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說真話的日子做一個說真話的人 讀李慎之《良心與主義──哈維爾對後極權主義社會的論述》有感 (深圳)趙達功 李慎之先生走了，但他曾作為中國自由主義領軍人物，其思想依然成為激勵著 我們為中國人民的民主自由事業不懈努力的精神食糧。先生告別我們的時刻，正是 SARS在中國肆意橫行的時刻，正是中國這個後極權社會充滿謊言且恰逢SARS在全國 蔓延，天災人禍在無情控訴專制制度下民族和國家的苦難。沒有人刻意對天怒的指 責，但同時也沒有人不對極權暴政義憤填膺。中國社會的根本問題就是一個制度問 題，就是一個人權問題，謊言和欺騙成了共產黨專制政權的標籤，而知識分子的責 任顯示出必須對謊言予以揭穿，剝掉「皇帝新衣」，讓中國民眾過說真話的日子， 讓每一個中國人都做一個說真話的人。重讀先生《良心與主義──哈維爾對後極權 主義社會的論述》一文，能使我們更深刻認識到，說真話，使社會每個人都說真話 ，不僅是要捍衛做人的尊嚴，不僅要弘揚做人的基本道德品格，而且人人說真話就 是極權專制的夢魘，還人民自由實在的生活。 李慎之先生在文中引用的前蘇聯作家馬裡克的形容，指出了中國已經處在後極 權主義時代，「就是革命的『總發條已經鬆了』的時期。權力者已經失去了他們的 前輩所擁有的原創力與嚴酷性。但是制度還是大體上照原樣運轉，靠慣性或曰惰性 運轉。權力者不能不比過去多講一點法制(注意：絕不是法治)，消費主義日趨盛行 ，腐敗也愈益嚴重。不過社會仍然是同過去一樣的冷漠，一樣的非人性，『權力中 心仍然是真理的中 心』。」李慎之指出，後極權社會最高原則是「穩定」，「而為了維持穩定， 它賴以運轉的基本條件仍然是：恐懼和謊言。」 的確，當今的中國社會之所以充滿謊言，是因為共產黨專制必須以謊言作為基 礎，以對民眾的恐懼作為手段，否則就難以支撐其根本沒有人民基礎的專制統治。 但共產黨制度性的習慣性的謊言「穩定」，正在被逐漸戳破。謊言掩飾和謊言統治 在民眾不斷覺悟中，越來越被人們認識，於是，謊言一樣有走到極點的一天，所謂 「千秋萬代永不變色」已經呈現了人老色衰的黃斑。共產黨自從統治中國大陸的那 一天開始，謊言都被歷史無情地記錄，並逐漸被人們所認識。終於SARS疫情對中國 人民的危害，對全人類的危害，使得共產黨的謊言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穩定壓倒 一切，但穩定沒有壓倒SARS。北京301醫院71歲的醫生蔣諺永大夫出於對人類生命的 責任感，對衛生部長張文康的謊言忍無可忍，向美國《時代週刊》和《美國之音》 說了北京疫情的真話，給WHO在北京的考察提供了強有力的第一手資料，紙再也包不 住火，共產黨不得不通過對衛生部長張文康和北京市長孟學農的撤職，自己證實了 自己的謊言。 由於中國民眾長期生活在恐懼中，對於統治者謊言欺騙雖然心知肚明，但誰也 不敢揭穿，久而久之，謊言成了人們精神生活和物質生活的一部分，似乎習慣成自 然。曾經敢於說皇帝沒有穿衣服的知識分子，被暴力專政，失去人身自由甚至失去 生命。「畝產萬斤」是人人皆知的謊言，但當年很少有人敢於出來說真話，更多的 人是跟著說謊、鼓吹，甚至還有著名科學家來為謊言辯護，著名的作家來為謊言歌 功頌德，更多的共產黨高官溜鬚拍馬屁，顛倒黑白，指鹿為馬，成了社會的共識。 就是一個彭德懷說了真話卻被打入十八層地獄。雖然事實無情地鞭撻了毛澤東和共 產黨，但專制統治者並不臉紅，並沒有任何羞恥感，謊言一個接一個，民眾一個又 一個地承受。 儘管我本人不相信法輪功，但我不得不說，法輪功組織本來就是一個半宗教性 質的組織，是一個不參與政治的組織，但共產黨依然用謊言欺騙全國人民，用「莫 須有」的罪名對法輪功學員進行恐怖鎮壓，從各個方面，從物質上予以剝奪，從精 神上予以摧殘，尤其從肉體上予以蹂躪和迫害，甚至從生命上予以消滅。共產黨使 用強大的國際機器，有組織、有計劃、有步驟地在全國範圍內進行血腥鎮壓，但大 多少人保持沉默，沒有多少人敢出來說真話。這的確是我們民族的悲哀。這也令我 想起了馬丁·尼莫拉（Martin·Niemoeller）關於納粹大屠殺的話：「一開始他們 來抓共產黨，我沒有說話，因我不是共產黨。他們來抓工會成員，我沒有說話，因 我不是工會成員。然後他們來抓猶太人，我沒有說話，因我不是猶太人。然後他們 來抓我，已經無人能留下來為我說話。」 李慎之通過宣揚哈維爾思想試圖打開中國民眾心靈的窗戶，大聲疾呼打破恐懼 感，撕破共產黨編織的意識形態網，啟迪人們的「良心」。作者陳述了哈維爾蔬菜 店經理的一個案例，說明每個人都有恐懼的理由。文章寫道：「為什麼一個蔬菜店 的經理會被編織進意識形態的網中?因為恐懼。每個人都有東西可以失去，因此每個 人都有理由恐懼：『因為恐懼失去自己的工作。中學老師講授他自己並不相信的東 西，因為恐懼自己的前途不穩；學生跟在老師後面重複他的話，因為恐懼自己不被 允許繼續自己的學業；青年人加入共青團參加不論是否必要的活動。在這種畸形的 制度下，因為恐懼自己的兒子或女兒是否取得必要的入學總分，使得父親採用所有 責任和『自願』的方式去做每一件被要求的事。恐懼拒絕的後果，導致人們參加選 舉，給推薦出來的候選人投票，並且假裝他們認為這種形同虛設的走過場是真正的 選舉。出於對生計、地位或者前程的恐懼，他們投票贊成每一項決議，或者至少保 持沉默……』」對此，李慎之提出，「怎樣才能打破這種出於恐懼而憑借謊言生活 的現實？」哈維爾的回答很簡單：「在真實中生活」，或曰「在真理中生活」，西 方文字是LIVINGINTRUTH！李慎之進一步闡明：「這話看起!來太理想，太虛無飄渺 ，但是我倒也不想建議譯者改變譯文，因為如果用大白話來說，無非就是『過說真 話的日子』或者是『生活在真話中』，『做一個說真話的人』而已。」李慎之認為 ，這句話決不簡單，它有著深刻的涵義，「在哈維爾看來，『假如社會的支柱是在 謊言中生活，那麼在真話中生活必然是對它最根本的威脅。正因為如此，這種罪行 受到的懲罰比任何其他罪行更嚴厲。』說真話，按照人的本性或良心說話行事，這 對極權主義是極其可怕的事。『真理的細胞逐漸浸透到充斥著謊言的生活的軀體之 中，最終導致其土崩瓦解。』說真話的威力被哈維爾比喻做安徒生的童話《國王的 新衣》裡那個首先衝著國王叫『他光著身子呢』的小孩子一樣，能得到所有的人道 義上的支持，因此是威力無比的。」 這使我想起來去年中國學術界關於「說真話」引起過一場爭論，首先是北大教 授錢理群發表《說話的底線》一文，提出三條底線：「一、做人應說真話；二、想 說真話而不能時應該保持沉默；三、如果外在環境之暴虐使沉默也難以做到時，我 們不得不被迫說假話，至少應該不加害於人。」然後學者劉曉波發表《向強權說真 話》，認為「做人的底線只有說真話一條」。接著，學者樊百華發表《做人的底線 不僅在說真話》（香港《爭鳴》）、張耀傑發表《〈向強權說真話〉與〈說話的底 線〉》（香港《爭鳴》）等，本人也發表了《向強權說真話從開展「不合作運動」 開始》（香港《動向》）。儘管在具體觀點上有爭論，但誰都不否認做人應該說真 話。說真話本來就是做人的基本道德標準，但在專制制度下卻還要進行爭論，在中 國說真話還真是難！ 做人為什麼要說真話？動因是什麼？李慎之相信哈維爾所解釋的人的「良心」 。李慎之寫道：「哈維爾在存在與人的關係中看到了良心(即良知)，這是我們中國 人不難理解的。『天地良心』、『人心通於天心』、『良心即天理』這樣的話現在 還存在於人們的口中筆下，可悲的只是，這樣說、這樣想的人越來越少了。哈維爾 的特異之處是他從人的同一性(IDENTITY，我譯『自性』)中看到了人的責任，每一 個人對萬事萬物的責任。良心和責任構成了他的哲學的核心。他自己也知道他的話 『非常籠統、模糊和不現實』，但是他保證『所有這些看上去樸素的字句來源於非 常具體的對世界的經驗』。『實事求是』不也僅僅是兩千年前一個漢朝的皇子說過 的相當模糊籠統的話嗎?但是在經歷過20年極左路線之後，又有多少中國人不懂得它 在生活中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哈維爾特別強調公民和公民意識，使得李慎之感慨和「感到一絲悲哀」：「我 在二十多歲時曾當過一陣公民教員。在去年有次討論政治改革的會議上，我說，如 果一個人還能有下一輩子，那麼我的最高願望是當一輩子公民教員。因為我知道在 我們這個國家，要養成十來億人民的公民意識，即使現在馬上著手，也至少得要五 十年到一百年才能趕上先進國家。」 在寫這篇感想時，剛收到劉曉波發來的《我們欠李慎之先生一筆債》的徵求簽 名信，我已經莊重地簽下了自己的名字，沉重表達對李慎之先生逝世的悼念之情。 用這封信的結尾來作為本文的結尾： 先生走了，但留下了彌足珍貴的對自由和尊嚴的踐行精神！先生之文章品德， 使我們受益終身；先生之擔當履踐，使我們自愧弗如；先生之高風亮節，使我們倍 受鞭策；先生之理想人格，使我們背負重責。這一切將永遠砥礪著我們義無反顧地 前行。 李慎之先生不朽，這不是一句空話。他的精神和道義將在我們的文明傳統中延 續發揚。我們將努力，將逝者傳來的精神傳播開來，傳遞下去。□ 2003年4月24日凌晨