲學家之外，還是一位熱忱的理想主義者， 一位堅決捍衛自由的鬥士。我們甚至可以說，他在這兩方面的工作是緊密聯繫、互相促進的。 他一生的兩大理論成就——批判理性主義（證偽主義），和對歷史決定論的系統批駁，全都 是對那個時代西方文明遇到的最大理論挑戰——馬克思主義偽科學的回應。比較之下，極權 主義的另一翼——納粹主義在理論上根本談不上「挑戰」和「威脅」，它幾乎不值一駁。波 普爾社會和政治理論的兩部主要著作《歷史決定論的貧困》和《開放的社會及其敵人》的主 題就是一個：歷史決定論是偽科學，是左翼極權主義的主要理論支柱。 　　兩部書都成書於二十世紀四十年代，距今超過半個世紀。用今天的眼光去審視，我們不 難從中挑出許多不足，但他的基本立論仍然穩穩站立，未被動搖——不僅未被動搖，科學哲 學的長足進展給他的理論增添了許多新的支持，而列寧—斯大林體制的徹底崩潰，更從事實 上提供了強有力的檢驗證據。 　　在借重批駁歷史決定論的思想資源時，我們一定不能忽略當代自由主義大師哈耶克的幾 部重要著作：《通往奴役之路》，《科學的反革命》和《致命的自負》。就因為直斥社會主 義計劃經濟是「通往奴役之路」，哈耶克成了全世界左派知識分子的頭號敵人，背了半世 「反動分子」的罵名。幸虧他活得長，且活在當今變化快的世界上，否則他勢必和自古以來 的聖賢一樣時運不濟——「古來聖賢多寂寞，唯有庸者留其名」；證諸歷史，「聖之時者」 （合乎時宜的聖賢）少之又少。 　　認為人之異於、勝於禽獸者，非理性無它，這不是近代才有的觀念。但是，認為理性萬 能、科學萬能（科學無非是人類理性思維的產物），理性或科學是宇宙萬物唯一至上的評判 標準，「世間一切事物都必須站到理性的審判台前辯明自身存在的理由」，卻是十八世紀法 國啟蒙學派留贈近代世界的最大遺產。它的正面價值只能從當時歐洲大陸新舊勢力激烈衝突 的時代背景中去理解：「理性」是那個時代的新興社會力量和頑固守舊的保守勢力拚命維護 的「傳統」作鬥爭的主要思想武器。然而在那個倒楣的法國，一個極端激發另一個極端，極 端的守舊與極端的激進兩軍惡戰，黎民遭殃，這是新時代的大變革已經迫近門檻時，一切政 治上無能的民族所遭遇的最大不幸。馬克思這個「思想巨人」的獨特貢獻，就是把這種極端 主義的政治邏輯，拔高、編織成一個貌似科學的龐大理論體系，從而使得這種極端主義政治 借助理論上的合理化、神聖化，獲得了比產生它的那種具體的、一時的歷史情境久遠得多的 生命力。原本是階級鬥爭戰場上易榭的血腥花朵，現在卻幻化成了催生無止無休階級鬥爭的 一隻巨龍。如果自由世界沒有自己屠龍的巨人和利劍，整個人類就有遭受左翼極權主義新奴 隸制長久奴役的巨大危險。波普爾、哈耶克和其他許多自由主義思想家的歷史功績就在這裡： 他們揭穿了「巨人」的泥足本質。 　　政治上的激進主義，方法論上對理性和科學的濫用（「唯理主義」、「科學主義」）， 以及歷史唯物論、歷史決定論、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階級鬥爭、暴力革命、無產階級專政等 等，這一整套偽科學，從思想認識根源上說都是一回事，都是近代西方文明把人類自身自我 神化，人的權能感、優越感惡性膨脹，自以為能力無邊，不但能夠把握一切自然界和人類社 會的「必然規律」，還能操控一切、改造一切的那個「理性僭妄」、「致命自負」的產物。 這場惡夢在西方世界已經終結（當然不會是完全徹底的），反倒是我們這些非西方，和半西 方世界（如蘇俄）的不幸民族，仍然深受其害。對於我們來說，它不是惡夢，是活生生的現 實，是深植於我們每個人靈魂之中的政治基因，已經成為我們天性的一部分。不是別的，正 是這個極端主義政治基因，成為我們走上自由民主之路的最大障礙。 政治家不可逾越的硬約束 　　也許有人會質疑說，好吧，就算歷史決定論站不住腳，但是，相信「自由民主是歷史規 律，誰也不能阻擋」也只有好處，沒有壞處。看看共產黨吧！要不是相信了共產主義是歷史 規律，哪會有那麼多人去為它拚命奮鬥？政治離不開宣傳，成功的宣傳，就是好政治。 　　我得承認，這個設問不好回答。手段和目的之間的關係錯綜複雜，社會科學主要就是研 究這個難題，至今也難說有真正稱得上是邏輯嚴密的理論成就。當今的社會科學充其量只能 稱之為前科學而已（遑論一個半世紀前的馬克思！），但我至少可以提供幾條不同意見，以 供參考。 　　首先，沒有人願意被欺騙。誰也不想當傻瓜。不真實的宣傳手法只有在不被拆穿的情況 下才有效，才會「成功」。很遺憾，熱衷宣傳手法的人出生太晚，歷史決定論的宣傳手法已 經被包括波普爾在內的許多學者拆穿了，總會有人出來說「不」，讓宣傳不那麼有效。這樣 一來，要想不被人指責為「欺騙」，就得自欺，先得自己把宣傳信以為真。而且，「謊言重 復千遍就成為真理」這條法則對說謊者本人也適用，謊言說來說去，你自己往往也會信以為 真，至少會對它的「假」喪失警惕。這就會導致另一個嚴重後果：它使我們頭腦簡單，行為 魯莽。既然歷史規律指定了只有一條路可走，那我們就不必費力去尋找別的出路，不會在各 種可能的選擇之間仔細、審慎地作比較（作成本效益分析）和選擇。情況往往是，我們甚至 根本不去考慮什麼成本（代價）和收益（效益）——既然路是現成的、唯一的，那當然是沿 著它跑得越快越好——反正不管代價多大，勝利都是鐵定了的，「正義的事業必勝」！這種 兒戲似的政治，是會導向成功，還是慘敗，在我看來結果不言自明。 　　再者，熱衷於宣傳手法的人骨子裡都是把自己看作高踞於普通人、「庸人」之上的英雄 （我不是說英雄行為、英雄主義不好，我是說「高踞」不好），內心深處對於平頭百姓們所 珍重的那些平平庸庸的利益，衣食飽暖、出入平安之類根本不以為然（這種心態時常會從他 們的公開言論中流露出來），他們的價值觀、人生觀本質上和共產黨人一樣，都認定為某個 高尚的遠大目標犧牲掉這些卑下、庸俗的眼前利益不但是正當的，而且這種犧牲正是道德高 尚的證據！自古以來，這一類道德高尚但冷酷殘忍的人絕非少見。他們有時能行大善，但大 多數情況下卻是做大惡；通常都是事與願違，毀了自己和追隨他的人們不算，還賠上無數無 辜者的辛酸血淚。就算在特別幸運的情況下，他們一時間僥倖成功，這種人也多半會被權力 異化，一步步演變為專制獨裁的暴君。共產黨人走的就是這條路；我不認為有任何理由說， 這可以稱之為「成功」。 　　我個人的信念是：億萬普通人的福利（以他們自行認定的為準）是政治家不可逾越的硬 約束；「審慎」永遠是政治家的第一美德；犧牲有時是必要的，犧牲永遠高尚，但犧牲必須 自願，絕對不可以強制——不管是用暴力，還是用宣傳煽動和欺騙這種變相的軟性強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