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斯與艾滋 （北京）胡佳 我謹希望你能耐心把這些記錄看完，我無法保證你是否會感到枯燥、也不能保 證敘述的是否脈絡清晰，但我最大的著眼點是力求它的真實。 5月18日是國際艾滋病燭光紀念日，這一天國務院副總理兼衛生部長吳儀在日內 瓦會見了世界衛生組織（WHO）總幹事布倫特蘭女士，介紹中國各級政府遏制SARS的 有效工作。同樣在18日世界衛生組織專家考察河南省上蔡縣艾滋病村的SARS防治情 況。而河南艾滋病區域如何組織防禦工作呢，防禦的對像是誰呢，今夜在燭光中記 下當地鄉民的申告，是他們的哀怨也是吶喊。 從5月15日開始，上蔡縣數個艾滋病村莊陸續有村民與我們聯絡，提到縣裡一些 不同尋常的舉動，看起來是為重要人士到訪做準備。16日當地衛生部門傳出消息， 世界衛生組織與國家衛生部官員要來上蔡縣檢查SARS防治工作。最近的兩個月來， 世衛專家被我國官員提供的虛假數據所困擾，為了防備我國官員作假，世界衛生組 織在得到中央政府首肯後，在北京、上海、廣東等地考察時均是採用「奇襲」戰術 ，通常只提前5分鐘通知他們要去核查的目的地，不給地方官員和相關衛生部門有弄 虛作假的準備時間。這次到河南上蔡，中央政府依然要求地方無條件配合，給世衛 專家以充分的自由選擇他們感興趣的核查對象。但我們的地方官員諳熟「上有政策 下有對策」的官場準則，放行的同時也全方位做好了與世衛組織周旋的準備。 17日白天上蔡縣縣城周邊的部分地方戒嚴，政府讓鄉村醫生在交通幹道上臨時 增設了多處SARS檢查點，以表現當地SARS防治工作深入到位。17日整個晚上，不知 政府部門從何獲得了確切消息，上蔡縣委書記親自帶頭，縣裡各層領導一起把文樓 村艾滋病人需要的簡單藥品送到感染者家裡。這對文樓村的村民來講是多年來破天 荒頭一次。對症或不對症的藥發到感染者手中，幹部隨即言明等到18日上級來檢查 時村民統統不能出來靠近。18日上午200人以上來自公檢法的便衣人員封鎖了文樓村 的裡裡外外，加上縣鄉村各級幹部，隔絕開文樓村村民與世衛組織專家及衛生部官 員的接觸。外來調查人員面前能看到的所謂村民，幾乎都是便衣警察。他們的職責 是嚴防任何鄉民上前說話。 18日上午文樓一些村民在村醫務室取藥，執法人員要求兩名感染艾滋病的農婦 立即離開，如果不聽話就把她們扣到警車上去。就在世衛組織到來之前半小時，從 文樓行政村下轄兩個不同的自然村各一位村民出來試圖要與即將到來的來訪者（他 們並不知道誰要來而只意識到可能是大官）溝通，但在縣委人士的喝令下，立即被 公安人員強行帶離現場，並從上午10:00到下午16:00左右被扣押在刑警隊。當事人 反映縣委書記楊松泉見狀對著部下破口大罵，斥責封鎖工作沒有做到位「你們是怎 麼搞的，回去馬上撤你們的職。」 無法接近醫務室的村民大體數了進村的車輛有十多台，只知道上面來人要視察 SARS防治工作，政府部門把艾滋病人堵在家裡不讓走動，村裡條條通道皆有專人把 守，能在戶外觀察的村民離檢查團最近距離也不少於100米之遙，而且還要注意避開 公安人員的監控和驅趕，所以儘管當時我們和村民同步通著電話幾乎類似於「現場 直播」，但直到世界衛生組織專家11:20離開。最終村民只遠遠依稀看到檢查團裡面 有外國人，誰也沒能近前看得更真切，更無法向檢查團直接申訴情況。 遭扣押的其中一位近40歲的女性村民叫楊妮旦，26日下午我們特別詢問了她當 時的情況。她的艾滋病本來就已經發病，這次又受了驚嚇，當時剛剛從縣醫院檢查 回來。她激動地講述了當時的經過。18日上午她到村醫務室去取藥，因為平時這裡 經常缺醫少藥，所以她聽說上邊要來大官檢查，就執意要等在醫務室門口反映情況 。幹部「勸阻」無效後，縣委書記親自下命令讓4個警察擰胳膊拽腿粗暴把她抬上警 車，抓她到幾公里外刑警隊樓上關押起來，直到下午16：00警察才允許她回家。楊 尼旦不肯離開刑警隊，一定要對方說清楚憑什麼抓她，她犯了哪條法律。刑警的回 答是「（想知道）你犯啥法啦，一腳踢死你，你就知道咋回事兒了！」甚至坦言「 我們是政府喂的狗，讓咬誰就咬誰，全聽當官的」，其無恥態度令人髮指。隨後又 是4個刑警把她從樓上抬下來。當天下午17:00她才回到村中。 我們確實想要搞清楚她犯了哪條王法。而我們只知道《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第三十七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經人民 檢察院批准或者決定或者人民法院決定，並由公安機關執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 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剝奪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體。 第三十八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格尊嚴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對公 民進行侮辱、誹謗和誣告陷害。第五條規定：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 和法律的特權。 楊尼旦胳膊上有被扭傷瘀血的痕跡，直到今天仍沒有消退，而且腰部也有傷。 作為普通農婦的楊妮旦平時在文樓村並不突出，不是所謂活躍分子。她的老公公已 經七八十歲，是一位老共產黨員，曾經參加革命。家裡窮，房子坍塌了政府也從未 過問過，而老公公借錢也要交黨費。老人家聽說兒媳婦被抓走了，平時很少下床的 他拄著枴杖要去說理，但被警方擋在村委會外面不讓近前，作為共產黨員，老人家 憤怒地質問「現在的共產黨難道不是以前的共產黨了嗎」。楊尼旦的丈夫一直沒有 勇氣做HIV檢查，但他平時經常生病，與艾滋病感染者的症狀極為相似，他說如果北 京能有人來法律援助，他要控告縣委書記。夫婦兩人育有兩兒一女，大女兒15歲已 經出去打工了。在滿目瘡痍的艾滋病村類似楊妮旦的情況非常普遍，她想要反映的 也是普遍的民聲。這幾天楊尼旦蹣跚地前往縣城找縣領導評理，但怎麼也找不到縣 委書記和縣長，她只是反覆說「屈死了也找不到喊冤的地方！」 綜合來自不同村莊村民的反映，我們可以描述出上蔡乃至河南其他艾滋病地區 在SARS防治中的特點。 虛假隔離 讓我們向前追溯。上蔡縣十里鋪村，全國尤其是華北SARS疫情大範圍爆發的幾 周來，先後50餘名從山西、北京、廣東返鄉的民工，沒有經過任何有效隔離措施就 回到村裡，5月15日在檢查的前一天仍然有民工從SARS重災區山西返回直接進入村裡 。很多返鄉者回到家裡後還到處串門，引起村莊裡不少鄉民恐慌。雖然上蔡縣村級 政府部門知道應當隔離12天，並且也瞭解山西、北京等地SARS疫情非常嚴重。但他 們不願嚴格管理，普通鄉民也沒有辦法，只有每天生活在提心吊膽之中。長期病弱 的艾滋病感染者及他們的家人，多少推測出如果感染上烈性傳染病SARS是怎樣的後 果。 十里鋪村北邊路邊地頭的隔離蓬荒草萋萋。村裡的幹部上午8點多上班，傍晚6 點之前下班，工作時間會設置一南一北兩個進村的檢查站，但其他時間檢查站就名 不副實了。4月底開始階段還有幾個返鄉民工在此隔離了三、五天，但他們只是白天 聚集，晚上回家睡覺，一般三、四天就草草了事。那麼這算什麼隔離呢。5月16日省 裡市裡上級來打頭陣檢查，隔離蓬裡有人駐留，但當天下午，所有人就回家了。當 天檢查組出現的那一刻，有人喊「他們過來了」，然後在路邊噴灑消毒液，檢查組 一走消毒的一群就散伙了。但此前從來沒有並且此後可能也再也不會有人做消毒工 作了。又是演給檢查團的戲。而省檢查團也只待了不到半小時。十里鋪村民憤憤的 說「咱們共產黨的官搞其他工作不行，但搞表面文章的能耐確實厲害」。當我問道 他們是否認為政府在其他村莊也會這樣愚弄檢查組，村民的回答直截了當：「天下 烏鴉一般黑！」 相類似的情況出現在毗鄰的後楊村和兩公里外的文樓村。後楊已經回來了100多 人，大多數在山西搞室內裝修。文樓村近兩個多月來不時有人返鄉，最近三夏麥收 將至，背著背包的返鄉者更是集中回到村裡，這其中大部分來自山西、廣東、北京 等地，保守估計也要超過50人。他們只在村口量一下體溫就可以直接回家，沒有其 他任何隔離或防治措施。村民的印象是，那些進村檢查站與其說是為了檢測SARS， 不如說是為了應付上級領導的檢查。 河南睢縣感染者反映當地醫院的醫生和護士，即使在華北SARS最嚴重的時期也 大部分人不戴口罩，發燒門診也是如此。眼下SARS疫情正在逐漸消退，傳染病專家 說呼吸道傳染病通常到了炎熱的夏季就會自然衰減。SARS肆虐，不幸中的大幸是沒 有在國內的廣大農村大面積爆發，北京、廣東、香港醫療條件如此之好但醫務人員 仍然是感染者中最集中的群體之一，而醫療設施和人員素質都大大低於發達地區的 內陸農村，如果SARS蔓延會帶來基層醫療系統的崩潰。經濟發展水平與河南類似的 山西已經是SARS重災區，河南沒有大面積爆發我們一來要感謝其他省市SARS工作的 到位，以及河南本地實施了一定預防措施，另一個重要的因素恐怕只能歸結為幸運 了。 搭台唱戲 今年此前早些時候河南省衛生廳和國家衛生部的來上蔡檢查，縣裡把通往鄉村 的殘破道路上大小坑窪都修墊好。並且給鄉村中有名的艾滋病「活躍分子」各200元 封口，不讓他們「亂說」。 紹店鄉後楊行政村下轄5個自然村，17個村組，共計3864人。90年代中期有180 0多人受政府號召參與賣血,這些16歲--55歲男女占青壯年人口的95%。由上蔡縣防疫 站化驗出的HIV攜帶者為450人。實際上，通過其他HIV檢測渠道（例如武漢的桂希恩 教授、鄭州防疫站、北京地壇醫院等）化驗確診為HIV攜帶者的村民共670人。而受 經濟狀況、心理承受力等因素影響，近65%曾經參與賣血的鄉民沒有化驗。不少人只 有發病了以後才去化驗。整個後楊行政村中只有後楊自然村的4個村組化驗的人相對 多一些。98年至今確定死於艾滋病的是260人。但我們不能忽略也有一些人為了避免 自己和家人遭到歧視，乾脆不去化驗或者隱匿化驗結果，致死也沒有承認自己是艾 滋病感染者。 蘆崗鄉文樓村自從被媒體報導出來因為賣血感染艾滋病的事件就開始聞名海內 外，全村人口共計3170人，高峰時有1400餘人賣血，持有縣防疫站確診化驗單的是 550多人，還有近60%曾參與賣血的村民沒有化驗。上蔡縣還有幾十個重點村莊的情 況與此類似。 實際上文樓村並不是最嚴重的地區。我們可以任意舉出更典型的例子。蘆崗鄉 程老村委郭莊自然村，2000年初統計全村有308名村民，94-96年共188人參與賣血， 包括因為婚嫁已經嫁出去的女兒及從別村娶來的媳婦，但不包括此後因為母嬰傳播 而患有艾滋病的兒童。經過化驗僅有14個人不是艾滋病感染者，有化驗單確診為艾 滋病的比例高達93%，從2000年-2003年，共30人發病死亡。2000年死亡5人，2002年 年內又去世16人，數量上顯然有加速的趨勢，特別是今後三年肯定會成為死亡高峰 。現時完全失去雙親的18歲以下孤兒7人。父母雙亡，但孩子超過18歲的5家。父母 皆感染艾滋病，父親已亡僅剩母親的單親孤兒13人。失去母親後和父親一起生活的 是11人。這個村莊每家每戶都賣過血，通常夫婦二人都是感染者，未來潛在孤兒難 以計算。 我們再來看看當地政府如何「照顧」這些病弱的鄉民。各項苛捐雜稅從未減免 ，如果某戶遲遲交不上，立即取消給這戶感染者100元/月的代金券。如果各項苛捐 雜稅繳納以後，每人每月100元的代金券才得以發放。代金券用來購買一些基本藥物 ，不可兌換現金，也往往不能足額購買藥物。老百姓必須拿出貨真價實的血汗錢「 人民幣」才能換回政府用於救死扶傷「照顧」百姓的代金券。而孩子的學費除父母 雙亡的孤兒免去以外，其他的孩子學費必須如數繳納，否則孩子將領不到課本，不 能讀書。 對於此次世界衛生組織視察艾滋病村莊的SARS防治情況，河南省、衛生部都對 世界衛生組織既考察SARS又考察AIDS的目的心知肚明。河南省省委書記李克強本來 曾經致電中央請示不讓世衛專家來河南，但我國政府在SARS方面已經洞開的大門不 可能關上，所以河南省只有接受世衛組織和衛生部的聯合檢查。 省上的傾向於不讓報艾滋病感染者實際數字。上蔡縣衛生防疫站曹站長堅持要 報，因為「如果你不讓報數目，連個數據都沒有，那我在此地是怎麼工作的。」但 曹站長也告訴後楊村醫務工作人員，要報就說450名感染者，而不是實際上的至少6 70人。文樓村得到縣裡指令是規定可以報306人，而不是村民們自己統計的700人以 上，如果算上沒有化驗過的那部分村民，已確診加上潛在感染者決不低於1000人。 那麼我們都知道，早在4月20日衛生部舉行的新聞發佈會上，中央已經明確禁止對S ARS疫情的瞞報、緩報、漏報，此猛藥確實針對了各級衛生部門的痼疾，那麼人為編 造艾滋病疫情數字，是否就合法呢。 18日文樓村醫務室輕病號全部趕走，只剩下被縣政府安排好的幾個，世界衛生 組織專家見到的只是不到1%的聽話感染者，而且所有負責接待的村醫等人都是挑選 出來受過訓練的，上級讓他們把艾滋病和SARS方面的防護知識及政策背熟。涉及統 計數據都按縣裡規定說。 世衛專家走後，文樓村民去找進村時接待考察團的鄉領導岳巧芸，嘲諷地問「 偽裝得過火了吧，有點兒不像了」。鄉領導也苦笑起來「你們也清楚，沒有辦法」 。不過岳主任實際上也感覺因為全程排演可能是有點令人懷疑。而且岳巧芸提到她 可能「捅了漏子」，縣裡給的上限文樓村最多報300多人,但是她說漏嘴,講是600多 人，她很擔憂下一步縣裡找她麻煩，也感慨「共產黨就擅長秋後算賬」。 由於其他村民的言詞相當激烈，我僅選擇文樓村一位60歲老者的言語記錄以下 ，他是一位老共產黨員，本身不是艾滋病感染者，所以觀點相對緩和得多，但問題 的嚴重性仍由此可見一斑。 「我們都不知道今天來（考察文樓村）的是什麼人。整個文樓戒嚴，上蔡縣的 公檢法全部出動。醫務室裡一個病號和醫生都沒有，都不讓（村民）進。我們也不 知道政府搞得什麼名堂。共產黨的事情應該公開。江澤民的三個代表一再講要相信 群眾，實事求是。但現在不讓群眾說話了，你要敢說一句話他（政府）就揍你。上 蔡縣公檢法、領導層超過200人全都出動了，警察全穿著便衣，可能有不下30輛車。 有些車沒進村，而是躲在背陰的地方藏起來。」 當我告訴老者是世界衛生組織的專家來訪，問村民有否看清他們的樣貌。他的 回答是「（村民）都沒能上前說話。（如果）人家問病號哪裡去了，這一問無話可 答了，（政府讓）說300多實際700還多。現在的幹部太腐化，啥都保密。世界衛生 組織人家就是想到這裡來看看，文樓村如果不是這個（艾滋）病，那人家來這裡干 嘛。他們（官員）就不理解（世衛組織要瞭解實情的目的），我認為這（官員）不 是共產黨的幹部，這像什麼啊！今天他們唱了空城計給世界衛生組織。」 「政府維持維持秩序可以，比如說今天不要亂，外面來人了，遵守紀律。但他 們（縣政府官員）誰也不讓進（醫務室），醫院沒有病號那你給誰看病啊。等世界 衛生組織的人一走，醫務室馬上就開門了。我認為這是自欺欺人。」 「實際上中央的政策都是好的，一到下邊就搞壞了，正直的人反而受陷害受迫 害。這樣弄，共產黨就沒有一點威信了。」 「上蔡縣所有官員出動，昨天晚上都沒走，忙活兩天了，打掃衛生做這做那。 我希望他們（世界衛生組織）再來時，不動槍不動刀的來，自己來才對。要是你通 知好了（政府），老百姓別說見人（世界衛生組織）了，鬼都見不到。這不符合共 產黨邏輯，共產黨一貫做事光明磊落……。咱不知道胡錦濤的電話，咱要知道咱給 胡錦濤打電話（反映問題）。因為這影響共產黨的形像。」 「你們能否（幫忙）通知（世界衛生組織）再來一趟，不要（跟當地政府）說 ，你跟他們一說他們就要戒嚴，老百姓一想上前他就要抓你。」 「你們在北京，你們不瞭解當地情況，他（當地政府）匯報得可好，這也好， 那也好，都好，實際上老百姓的苦處誰也不知道。老百姓吃的啥，老百姓怎麼受他 們難的。（現在當地政府）比過去的國民黨沒有一點啥區別，比它還要壞。」 「我認為共產黨還是好的，但讓共產黨的幹部搞壞了！我希望你們給我們喊喊 冤……。你要有世界衛生組織的電話就告訴我們。我們也希望電視台、焦點訪談來 一趟，偷偷來一趟。看看文樓作了啥，去年一年只給了（每個艾滋病感染者）58元 。那（國家宣佈撥款500餘萬，孩子學費和感染者醫藥費全部免費）淨是瞎話。他們 （政府）匯報得好得很，實際上你應該反過來（看）。要是我有胡錦濤電話，我一 定聯繫。如果這樣（下去），這（天）能不變，（共產黨）能不垮嗎。人能對共產 黨有信心嗎。」 「他們（政府幹部）出來都坐小轎車，你（老百姓）看著寒心哪。他們拿出一 輛車或者半輛車來就好（解決文樓村的問題），但恐怕一個車□轆他們也不會拿出 來。」 「我們見不到，更接不到他們（世界衛生組織專家），輪不到老百姓說話。我 認為最辛苦，最聽話的就是老百姓。盡量讓中央知道，（基層官員）正給中央丟臉 ，給我們國家丟臉，把民心都丟光了，讓共產黨沒有一點民心了。」 「我們（河南）省委書記李克強來過，有一次沒下車，有一次下了車但5分鐘就 跑了，根本就不見老百姓。我們還想著他能找老百姓聊聊天呢。誰也殺不了你（官 員），誰也吃不了你。跟老百姓去問寒問暖，人念你共產黨好啊。共產黨的大幹部 和農民打成一片，這不是好事嗎。為什麼不敢見老百姓，我認為（他們知道）對不 起老百姓。知道老百姓怎麼過的嗎！？一天一天這麼熬過來的！」 「現在唯一的青天就是中央，可是我們又見不到。一到下面就變樣了。老百姓 都死完了，還要你們（地方官員）幹什麼！你領導誰去呀！」 嚴防死守 不可否認，河南省確實為防治SARS投入了空前的力量，曾經下達過內部指令， 如果有SARS傳播進艾滋村，縣級領導就地免職。醫療人員遇到發燒等可能SARS症狀 的疑似人員也基本予以必要的流行病處理。但某些基層領導的主要著力點卻並非針 對SARS本身，十里鋪村和文樓村村民都見識了政府出動大批人力暫時封閉村莊以隔 絕村民與外來檢查者接觸的措施。便衣警察圍成銅牆鐵壁，好多村民即便試圖圍過 去，但最終也只是被強制性驅趕開。看起來他們嚴防的是村民和檢查組，而不是冠 狀病毒。如果該地政府有此準備和投入來防治SARS，那麼工作肯定到位，鄉民也會 穩定放心。 基層官員的思維方式是扭曲的，他們思考和行動的目的是如何欺上瞞下矇混過 關，自己好政績彰顯，官運亨通。 區別對待 4月底上蔡縣花了50萬元購置了呼吸機等治療SARS的裝備，暫且不提是否有懂業 務的人會使用它們，但相對於長期在艾滋病方面措施不力的困境，這樣一個國家級 扶貧縣在某一疫病上的投入確實是空前的。國內有句官員的行話「領導重視就是生 產力」，如果不是北京的疫情爆發為全球NO.1，驚動了中央下大力氣，各級地方政 府難以行動如此迅速，難以達到所謂「全國一盤棋」。艾滋病何時能擁有這份「幸 運」呢。 幾周之前，從山西返鄉的一位打工者本身是艾滋病人，他出現了發燒症狀，政 府接到報告立即趕到紹店鄉集南村委附近抓到他進行檢測和醫學觀察，發現他不是 SARS感染者而是艾滋病人就悻悻然放掉了。艾滋病人不是人嗎，艾滋病不是病嗎， 同樣是乙類傳染病，為什麼對他們一腳踢開置之不管。 5月中旬後楊村委又接走了兩個打工返鄉的發燒者，他們本來就是在冊的艾滋病 人，發燒這類症狀在發病的艾滋病患者身上常有，很有可能他們又在確認不是SARS 病人後被趕回家。艾滋病人發燒的現象太普遍了，以後這樣的事情不知還會發生多 少。 5月24日，一位從山西打工回來28歲艾滋病感染者病危，症狀是拉肚子發高燒， 氣喘呼吸困難。我們實在無法想像他是如何層層闖關回到河南家裡，難道一路之上 山西與河南的檢查站都形同虛設？！這個年輕人是父母的獨子，24晚上到家，25日 早上就因為艾滋病併發症死亡。 這些年來，不得已外出謀生的艾滋病感染者境遇淒慘，因收容而死在看守所裡 ，奔波勞碌死在火車上的，回到家第二天就亡故的比比皆是。從來沒有一個公共衛 生政策給予貧苦的艾滋病人像SARS感染者一樣特別減免醫療費用的照顧。 河南睢縣的感染者已經兩個月沒有領到代金券了，鄉村醫務室的常備藥品也已 告罄。政府的解釋是所有資源都已經用到SARS上面去了。但兩個月裡及今後的一段 時間睢縣數以千計的部分艾滋病感染者就只能自己忍著病痛了。兩位感染者代表到 縣城去找縣領導反映困境，他們是在勸阻住很多鄉民要衝擊政府大院的情緒後去為 民請命的。但縣政府借口SARS而嚴防任何人進入縣委大院，超過10名保安站在門口 ，也不肯給通報。兩個感染者就這樣在外面一天一天等待，飢渴勞累就顧不上了， 有時也到衛生局去碰碰運氣，或許縣領導會在某一刻去那裡開會……。這些草民每 天往返20里就是為了能等著見知縣大人一面。 從長計議 還有一個現象上蔡縣村民已經察覺出某種問題。那就是給村民的HIV檢測結果是 否具備法律效力。如果檢測出感染HIV病毒，河南鄭州防疫站的化驗結果會註明為「 HIV陽性」，而上蔡縣防疫站化驗單上只寫上「加強營養，注意休息。」，然後蓋上 防疫站的化驗章。他們並不給確診的感染者註明「HIV」這幾個字。艾滋病感染者懷 疑，將來如果法律允許追究以前政府血站的責任，那麼即使他們想打官司，但許多 人已經死了，化驗單上又沒有任何寫明「HIV」的字樣，所以可能根本就無法作為有 效證據。我核實了幾位不同村莊感染者手中的化驗單，他們都證實自己的單子上寫 明的是「加強營養，注意休息」，決無任何與「艾滋病」相關的字樣。有些感染者 希望能到鄭州去做檢查，但苦於路費和檢測費遠非一貧如洗的鄉民們所能承受，所 以無法如願。村民甚至用保留南京大屠殺證據來做比喻，一定要留下有效的證據， 鐵證如山任何官員都無法抵賴。 另外，上蔡縣每次大規模檢測都會發現大批新的感染者，這些數據令政府十分 頭疼。最近有村民甚至發覺上蔡縣防疫站可能會在今後的檢測中作假，否認一些確 診病例。因為偶有已經發病的艾滋病患者到防疫站去檢查，居然被告知不是艾滋病 。那麼也有感染者希望能在鄭州確診後再到上蔡縣防疫站檢測，如果本已確定的10 例中他們說其中只有幾例是艾滋病感染者，那麼就更加有證據肯定上蔡縣政府部門 在逃避責任，弄虛作假。下一步我們計劃要採取一些措施求證。 每年政府針對西方推出的《中國人權報告》大加鞭撻，同時我國的人權政策中 特別強調「生存權」與「發展權」，但實際上這兩項正是基層農村所最稀缺的公民 權利，多少貧苦鄉民從生到死從來也不知道他們擁有或應當擁有這份權利，恐怕他 們即使知道有這樣的政策，也從未奢望那能成為現實。 相關事件 我們繼續引述一些相關的實情： 3月初就全國受艾滋病影響的孤兒問題，愛知行研究所撰寫了人大政協提案建議 交給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為此河南省政府方面大為緊張，請曾與我們有過幾 面之緣的河南省衛生廳防疫站的副站長王哲帶領省疾控中心的單新國副處長一起來 找我商議。河南政府非常擔憂我們的工作會再次影響河南的形像，他們的意思很明 確，就是要我們不要揭河南政府的傷疤，有什麼事情先與河南當地衛生部門溝通， 看他們究竟是否解決問題。由於王哲站長一年中有很多時間在基層，而且說話也比 較坦率，所以我認為不妨在此之後遇事先與他們進行溝通，畢竟當地的問題還得在 當地解決。 3月5日全國人大開會，我們正在等待上蔡縣十里鋪村艾滋病村民關於聯名請求 減免學費負擔的信件，一位村民收集完成所有簽名到上蔡縣郵政局去給北京發特快 專遞。門口遇到上蔡縣艾滋病防治辦公室主任馮世鵬。馮主任盤問該村民來郵局做 什麼，並且警告他兩會這個階段不要滋事，否則就嚴厲處理。村民敢怒不敢言。之 後我們也從未收到過這位村民寄出的特快專遞，他唯一想到的可能性就是被馮主任 扣留了。如果真是如此，那麼該村民應當如何討回公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第四十條明文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護。 除因國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機關或者檢察機關依照法律規定的 程序對通信進行檢查外，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 通信秘密。」遺憾的是，我們國家的實際國情是「有憲法沒憲政，有法律沒法治。 」 4月16日，上蔡縣十里鋪村的一位老人，帶著他的女兒陳月和4歲外孫女一起到 北京來上訪，這母女倆都是艾滋病感染者，陳月的丈夫因艾滋病剛剛去世。鄉村中 黨支部幹部毆打了陳月，該幹部因管理著全村感染者代金券的發放，所以非常跋扈 。陳月去公安局上告，警察和該幹部熟識，所以允許其用屬於集體的代金券支付給 陳月1500元賠償。那麼警察等同瀆職，村幹部等同貪污。陳月覺得不公道，仍然咽 不下那口氣，所以來北京討個說法。一位去過當地的攝影師讓這祖孫三代來找我們 愛知行研究所。但作為民間機構，我們尚且生存在夾縫中，更難以給她們有效的幫 助。 面對這一次來京上訪的老老少少，我也只好求助於王哲。電話裡我告訴王哲他 們的遭遇，王哲的建議也是當地的事情只能在當地解決，請愛知行提供幫助支付老 少三口的返鄉路費。雖然當時北京市政府仍然在隱瞞SARS疫情，但由於我們經常涉 及傳染病方面的工作，所以深知疫情早在3月份已相當嚴重，我也成為那時北京為數 不多戴口罩者中的一員。我們非常擔憂這三位體質很差的老幼婦孺在北京漂泊時感 染上SARS，而為了上訪，他們已經決定通過要飯在北京待些時日。 我得知到他們一路顛簸卻24小時水米未進，幾番嚎啕痛哭更令其精疲力盡，如 遇SARS那麼他們幾乎無法逃過這一劫。假若在渾然不知中回返鄉間，那又會把急性 傳染病帶回給成百上千的艾滋病感染者及其他鄉民。所以我們力主促其立即返鄉。 依據是各地的SARS死亡病例多伴有其他病症，比如糖尿病、心臟病、高血壓等等， 而那些已經發病的艾滋病人也都伴有各種其他疾病，艾滋病全名為「獲得性免疫缺 陷綜合症」，那麼免疫力可想而知。雖然國內也有偶有醫生說可能艾滋病感染者反 而感染SARS的幾率低，但我們認為無論SARS還是艾滋病，還有諸多複雜性不為人知 ，下此論斷還缺乏廣泛的醫學證據。所以我們的看法是當SARS來襲擊，唯一可能的 結果就是艾滋病感染者會一個個加速死亡。 當時我認為這祖孫三代回到上蔡縣去找王哲是最佳也是唯一的選擇。但陳月還 是不肯離開愛知行辦公室，那時已經是晚上20:30。當我認為一切都已安排妥當準備 告別的時候，她突然跪下給我磕頭，原來他們沒有信心河南當地的官員能為最底層 的鄉民解決問題。29年來這還是第一次有人向我下跪請求為其作主，我不知所措， 也擔當不起這樣的寄托。我和梁艷艷反覆向他們強調SARS的危險，但從艾滋病煉獄 裡出來的村民見過太多死亡，受過太多病痛折磨，所以他們已經對死亡的威脅不以 為然。 21:00以前我們必須離開辦公室，所以情急之下，我把她抱出來出了辦公室走廊 到柏林寺的院子裡。她幾十次的跪下，我只有幾十次地扶起她。那幾天我也在感冒 ，不一會兒就精疲力盡了。陳月的老父親坐在院子裡的樹下默默的抽著煙，不時無 聲無息地摸一把淚，歎一口氣。而4歲的小姑娘茫然的看著她母親的悲傷，小孩子除 了長得很可愛眼睛很亮，從頭至尾她沒有說過一句話。 那一天我們身上所有的錢都送給他們作路費，我只留下3元人民幣好能坐公交車 回家，確實沒有其他可給予三人的。在最後道別時我能做的唯一事情只是摘下口罩 ，向三人道了一句「一路平安！」 之後幾天，我曾讓十里鋪村的其他村民去打聽陳月的情況。後來得知我們給她 的任何希望都落空了。真的對不起她，但我們沒有任何辦法。還有比絕望更絕望的 狀態嗎，那他們向前主動尋覓的可能就只剩下死亡。只有一點我問心無愧，就是當 時送你們即刻離開北京，我想他們現在多少知道了，SARS確實很利害，我並不是哄 他們離開。 4月20日由於河南省衛生防疫站副站長王哲恰好在上蔡縣，我通知上蔡縣十里鋪 村村民為了全村艾滋家庭兒童學費減免問題前往縣城請求他幫助解決。王哲站長轉 給當時在場的上蔡縣主管艾滋病的副縣長聶勇去處理。聶副縣長告訴鄉民，學費的 事情要等等。「你們當年賣血還得了錢呢。」鄉民說如果不是政府號召，誰也不會 去賣血而感染上艾滋病。可能聶縣長感到在省裡記者和衛生部門人士面前丟了面子 ，後來他在私下安排準備抓捕教訓十里鋪村的這位艾滋病感染者。該村民和他的家 人都很害怕。我們也想問，那位村民犯了什麼法。 5月16日上午10點，省內的SARS考察先遣隊檢查了上蔡縣十里鋪村，上蔡縣領導 實現安排「妥貼」，村委書記、鄉長、鄉黨委書記恭迎檢查組成員。各檢查站和診 所都有人表演。村北能隔離4-6人的棚子裡也有人當班。一切順利。 5月19日，世界衛生組織執行機構──第56屆世界衛生大會在日內瓦召開，SAR S成為最重要的議題之一。5月20日世界衛生組織專家在鄭州舉行新聞發佈會，聲明 河南的SARS防治工作有效。而他們是否知道在河南的數日裡實際上有一群群基層官 員粉墨登場，按同一個本子排演的一出出鬧劇。 「著名」論斷 去年聖誕節我們帶著北京市民的囑托去上蔡縣為艾滋孤兒捐助過冬衣物，其間 與當地政府發生一些理念上的摩擦。我們聽到了幾個關於艾滋病的特別論斷： 上蔡縣負責國家安全事務的縣委辦公室張副主任：「艾滋病人不是人，是鬼。 」試想如此心態，何以能對鄉民有善舉呢。由於我們此前親眼見到了後楊村幾位臥 病在床病入膏肓的發病者，他們與我們確實像生活在兩個不同的世界。所以我給張 主任的回應是「如果你指的是感染者們都生活在人間地獄裡，那麼他們確實與鬼差 不多了。」 上蔡縣艾滋病防治辦公室主任馮世鵬：「艾滋病疫情是國家機密。」且不說後 來我們查閱《傳染病防治法》和衛生部系統艾滋病疫情相關法規，明文規定艾滋病 不屬於秘密。就是單從公民享有知情權角度上，這樣的囈語就讓人怒髮衝冠。這次 SARS疫情也曾是衛生部和北京市政府的秘密，最後的結果是北京很快成為蒙受SARS 攻擊最嚴重的地區。而4月20日衛生部發佈的北京疫情從37例一下子升為339例，幾 乎增長十倍，立即引發了老百姓的恐慌，搶購商品、離開北京勢如潮水。而實際上 疫情本身不是最令人慌亂的，而關鍵是隱瞞疫情造成政府幾乎喪失老百姓的信任， 而且百姓、當然也包括不少醫院和政府部門本身同樣沒能做好充分準備。大家因此 錯失了最佳的預防時機，北京從未在一個公共衛生的失誤上付出如此明顯而慘重的 代價。讓這種殺人於無形的「國家機密」論斷見鬼去吧。而實際上，艾滋病做為隱 形的傳染病，更具破壞力，隱匿疫情的方式卻已經讓我們中國錯失了最佳的機會， 我們整個國家將面臨十倍百倍於SARS的衝擊，付出十倍百倍的代價。誰來承擔這個 責任，誰敢來承擔這個責任，誰能承擔得起這個責任。 馮世鵬主任的另一個論斷是「疫情信息會成為境外反華勢力詆毀我國形像的口 實」。不錯，這次SARS作為急性傳染病，已經令海外有隔離中國的呼聲，但首先我 們不得不承認因為國家衛生系統及廣東省政府的信息發佈限制，造成SARS全球性的 傳播，對我國香港、台灣造成的公共衛生壓力是空前的，令全球經濟復甦雪上加霜 。我很詫異為什麼我們在政治、人權、環境、宗教、公共衛生等諸多領域有這麼多 「口實」可被人抓，誰造成了我們如此孤立的困境。作為中國公民我和整個國家一 樣臉上無光。另一方面，這能算是「口實」嗎，這樁樁件件哪個不是真的呢？！那 些「被迫著發出最後的吼聲」的首先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自己的公民，往往是那些最 弱勢的父老鄉親。《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二十七條規定「一切國家機關和國家 工作人員必須依靠人民的支持，經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聯繫，傾聽人民的意見和建 議，接受人民的監督，努力為人民服務。」第四十一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 對於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有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利；對於任何國家機關 和國家工作人員的違法失職行為，有向有關國家機關提出申訴、控告或者檢舉的權 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實進行誣告陷害。對於公民的申訴、控告或者檢舉， 有關國家機關必須查清事實，負責處理。任何人不得壓制和打擊報復。由於國家機 關和國家工作人員侵犯公民權利而受到損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規定取得賠償的權利 。 官員們得清醒首先是我們國內被侵害最深的公眾在批評你。而國內的新聞管制 造成下情不能上達，所以海外的報導很多時候幫了我們的大忙。這次蔣彥永醫生也 曾發信給CCTV和鳳凰衛視，但如石沉大海。而《時代週刊》4月8日讓全世界都知道 了北京的實情，我們才有後來政府的亡羊補牢，空前的全民動員。這算是反華嗎， 我倒認為貽害我中華的恰恰是基層那些一手遮天視民為草芥的酷吏。 數字遊戲 再來對比這樣一組數據 2002年8月份河南省衛生廳給省政府遞交的所謂「機密」報告（萬延海因說實話 而以「洩露國家機密罪」被國家安全部拘押28天，引用此數據之後在此我也做好準 備隨時恭候國家安全部「盛情之邀」）中寫明「我省有償獻血員艾滋病感染者總數 為2.31-3.35萬人。」「2002年8月，上蔡縣政府上報有償獻血員為4.8萬，重點村莊 22個，估計艾滋病感染者1.44萬人。」而2002年12月2日河南省通過「中國新聞社」 發佈的消息稱「河南省1995年發現首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至今年9月累計發現並報 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2065例，其中發病335例，死亡238例。」那麼我們深感疑惑， 難道疫情數據也可以變戲法，可以內外有別、任意刪減、粉飾太平。河南的官員們 ，知道你該當何罪嗎！ 逆耳忠言 這裡再次提醒官員們注意,當你開始編造謊言時,你的靈魂已經在扭曲，大錯由 此鑄成，人民能寬恕你嗎，總有一天你要為此承擔後果。 聽著村民的訴說，我擔心上蔡縣還能見到陽光嗎，那裡給艾滋病感染者和外來 訪問者人間地獄般的感覺，那裡是不是在天天下六月雪啊。別老埋怨我們為什麼老 跟河南政府過不去，因為你們對不起河南的老百姓，對不起因你們的過失而身患絕 症的父老鄉親，所以除非我們良心泯滅或是耳聾眼瞎，否則我們沒法和你們過得去 。我們支持村民把他們所見世界衛生組織在上蔡考察的經過記錄下來，然後我們幫 助他們轉交給世界衛生組織北京辦公室。我已經給艾滋病感染者和村民中願意為民 請命的骨幹安電話，支持他們學習上網，培養失去雙親的孤兒們成才，我們還提供 照相機，甚至攝像機、電腦，讓他們紀錄下身邊發生的悲劇，鑒證歷史，讓真相大 白於天下，讓官員們的劣跡無所遁形。 我們的短期建議： （A）世界衛生組織的專家重返河南艾滋病區域（上蔡縣等地）檢查SARS防治。 北京愛知行研究所和河南當地鄉村艾滋病感染者的互助組織作為民間力量，願意組 織、協助和引領世界衛生組織進入艾滋病村莊，與村民直接溝通。瞭解SARS和AIDS 的真實情況。 （B）若難以安排行程前往河南，則可以請河南艾滋病村民到北京世界衛生組織 辦公室和國家衛生部作證，上蔡縣後楊村、十里鋪村、文樓村我們都可以選擇到親 歷的證人，包括因此曾被拘押的村民。 （C）中央政府撤銷瀆職或刻意隱瞞疫情及並對多年來艾滋病危機負有直接責任 的河南官員。包括河南省委書記李克強、河南省衛生廳廳長馬建中、前任廳長劉全 喜、副廳長劉學周、上蔡縣縣委書記楊松泉、副縣長聶勇、艾滋病防治辦公室主任 馮世鵬等。 我們的長期建議： （A）SARS給我國的經濟、政治帶來了極大的衝擊，是1989年天安門事件之後， 又一件令我國國際聲望跌至谷底的國家危機。而六四事件屬我國內部事務，沒有對 國際社會造成直接侵害。但SARS是無國界的疫病，其初期「中國政府對這場疫情的 嚴重性認識不足，公共衛生系統存在缺陷，防治工作在一段時間內有些被動。（吳 儀語）」 ，殃及全世界幾十個國家和地區，海外華人也因此蒙受不公平待遇。北京 大面積爆發SARS後，老軍醫蔣彥永揭露衛生部和北京市政府隱瞞疫情，國際社會紛 紛譴責我國不負責任的態度，政府被迫公開疫情採取必要措施全力投入防治，撤銷 主要責任人張文康和孟學農的職務，全面與世界衛生組織合作。我們用高昂的代價 換來的政策轉變必須保持下去。中國公眾、研究機構、海內外媒體、國際社會都需 要對政府加強監督，以使該政策保持延續，並不斷完善。 （B）SARS是急性呼吸道傳染病，但大多數患者可治癒。而艾滋病比較隱性，現 階段仍不可治癒，其影響深遠性和持久性實際上遠遠高於SARS。我們在處理SARS上 所採用的全民動員和社會救助方式應當繼續用於艾滋病工作。 （C）以SARS打開艾滋病的突破口。公共衛生直接聯繫老百姓的生命安全，需要 社會各階層都投入力量，主動監督和制衡。給予民間組織和新聞媒體在此領域的空 間尤為重要。建議中央政府立即解除對民間組織（NGO）或非營利組織（NPO）的注 冊限制，開放註冊體系，支持公民社會的發展。同時取締阻塞言路臭名昭著的新聞 管制機構「中共中央宣傳部」，給媒體充分的自主權利揭露社會問題，反映民眾呼 聲。以盡量避免更多社會、公共衛生、生態等危機發生。 冰山一角 當SARS過去，我們一定再赴上蔡，將直接質問艾滋病防治辦公室主任馮世鵬「 誰還敢說艾滋病疫情是國家機密嗎！？」 河南的官員們，我願意為此番記錄與你們對質，如果證明我錯了，那第一個高 興的是我自己，如有任何失實之處，我願意承擔責任。 蔣彥永醫生把北京的實情告訴世界，實際上起到力挽狂瀾救民於水火的作用。 衛生部的張文康和北京市政府的孟學農因瀆職和隱瞞疫情而落馬，由此而換來了我 國SARS防治工作真正開始進入實質階段。否則無法估量社會還要付出多少生命代價 。那麼此時河南上蔡呢，是不是它太小了，太不重要了，民眾的呼聲太遠了，太微 弱了，所以沒有官員將受到嚴懲。實際上，單單上蔡縣這一類艾滋病人相對集中的 地方，長期以來每天死於艾滋病的鄉民人數，就高於時下北京、全中國、或全球每 日死於SARS的人數之和。上蔡數年來累計感染艾滋病及已經死亡的人數也超過全球 累計感染SARS和已經死亡的人數之和。很多村莊一天就有幾位艾滋病患者去世，單 單上蔡縣的一個十里鋪村，有時一天死三位，這一戶還屍骨未寒，又聽聞從其他鄰 裡間傳來了淒慘的慟哭。去年年底我們探訪後楊村見到的感染者，從5歲到60歲的幾 位，不到兩個月就已經先後命赴黃泉。那個5歲的小男孩周貓（「貓」寫法為「不信 」二字）從生下來就一直被病痛折磨，今年2月15日元宵節他的父母陪他在房頂看了 遠處縣城的煙花，幾個小時後他就結束了短暫的人生。我們無法評判離開人世對他 來講是痛苦還是解脫了痛苦。 去年夏天聯合國出版了報告《中國艾滋病問題---駛向冰山的泰坦尼克》。我們 預計，當7月份盛夏來臨，全球SARS基本上會被控制住，人們會在壓抑之後的自由舒 展中漸漸淡忘冠狀病毒最為肆虐的2003年春夏，但我們仍將長期與艾滋病搏鬥。要 知道艾滋病所波及的國家或地區是SARS的6-7倍，全球感染艾滋病的人數是感染SAR S人數的5000倍。相比之下，對於人類的整體威脅，SARS象被蜜蜂蜇到，而艾滋病象 被眼鏡王蛇咬中。看看國內的如下數據 死亡率 感染者數量 分 布地 艾滋病 100% 超過1000000人（2002年衛生部發佈數字） 全國 所有省市 SARS 5%-15% 5322例（2003年5月27日衛生部發佈） 2 6個省 看著媒體上鋪天蓋地關於SARS的報導，衛生部每天下午4點發佈的全國SARS疫情 通告。我們企盼艾滋病也能有此待遇。如果能有一個公開的疫情統計和發佈機制， 把中國艾滋病數據及時準確地反映出來，那麼會大大加強公眾在艾滋病領域的公共 衛生意識，遏制AIDS的傳播。 我以上所言確很雜亂無章。但仍希望朋友們能告訴更多公眾，能轉達給更高層 的政府部門和國際社會，使他們瞭解我們的基層官員在做什麼。這幾天每每與村民 通電話記錄下真實情況時，電話線那一段鄉親們的情緒也傳遞給我，令人時而不寒 而栗，激動地不能自抑，時而仰天長歎唏噓不已。我們的基層有這樣的官員，民能 聊生嗎，國能昌隆嗎。如果這樣的官員是共和國身上的毒瘤，那麼我們就必須成為 柳葉刀，根除病灶，挽國運於艱危，起沈屙於霍然。 歷史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