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志剛事件的可能後果 （北京）余世存 朋友讓我來談孫志剛事件，我覺得沒有什麼話好說。我奇怪人們寫了那麼多的 文章，據說連一向不問窗外事的書齋裡的教授都激動了，網上的文章題目就有某某 名學者為孫志剛事件拍案而起，為孫志剛事件撰文一類的廣告。我收到過幾十篇談 孫志剛事件的文章，我承認大家都說得有道理。 甚至左右翼的知識分子也都付諸行動了，就在自由派們還在各自自由抒懷的時 候，一向迴避國內矛盾的左翼知識分子們完成了一個《就孫志剛事件致全國人大書 》，並徵集知識界簽名，其中說，「今年年初從廣東開始擴散和蔓延的非典型肺炎 ，由於缺乏社會保障措施，造成了大規模爆發，不僅導致了生命和財產的巨大損失 ，而且顯示了深刻的社會危機。端賴政府採取了一些亡羊補牢措施，有力地遏制了 疫情，贏得了前所未有的信任和擁護，而社會團結也成為國人的普遍共識。我們對 蔣彥永醫生在揭露非典真相的行為中所表現出來的作為醫生的高度責任感和作為公 民的巨大勇氣表示敬意。我們希望能夠深入調查、總結和反思非典事件中所造成的 延誤和損失的責任和原因，建立和加強公共輿論監督和社會批評機制。然而，與此 同時，我們驚悉湖北孫志剛在廣東被野蠻收容毆打，不治身亡的消息（見《南方都 市報》報導）。真是天災已甚，人禍尤烈。」 自由知識分子致全國人大的文本也很快出籠，其中說，「大學畢業生孫志剛在 廣州工作時因為沒有暫住證而被警察收容，期間遭到毒打，不治身亡。此一事件在 國內引起極大關注和憤慨，海外反響也很大。我們認為，在建設法治國家的今天， 不斷出現執法人員和執法部門違反法律、粗暴對待公民，甚至草菅人命的惡性事件 ，應該引起高度重視，得到嚴肅處理，並從體制和立法上尋找根本解決辦法。為此 ，我們特表明下述立場，提出以下請求。」請求一二三四等等。 將這兩份文本合起來，或者說，將這些文章收集起來，也許正是進城農民生存 秩序中的《我向總理說實話》。只不過，後者是李昌平從實際經驗出發的呼喊，前 者是知識精英為「底層生活」的良知或正義表達。 我不知道，朋友希望我來談孫志剛事件，是想知道我的認識問題，還是想知道 我的立場問題。我們常說，認識問題在踏入社會之前，在學生時代就應該完成的任 務；立場問題則依據各人賴以生存的秩序或體制而各有不同，但在我們社會裡卻應 以正義為價值的標桿。認識問題當然允許後知後覺，在社會事件頻頻挑戰人的智力 時，知識者應該自覺將認識落實於最小的人類單位──個體生命的生存環境。難得 的是，今天大多數的知識者們在孫志剛事件上的認識都表現出可貴的「正確性」， 想想仍有腦子積水的人把孫志剛一類的中國災難歸罪於資本之惡（左翼知識分子就 這麼病如以往地歸結為「人禍」，歸結為社會公共事業的「營利化傾向」），就可 以理解，大多數文章在孫志剛事件上表現出的樸素的常識是多麼難得。立場問題， 大家都有一個共同點，要求孫志剛事件得到公正的解決，這當然更是政治正確的。 我能夠談論的是，政治正確的東東不一定能夠得到它，即使得到它，我們也多 只能個案地獲得。因此，讓我來正確地談論或複述對孫志剛事件的認識，讓我來正 確地表明對孫志剛事件的態度，我不如冒點風險地來談論孫志剛事件的可能後果。 不願動腦子的網友們逼問我如何行動，我可以借孫志剛事件來談談什麼樣的行 為才算行動，才算真正體現了良知尤其是正義。拍案而起，怒而撰文是不是行動？ 要分兩說，如果撰文者生老病死自有體制，那麼他的撰文就不能稱為行動。假如這 一體制被稱為實體空間的話，他的撰文只能算是虛空間；假如這一體制被稱為公共 領域的話，他的撰文只能算是私人領域。我們都知道，今天這兩個空間或兩個領域 分工越來越有趣了，他在虛空間裡可以喊破天，但他在實體空間並無什麼表現。他 最多算是表白了自己還有良知而已，連表達良知都談不上。只有那些體制外生存的 作家，只有那些賣文為生的作家們，如此撰文才算與行動沾上邊，才算是表達良知 ，表白正義，但正義之表達進而伸張對他們有更高的要求。 簽名聲明是不是行動？也得分開來說，有行動，那是其行為有風險有投入有付 出的時候。如果僅僅是在虛空間裡集結隊伍，聲勢浩大，如果最多是獻花般地把聲 明送給全國人大，或把反戰聲明送交美國駐華使館，那就不是行動，而是行為藝術 。 因此，這些行為藝術如果施諸孫志剛事件，我願意預測孫志剛事件的後果，即 我們的社會會再次收編一個體制外領域。必須承認，我們的社會越來越有包容能力 了，它把一切非體制的事物納入了自身的秩序：市場、資本、人權、出版、非典、 反體制的力量，等等。在這方面，最為典型的乃是三農問題。 三農問題本是一農，即農民問題。但當良知或權謀撲向這一領域時，農民問題 立刻被分解細化，一個簡單的正義人權問題有著那麼多的不得已，有著那麼多存在 的合理因素，農民問題成了一個只有專家或權威置喙的領域。土地私有化、稅費、 基層民主、城市化、行政建制，等等，一下子成為近年來新聞界學術界的熱點問題 。一個禁區成了名利場，一個被壓制的領域成了社會的熱點，這是農民們的幸福還 是不幸？無論如何，今天三農問題儼然體制化了，各類會議，各種文字，各種專家 ，都在為三農問題殫精竭慮。但是，我們能想像一個打著波音的的專家去給人們講 三農問題嗎？人們出入賓館，腳不沾地，為農民謀劃，農民問題有望得到解決嗎？ 今天的農民們都明白，三農問題已經是一個專家問題，是一個知識分子問題，也是 一個新聞記者的采寫角度問題，唯獨不是農民的問題。 孫志剛事件往小了說是城市收容遣送制度的問題，是進城民工的暫住證問題， 而不是「收容站」這類「社會公共發展事業」的「營利化傾向」問題。如果他衣著 光鮮，西裝革履，大腹便便，出入有車，溫文儒雅，等等，等等，他會有此遭遇嗎 ？孫志剛事件也反映了一種建立在制度上的歧視，或建立在歧視上的制度之惡，一 種實在的兩種社會，兩類世界。試問那些拍案而起的學者們，他們為賤民們說話， 真的以為自己跟孫志剛們截然分開了嗎？喪鐘為誰為鳴？ 我還記得，前年的時候，就有一批血性的年輕人在網絡空間裡揭露收容遣送制 度之惡了，那才是勇敢之舉。後來的以至於今天無數的文章，不過會把收容遣送一 類的問題公開化體制化，不過會把城市暫住證問題變成文章問題。文章寫得再有道 理又怎麼樣，我們的問題不全是認識問題，也不全是立場問題，我們需要解決的乃 是，如何防止任何人或任何力量對個體生命的侵犯，如何防止政權的力量任意剝奪 個體生命在中國生活的自由，同時政權的力量必須保證個體生命的自由不為其它力 量侵犯，這是無數在各種體制裡苟安的作者難以想像的，也是他們願意不說白不說 的。無數的文章或者能夠解決孫志剛本人的問題，卻解決不了孫志剛事件背後的這 種中國人生存秩序的性質。2003年5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