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六四】 不能讓受害者再一次被殺害 ——「六四」五週年感言 (北京) 蔣培坤 「六四」慘案五週年了。這五年中，我終於有了自己的思想和尊嚴，這是以我兒 子的血和生命為代價的，也是以我這幾年間所失去的一切為代價的。 去年六月份，我和我太太丁子霖女士一起接受「美國之音」的採訪，譴責了五年 前的那場大屠殺，批評了中國的人權狀況和中國政府所持的人權觀點，由此我受到 我所在學校中國人民大學學校當局的行政處分。這件事本身對我來說算不了什麼， 但給目前仍生活在中國大陸的知識分子發出了一個信息：在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 義中國，是不允許存在不同聲音的，哪怕這聲音是那樣的微弱。當然，這也是一個 警告，對那些「不安份」的人們的警告。 也許生活在西方的人對人權問題過於敏感，過於認真，在中國極其平常的一件侵 犯人權的事例，居然引起了他們的注意。同年十二月十九日，法國國際廣播電台就 我和我太太因接受外台採訪受處分一事播發了該台中文部主任米歇爾給我們的一封 回信，信中說：「您兩位的來信使我感到震驚的是，您兩位的兒子，好端端的一個 中學生，八九年在木樨地被鎮壓的槍彈打死，而繼母親丁子霖女士之後，父親蔣培 坤先生，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教授，原美學研究所所長，因接受了『美國之音』的 採訪，今年秋天也受到當局的懲處，被免去了研究所所長的職務，並被停止招收研 究生和訪問學者。這麼一件涉及一個在中國越來越少的讀書人的命運的大事，怎麼 我們沒有在中國的報刊上看到過一個字。這種事情如果發生在法國和歐洲，必然會 成為重大新聞。尤其令人不解的是，中共總書記江澤民先生可以親自跑到西雅圖會 見柯林頓，怎麼一個中國公民就不能會見一個美國記者呢？怎麼他就不能表達自己 的見解，怎麼就要因此喪失工作的機會呢？」 是的，這就是中國大陸的現實！在社會主義國家，只允許存在由官方授意或與官 方觀點保持一致的言論，儘管思想和言論的自由作為公民權利「憲法」裡寫得明明 白白。因此，在社會主義中國，事實上並不存在嚴格意義上的知識分子，而只存在 靠智力勞動、靠詮釋官方意識形態謀生的人，即所謂「腦力勞動者」(承蒙鄧小平抬 舉，把知識分子劃入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為此知識分子曾經高興了一陣子)。他們 並不體現人類的自我意識，並不代表社會的良知，當然也不可能成為社會的批判力 量。中國共產黨意識形態文化的最大成功，莫過於對人的靈魂的鉗制和戕害；這種 文化居然成功地把人改造成為沒有自己慾望和情感、沒有自己思想和語言、只是為 自身以外的目的活著的非生命存在物——他們承受著難以想像的精神奴役和人格侮 辱以至於麻木。一個人，尤其是知識分子，只要稍具一點點良知，稍稍保持一點獨 立的思想和人格，各種各樣的厄運就會接踵而至。這就是當代中國人的命運，尤其 是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 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有了很大的改觀，但中國人的命運並沒有因此有絲毫改 變，思想和言論的自由依然得不到任何法律上的保障，表達了與政府、與官方意識 形態不同的見解，仍然要受到各種方式的懲罰，包括超法律的所謂行政處罰——順 便說一句，中國政府對於那些因良心或言論獲罪的人，除了把他們投入監獄外，更 多地採取超法律的行政處罰手段，包括所謂背靠背的「內部審查」、強迫當事人「 說清楚」、寫自我檢查、認錯、悔過等等。這是最使知識分子感到屈辱的處罰方式 ，尤其是對於那些良知未泯的知識分子來說。古人云，「士可殺，不可辱。」在過 去幾十年歲月裡，不知有多少知識分子不堪於這種屈辱而絕筆他謀乃至選擇了自殺 。中國的當政者深知，要迫使知識分子就範，莫甚於施以「誅心」之術。 在以往的人生歷程中，我同很多人一樣，也不過是靠自己的智力謀生而已，而且 虔誠地信奉馬列主義，虔誠地相信馬列先哲們構造的天國理想；只是因為生性善良 (在共產黨的天下，善良被認為是階級立場不堅定的表現)，見不得太多的虛偽，太 多的血污，才沒有被鑄造成一個共產黨人。我一直以為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事， 但到頭來得到的報應居然是最大的不幸。這也許是歷史的宿命，難以逃脫的。 經歷了十年「文革」浩劫和八十年代的思想啟蒙，我終於有了一個新的信念：作 為一個人，總得講點人性，講點人道，總得尊重自己和別人做人的權利。這對我這 樣的人來說，也許可以說是一種覺醒吧！因為多少年來，社會生活中真正屬於「人 」的東西實在太少了，而人性被扭曲、被異化甚至非人性的、獸性的東西又見得太 多。因此，整個八十年代，我的全部學術活動，我所寫的幾乎每一篇文章，都在呼 喚人性的復歸。我天真地期盼著人們能變得善良一些，讓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少一 點仇恨，多一點愛。可是，我萬萬沒有想到，在五年前那個極其平常的夜晚，人民 共和國的政府居然會向人民子弟兵下令朝自己的人民開槍，而我竟不相信真的會開 槍，而且開了槍還寧可相信是橡皮子彈而不是真槍實彈，而且怎麼也不敢相信這真 槍實彈會穿透自己未成年的兒子的心臟 。愚昧啊！麻木啊！迂腐啊！還能說什麼呢？十年啟蒙，良知被喚醒了，卻仍然是 那樣的不諳世事：空談什麼人性、人道，人家可是用機槍坦克說話的！實在難以相 信這就是我所面對的真實，然而又是那樣的千真萬確，真確得就像出現在幻夢中的 那樣。 由此我想到，什麼時候人們能走出那用欺騙和謊言堆砌成的世界，直面世界的真 實呢？然而，這很難，確實很難。五年前的今天，人們目睹了那殷紅的血的事實； 五年後的今天，那殷紅的血色似乎黯淡了、隱匿了。人們的記憶確乎有一種根性， 它不情願去回想那令人心碎的往事，寧願生活在虛幻的安泰之中，否則，生活未免 太沉重了；何況，當一些人遭槍殺，一些人受酷刑，一些人被關押，其餘的人未必 都有切膚之痛。這也許就是為什麼罪惡總是不斷發生而且總是不能得到及時制止的 原因吧。 人都有一顆良心(除喪失人性者外)；良心總是要尋求安寧。但是，除非我們敢於 正視這個不安寧的世界，否則，我們的良心不會安寧——這是海外一位朋友在讀了 丁子霖女士給聯合國世界人權大會的書面發言後寫下的一段感言。我想這些話是說 得很有道理的。當我們面對眼前的暴行時，萬萬不要把眼睛閉上；當我們回首昔日 的暴行時，萬萬不要把暴行從記憶中抹去。人類反抗強權的歷史，就是記憶反抗遺 忘的歷史。記得去年在美國首都華盛頓落成的「浩劫博物館」(為納粹屠殺猶太人而 建)揭幕儀式上，一位名叫埃利·威賽的美國人(是他首倡在美國建立浩劫博物館)致 詞說：「遺忘，就意味著將那些受害者再殺害一次。我們沒能阻止他們第一被殺害 ，我們絕不能容忍他們被殺害第二次。」我想這話同樣適用於五年前發生在中國北 京的「六四」大屠殺以及那些被無辜殺害的死難者。罪惡一旦被遺忘，就會重演。 但願飽經憂患和苦難的中國人能記住這一點。 不管八九「六四」慘案給人們留下了什麼，可對我來說卻是刻骨銘心的。它改變 了我的整個人生，也改變了我的整個信念。我終於明白了：給那些迷信強權和暴力 者講什麼人性、人道是徒勞的，因為他們在做出嚙殺同類的「壯舉」時，他們的人 性已經泯滅。 人們總是太善良，總是以善良的願望去看、去想一切，而且總是以同樣的善良去 消解一切，去安慰自己。然而，五年前所發生的事情，以其昭然於天下的殘忍和慘 烈無情地嘲弄了人們的善良。當戒嚴部隊的軍車和坦克向著北京城裡開來，一位年 逾古稀的老婦人橫臥馬路苦苦哀求軍隊不要進城，而軍車竟不顧民眾阻攔依然長驅 直入、如入無人之境時，強權者的人性、人道安在！當戒嚴部隊瘋狂地向和平居民 掃射，一位年僅九歲的小學生哭喊著「解放軍叔叔不要開槍！」可惡的子彈居然射 向了這麼個幼嫩的小生命；而當這位小學生拖著受傷的身軀吃力地爬行在沾滿血污 的土地上，他所熱愛的「解放軍叔叔」竟然無動於衷，繼續向周圍的學生和市民掃 射時，那神聖的人性、人道又值得了什麼！ 一個靠暴力建立起來的政權，必然靠暴力來維持，又必然對民眾施以強權和暴政 ，除非在權力之外存在著一個足以制約權力的強大社會力量。這似乎是一條不移的 鐵律。在以往的幾十年歲月裡，有多少人為的災禍降臨到黎民百姓頭上，又有多少 人無端地被逼迫得妻離子散甚至死於非命；在從延安到北京的歷次整肅運動中，又 有多少人因持有與官方不同的政治觀點甚至只是提了點不同的意見而被打成「階級 敵人」或什麼什麼「份子」受到殘酷迫害甚至掉了腦袋啊！中國的權勢者們根本不 知道人的權利和尊嚴為何物，更遑論尊重什麼人權了。他們把「人性」、「人道」 、「人權」之類的字眼通統貼上資產階級的標籤大加撻伐；他們把體現人類普遍價 值的現代人權觀念和當代國際社會通行的人權準則視為外來的異端極力加以排斥。 他們的思維和行為準則，完全脫出了現代文明社會的常規；他們所信奉的，不過是 被現代文明視為野蠻的強權和暴力而已。如果相信這幾十年來我們所看到的一切都 是真的，如果我們相信歷史不會欺騙，那麼我們就應該明白：重要的不是去向強權 者呼籲什麼人道，而是每一個公民都能意識到自己的權利和尊嚴，並為維護這權利 和尊嚴而抗爭。八九年的那場運動雖然失敗了，而且有許多教訓可記取，但它是中 國當代史上一次真正的民眾抗議運動，說明民眾已開始意識到自身的權利和尊嚴， 也說明專制強權的日子不會太長了。一位當年參與鎮壓的戒嚴部隊戰士匿名在海外 發表文章，說他八九年向人民開過槍，但他保證決不開第二槍。我相信他說的話。 他受到了良心的譴責，而且意識到自己作為專制強權的工具被愚弄了。我想他不會 第二次被愚弄。 中國的民主化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誰也不會期望一夜之間能在中國大地上出 現一個真正的民主社會；也不會期望中國的人權狀況能在一夜之間得到根本的改善 。但是至少政府的權力能得到有效的制約，每一個公民的權利(公民權不等於人權， 人權除公民權外，還包括人的自然權利)能不受到任意的踐踏。近年來海內外都有一 些有識之士著手探討中國民主化的道路，提出過各種各樣的思路或藍圖，這不是沒 有意義的，至少可以說是為迎接未來中國的一種學習和探索吧；但是，我認為，在 當今的中國，當務之急是逐步形成和壯大相對獨立於政府權力的多元化民間力量， 通過持久的艱苦努力，以爭取中國的人權和公民權在觀念和立法上早日達到當代國 際社會通行的標準，並得到切實的實行。這也許要付出巨大的代價，但這是在中國 真正建立起民主社會的前提和基礎，為此而付出的代價再大也是值得的。 一個人的力量不足於改變一個社會，但社會是由無數個個體組成的，如果每個人 面對強權不再懼怕、不再畏縮，而且不僅為自己也為同類的權利而抗爭，那麼，不 僅「六四」那樣的人間慘劇有可能不再發生，而且中國的民主化進程也可能會加快 。 這就是我在「六四」五週年前夕想到的，我所能想到的也只是僅此而已。 我為死者祈禱，為生者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