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探索】 抗爭的聲音：《青年論壇》和《蛇口通訊報》 ——中國大陸媒體向極權挑戰之四 曹長青 和《深圳青年報》遙相呼應、同樣大膽涉入理論禁區的有由一批思想敏銳的青年 學者主辦、在武漢出版的《青年論壇》。該刊在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創刊號上發表了 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的長子胡德平的文章「為自由鳴炮」，為自由正名，強調自由 是人類共同的精神價值。在中共統治下，自由，一直是一個禁忌的字眼。該刊卻連 續發表文章：「自由的命運及其他」、「關於自由的三則對話」、「為學術自由呼 號」，提出「由自己的感覺、意志和思想來決定自己的行為的人才算得是一個人； 只是由別人的感覺、意志和思想來決定自己行為的人就不能算是真正的人。」在「 理論創新與當代中國」、「當代中國的主題」等文章中，作者旗幟鮮明地提出，批 判封建主義、反「左」以及發展商品經濟是解決中國社會一切癥結的根本一環。 講別人不敢講的 該刊發表的沉揚（蔡崇國，現流亡法國）的《論一九五七年》和胡為雄的《也論 一九五七年》份量更重。文章全面否定了一九五七年那場迫害知識分子的「反右」 運動，並對這場悲劇的發生因素進行詳細探討。中共當時雖然平反了大部分「右派 」，但對這場政治運動仍然持肯定態度。這些文章的發表明顯是對官方觀點的挑戰 。對於文化大革命也是如此，官方雖然否定了文革，但把一切都推到了林彪、四人 幫身上，而迴避文革發生的根本性的社會政治制度問題和毛澤東的個人錯誤 。《青年論壇》為此連續發表了探索文革發生原因的文章，如沉揚的《論一九六六 年》，《論毛澤東晚年和文化大革命》，作者大膽指出，文革的發生，主要是因為 中國現行社會政治制度有嚴重弊端，這種社會制度無法保障人民的權利，無法阻止 野心家和獨裁者鎮壓和迫害人民。著名學者李澤厚著文稱譽「這是至今學術界似乎 還沒有或沒有人敢碰的問題。」「文章的好些觀點是相當有深度的。」該刊繼而組 織了「關於『文化大革命』再認識」的座談會，並摘要發表了很多與會者的精彩發 言。一些學者指出，「文革的發生與我們傳統封閉的、極權體制的效應機制有關。 在這種體制下，既缺少主權者與領導者互相控制的制度，又沒有機構間必要的分工 制衡，這易於產生個人專權。」「為什麼一個有充足的力量養育毛澤東的民族卻無 力制約他，而只能接受他的支配？這裡，我們想到中國延續了幾千年的寶塔式的封 建主義社會結構。」 《青年論壇》還刊發「本報評論員」文章：「政治體制：改革成敗的關鍵」，直 接呼籲，政治體制改革的主要目標不是像有些同志提的是精簡機構，提高效率，「 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根本目標，應該是政治民主化。具體說來，就是民主的制度化 與法律化。沒有高度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現代化。」「改革走到今天這一步，歷 史絕不允許我們倒退，人民不贊成我們回頭，暮氣沉沉就應該進行政治體制改革， 這個改革是我國邁入現代社會的決定性步驟。」 該刊經常組織一些大型學術討論會，討論中國大陸的重大政治和社會問題。如一 九八六年秋，該刊主辦了「跨世紀中國討論會」，邀請了很多敢言青年學者，如遠 志明、李曉明、梁治平、黎明、胡平、王潤生、沉揚、閔琦等，還包括《世界經濟 導報》、《深圳青年報》的記者等，探討中國大陸的政治改革等敏感問題。該刊還 發表很多文章，批評中國傳統文化的陰暗面，特別引用胡適當年「全盤西化」—— 充分世界化的觀點，提出中國要「再造文明」，首先要造成一種民族心理，就是要 認錯，要承認自己不但物質機械化不如人，政治制度不如人，而且要承認道德、知 識、文學、音樂都不如人，只有肯這樣認錯，才會下決心去學習西方。在「論中華 民族的文化自覺」一文中，作者嚴厲批評了那種「中國文化是精神文明，西方文化 是物質文明」的官方觀點。 該刊不僅直接觸及敏感的現實問題，還對幾十年來中共一直禁忌的一些重大理論 問題進行討論。在「出版自由和馬克思主義」一文中，作者閔琦以早期馬克思反對 新聞檢查的有關言論為依據宣傳出版自由，作者認為，「檢查制和思想罪、意見罪 是一對孿生兄弟。有檢查制必定有思想罪和意見罪，因為檢查制是為思想罪和意見 罪服務的。」作者疾呼廢除任何形式的新聞和出版檢查，強烈要求言論和出版自由 。 中國的人權宣言：《論言論自由》 《青年論壇》最引起轟動的文章是青年學者胡平一九八六年秋在該刊發表的長篇 論文《論言論自由》。該文是中共建政以來第一次公開發表的系統論述言論自由的 文章，全面闡述了言論自由作為人的基本人權的不可剝奪性，作為一個正常社會的 不可缺少性。 言論自由在中共統治者的字典中至今都是一個諱忌的概念。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 ，作者就大膽提出，言論自由是人類共同的精神價值。作者結合中國大陸當時的社 會現實，澄清了思想和行為之間的不同，強調思想自由是一個人的基本權利，「一 個人失去了表達自己願望和意見的權利，勢必成為奴隸和工具。」「什麼是言論自 由？那就是發表各種意見的自由。好話、壞話，正確的話、錯誤的話，統統包括。 如果說言論自由僅止於以當權者意志許可範圍之內為限，那麼試問，古今中外，還 有哪一個國家的言論是不『自由』的呢？」在大陸法律條文至今對誣陷、誹謗、煽 動等罪名仍然法律界限模糊、缺乏明確定義的情況下，胡平在文章中對這些罪名從 法理上進行了限界和詳細闡述。他特別指出，對誣陷和誹謗必須要制定嚴格的法律 界限。煽動不屬於行動，不應成為治罪的理由。尤其是中共用來鎮壓批評中共領袖 以及發表不同政治見解的人「惡毒攻擊罪」，完全是以言治罪，是對言論自由的踐 踏。中共當局一直堅持的一個觀點是把自由分為「無產階級言論自由」和「資產階 級言論自由」。作者批駁了這種觀點，提出言論自由「固然是伴隨著資產階級革命 而得到傳播，但它本身是全人類的共同的精神財富，是人類文明進步的優秀成果。 」作者針對當時流行的一些說法批評說，「言論自由不是封建社會的光廣開言路。 那是開明專制。封建社會的進諫納諫之說，並非真正的言論自由，因為臣民的言論 範圍實際上是被帝王的意志決定的。一個國家有無言論自由，不在於當權者是不是 願意傾聽和容忍批評意見，而在於他們沒有權力懲罰那些持反對意見的人。」「言 論不是法律懲罰的對象。」作者尖銳指出，「一個有權禁止一切反對意見的政權可 以擔保永遠被『人民』擁護，因為它把所有反對自己的都排除在『人民』之外。假 使這套邏輯可以成立，天下就沒有一個不受『人民』支持的政權了。一個政權，只 有在充分實行言論自由的前提下，獲得了大多數人民的支持，它才能證明鞏固自身 是正當的。」作者的結論是「關鍵在於要為具有一般智力與勇氣的常人提供一個他 們既容易領悟，又不害怕公開堅持的原則，一個最基本的原則，這個原則能夠維護 人民的基本權利，又能夠為民主的發展開闢廣闊的前景；它應該是整個民主的基礎 ，在它之上，民主的龐大建築才能夠不斷完善，並永遠不會崩塌。依我們看，這個 原則就是言論自由。言論自由權是公民的第一項權利。言論自由是需要繼續爭取的 ，所謂『爭取』，它的真正意義就是讓更多的人民理解它、掌握它。」 胡平的這篇幾萬字的《論言論自由》，寫於毛澤東去逝前的一九七五年。在中國 還處於文革後期的嚴酷專制氣氛中，作者就勇敢地對有關言論自由等重大理論問題 進行了嚴肅的思考。但文章寫成後，在大陸當時的政治環境下，根本無法發表。一 九七九年北京民主牆時，他的這篇文章被民刊《沃土》刊載，張貼在西單民主牆上 。隨後一直沒有任何官方報刊敢於公開發表它。《青年論壇》勇敢地打破這一禁忌 ，使這篇文章終於變成鉛字，與眾多讀者見面。文章在理論界和知識界引起了轟動 。《青年論壇》為此專門在北京召開了「首都各界人士座談《論言論自由》」的研 討會。很多學者對這篇論文給予高度評價。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杜汝楫說，「讀《論 言論自由》又高興又興奮，從他的文章裡我看到青年一代的思想水平，看到中國的 光明前途。論文寫得很有說服力，既有理論分析，又有實際材料，邏輯嚴謹，我幾 乎不相信它出自一個青年之手筆。在我國，我還沒看過一篇象胡平同志那樣細緻和 全面的關於言論自由的文章和論著。」工人出版社副總編輯何家棟把它稱為「現代 中國的人權宣言」。另一名學者梁治平感到，「讀《論言論自由》，好像在讀歐洲 啟蒙學者的論辯文章，兩者的風格很接近。」青年學者閔琦稱《論言論自由》的意 義「恐怕不下於穆勒的《論自由》。」 《青年論壇》大膽涉入理論禁區，連續刊發立論新穎、觀點獨到、政治上有稜角 的文章，很快引起大陸理論界和外國學者的注意和好評。《歷史研究》前主編龐樸 稱讚他們「舉起一面旗幟，是中國的福音。」學者李澤厚認為他們「有開風氣之先 的魄力和敢於創新的勇氣。」法國學者評價刊物「委實是改革浪潮裡中國青年一代 的講壇。」在當時思想解放的呼聲中，中共新華社也以「從《青年論壇》看中國青 年新思考」為題，向國外播放了英文電訊稿，英美和香港報刊都作了報道。當時， 大陸有五十多家報刊報道了《青年論壇》，一位老資格的理論家感歎說，「湖北幾 個小人物辦的刊物，成了大人物案頭的必備書。」 一九八七年初，中共發動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青年論壇》遭到當 局查封。編輯人員遭遣散，主編李明華被處分。 破先例：公開批評同級黨委書記 在《青年論壇》連續發表震聾發饋的理論文章時，在深圳蛇口出版的《蛇口通訊 報》（週報）也發出引人矚目的聲音。其中影響較大的是它於一九八五年初公開發 表了一篇批評蛇口招商局董事長、蛇口工業區黨委書記袁庚的讀者來信：「該注意 管理了——向袁庚同志進一言」。在中共新聞管制中，有一條不成文的規定，即同 級報紙不得批評同級黨政最高領導。例如，《湖北日報》就不能刊文批評中共湖北 省委書記或省長。《蛇口通訊報》打破了這個先例，發表了一個青年寫給區最高黨 政領導的批評信。批評很直率、很大膽。《人民日報》前社長、總編輯胡績偉對此 評價說，「按照我們傳統的習慣，點名批評是不容易的，批評海內外有名的人物是 不容易的，特別是同級的報紙點名批評同級的在職的最高領導人，在我的印象中也 是沒有的。這是一個創舉。」接到這篇批評信，編輯部曾事先徵求袁庚可否發表， 袁庚的回答是「不要送審，編輯部有權發表」。胡績偉對此讚賞說，它對「我們新 聞界來說，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宣佈不審查報紙的稿件，鼓勵群眾指名道姓地批評 領導機關和領導人，主張政治透明度，主張人民有知情權，提倡實行在憲法範圍內 的言論自由。《蛇口通訊報》能夠刊登這篇批評黨委第一書記的來信，就是這種政 治試驗的一個出色的成果。」《蛇口通訊報》突破同級報紙不得批評同級黨委最高 領導的禁忌，使其他報刊深受鼓舞，《羊城晚報》、《光明日報》都在頭版轉載了 這篇批評信。繼而新華社、中國新聞社、《人民日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都同時 編發了這條新聞。海外報刊如香港《文匯報》、《大公報》、《信報》等，亦紛紛 選用了這條消息。隨後，《蛇口通訊報》又發表了「『進一言 』發表的前前後後」 一文，介紹這篇批評稿得以見報的經過。中共廣東省委機關報《南方日報》迅速在 頭版上刪節轉載了。不久，《人民日報》又在顯著位置發表評論這篇通訊的署名文 章——「蛇口的第一聲春雷」，《南方日報》等報刊又紛紛轉載，一時它成為中國 大陸新聞界的焦點新聞，對傳統新聞觀構成衝擊。該篇批評信後來獲中國大陸新聞 協會頒發的一九八六年全國好新聞「特等獎」。 一九八七年九月，《蛇口通訊報》在頭版頭條發表一篇題為「工業區積八年改革 經驗得出結論——企業黨組織的方向：業餘化、兼職化」的報道，介紹蛇口工業區 一百零六個中共黨總支、黨支部中，除一名黨的書記是專職外，其餘都是兼職。在 企業中，黨組織的活動一般也在業餘時間進行。該報以這一經驗呼籲應結束中共黨 組織領導企業的傳統地位，將它變成業餘的、兼職的組織。這對中共所強調的「四 項基本原則」中最重要的一條「堅持黨的領導」構成理論上的挑戰。這篇報道也是 迅速被大陸多家報刊及香港媒體轉載和報道。 《蛇口通訊報》的大膽聲音引起了各界的重視。尤其是它積極參與八九民運，連 續發表支持北京絕食學生的文章和抗議北京軍事戒嚴，結果在「六四」後被當局關 閉。關於它在八九民運中的作為，我們在下一篇中還會具體評介。 抗爭的聲音何以能夠發出 當中共專制機器時刻可能查封刊物、捕人入獄的情況下，能出現那麼多民刊，發 出那麼勇敢反抗的聲音；當一張報紙的財政、人事、編輯方針和總編輯的任免都掌 握在黨的手中，而且稍有「抗命」就會有嚴加處罰的情況下，官方報紙能發出抗爭 的聲音，在中共統治下，幾乎是一種奇跡。它需要一些特殊的條件。概括起來，可 能有這樣五點：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這些民刊的主辦者和上述官方報紙的編輯記者有相當的 政治和道德勇氣，有一種主動的抗爭意識。民刊的出現本身就是要突破中共的輿論 一律，突破言論限制，爭取新聞出版自由和公民權，實現報紙刊物監督黨和政府的 功能。《世界經濟導報》的辦報原則之一就是鑽中共政策的「空子」，其總編輯把 它比喻為是「打擦邊球」，擦鄧小平「兩個基本點」國策中開放改革的邊。有一種 為中共黨內改革派吶喊助威的責任意識。而《深圳青年報》和《青年論壇》等報刊 則有一種更獨立的姿態，一有機會就主動突破中共新聞管制的「邊」，傳播新思想 、新觀念，抗衡共產主義意識形態。《青年論壇》被查封後，其主編李明華給他在 美國的朋友信中說，「面對歷史，我們毫無愧色。」 第二，這些發出抗爭聲音的報紙，大多都掌握在思想開放、新聞責任感很強的領 導人手中。例如《世界經濟導報》的總編輯欽本立作為一名老報人，在政治運動中 多次受打擊迫害，他出任報紙領導人後，強烈的責任意識使他能解放思想、背水一 搏。《深圳青年報》總編輯劉紅軍在廣東暨南大學求學時就是學生會主席，富開創 精神。副總編輯曹長青和編輯徐敬亞、呂貴品在校時都是學生民主運動社團的負責 人。他們天南海北聚到一起，有很強烈的創辦報紙、推動社會進步的責任意識。《 青年論壇》的情況也如此，社長王一鳴和主編李明華也是剛畢業的大學生。《蛇口 通訊報》的創辦人、第一任總編輯韓耀根原是《世界經濟導報》的編輯部主任，他 南下深圳蛇口，就是為尋求新聞自由，辦一張能說真話的報紙。 第三，無論是民刊，還是上述幾家報紙，其編輯記者大多數是年輕人。民主牆上 張貼的民刊作者多數也是二、三十歲的年輕人。《世界經濟導報》編采人員平均年 齡三十八歲。《深圳青年報》編輯記者的平均年齡是二十九歲，百分之九十以上是 大學畢業生。《青年論壇》雜誌社社長才二十四歲，其編輯人員平均年紀二十七歲 ，都曾是大學生和研究生。這種高學歷和低年齡段使他們思想較活躍、開放，勇於 創新、開拓，抗爭精神較強。 第四，這種抗爭也需要一定的政治環境。這些敢言報紙都善於把握社會的政治氣 候，伸縮靈活，放收得體，不是一味蠻幹。在政治氣氛嚴峻時，小心翼翼。當氣氛 較寬鬆時，就大膽直言。像民刊就利用了中共黨內改革派和凡是派的鬥爭提供的政 治空間，抓住了中國社會從毛澤東的激進主義向鄧小平的務實路線轉換的機會所短 暫出現的政治寬鬆氣氛。《世界經濟導報》緊緊靠住改革派，同時利用了上海市委 和北京中宣部兩方互相推諉管理責任的空擋。《深圳青年報》、《蛇口通訊報》則 利用深圳是經濟特區，黨的官員大部分精力放在抓經濟建設上，對報紙等媒體管制 不十分嚴格的條件。幾家報紙的大膽出格文章大部分都是在一九八六年刊出，因為 這一年中宣部長提出理論界要提倡「寬鬆、融洽、和諧」；中宣部副部長滕籐在哈 爾濱召開的全國報紙總編輯會議上提出，今後報紙上登什麼由總編輯說了算。雖然 後來這一講話又被迫收回，但一些敢言報紙利用這種講話提供的機會刊出大量出格 文章。 第五，這些敢言的報紙大多模糊了他們與上級的隸屬關係，借此擺脫黨的領導和 控制。如《世界經濟導報》是由全國經濟協會和上海社會科學院聯合主辦，不隸屬 於哪一級黨委機關，擺脫了其他黨報受嚴格管制的命運。《青年論壇》也如此，是 湖北省社科院主辦，也不是黨委機關刊物。《蛇口通訊報》實際上是相當獨立的， 即不是蛇口區黨委的機關報，也不是區管理局的報紙，有較大的自由度。《深圳青 年報》雖然名義上隸屬深圳團市委，但該報發行全國和港澳，實際上已經超越了團 系統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