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工人運動與中國 法國 蔡崇國 　　在我們中國大陸，幾乎所有的人都知道，從中學到大學，政治課是最重要的一門課之一 。而在政治課中，關於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關於馬克思列寧主義 的產生等，是政治課的基本的內容之一。在這些政治課的教科書中，在老師授課的課堂上， 我們受到的教育是，不論是在十九世紀初的歐洲，還是在二十世紀初的中國，都是工人運動 產生了「反映和代表了工人階級根本利益」的馬克思主義和共產黨，共產黨在馬克思主義指 導下，組織工會，從事和領導工人運動，進行無產階級革命。 　　當然，中國今天的現實每天都在一千次地駁斥這些片面的，早已過時的「理論教育」。 自1980年代以來，正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重新鼓勵發展私營企業，並將國營企業「股份化」 ，其實也就是私營化，並製造了大量的新的資本家。而且，中共執政的各級政府的領導，幾 乎都一屁股坐在企業老闆和領導一邊，壓迫工人。因此，在今天的中國，幾乎沒有一個人還 會相信中國共產黨領導工人運動，代表工人的利益。 　　但是，我們從青少年時受的這些教育，卻仍然是我們理解獨立工會運動的一個重要的障 礙。我們生長在中國，所以，中國的現實我們能清楚地看到，關於中國現實的謊言我們能輕 易地識破。但是，在我們受到的教育中，那些關於歷史和外國的謊言，卻多少還在我們的頭 腦裡起作用。在工會問題上，我們很多人仍然以為西方的真正的工會是在共產黨領導下的革 命組織，否則就是「工團主義」，替資產階級服務的「黃色工會」，就不是真正的工會。按 照這種觀點的邏輯推下去，那就是，如果在中國成立獨立工會，也會是以改變中國現實制度 ，推翻政權的政治組織。在下面我們對國際工會的簡單的介紹中，我們會告訴大家，這種將 真正的工會看作是「革命性的政治組織」的看法和邏輯，是完全不符合事實的，在全世界范 圍內，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性」的工會，現在幾乎完全不存在。而那些曾被我們認為是「 工團主義的工會」，才是真正的工會，它們是聯合國下屬的國際勞工組織的主體，在國際勞 工運動中，在這些工會的所在國家，它們在保護勞工的權益方面發揮著最重要的作用。 西方工會的非政治化的歷史趨勢在十九世紀的歐洲，特別是在法國和德國，由於當時的資本 主義制度的野蠻及資本家對工人的殘酷壓搾，更由於這些國家的政府對工人的反抗運動的鎮 壓，這些國家的工人運動曾經非常激進，也就是高度「政治化」。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 發表的「共產黨宣言」，實際上是當時的工人運動的一個重要派別的行動綱領，它同時也是 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宣言。也就是說，當時為保護工人權益為基本目標的工人運動，也幾乎 就是為推翻資本主義制度為目標的共產主義革命運動。後來，工人階級悲慘的生活狀況，非 人道的工作條件，尤其是其不屈不撓的抗爭，使它得到社會越來越廣泛的同情和支持，強大 的，派別眾多的工人運動終於促使歐洲資本主義制度發生了重要的變化。在十九世紀70年代 ，在工人階級和關注貧困等社會問題的知識分子，政治家的壓力下，法，德等國制定了允許 獨立工會的合法存在的法律，同時，這些國家的政府和立法機構在勞資衝突中也日益中立化 ，即越來越注意在法律和政策的制定中注意調和資本家和工人的利益衝突。其結果就是我們 現在在歐洲各國所看到的情況，即，一方面，這些國家在保護資本利益的同時，也不得不注 重工人及其他工薪階層的利益和權益，建立了全面的勞資對話等社會協商制度和發達的社會 保險，退休等勞動保障制度，也就是我們所說的「福利國家」；另一方面，工會和工人運動 為了保護工人和工薪階層的利益，隨時保持對任何執政的政黨的壓力，即，主要的工會和工 人運動是獨立於國家和任何政黨的「非政治化」的組織和運動，也就是說，在這些國家，基 本制度的改變，議員和政府領導人的選舉等政治活動是政黨的事情，而工會則獨立於任何政 黨，工人運動的綱領和目標，它實際的社會效果，根本不同於影響，改變國家權力的政治活 動。工會和工人運動實際上早就沒有了推翻資本主義制度的「革命」性質，它以保護工人和 工薪階層的權益為全部目標。 　　也就是說，十九世紀以來西方的工人運動和工會的發展過程，實際上是一個由過去的革 命性的激進，到現在越來越理性，越來越溫和的演變過程。這就是我們所說的"非政治化的" 過程。之所以如此，首要的原因，當然是工人階級前赴後繼的抗爭，在這些抗爭中，無數的 工人獻出了他們的生命。如十九世紀三十年代法國里昂工人的兩次流血抗爭，一八四八年， 一八七一年法國巴黎工人的起義等。正是工人的鮮血和抗爭，喚醒了全社會的良知，得到了 其他社會階層的欽佩，支持和同情。為數眾多的記者，寫作了大量的關於工人貧困的生活和 艱難的抗爭的報道，維克多·雨果，埃裡米·左拉，狄更斯等最優秀的作家創作了關於工人 等「弱勢群體」生活的，有巨大震撼力和廣泛影響的文學作品。 　　在社會各階層中起著重要作用的天主教和基督教教會也頻繁呼籲關注貧困人口的生活並 組織起對貧困人口的救助，乃至以基督教的互助精神，幫助工人組織起工會。馬克思，恩格 斯，普魯東，考斯基，饒勒斯等傑出的經濟學家，社會學家則深入地研究了工人階級受壓迫 ，生活日益貧困化的原因及其社會後果，他們的研究首先改變了他們的生涯，使他們最終成 為組織工人和其他社會底層反抗壓迫的革命者或鼓吹社會改革的政治家，同時，也喚醒和系 統化了工人階級的反抗意識，喚醒了全社會，包括各種派別的政治人物嚴肅地面對社會不公 正，貧困問題的政治意識。實際上，在各種社會主義思想，基督教精神及馬克思主義的影響 下，在十九世紀後半葉工人運動最發達的法國和德國，在工會合法化的法律被制定和通過的 1870、1871年以前，派別不同的工人組織已經很多了。 　　在它們之中，由馬克思主義者領導、組織的工人組織只是眾多派別中，人數和影響力都 很小的一個派別，因為絕大多數工人根本都不知道馬克思。這種歷史事實是和我們中國過去 的教育宣傳完全不同的。 國家在勞資衝突中的中立化 　　這一切，形成了超過工人階級力量本身的強大壓力，逼迫西方國家的政治人物，政府和 立法機構向工人階級讓步，從而決定性地推動了西方國家在本國的勞資衝突日益中立化的過 程，推動了這些國家在治理，防止社會衝突的理性化的過程。面對工人的抗爭和來自社會各 階層的壓力，西方各國政府和議會逐漸放棄了對工人運動進行壓搾的政策，接受了工人的很 多訴求，先後制定並通過了自由、獨立工會合法化，限定工時，禁止童工等重要法律，政府 也開始以調停人的中介角色，參入和組織和平處理勞資糾紛的勞資雙方的談判，並最終將這 種談判形成了為法律規定的制度。 　　工人階級前赴後繼的抗爭及越來越廣泛的社會的支持和同情，有利於工人權益的法律的 制定，及國家在勞資衝突中的角色逐漸中立化，使工人階級與資本家階層，即資產階級之間 的力量對比發生了重要變化。資產階級也不得不對工人的訴求作出讓步，不得不遵守關於勞 工權益的法律規定。這樣，一個世紀以來，西方國家工人的生活水平和工作條件，隨著經濟 的發展和繁榮，不斷得到改善。工人和其他勞工階層生活水平，購買力的提高又促進了國內 市場的不斷擴大，這對勞資雙方都有好處，社會衝突便得到緩和。 　　我們很多中國人很羨慕西方國家的工人和工薪階層的生活水平和所享受的權利，以為那 是西方工業、科技和經濟發達的結果。這是十分片面的看法。其實，在今天中國的沿海城市 及世界上不少的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很快，但，工人和其他的工薪階層的生活卻始終得不 到改善，甚至越來越差。在這些地方，經濟發展的成果都被少數有錢有勢的人拿走了。如果 說西方國家的工人和工薪階層的生活水平在一個世紀以來有很大的改善，那麼，應該說，這 些國家的工人和工薪階層的抗爭，是最重要原因之一。 　　西方國家政府及政治家上述的對工人階級的抗爭的讓步和處理社會衝突的理性化，即是 工人抗爭的結果，也是工人抗爭運動越來越溫和，越來越理性的重要原因之一。不難理解， 如果這些政府像我們下面要談到的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波蘭政府，及今天的中國政府那樣， 堅持對工人的抗爭進行壓制，其結果，當然就會是工人運動越來越激進化，越來越將指向資 本家的抗爭的矛頭轉而指向政府，指向制度本身，工人運動就會不可避免地政治化。西方國 家的政府和國家機器逐漸地接受了工人抗爭的基本要求，並制定法律保障工人的基本權利， 同時，在不拒絕和代表工人的工會對話的同時，以中立的角色促進勞資對話，這就使工人們 覺得，他們能夠表達自己的意願和利益要求，他們的這些表達是能夠得到政治上和經濟上的 反饋的，他們在現有的體制內，在現有的法律環境下的抗爭是能夠取得成功的，這樣，工會 和工人運動的主流就能始終將自己鬥爭的目標確定在保護自己的權益上，而不是要去推翻社 會制度。工人運動中那種主張推翻「資產階級政府」、「改變資本主義制度」的激進主義派 別，他們主要是各種派別的馬克思主義者，因此也漸漸失去了影響力，在國際工人運動中完 全邊緣化了。 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的局限 　　總的來說，從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在不到一個世紀的時間裡，在西方各國，是工人自 己掙得了自己的基本權益並迫使國家理性化，而得到的權益和國家的理性化又使工人的抗爭 始終是堅決而又是理性的。這就形成了二十世紀以來，西方各國的工人和其他勞工，資方， 國家三方基本是良性互動的局面。這種總體說來的良性互動取代了過去激烈的，甚至是暴力 的階級對抗。我們看到，二十世紀以來，西方國家的工人和其他工薪階層的罷工，遊行示威 等抗爭活動從來沒有間斷過，但，它們最後都基本上是和平地結束的。這些國家仍保持著基 本的穩定。 　　談到這裡，我們可以提出一些有意義的問題：為什麼我們熟知的馬克思主義的預言，如 「資本主義必然崩潰」，「社會主義必定取代資本主義」一直沒有實現？不但這些預言沒有 實現，而且在我們中國和前蘇聯等國，「社會主義」反而被「資本主義」給取代了。這是為 什麼？在這裡，我們不能回答這些複雜的問題，但，我們認為，西方國家的工人和其他工薪 階層在歷史和現實中的抗爭，使他們掙得了自己的基本權利，同時，也迫使他們的國家政權 在階級的利益衝突中中立化，從而迫使資本家對工人的讓步。這就緩和了社會矛盾和衝突， 保證了最低限度的社會公正及工人等工薪階層的生活水平的穩定和提高。 　　這是這些國家的社會制度至今沒有崩潰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從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 西方國家的獨立工會和獨立工會運動，改變和拯救了工人自身，也改變拯救了他們的國家和 社會，包括資本家本身。 　　關於工人階級抗爭的這種成果，西方國家機器在不到一個世紀之內的這種重要轉變，馬 克思和恩格斯在在其生前完全沒有預見到。應該說，馬克思和恩格斯是歷史上，對工人階級 的苦難最瞭解，最同情的偉大的思想家和傑出的知識分子之一，他們的著作，尤其是馬克思 在他的最重要的著作《資本論》中，對資本主義的分析，對工人階級和資本家階級的利益沖 突的分析，十分深刻。他們在《共產黨宣言》、《法蘭西內戰》等其他的著作中，說西方國 家政府等國家機器代表資產階級的利益暴力工具，這在當時他們所處的時代，也基本上是符 合事實的。但是，他們到底是人而不是神，他們沒能預見到，西方國家機器能在工人的抗爭 和全社會的壓力下，其性質發生了演變，可以成為中立的，社會不同階層之間的利益衝突的 調停人。這樣，工人階級可以不打碎國家機器，就可以掙到自己的基本權益。他們更沒有預 見到，所謂的「資產階級的國家」被在他們的思想「指導」下的共產黨推翻後，工人階級又 重新喪失了自己的權益，「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中國共產黨會，居然會成為鎮壓工人運動 ，頻繁地將工人代表送進監獄的執政黨!馬克思主義對中國有深遠和無所不在的影響，所以 ，對我們中國工人和其他勞動者，及關注勞工命運的知識分子說，正確對待馬克思主義十分 重要。一方面，我們不能因為號稱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的前蘇聯共產黨，中國共產黨做了很多 壞事和錯事，就完全怪罪馬克思，就全盤否定馬克思主義；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將馬克思 主義神化，更不能將馬克思主義的那些過時的，被人歪曲了的教條作為我們工人運動的「指 導思想」。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中國的工人運動就是要走出馬克思。我們所有的工人和勞 動者要的是公正和做人的尊嚴，要的是權利，而不是權力，更不是意識形態的教條。中國獨 立工會運動要從中國的實際和保護工人及其他勞動者的權益出發，工人運動就是工人運動， 獨立工會就是獨立工會，沒有什麼「共產主義工人運動」，沒有什麼「馬克思主義工會」。 當然，這是對工會和工人運動整體來說。至於作為一個工會成員的個人，他可以是 馬克思主義者，是共產黨員，也可以是佛教，天主教徒，是什麼民主黨，自由黨黨員，更可 以是沒有什麼固定信仰的無黨派人士。他除了是工會積極分子外，還可以在工會以外扮演其 他的社會角色。工會只有獨立於政治黨派和任何意識形態，才能將盡可能多的人團結起來， 它的力量才會大。 中國應吸取的經驗 　　上述對西方國家的工會的歷史作用和社會演變的議論分析，是很簡單的，而且，主要談 的是積極的方面。實際上，在他們這些國家，貧困和不公正的現象，工人的權利被侵犯的事 件，仍然是很常見的。而且，這些國家的政治人物和國家機器在勞資衝突中的中立化，也是 相對的，主要是相對他們一屁股坐到資本家一邊的過去而言。我們不能將這些國家的狀況過 於理想化。也因為如此，這些國家的工會和工人，各工薪階層的抗爭，從來沒有停止過。而 我們之所以在這裡主要談這些國家的積極方面，是著眼於中國，著眼於中國工人運動的需要 ，是希望中國人能從中學到我們需要的東西。 　　對中國工人和勞工來說，國際工人運動的歷史和現實清楚地說明了，沒有工人的持續的 團結和抗爭，沒有工人自己的組織，經濟再怎麼繁榮，工人什麼也不會得到，得到的東西， 也會在市場經濟激烈的競爭中丟掉。尤其是要看到，工人抗爭和的獨立組織的存在，不但為 工人自己掙得了權利，而且，也推動了歷史的進步，推動了西方國家制度的不斷創新和現代 化，使之更具有人性；並改造了，和仍在繼續改造資本家階層，使這個階層的人學會了，或 正在學會該怎麼走出強者吃掉弱者的「熱帶叢林」，去做一個人，而不是只做一個叢林裡的 動物；也保障了西方國家經濟持續，平衡的發展，國民財富較為合理的再分配，並最終在根 本上保障了這些國家的社會穩定。對我們中國勞工來說，看到工人運動的這種偉大的歷史作 用，就會在抗爭中充滿信心和自豪，並理直氣壯地駁斥那些說工人的抗爭是「自私」，是「 保守」的指責。 　　對中國的知識分子和其他的階層人來說，從西方國家上述的歷史中看到工人階級抗爭和 獨立工會的偉大的歷史作用，也特別重要。它告訴我們，沒有像雨果、左拉、狄更斯這些作 家，沒有馬克思，恩格斯，普魯東，饒熱斯等知識分子的介入，沒有各種教會及其人道精神 的作用，工人的抗爭的道路會更曲折，犧牲會更大，走向成熟會更困難，甚至是不可能。尤 其是，認識到工人抗爭的重大歷史意義，會使關注工人和其他「弱勢群體」的知識分子最終 放棄那種居高臨下的道德上的優越感，使他們從歷史和社會發展之必需的角度，從自己的存 在和尋求生命的意義之必需的角度，而不只是因為道德上的同情和憐憫，去關注工人及其他 勞工的生活，去介入他們的抗爭。西方國家的歷史告訴我們，工人運動需要知識分子，同時 ，工人運動也像創造了歷史一樣，創造了知識分子，創造了知識分子的作品，人格和其社會 的、歷史的價值。 　　在中國，傳統的工業和工業基地正在或已經解體，大量的國營企業在倒閉，大量的傳統 意義上的工人已經或正在退休，或者被解雇。同時，大量的農民已經或正在加入工業和新型 產業領域。這就是中國目前正在重新形成的勞工階層。它既年老又年青，它因產業的分散而 彼此分離，又應彼此來源的不同和彼此的競爭和分裂。中國工人和其他勞工同時受到政府和 制度的壓迫，老闆的剝削、壓制和自身的競爭、分裂這三重痛苦，他們比西方工人更需要知 識階層的幫助，鼓勵和支持。而如此同時，曾給中國的知識階層帶來地位、光榮的馬克思列 寧主義，經濟自由主義等，已經是越來越沒有了市場。這個階層需要重新找到自己存在的理 由和意義。在中國工人的抗爭受到壓制，工人代表被送進監獄的同時，中國的知識分子也生 活在已浸入骨髓的恐懼之中。他們要沒有恐懼的自由生活，需要其他階層的呼應，他們需要 中國的工人運動。 　　而對中國政府和真正的政治家來說，可以吸取的經驗是同樣的重要。在上面的論述中我 們可以看到，西方國家的政治家和政府，對工人和其他勞動者的社會抗爭最終能以理想的回 應，並通過制度創新和法律的手段，實現了國家機器和行政機關在社會衝突，特別是勞資沖 突中的中立化，這是勞資及國家三方能實現良性互動的重要前提。如果這些國家的政府和政 治人物對勞工的抗爭始終採取敵對，壓制的態度和政策，這些國家的勞工會陷入悲慘的境地 ，但，同時，其基本的社會次序和制度，也可能在劇烈的社會衝突中全面崩潰。沙皇時期的 俄國和下面我們要談到的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波蘭的情況就是這樣。 　　面對中國已經變化了的社會經濟結構，面對日益擴大的貧困，腐敗和不公正的社會現象 ，面對日益普遍的勞工抗爭等日益尖銳的社會衝突，中國政府該怎麼做，應該是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