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六四】 重要的是奠定民主社會的基石 ——「六四」五週年感言 (北京) 江棋生 這幾年來，每當我拿起新的日曆，總會不由自主地將目光投向「六四」這個讓人 刻骨銘心的日子。五年前的那個夜晚，在中國北京，發生了震驚世界的大事件。這 個事件，官方稱之為「六四平暴」；人民則稱之為「六四屠城」。稱其為「屠城」 者忘不了「六四」。他們忘不了死難者喋血長街的慘烈，忘不了對大屠殺的肇凶進 行嚴正的道義審判。稱其為「平暴」者同樣忘不了「六四」，因為他們躲不了這個 日子。按他們的邏輯，他們本來也沒有任何理由要象躲債遭疫似地逃閃「六四」。 既然「六四」是平息暴亂，誅殺歹徒，在萬般危亡之際，挽共和國於既倒，則它理 應是一個值得大書特書的日子，是每年都應用來慶功祝捷、緬懷犧牲的共和國衛士 的日子。若將「六四」定為法定節日，於情於理均不為過。 然而，這五年來當局總好像是生活在巨大的歷史陰影之中，總像是做了虧心事似 的，怕「六四」，躲「六四」；每年從清明開始就自己嚇自己，進入高度戒備狀態 ，直至六月底，才能稍稍鬆口氣。年復一年，何堪重負？我揣摩當局的心態，是巴 不得每年的日曆上都撕掉「六四」這一頁！ 這還用說什麼呢？ 昭昭天理，清清良知，皓皓民意，煌煌歷史，已將「六四」定評。從這個意義上 說，「六四」已經不存在平反不平反的問題了。而且，我們也應該成熟到能超越將 平反「六四」作為主要訴求的階段了。 記得去年秋天，聽到鄧小平又有「六四」不得平反的上諭時，我只是淡淡一笑。 我既知道上頭不會有平反之意(真要由當局出面平反「六四」，那就意味著舊制度快 要結束了)，也知道已經逐漸成熟起來的人民不稀罕這種平反。時代的發展已經使歷 史揭開了新的一頁。今日之域中，維持冤獄的強權者所背的精神負擔，已經超過了 蒙冤者所背的負擔。追想五七年和六十、七十年代，那時的權勢者以「無產階級專 政」的名義，心安理得地整肅異己，草菅人命，不躲、不閃、不避、不懼。那時的 所謂「右派」和「牛鬼蛇神」，則唯有期盼當局去解其於倒懸。對他們來說，「不 得平反」或「不得解放」的一紙批文，不啻是晴天霹靂，將置其於萬劫不復的悲愴 境地。比之於今天的淡然一笑，實有天壤之別，隔世之感。這說明不僅在社會心態 上，而且在整個社會的道義力量上，都已向民眾方面傾斜，強權者再也不能像以前 那樣為所欲為了。 人類已經跨進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我像我的許多朋友一樣，不僅不再是精神上卑 躬屈膝的奴隸，而且明白了這樣一個道理：作為一個公民，重要的不是去向權勢者 呼籲平反或討還公道，而是反求諸己，喚起公民意識，爭取基本人權，培育民間社 會，以民權之壯大來抗衡和制約強權，並最終化強權政治為民主政治。 說到這裡，有必要提到《和平憲章》的基本路子。《和平憲章》之運作本身，是 勇敢行使公民權的一次大膽嘗試。但它主要立足於呼籲權勢者採取主動，順應民意 ，以達成朝野和解。《和平憲章》認定：中共及其政府是唯一能主導大陸和平地完 成從一元化專制政治轉型到多元化民主政治的社會力量。坦率地講，我不贊成《和 平憲章》的基本路子，也不同意它的上述認定。我想起九一年八月下旬在一位朋友 家裡，大家談起蘇聯八·一九事變後中共當局會如何對待改革時，我曾發表過這樣 的意見：在經濟領域，中共迫於維持和延長統治的需要，會把改革進行下去；而在 政治領域，由於東歐巨變和蘇聯八·一九政變失敗，已經昭示了共產黨政治改革帶 來的「惡果」，因此中共從今以後再也不會進行任何動真格的政治改革(臨近「巨變 」時，他會在政治上節節退卻，那就另當別論了)。近三年來的時局變化，證明我當 時的看法是正確的。我至今認為：中共及其政府恰恰與某些人所願望的相反，它們 是反對政治制度和平演變的主要社會力量。我真不明白，有什麼根據可以把中共認 定為主導政治變革的主要社會力量，而且是「唯一」的力量呢？說中共開啟了從計 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型，從而客觀上為民間社會的成長提供了有利條件，並為以 後政治制度的轉型創造了某些必要的前提，那倒不無道理；但這與「主導大陸政治 制度的和平演變」相去甚遠。 平心而論，市場經濟對於喚起公民意識，促成從「臣民」向「公民」的轉變，有 著不可低估的歷史作用。市場經濟是一所大學校。資本也並非每個毛孔都流淌著骯 髒的東西。這幾年間，我們都能感受到公民的自主意識、平等意識、權利意識有相 當程度的增強。唯其如此，我對許多投筆從商的知識分子表示理解並懷有敬意。 然而，市場經濟又不是萬能的；所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則更是如此。以為單 靠經濟變革就能水到渠成地全面改善人權狀況，自動地生長出人格健全的自由公民 ，乃至於出現成熟的民間社會，這是誇大了經濟變革的正面作用，必然要導致自我 取消在政治、文化領域中必不可少的艱苦的基礎工作。 觀念的誤導，加上中共當局政治上的控制，使得自下而上地爭取公民基本權利的 鬥爭在中國大地上遠遠沒有達到應有的廣度和深度。這樣的鬥爭得不到開展，或者 大大滯後於經濟變革的推進，就無法造就新一代的自由公民，也就不會有真正的民 主政治。造就自由的、人格健全的一代公民，乃是建立民主社會的基石。而這正是 我們的歷史責任和當務之急。 作為第一步，我認為捷克《七七憲章》的經驗是值得我們吸取的。即：喚醒久被 壓抑的公民意識，樹立符合人類理性的道德準則，從訴諸良心，拒絕謊言，敢說真 話做起，逐步掙脫精神枷鎖，恢復被扭曲了的人格和心靈。從人權角度來說，首先 是爭取思想、言論自由這一公民最基本的政治權利，讓腦袋長在自己的肩膀上。在 中國大陸目前的情況下，這樣做當然是要冒風險的，這在當局看來是犯了言禁；犯 了禁免不了要受到懲罰，目前仍在大陸堅持抗爭的許良英先生、於浩成先生以及丁 子霖、蔣培坤兩位教授這幾年來的遭遇充分說明了這一點。他們付出了代價，但他 們面對強權不躲、不閃、不避、不懼。他們默默地做的，正是為未來民主社會奠基 的平凡事業。我想，如果有越來越多的人這樣做，中國的民主化就會大有希望。 國內有些「民主」人士，熱衷於闖紅燈，拉隊伍，樹旗幟，有意無意地搞山頭。 在我看來這是離民主遠了而不是近了。還有一些人學著共產黨的樣搞什麼社會各階 級分析，意欲通過鼓動工農造反來「改天換地」，這就更不可取了。由此使我想到 ，為了完成奠定民主社會基石的歷史任務，中國民主進步人士自身的素質亟待正視 和提高，除了思想修養、意志錘煉和思維模式等方面的改善之外，有一個極重要的 因素需要特別重視，這就是民運人士的人格力量。這幾年就我的所見所聞，使我不 得不這樣想，中國民主化的進展是否順當，與民運人士的人格力量干係很大。《七 七憲章》發言人哈維爾、巴多卡、哈傑克等人的偉大人格力量和道德勇氣值得我們 欽佩與師法。我幾乎認識國內所有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其中不乏智勇真誠者，但 我衷心希望在他們中間，「作秀」心、名利慾、門閥觀、山頭癮、救世感淡些，更 淡些；這樣，為民主社會奠基的事業也許會做得好些，更好些。(一九九四年三月四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