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網恢恢說魯迅 浙江 傅國湧 1932年元旦，《中學生》雜誌向魯迅提出這樣一個問題： 「假如先生面前站著一個中學生，處此內憂外患交迫的非常時代，將對他講怎樣的話，作努 力的方針？」 魯迅的回答是： 「編輯先生：請先生也許我回問你一句，就是：我們現在有言論的自由麼？假如先生說『不 』，那麼我知道一定也不會怪我不作聲的。假如先生竟以『面前站著一個中學生』之名，一 定要我說一點，那麼，我說。第一步要努力爭取言論自由」。（《二心集·答中學生雜誌社 問》） 可以說，魯迅為「爭取言論自由」努力了一輩子，早在1912年1月，民國伊始，他在給故鄉 紹興的《越鐸日報》寫的《越鐸出世詞》中，就提出報紙的宗旨為「抒自由之言議，盡個人 之天權，促共和之進行，尺政治之得失。」同年他給紹興《天覺報》的賀電「敬祝天覺出版 自由」。然而他生活的年代，他思想、寫作、翻譯、辦刊的二十多年，孫中山等手創的共和 轉瞬即逝，從袁世凱到「城頭變幻大王旗」的軍閥混戰時期，至國民黨殺人如麻的「清黨」 之後，離言論自由不是越來越近，而是越來越遠了，儘管《越鐸日報》因為批評都督王金髮 就領教了編輯部被搗毀的滋味，在北京時期他也寫下過「連發表思想都要犯罪，講幾句話也 為難」（《熱風·來了》）這樣憤激的話，但文網之密、「政府」「壓制言論的網」之嚴密 是在他生命的最後十年（實際上是整九個年頭），好在他住在租界，還能跟國民黨檢查官捉 迷藏，他自稱「鑽網」（《兩地書》）。在現實的黑暗與苦悶中，「重寫歷史」成了魯迅晚 年常縈迴心頭的一個想法，其中他特別提到了「文禍史」。1935年，他曾問唐弢「能不能編 寫一部中國文網史」。其實這樣的文網史至今尚未完成，圍繞著魯迅本人展開的文網史也是 一個空白。散木先生的《於無聲處聽驚雷棗魯迅與文網》細緻地描畫了魯迅一生、尤其是最 後十年在國民黨文網中的鬥爭史，折射出時代的光和影，以我粗陋的閱讀視野，這還是第一 部研究「魯迅與文網」這一重大話題的專著。雖然魯迅似乎成了老掉牙的題目，但「魯迅與 言論自由」將是一個永遠新鮮而激動人心的話題。本書的另一個重要意義是，它打破了長期 主導魯迅研究界的「魯迅中心論」，在許多魯迅專家那裡，魯迅是絕對的中心，他成了20世 紀前半葉中國思想史、文學史、文化史的中心，位居正統、廟堂，而不是多元中的一元，所 以魯迅的選擇、取向，從價值觀到文風都被全盤肯定，而與魯迅不同的路向選擇則被一概否 定，一句話，魯迅是神不是人，魯迅是不容質疑、不容批評的。散木站在一個普通人的視角 ，披閱史料，鉤沉史實，回到了歷史，並從人類主流文明的平台上重新審視作為人的魯迅， 在客觀評價魯迅的同時，也對魯迅生前極力否定的「論敵」及他們推動言論自由、保障人權 的貢獻作了公允的評價。 第一 國民黨政權在血泊中浮起後，魯迅痛感 「言論的路很窄小，不是過激，便是反動」。他初到上海，他創辦的《莽原》一期因為刊載 了俄國文學作品的譯文而被扣，他曾鍾愛的《語絲》被迫減少了「對於社會現象的批評」， 「多登中篇作品」，終於辦不下去了，被迫停刊。1928年、1929年這兩年，他甚至受到了 「極少寫稿，沒處投稿」的威脅。到30年代， 「沒有了任意說話的地方」，「壓迫是透頂了！」。1934年2月，國民黨一口氣查禁149種書 刊，魯迅已出版的著作全部成了禁書，他經常投稿的幾個報刊有不少被封了。黎烈文、張梓 生也被迫相繼離開《申報·自由談》，這一年12月（即史量才遭國民黨特務暗殺不久），他 給劉煒明寫的信中說：「在日報上，我已經沒有發表的地方」。 1935年，他在《花邊文學·序言》中說：一篇文章「副刊編輯先抽去幾根骨頭，總編輯又抽 去幾根骨頭，檢查官又抽去幾根骨頭」，真是痛心疾首。國民黨從事先的書稿審查到事後的 禁書、查禁刊物等，無所不用，為什麼收效不是很好，沒能做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達到一種聲音的目的，「原因之一是上海租界的存在，那些『詆毀黨國』、『誘惑青年』的 書刊，『大都在租界內各小書坊寄售」（《於無聲處聽驚雷棗魯迅與文網》，百花洲文藝出 版社2002年12月版，101頁，以下只標明頁碼）。魯迅許多被查禁的書籍、他為瞿秋白編印 的《海上述林》等，「以及幾乎國民黨查禁的各種進步書籍都是內山書店書架上常備的書目 ，左翼作家翻譯的近三百多種書都能在這裡看到，原因無他，就是因『治外法權 庇護下日人書店無法查禁』而已。」（82頁） 魯迅的文章被檢查官刪節、甚至全文檢扣都是家常便飯，好在他結集出版時把扣發的文稿通 通收入，並一一說明。被刪節了的文句，也一一按原稿補足，並加黑點。當時的書局幾乎清 一色都是民營的，報刊也以民營為主，魯迅的書有銷路，魯迅的文章有讀者，出版商也好， 報館老闆、編輯也好，願冒一點小風險的人畢竟還是有的。散木轉引許欽文的回憶說：「尤 其左翼文學走紅之後，那時，『在雜誌上只要登著魯迅文章銷路就可以保險，只要有兩種書 開起書店來就總可以發達』」。（219頁）《申報》是一份歷史悠久、有廣泛讀者的老牌大 報，從1933年到1934年，魯迅在「自由談」發表了大量雜文，僅結集的就有《偽自由書》、 《准風月談》等，而且史量才給了魯迅特別的待遇，一般文章的稿酬是千字五到十元，「魯 迅則用與不用一概照付稿酬，千字三十元」。（219頁） 有人統計，魯迅一生共在103家報刊發表過742篇文章（包括《晨報》、《京報》、《申報》 、《世界日報》、《中華日報》、《國民新報》等15家日報、《新青年》、《語絲》等78家 期刊以及9家外文報刊），其目的就是「利用一切機會，打破包圍著我們的黑暗和沉默」。 但也據說他曾謝絕為著名的《大公報》、《立報》、《國聞週報》寫稿，本書作為個案也分 析了他拒絕為故鄉的《越風》半月刊寫稿的心路。 在上海租界的最後九年，魯迅大量寫作雜文、翻譯外國作品，出版了大量雜文集、譯作。有 些作品書店不敢出，他經常就自己印刷、出版，隨便編一個名稱（如「三閒書屋」等），不 僅以這種形式出自己的作品，蕭紅、蕭軍的成名作《生死場》、《八月的鄉村》也是這樣出 世的。這恐怕也只是租界環境下才有可能。難怪魯迅說：「審查諸公的刪掉關於我的文章， 為時已久，他們是想把我的名字從中國驅除，不過這也是一種頗費事的工作。」也因此他才 能靠寫作、翻譯維持一家人的生活，以一個「自由撰稿人」的身份保持獨立的批判。《為了 內在自由的第二種外部自由》專門討論了魯迅的經濟收入，即使在「禁錮得比罐頭還嚴密」 的年代，魯迅最後九年的稿酬、版稅收入還是相當於今天的210萬元，月均相當於2萬元以上 （而之前北京的十四年，月均不過相當於9000多元），正是這一經濟保障有力地支撐著魯迅 在「文禁如毛，緹騎遍地」的黑暗年代繼續戰鬥下去。如果沒有租界的存在，這一切又何以 可能，正如書中引「商務」老人高鳳池的話說，「關乎國家、民族和社會命運最顯豁的事業 是銀行、報館、書業，那麼，這三樣東西在中國沒有一個地方能與上海相抗衡了。」（216 頁）近代報業、出版業集中上海的關鍵原因就在於租界，本著求實的態度，作者絲毫也不想 遮掩這一點，他直言： 「租界是言論和出版相對自由的一個場所，所以，上海之書局、報館甚至大學之多，都超出 了中國其他任何一個地方。一個狹仄的地盤內卻有這樣一塊敞開的社會空間和公共平台，這 真是歷史的弔詭。」（77頁）難怪北大多事之秋，胡適、傅斯年等甚至主張遷到上海租界來 。「由通商口岸而『國中之國』，外國人在租界建立了與其母國相類的統治秩序，並擁有治 外法權等特權，但同時又舶來其母國的制度文化、價值觀念。這一方面構成對中國主權的侵 犯和損害，另一方面也為反對政府的各種政治勢力提供了一個相對隱蔽和安全的空間，尤其 是言論和出版，租界內外有著判然不同的情景。」（80頁）應中國當局的壓力，和穩定租界 自身統治秩序的需要，租界有時「也參與文網的建構」，給青年魯迅深刻影響的「蘇報案」 就是在租界發生的。無論怎麼說，沒有租界，我們將無法想像魯迅晚期的文章、文集有問世 的機會。1933年，離柔石等「左聯五烈士」被殺害已整整兩年，「當時上海的報章都不敢載 這件事」，魯迅憤然寫下傳誦不衰的名篇《為了忘卻的紀念》，《現代》雜誌編輯施蟄存回 憶：「這篇文章曾在兩個雜誌的編輯室裡擱了好幾天，編輯先生不敢用，才轉給我。」面對 這枚「炸彈」，施蟄存也「有點躊躇」、「不敢決斷」，「請老闆張靜廬先生拿主意。張讀 後沉吟不決，考慮了兩三天，毅然決定：上！『那理由是：一捨不得魯迅這篇異乎尋常的傑 作被扼殺，或被別的刊物取得發表的榮譽。二經仔細研究，這篇文章沒有直接觸犯統治者的 語句，在租界裡發表，頂不上什麼大罪名」。（157頁）重讀這篇和《紀念劉和珍君》前後 輝映的名文，我們固然不能忘記張靜廬、施蟄存，但也不能忘記那是在租界。 第二 在國民黨的恢恢文網下，形形色色的文人露出了形形色色的嘴臉，魯迅的態度當然是一個都 不放過，「一個都不寬恕」，在他的筆下多少人現出了原形，以他的筆「在這可詛咒的地方 ，擊退了可詛咒的時代」。但不能諱言他的無比「刻毒」的筆也傷了不少人，比如他僅憑傳 聞就斷定：「梁實秋教授掌青島大學圖書館時，將我的譯作驅除。」梁實秋否認了這一說法 ，當時在青島大學讀書的臧克家也表示這是「不可能的」。（279頁）「不管是正面的敵人 ，還是『砍傷了櫻桃樹』的『童年華盛頓』們，『無論它對面是什麼』，魯迅只有兩個字： 『戰鬥』『當然要戰鬥下去。』（166頁）這是魯迅的悲哀，而不是魯迅的偉大之處。 曾是「創造社」保姆的泰東圖書局老闆趙南公在屢遭查禁、罰款，乃至三次租界當局拘捕後 退縮了。與魯迅至少有十四年交情、見面、通信達700多次的「北新書局」老闆李小峰，在 「遭一再封門、一再迫害」之後，到1934年2月，這家對新文學貢獻至大、出版過魯迅大量 著作的書局終於與「魯迅無緣矣」。為了出版「新文學大系」，「良友」不得不出版檢查官 項德言的垃圾小說，還要支付高額的稿酬。1934年2月，國民黨一次查禁左翼圖書149種，涉 及到28個作家、「幾乎上海各主要的書店二十五家」。中國出版界由「開明」領銜、二十多 家書店二次聯名請願，最後「官員」、「出版家」和「編輯」開會磋商，事為魯迅所知，他 在《且介亭雜文二集·後記》中以嘲諷的口吻記了一筆：會上「有一位雜誌編輯先生某甲， 獻議先將原稿送給官廳，待到經過檢查，得了許可，這才付印。文字固然決不會『反動』了 ，而店主的血本也得保全，真所謂公私兼利」。這是日後書刊原稿審查制度的由來，「某甲 」指的是施蟄存，對於「獻策」的指控，他本人是否定的。但不久以寫「新感覺派」小說知 名的穆時英當上圖書雜誌審查委員則是事實。上海「書籍雜誌檢查處」設立後，「許多『文 學家』的失業問題消失了，還有些改悔的革命作家們，反對文學與政治相關的『第三種人』 們，也都坐上了檢查官的椅子。」（130頁）真是「荊天棘地」，烏雲滿天，「魯迅冷眼望 去，『所見的只是狐虎的跋扈和雉兔的偷生』。」（117頁） 曹聚仁在文網重壓下的「悔過和退出」也讓魯迅失望，1936年初，他們辦了一個文藝刊物《 海燕》，以曹為發行人，文網編織者找他「談話」，「曹說出刊物的編輯和作者，繼而聲明 退出，而《海燕》也不久就被查封了。」（110頁）對曹主辦的「帶些學究氣」的《濤聲》 ，魯迅也頗有微詞。 對於故鄉浙江，魯迅晚年更是耿耿於懷，掌握上海文網生殺大權的多為浙人，如潘公展、朱 應鵬、穆時英以及魯迅懷疑的杜衡等，論敵之一王平陵雖非浙人，卻畢業於浙江第一師範。 不過故鄉既有呈請通緝魯迅的許紹棣、葉溯中之類，也有陳佈雷、邵力子（更不用說蔡元培 ）這樣人品高潔的清流，他們與那些渾渾噩噩的濁流、唯唯諾諾的奴才不可同日而語。曾為 新聞界翹楚的陳佈雷、邵力子雖入侯門、身居高位，畢竟對言論自由有切身的體會，「他們 希望政府『俯輿就情」，更對魯迅充滿敬仰；加上一層鄉誼之情，多少也會影響國民黨對魯 迅的態度。特別是陳佈雷，身居要衝，是國民黨宣傳工作的主持和決策人物，魯迅著作的大 量流布，和他是應該有些關係的」（57頁）甚至在魯迅去世八年後，戰時首都重慶舉行紀念 活動，國民黨「軍統」頭目鄭介民「主張發佈新聞，指出魯迅曾受日本浪人內山完造之津貼 以破壞之」。「好在陳佈雷先生堅阻，這才避免了一場無聊的鬧劇。」（468頁）《魯迅全 集》能在1938年順利出版也與邵力子、陳佈雷等不無關係，魯迅舊日學生荊有麟托人請陳布 雷向時任國民黨中宣部長的邵力子等通融，在盡快做了審核，並特別指示：「對此一代文豪 ，決不能有絲毫之摧殘。」（489頁） 即使在普通的「小」檢查官中也不乏「對魯迅的著作網開一面」者，「1934年甘肅『審查處 』呈請封禁魯迅翻譯的《表》，中央『審委會』的王勉之批道：『此書頗富有教育意義，毫 未牽涉到政治問題……不必檢扣。」（57頁） 魯迅之所以能在文網恢恢中繼續他的寫作生涯，堅持他毫不留情的批判，不能不提及陳佈雷 、邵力子他們，這一問題恐怕還是第一次正面提出。 第三 在國民黨疏而有漏的文網下，魯迅的最後十年，以其獨特的「隱晦曲折」、「冷嘲熱諷」的 雜文形式堅持獨立的社會批判和文化批判，並在「看不見的戰線」上與國民黨的郵電檢查作 鬥爭。在楊杏佛被殺害之後，他曾說過「只要我還活著，我總要拿起筆來對付他們的手槍的 」。在給日本友人增田涉的信中，他曾說：「文壇所受的壓迫一天一天吃緊，然而我仍悠然 度日」。在無所不在的文網面前，他沒有屈服，而是進行了長期的、韌性的反抗，他向來反 對赤膊上陣，而主張打「壕溝戰」，在他看來，「震駭一時的犧牲，不如深沉的韌性的戰鬥 」。「戰鬥當首先守住營壘，若專一衝鋒，而反遭覆滅，乃無謀之勇，非真勇也」。 在他眼中，用真姓名無異是「無謀之勇」，這是他所不屑的。於是，漫天花雨般的「筆名」 戰術成了他重要的選擇，《衝破重重文網的利器棗筆名》集中討論了這個問題，他一生至少 用過130多個筆名，僅在《申報》就用過41個，在《中華日報》用過13個，在只問目的、不 論手段的他看來，「區區假名真名」只不過是「小事也哉」（406頁），那麼多讓人防不勝 防的筆名只是為了「和檢查官們打一仗」。一個刊物如果辦不下去了，他的對策也是換名字 ，《萌芽》曾改名《新地》，《前哨》曾改名《文學導報》，《拓荒者》曾改名《海燕》， 不過最後也都沒能倖免查封、停刊的命運。 筆名還是真名，曲折或者直接，這是一個深不可測的陷阱，魯迅承認自己的文字往往「吞吞 吐吐」，「含糊的居多」，所以他自稱是「上了鐐銬的跳舞」，類似於「植物被壓在石頭下 ，只好彎曲的生長」。雖然在回答《中學生》提問時他也說過「第一步要努力爭取言論自由 」，但當胡適、羅隆基等知識分子以真姓名和直截了當的言論爭取這一自由時，他嗤之以鼻 ，嘲弄他們是賈府的「焦大」，焦大的罵，是要賈府好，他們遭到查抄、迫害，是主奴之間 有些「隔膜」，做奴才的「越俎代庖」、「不識諱忌」，最終還是會得到主子寵愛的。還說 ：「要知道現在雖比先前光明，但也比先前利害，一說開去，是連性命都要送掉的。」李歐 梵在《「批評空間」的開創棗從〈申報〉「自由談」談起》中認為「魯迅的問題就在於他為 了怕送掉性命而沒有『說開去』！」這不是「說」或「不說」的問題，而是「如何說」，「 如何『說開去』，如何找尋空隙，建立一個說話的新模式」，在這個問題上，魯迅「沒有太 大的貢獻」，「魯迅在這個時期的『說法』和所寫的遊戲文章（特別是和檢查官作的語言捉 迷藏遊戲），並沒有建立一個新的公共論政的模式。」（《現代性的追求》，三聯書店2000 年版，20頁）總之，這種隱晦曲折的雜文無助於開創真正的「批評空間」。 這當然是持「魯迅中心論」的護神者所不能同意的，他們以為捍衛魯迅就是魯迅什麼都是對 的，同樣深深熱愛魯迅的散木也以平實的語氣回答了這個無法迴避的問題： 「他對中國黑暗社會的揭露和對國民黨專制體制的抨擊由於是用雜文的形式來表示、用曲折 的方式來表露，一定程度上，影響到它的傳播範圍和影響力，即他所說的『意思都極平常， 說話也往往很晦澀」。…… 在中國這樣一個教育極其落後、受眾的文化程度相當有限的條件下，魯迅的文字對他們來說 本身就是一種障礙。」（369頁） 「基於生活環境的限制，上海時的魯迅既無法再進行他的文學創作和文學史研究，文網的語 境又使得他的社會批判不能暢達地被表達出來，就只得進入一種惡性循環：文網逼迫他用晦 澀的文字表達他的憤懣和批判，這種憤懣和批判又因一次次的文網升級而更加曲折和曖昧， 這也許也是魯迅晚年的一種悲哀。」（370頁） 這就為作者肯定魯迅、同時也肯定胡適掃清了道路，魯迅與胡適兩種截然不同的取向，在一 個多元社會，完全是可以同時並存的。當蘇雪林大罵魯迅和「魯迅宗教」時，向來寬容的他 嚴肅地批評了蘇的「褊狹和成見」。胡適說魯迅攻擊我們，「其實何損於我們一絲一毫？」 他還為《魯迅全集》的出版而盡力（親筆寫信給商務印書館的王雲五）。而魯迅的態度完全 是另一種，他承認自己寫文章、辦刊物，總是「黨同伐異」， 辦語絲時不發徐志摩的作品，辦《莽原》時堅決不登接近「新月派」的來稿。可是在被魯迅 生前罵得狗頭噴血的「新月派」中，葉公超、甚至梁實秋等都對魯迅的文學成就、包括雜文 給予了客觀、公正的評價。這是一個值得後人深思的問題。 作者進一步認識到，一個自由、昌明的社會，不會盛行「惡毒、仇恨、暴力、黑暗的」 奴隸語言，而一個「充滿著不公正和黑暗的社會」，「『魯迅話語』就會依然存在」，魯迅 生前覺察到了這樣的悲哀，「他的文字因為它所抨擊的時弊的存在而存在著。」（373頁） 這才是更大、更深的悲哀。 魯迅已逝，文網依然，魯迅之後的文網史已進入作者的研究視野，那又將是一個沉重卻無法 繞過的大題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