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改革面臨的焦點問題 ——楊小凱、江濡山談話錄 聚焦之一：憲政制度改革無法迴避 楊小凱：歡迎江先生訪問莫納什（Monash）大學，其實我也是剛剛從中國回來。這 次到大陸的切身感受是：人人都在關心和談論中央最高首腦層的人事變動問題。江先生有沒 有這方面的消息？ 江濡山：這就是中國政治體制的「魅力」，每過五年召開一次的中國共產黨全國代 表大會，總是牽動著成千上萬黨政官員的「神經」，牽動著海內外華人的「心」。大家總是 像猜謎語一樣，猜測下一屆國家領袖陣容與格局會有什麼樣的變化。現在人們都非常關注今 年北戴河會議的精神，看來只有中共十六大召開之後，人們的許多「疑團」才會解開。 楊小凱：聽說最近高層政治鬥爭十分激烈，江澤民仍留任、朱鎔基要下台。江澤民 還在某個場合說說要防止野心家。您是否清楚其中的內幕？ 江濡山：不清楚。海內外傳言頗多，無法辨清真偽。中國政壇高層有政治鬥爭是十 分正常的事，歷來都是如此。但是黨內鬥爭再激烈，從政治領袖的對外神態上是看不出來的 。自去年北戴河會議以來，關於最高層，即下一屆中共中央政治局人選的確定問題，各種傳 言都非常多，但是最核心的問題是江澤民全退還是半退的問題。 楊小凱：專制政體下經濟搞得再好，也可能因為沒有公平、透明、穩定的政治權力 分配遊戲規則而出現動亂，尤其是在權力轉移時。中國毛澤東、劉少奇之間的衝突造成文革 動亂，鄧小平權力轉移時與趙紫陽的矛盾都說明了這一點。歷史唯物論是錯誤的，經濟搞得 好不一定政治改革就能上路。德國希特勒的經濟政策是最成功的，當時在歐洲第一個走出大 蕭條，失業迅速減少，經濟高速發展，全世界第一個修高速公路的國家，但因為政治專制， 走向戰爭。中國目前的政治秩序極有可能因權力轉移無公平規則而走向動亂，也可能步德國 後塵。經濟上強大後打台灣而與美國及其它民主國家對抗。 江濡山：其實，現在大陸政治格局會發生什麼樣的變革，最核心的問題集中在江澤 民一個人去留的問題上。我覺得就是江總書記本人在這個問題上也倍感困惑。如果江總書記 不繼續留任，那麼「三個代表」的理論旗幟和他的政治主張，誰能堅定不移地扛下去，能扛 多久？可是，如果繼續留任，那其他年齡到站的高層領導人還留不留?若都留下來豈不有違 鄧小平當初確定的方針，豈不是政治上的倒退?另一個令總書記困惑的問題可能是：如果半 退，就意味著要交出相當一部分權力，那麼在今後幾年的政治生涯中，他還能否完全控制住 政治局勢，個人意志能否起決定作用？新的政治集團會不會出現政治分裂而導致內訌？中國 老百姓應該體悟到中國這種政治體制是很「折磨人」的，巨大的權力誘惑在給權力執掌者帶 來不可限量的財富支配權的同時，也會帶來無限的苦惱和難以預測的政治災難。 楊小凱：所以說到底，還是一個老生常談的問題，即中國的憲政制度改革問題。中 國的政治體制改革之所以大大落後於經濟體制改革，關鍵就在於中國權力階層尚不知道中國 到底需要什麼樣的憲政制度。對舊的憲政制度總是修修補補只能是浪費資源、浪費時機，不 可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對此我有這樣幾點個人看法。 　　第一，憲政制度改革是中國遲早都要發生的事情，當局現在就要研究和正視這個問題。 中國經濟改革的發展已到了無法迴避這個問題的程度。無論改革的成果多麼大，今後的改革 多麼有魅力，實行民主化取向的憲政制度改革是中國繞不過去的一個政治大關。 　　第二，中國將來是實行內閣制，還是實行總統制，應採取什麼樣的選舉制度棗美國式的 總統直選，還是澳大利亞式的代議制。中國的有關機構也應對這個問題盡快研究。我覺得澳 大利亞的體制值得中國借鑒。 　　第三，憲政制度改革要為解決台灣問題留下餘地。台灣問題在短時間內顯然是解決不了 的。這個問題急不得，急也沒有用。我覺得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關係值得中國借鑒。 江濡山：楊教授，您能否簡單介紹一下澳大利亞解決新西蘭問題的一些做法？ 楊小凱：澳洲形成獨立國家時與新西蘭一樣都是英國的殖民地，與美國一樣，實行 各州地方自治，各州有自己的憲法。澳洲大陸各州加塔斯馬尼亞同意成立聯邦（有點像中國 民國初年陳炯明提倡的聯省自治），但新西蘭拒絕參加聯邦。按西方人的觀念，這當然是新 西蘭人民的權利，正像台灣人民要獨立是他們的權力一樣。但新西蘭與澳洲一直是特殊的國 與國關係，因為同文、同種、同一個祖國（英國），因此互相免簽證，自由移民，臨時居民 在對方國可享受政府福利。早期新西蘭人均收入高於澳洲。 　　但值得台灣吸取的教訓是，現在新西蘭市場太小，人均收入大大落後於澳洲，人口紛紛 向澳洲移民，澳洲被迫取消對新西蘭臨時移民自動提供福利。 　　大陸要吸引台灣，光用大陸大市場的前景還不夠，要用一個憲政共和制，使台灣人有機 會在大陸自由組織政黨、競選總統，有公平競選勝出執政的機會。正像克林頓這個不知名小 州州長有機會當選美國總統。江澤民說台灣領導人統一後可當國家副主席，但不能當主席， 這還是毛澤東的聯合政府觀點，即不經競選，少數大黨瓜分政府官位，這不是憲政民主，而 是寡頭專制。誰能當權要由競選後勝出的黨和其領導決定，怎能由非民選的現領導人指定呢 ？這當然需要中國進行大規模憲政改革，取消共產黨對政治的壟斷，也就是說一國兩制是行 不通的，必須一國良制。更重要的是，中國不進行憲制改革，經濟強大後會走向二戰前德國 、日本的道路，打台灣，而與全世界文明社會對抗。中國政府總想與美國結盟，但總是結不 了，為什麼？因為你是一個專制制度、搞政治迫害、宗教迫害。當年日本希望與強國結盟， 結果與英國成功結盟，其主要原因是明治維新進行了振蕩療法，實行憲政，政黨自由，議會 政治。但由於官商勾結性的壟斷、財閥制度和天皇實權制，發動侵略戰爭，與文明世界對抗 。如果大陸堅持一黨專政，打台灣，也會走上這條死路。為什麼戰後日本歡迎美國駐軍，並 願意由日本為美國駐日軍隊出錢，為什麼南韓也歡迎美國駐軍，而中國卻對美國這個見義勇 為的好國際警察反感，關鍵差別就是日本、南韓是憲政共和制度，而中國是共產黨一黨專制 。中國不改政治制度是不可能與美國有友好外交關係的。1980年代因江南命案與美國的外交 衝突,加上南越淪陷和美國斷交的打擊,蔣經國終於認識到,不回歸憲政,是不可能與美國搞好 外交關係的,美國不會為一個獨裁的台灣打仗。但美國民意會支持為一個民主的台灣打仗。 蔣經國看清這一點，終於下決心開放黨禁，回歸憲政。今天，小布什和美國民意對台灣的立 場證明了蔣經國的明智。 江濡山：那麼大陸應該怎麼做才能既避免武力的道路，又能夠吸引住台灣呢？。 楊小凱：中國的憲政制度要改得比台灣更好，才可能吸引台灣。台灣已做到政黨輪 替，執政黨財政與國家財政分離，執政黨不准從事贏利事業，這方面大陸還是個不及格的小 學生，離台灣大學畢業的水平還差得遠呢。做個台灣憲政改革的好學生才是正確的心態，張 口就要打台灣，文明社會不會把你當成個野蠻的小無賴嗎？假設中國憲政改革成功了，我認 為把政協改成類似美國參議院一樣，每州三票，台灣也不例外，也只有三票。那時所有實行 地方自治的各省和台灣都可像WTO一樣雙邊談判。台灣可能會要求作為特殊省，有更多的選 票，但談下來也許就是十票，台灣不會好意思要太多特權。 江濡山：現在的問題是台灣有一股比較強大的力量要推動「獨立」。據說台灣有些 人鬧獨立是不講條件的。如果中國大陸按國際社會的希望實行了民主化取向的憲政改革，這 種台獨的意願不知會不會自動消亡。 楊小凱： 1945年毛澤東在延安有個和平民主新階段的講話，準備復員軍隊，參加全國選舉。兩個中國 的局面是共產黨造成的，本來只有中華民國，而共產黨要另搞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如果19 46年中國共產黨交出軍隊，實現軍隊國家化，全國選舉，實行憲政，那麼我預計，1960年， 共產黨可能就在選舉中勝出，成為執政黨，現在也可能還是共產黨執政，但共產黨就與西歐 社會民主黨差不多，沒有超越法律由憲法規定的壟斷政治的特權，劉少奇、彭德懷也不會死 得那麼慘，也不會有1959年的人禍，餓死三、四千萬人，也不會有文革、六四這些災難。19 46年的共產黨比台灣的民進黨強多了，當時的青年才俊很多都在共產黨。民進黨從成立到執 政不到20年。1946年共產黨若交出軍隊，1960年他一定能在中華民國憲政體制下通過和平競 選勝出執政。 江濡山：您剛才的意思是說解決台灣問題應納入到大陸憲政制度改革的範疇，並用 歷史的經驗來解決。但中國大陸的政治體制改革是一個痛苦而漫長的過程，台灣問題是否也 應如此痛苦而漫長地等待下去？出路在哪裡呢？ 楊小凱：要統一台灣，共產黨必須要有開放自由選舉，準備政黨輪替的心理準備。 實行憲政必須有競選失敗者自願承認失敗，也要有反對黨自願參加憲政遊戲，這是真功夫、 真功課，國民黨1949年以來從未承認失敗，台灣也不願參加大陸的政治遊戲。1949年以來國 民黨治理台灣比共產黨治理大陸成功得多，國民黨領導台灣回歸中華民國憲法，實行政黨自 由，各級政權自由選舉，新聞自由，執政黨財政與國家財政分離，執政黨不再從事贏利性事 業，以及體面下台，實現政黨輪替，共產黨在這些方面的成績單是張白卷，所以國民黨更不 會認輸，中國實現憲政後，國民黨和其他政黨都會在競選中提出換個執政黨試試看的要求， 他們也不一定會在自由選舉中輸給共產黨。 江濡山：您剛才說，中國要盡快正視憲政制度改革問題。現在中國海歸派的主流意 識就是追求美國的民主與自由，最高決策層在經濟改革實踐中也借鑒了一些美國經驗。但實 踐證明，效果並不理想。如果在政治體制改革方面全盤美國化，恐怕中國消化不。 楊小凱：中國人講民主太多，講共和太少，講科學太多，講自由太少。民主是少數 服從多數，共和是要保護所有人，特別是少數人的權利。就政體而言，我覺得澳洲式的內閣 制，代議制比美國的總統制更適合中國。總統制競選非常昂貴，而澳洲的制度，競選非常便 宜，工黨這種不富裕的政黨也能勝出。我這次到中國，感到民間，特別是知識階層民主的呼 聲很大，而「共和」的聲音不足。這實際上是不公平的。美國是民主與共和折衷的國家，參 議院是共和，一州兩票，幾個小州聯合起來，雖然按選民而言是少數，卻可能少數勝出。眾 議院是民主，每州眾議員人數與此州選民人數成比例。而總統選舉團是由參院（共和）和眾 院（民主）的總議員人數定。所以總統競選有可能是代表少數的政黨勝出，小布什按選民人 數算就是少數派，而戈爾是多數派，但少數派卻贏了多數派，這就是共和對民主的勝利！中 國人只講民主，不講共和、自由，就可能用多數派壓少數派，比如用多數派迫害法輪功成員 。 聚焦之二：有勇氣徹底改革土地制度 江濡山：農村、農民和農業問題引發的經濟與社會矛盾日益尖銳，已成為令中國政 府束手無策的大問題。特別是大量的農村剩餘勞動力的生存取向問題令人焦慮。城市限制他 們，農村容不下他們，這個問題同歐洲進入工業文明時期不久後面臨的境況十分相似。從目 前中國的政局來看，中共十六大召開之後，黨和政府不得不把「三農」問題提升到極其重要 的議事日程上來。 楊小凱：我此次去中國之後，特別留神了大陸的農村發展情況。我看到的一本書介 紹說，有個鄉黨委書記李昌平給總理寫信反映了農村的許多問題，他的意見總理很重視，但 他的結局並不好，所以他辭職進京當編輯了。 　　我覺得李昌平及中國許多農業專家反映的情況很重要，但沒有抓住農村問題的要害。我 冷靜想了想，中國農村現在面臨的所有問題可以歸結為四點：一是土地制度問題；二是戶籍 制度問題；三是地方政府治理結構問題；四是政府對大宗農產品的貿易壟斷問題。而最核心 的問題是土地制度問題。 　　對任何一個國家，特別是農業國家而言，土地制度若得不到徹底解決，國家就不穩定， 大多數民眾就無法安居樂業，這是歷史經驗反覆證明了的。中國目前存在的「三農」問題， 根本癥結就在於農村土地不屬於農民所有，從心理上，農民不認為自己種的地是自己的，所 以沒有長遠投資於土地的打算。中國共產黨奪取政權前後，進行的土地改革，開創了政府侵 犯財產的先例，對中國經濟的長期發展有極深遠的負面影響。 江濡山：您能否談談澳大利亞的土地制度有什麼特點? 楊小凱：澳大利亞對土地的管理很值得中國借鑒。澳大利亞是聯邦制國家。聯邦政 府、州政府及區一級政府都擁有自己的土地，而且各級政府管轄下的私人土地的交易稅收入 歸各級政府財政。區一級政府擁有很多有價值的土地。這些土地都可稱為政府所有。但不像 中國的國有土地，很多山地，草原實際上沒有主。澳洲的每塊土地不管公有私有，都有產權 證書，土地的精確位置、大小、所有人一清二楚。除此之外，大量的有市場價值的土地為私 人所有。土地私有有兩個最主要的標誌：一是無限期可繼承的所有權，二是可以自由交易租 賃。土地私有化後，政府可以收到可觀的交易稅和財產稅。同時對土地的管理也容易納入到 法制化的軌道。私人可以自由買賣、租賃土地。每發生一次買賣，政府都要收一筆很可觀的 土地交易稅。而且每年政府要請與政府無關的獨立測量師按市場行情對每塊房地產估價，按 估價和給定的比例算出財產稅。這個稅收是政府財政的重要稅源之一。 江濡山：那麼澳洲土地管理與運營的「遊戲規則」是什麼呢? 楊小凱：第一，改造公地環境，使周邊私地升值。政府往往要花費較大的投入用於 政府所有的公地的「基本建設」，比如環境綠化美化，基礎設施完善等，這樣一來，等於為 周邊「私地」創造了良好的投資環境，於是推動了私地的升值和交易，政府的土地交易稅、 財產稅則大大提高。當私地交易活躍了，公地的價值會更高。如果政府財政遇到危機，或者 有特殊的重大支出，政府就可以按市場價割賣它的公地。 第二，土地絕對私有，有無限期所有權，私人捨得長期投入。由於澳大利亞是個移 民人口增長較快的國家，因此土地升值很快。以墨爾本市為例，近幾十年來，每7-8年，城 市及郊區土地的價格就翻一番。所以，有錢人願意把資金投資到房地產、近郊花園、農場等 土地項目上。土地及房產已成為許多澳大利亞人的核心資產。這也是上一代人傳給下一代人 的重要遺產。 第三，以簡單易操作，但極其嚴格的法律保障土地的公平交易。這是維護土地公平 交易的最基本的原則。從這個角度來看，公平的土地交易，一般有三個方面受益者：一是土 地交易雙方；二是政府；三是土地的丈量及評估機構。值得一提的是，澳大利亞的土地丈量 與評估機構比較多，競爭也比較激烈，這類中介機構競爭的焦點在於丈量準確、服務到位， 估價公正準確。每個環節都有法律作保障。 而對於中國而言，大量所謂國有土地實際無主，沒有所有權證書。而大量私人使用 的土地沒有完全的私人產權，不能自由買賣、租賃。 江濡山：我前不久曾專門對中國農村的土地狀況做過考察，同許多基層村幹部和農 民進行過交流。感觸最深的是，他們對土地作不了主，而能對土地作主的至少是縣一級政府 的土地管理部門，但他們並不理解土地同農民切身利益的利害。 楊小凱：所以，土地制度改革是目前中國農村改革必須正視的焦點問題。這是主要 矛盾，其它都是次要矛盾。 　　比如說，農業產業化發展的問題，只要土地可自由交易，城市資本就會自然流向農村。 農民暫時沒必要學習這技術、那技術，再說現代農業技術也不是農民一下子能學會的，而且 學會了也無法完成市場交易。農民只要把土地租給他人或者賣給他人就行了。自己可以收租 金或去當雇工。這樣一來，土地就會按市場規律自由上漲或跌落。富人、窮人都可以根據自 己的財力，選擇時機買賣土地。 　　再比如說，生態環境及城鄉綠化問題。只要土地屬於私產，土地的主人自然會倍加呵護 。澳大利亞由於房地產大多是私人財產，所以澳洲綠化都有點過分，私人業主對綠化投入大 量資金。中國內蒙草原如果私有化了，我看沙塵暴就會消失。四川等地的山林如果私有化了 ，也會促進綠化，而不是像現在這樣，由50%山林降到19%。 　　中國的政治口號是人民當家作主，但是人民都沒有自己本應該擁有的私產權，人民也沒 有公產的支配權。因此，包括土地制度在內的許多現行制度為權力機關的公務人員留下了很 大的腐敗尋租地帶。 　　總之，土地所有權的私有化對中國大陸未來的改革與發展意義重大。土地私有化只會去 掉村幹部定期按人口變化調整土地分配的特權，因而減少此特權引起的貧富分化。如果有的 農民要棄農進城，或從事它業，沒有土地私有權時，他只得放棄他的集體所有的土地的份額 。如果他不願放棄他對土地的權利，他就要定期回鄉，變成「盲流」。這正是貧富不均社會 不安定的原因。用馬克思的話來說，這是把農民束縛在土地上，阻礙城市化和工業化的制度 。它不但反效率，也不公平。如果土地所有權完全私有化了，農民將成為自由民，若農民要 棄農進城，或從事它業，他可以賣掉土地，不但有一筆收入，而且有一筆資本，因此他進城 時是有錢人，而不是盲流。特別是，可自由買賣的土地比不可自由買賣的同樣土地市價高得 多，土地私有化只會使現在相對貧窮的農民變得更富，台灣的很多農民比城裡人富，就是因 為他們有大塊土地完全的所有權。 　　有人擔心，如果農民賣地進城經商失敗，這不會引起貧富分化嗎？其實，賣不賣土地的 權力在農民手中，農民進城經商不必賣地，他可將土地出租，不但有固定租金收入，一旦生 意失敗，還可回家種田。沒有土地私有權時，轉讓使用權所得租金極低，在江浙一帶是市場 租金的十分之一，不少地方租金甚至是負的。轉包也有很高風險失去土地權利。如果土地所 有權完全私有化了，不但業主可收得更多租金，土地使用權的分配更有效，而且業主可以用 土地向銀行作抵押貸款，借錢投資，克服信貸市場的信息不對稱障礙，使中國的私人投資能 力成倍增加。 　　我2000年6月回中國，看到江浙農民還在用手插秧，扮禾，心中不是滋味。我年輕時多 次參加雙搶，知道這份工作的辛苦。台灣農民早就機械化了，不用受這份苦，中國為什麼做 不到呢？我訪問南京時，應邀參加南京大學發展研究院組織的經濟學家為省委，省政府咨詢 的會議。會上省委第一書記和省長希望聽到專家們關於城市化的對策的建議，國內的經濟學 家都提到，現有的土地制度和戶口制度是城市化的大障礙。我也建議城市和農村土地制度並 軌是土地私有的第一步。農村土地應該像城市土地一樣，70年期使用權可以自由買賣和租賃 。做到這一步，私有化就容易了。但是香港的土地年期制與無限土地私有制相比是種很落後 的殖民地制度，英國人在本國就不實行這種制度。18世紀法國落後於英國，一個重要原因就 是當時法國對土地私有權的限制。中國人早就知道這個道理。孟子早就說過恆產有恆心，比 孟德斯鳩講「所有權是道德神」早了一千多年。 　　土地所有權私有化不但對經濟發展有重大意義，而且對減少社會糾紛，安定社會，穩定 地方財政有重大意義。土地所有權私有化後，土地市價上升，土地交易增加，地方財政收入 增加，也使地方財政，地方基礎設施，地價之間的反饋制度化，使地方政府官員的收入和士 氣提高，效率上升。我們都知道，西方國家的地方政府財政很依賴土地稅和房地產交易稅， 而這又是以土地私有權和土地自由市場為基礎。 　　有人會提到中國很多朝代的沒落是由地方豪強兼併土地引起，現在土地所有權私有化可 能又會造成社會問題。其實，地方豪強兼併土地正是因土地所有權沒有法律保障，清朝的官 司糾紛記載說明中國歷史上原土地所有者以原價購回已賣土地的權利，限制了土地的自由買 賣，成為很多殺人案和社會動亂的根源。現在廣東的很多土地糾紛也是由對土地私人產權的 法律保護不健全引起。 江濡山：您剛才談到中國大陸的戶籍制度問題，這方面中國政府有關部門正在研究 改革對策。估計下一步會有條件地放開，但現在最大的顧慮是擔心戶籍制一旦放開，農村剩 余勞動力會大量湧向城市。 楊小凱：對於中國戶籍制度問題，我的看法是： 第一，廢除戶籍管制。 第二，改戶籍管制為戶籍登記制度，任何中國人可以自由遷徙，在國內有充分的居 住自由。 第三，戶籍管制放開後，要採取「市場」調節的辦法消化可能出現的負面影響。 第四，戶籍制度改革應與土地制度改革結合起來，如果沒有土地私有化，農民移居 他地就會失去集體土地中所有的份額，所以必須定期回來，當盲流、或是寧願拋荒土地，也 不永久移民。如果土地是私有制的，農民可以在移民後將土地租給別人增加收入，也可以賣 給別人，得到一筆資金，可用來創業投資，或者不賣土地，但用土地所有權作抵押向銀行貸 款，創業投資。戶籍改革其實十分簡單，只是中國有關管理部門把這個問題人為複雜化了。 江濡山：現在中國南方一些地方的戶籍管制已取消了，比如浙江省的許多城鄉居民 可以自由遷移居住地，只要你能生存下去，就自己選擇居住地。這樣以來，不但沒有出現政 府擔心的混亂局面，反而市場經濟的活化因素更多了，地方經濟發展更快了。 楊小凱：農民不輕易永久移民，根本原因是土地不是私有的，永久移民會喪失他們 對集體土地中的份額。這是一種封建制度，把農民捆在土地上。 江濡山：你提到中國農村地方政府治理結構，對此你有哪些高見? 楊小凱：中國基層政府的治理結構非常落後，比如縣的劃分太大，由於土地沒有私 有化，公地沒有明確是哪個政府（鄉政府或區政府）所有，也沒有土地所有權證書，更沒有 健全的財產稅、土地交易稅制度，所以地方政府辦公共事業、教育事業沒有制度化的公共財 政。這方面，中國不要搞制度創新，只要派一些干實事的官員去各國考察地方政府治理結構 ，將各種制度比較一下，擇優模仿就好了。比如美國是各區政府管中小學教育，所以各區學 校質量差別很大，而澳洲是州政府管中小學教育財政，所以各區學校質量差別不大。我看中 國可學澳洲的教育財政制度。 江濡山：從本質上講，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以來，由於農村勞動力一直沒有得到徹底 解放，才導致農村經濟的市場化水平同城市經濟的市場化水平差距很大。這種差距的背後是 生產力水平的差距。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民祖祖輩輩以傳統的農業生產為主，現在搞市 場經濟，對大多數農民而言是生存方式來一次全新的轉變。這就要求，國家政權對農村事務 的管理必須遵循市場經濟發展的規則。 楊小凱：我覺得現在中國政府在對待農民和農村經濟發展問題上步入了一個誤區。 政府花費很大精力和代價組織農民學習現代農業技術，農村勞動力水平的確不是這麼容易就 能提高的。農民種什麼、怎麼種、怎麼賣完全是農民自己的事，政府手把手教農民解決不了 根本問題，有時會適得其反。比如農民按政府要求種植了大量產量高的雜交水稻，這種水稻 在國內和世界市場上都是價格最低的，根本不應該種。因此，當土地私有了，農民會把土地 租給或賣給有市場經營能力的少數人去搞產業發展，每個農民會根據自己的「生產力水平」 選擇力所能及的事情去做。 　　我還要提到的一個問題是：政府對大宗農產品的貿易壟斷，等於弱化了農村經濟市場化 交易能力。不僅大宗農產品國際貿易由政府公司壟斷，國內貿易也由政府壟斷。這樣下去， 中國農民只能是永遠被動地受政府的擺佈。要搞所謂農業結構調整，用政府統購統銷正好是 幫倒忙，廢止政府對大宗農產品和跨省、跨國農產品貿易的壟斷，中國農業的結構調整就會 自然實現。現在的農業結構問題正是由這種壟斷造成。農民是為政府生產，而不是為市場生 產。自給自足的農民要變成專門生產一種商業化農產品的現代專業農民，只有在廢除政府對 農產品貿易壟斷才能實現。當然結社自由對農民組織專業化農民協會以協助貿易也很重要。 江濡山：剛才您提到對農民教育的問題，您是在國外大學當過學生，又當了多年的 教授，你對中國教育體制的改革有何建議？ 楊小凱：關於教育問題，我覺得中國不應該學澳洲，而應該學美國的。美國對私立 大學沒有限制，政府辦大學的作用也非常有限，所以發展出各種適合不同需要的大學。全世 界最好的大學是美國的私立大學（哈佛、耶魯、普林斯頓等），而各種低水平的私立野雞大 學也適合了低層的社會需要。更重要的是由於進入教育領域是自由的，不需要任何教育部批 准，所以私立大學之間競爭自由而激烈，制度創新層出不窮，州立大學便可以模仿這些好教 育制度（例如終身教授制），也有不得不模仿的競爭壓力（比如教授工資就不可能比私立大 學低得太多）。而澳洲受歐洲政府辦學思潮的影響，政府辦了太多的大學，雖然不限制私人 辦學，政府也像美國政府一樣不直接管理學校，而是成立獨立的法人機構管理學校，但由於 官辦大學太多，私立大學就起不來。例如十年前澳洲有股私立大學發展的浪潮，但這些大學 在公立大學的壓力下大多不成功。所以澳洲的大學制度始終不如美國，例如從來沒有形成全 國性大學市場，學生大多在本州上大學，不像美國在私立大學的創新體制下，形成在外州上 大學的傳統。澳洲大學教授的工資及管理制度對市場的反應都不如美國大學靈敏，關鍵原因 也是公立大學佔優勢，不像美國私立大學佔優勢。 　　中國教育現在最大的危險是教育部壟斷學位授予批准權和重要辦學項目的批准權，現在 又有了創收的動機，這是產生壞資本主義的原動力。好資本主義國家中的政府機構不允許有 創收動機，只能花錢，不能自己創收。收入是只有國會才能批准的統一稅收。美國制度嚴禁 追求執政的政黨從事贏利性事業。而中國80年代以來就鼓勵有各種政府批准權、壟斷權的政 府機構創收，這就是與民爭利，並會鼓勵政府機構加強壟斷以追求壟斷利潤。這在各行業都 造成了不公正的壞資本主義現象，最近兩年這種壞資本主義現象在教育部門大大發展。例如 政府用國家財政權力、用大量金錢支持重點大學，這就是一種非常不公正的、歧視性的制度 ，因為這些財政支持不是通過公平競爭的程序取得的，是種對非重點大學的制度性歧視，更 是對私人大學的制度性歧視，與WTO非歧視的遊戲規則完全不相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